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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德高望重的杰基尔博士（Dr Jekyll）发明了一种药物，他服用之后，本性中的善与恶分裂开来，邪恶面化身为恶毒凶残的海德先生（Mr Hyde）。杰基尔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受海德控制，越来越邪恶，最终选择自杀。部分内容是几位关键人物的证言，使得本作品叙事视角独特，尤显与众不同。
《化身博士》（1886）甫一出版，一位评论家就指出，这部作品貌似一个“粗陋的小故事”，实际却“技艺精湛纯熟”
[1]
。自问世，《化身博士》一会儿被看作是哗众取宠之作，一会儿又被称为探讨人类境况的精巧故事，思想深刻。此书出版不到一个月，伦敦幽默漫画杂志《笨拙》（
Punch
）上就刊登了一篇夸张讽刺的仿作；而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2]
则对这个故事赞赏有加，感慨道：“据我看来，这一辈英国小说家所表现出来的才气与天赋或许不逊于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家”
[3]
。显而易见，在关注大众文化意识和心理利益的现代、后弗洛伊德时代，史蒂文森的小说一直反响深远而热烈。《化身博士》是一部卓越的先见性著作，在臭名昭著的伦敦东区“开膛手杰克”案出现之前两年就已出版。《化身博士》中的人物社会身份显赫，内心却孕育着可怕的反社会倾向，正是这个思路为破解两年后这宗真实的命案提供了线索，获得了确定凶手身份的蛛丝马迹。当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4]
的作品还鲜为人知，史蒂文森似乎意在引导人们关注这位精神分析学家的思想，发展心理分析，心理分析的关键概念就是“超我”（即由社会环境设定的自我形象及自我克制）和“本我”（即原始而易变的本能）。“分裂人格”这一主题使《化身博士》家喻户晓，二十世纪涌现出许许多多以此为原型的幽默短剧、恐怖电影或重释性文学作品，其作品中的人物正邪一体，成为标志性形象，代表这个被认定为文化、社会和精神分离的时期，或者说，成为代表这个时期“普通人”的新形象。仅以两部文学作品为例：杰基尔和海德的形象在邓肯·马克林（Duncan McLean）
的《矿工》（
Bunker Man
，1995）中重现，以此阐释被强势镇压的苏格兰工人暴动；在爱玛·田纳特（Emma Tennant）
的《两个伦敦女人：杰基尔女士和海德夫人》（
Two Women of London：Ms Jekyll and Mrs Hyde
，1989）中重现，只是故事里的人物变成了女性。
当然，双重人格的创作思路并非史蒂文森首创。此前曾出现不少这类作品，如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的喜剧《错中错》（
The Comedy of Errors
，1592年或1594年首演）、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的剧作《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Doctor Faustus
，1604）等。但与史蒂文森的创作思路直接相关的，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描写双胞陌生人（doppelgängers）
的作品。例如，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的《科学怪人》（
Frankenstein
，1818）、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
的那些灵异故事（甚至爱伦·坡自己也时常被认为过着污秽阴暗的生活）、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的《红字》（
The Scarlet Letter
，1850），这些作品都是例证，故事里的人物都试图释放隐秘的自我，跨出或者逃离社会规范这个牢笼。
苏格兰文学中，隐秘人格蠢蠢欲动这一创作思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的讽刺诗《威利长老的祈祷》（“Holy Willie's Prayer”，1785年完稿，但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收入彭斯作品全集），还有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
[5]
的小说《罪人忏悔录》（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1824）。这种苏格兰式叙述源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托利党人（Tories）
的贵族心态，高高在上地讥讽清教徒式的辉格党（Whigs）
文化或加尔文主义的苏格兰文化，称其本质是狂热和禁欲。支持詹姆斯党的苏格兰诗人，如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
[6]
的诗《哀约翰·考珀，教堂出纳的仆人》（“Elegy on John Cowper，Kirk-Treasurer's Man”）批判了加尔文主义性格，认为这种性格的人外表沉默寡言，内里却恶毒阴暗；其后，有长老教会背景的彭斯，将威利长老内心的狂暴刻画得入木三分。接着，另一位长老教会教徒，詹姆斯·霍格，甚至塑造出精神崩溃式的人物形象，在浪漫主义时期以创作高超的心理小说闻名。彭斯笔下的威利（Willie）和霍格笔下的罗伯特·瑞吉姆（Robert Wringhim）阴森可怖，却都表明，浪漫主义时期也关注独特个性、异样性格。或许这两例在塑造引人共鸣的人物形象方面并非典范，但与拉姆齐等早期作家笔下的那些单一的加尔文主义式人物相比，更严肃、更引人注目。霍格更是如此，深入挖掘了本土文学传统中双胞陌生人的主题。在西方文化中，双面人魔、变形鬼怪这些创作倾向若追根溯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可福音》（
Gospel of Mark
），基督将污灵赶离猪群的情节。基督问它是谁，污灵答道：“我叫群，因为我们众多”
，意指它多重身份。
人性的双重性也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重要理念。有趣的是，与史蒂文森同时代的神职人士也接受《化身博士》这个故事。例如，一位神学作家表示，史蒂文森的小说是“一个以人类的双面本性为出发点的寓言故事，双面人性这一点使徒保罗（Apostle Paul）在《罗马书》（
Romans
）第七章就教导过我们：‘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7]
。可以说，这种既定的本性是在维多利亚时期幽闭恐惧的气氛中浮出水面，走到文化前沿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8]
的作品和生活就是鲜活的例子。王尔德的众多作品中有一个故事，《道林·格雷的画像》（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891），就以分裂的自我为主题，一度被认为是作者被迫放弃断袖之癖、心情压抑时的产物，《化身博士》也同样曾被认为蕴含性这条暗线。维多利亚时期，整个社会看似墨守成规，观念却极速变化，正处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转折点，人们对理性的探求、对宗教的猜疑、对科学的兴趣都体现在《化身博士》里。或许并非有意嘲弄，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
就曾说史蒂文森自己就是一个杰基尔海德式人物。西蒙兹曾写信给史蒂文森，向这个故事致意，即便是在这封信里，他仍质疑“人是否有资格探查‘人格无终极的深度’（the abysmal deeps of personality）”
[9]
。《化身博士》探究了人们日常难以启齿的一个话题——人类行为中蕴含强烈的欲望，西蒙兹这句话直击要核，更突显出这部作品的现代性。
整个二十世纪，压抑导致人格紊乱这个主题在苏格兰作品中非常重要，在此仅以几部著名作品为例，如詹姆斯·布莱迪（James Bridie）
《解剖学者》（
The Anatomist
，1930）描写的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罗宾·詹金斯（Robin Jenkins）
《摘果人》（
The Cone Gatherers
，1955）刻画的杜罗尔（Duror）还有穆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
[10]
《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1961）的女主人公。这些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人物，他们藉探求知识或者追寻“真理”之名行恶，认为自己能够凌驾于通行的道德规范之上。这条清晰的主线贯穿很多苏格兰文学作品，解读此类作品常借鉴《化身博士》。
表面上看，《化身博士》里的人物刻意塑造得非常粗糙，以衬托隐藏的人格这一主题。中心人物及各配角的形象都大体勾画，描绘了他们的社会角色，或者说，披着他们自己精心维护的伪装。主人公们专业扎实，而且自信阳刚、互相扶持。有趣的是，曾有人听到海德“像一个女人，一个迷失的灵魂一样啜泣”（第44页）。女性受压制、男权至上的观念隐隐贯穿全文。故事描画的几位男性友人总是共享秘密、互为依靠，例如，律师厄特森先生（Mr Utterson）迟迟不肯相信，海德其实就是自己的多年好友杰基尔。医学博士兰尼恩（Dr Lanyon）、海德的管家伯尔（Poole）、议员丹弗斯·卡鲁爵士（Sir Danvers Carew）还有律师厄特森都是父权体系的代表，他们的安稳生活皆因海德叛逆变身而被颠覆。小说暗指海德的双重人格只是冰山一角，是这一现象的代表。以伦敦为例，整个社会循规蹈矩、压抑人性，再加上大都市生活的种种诱惑，两厢胁迫之下，人性的黑暗面便难以按捺，当然，这一点《化身博士》并未明确涉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首都是什么状况众所周知，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查尔斯·狄更斯以小说描画伦敦真貌，悲惨与腐败交织，读者无不动容。史蒂文森笔下的伦敦看上去雾气浓重，幽闭晦暗，但是其社会阴暗面只含混带过。例如，厄特森的“远亲”（第6页），理查德·恩菲尔德（Richard Enfield），表面上是一位“城中名流”（第6页），实际上却神秘的多。像海德一样，恩菲尔德这个人物的个性和行为也未细细描绘。他讲述初见海德的情景时，自己也是“在一个冬天，凌晨三点左右，天还很黑的时候，从某个离家很远的地方回来”（第7页）。那天晚上恩菲尔德做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他含糊其词，不肯明说自己去过哪里，这一点或许就暗示我们，他很有可能花天酒地去了，而这种行为他自己都不想说，或者，根本就不记得自己做过的事了。或许，恩菲尔德也是个“杰基尔海德”式的人物。
亨利·杰基尔（Henry Jekyll）代表我们熟悉的那类科学家，他们不断拓展人类经验的疆域，和玛丽·雪莱塑造的弗兰肯斯坦博士、马洛塑造的浮士德博士异曲同工。杰基尔博士对于从科学层面探究人的特性和品格非常感兴趣，他亲身试验之后确信，人是由“各自独立而又相互矛盾的多种品行”（第56页）构成的一个整体。他因此得出结论，否定人的特性是和谐一体、一成不变的，隐晦地质疑人类秩序这一观点，质疑依赖人类秩序建立公民社会。他尤其相信，人性自私，且充斥或善或恶的社会欲望。从神学角度讲，杰基尔身上或许承载着历史上属于异端的摩尼教（Manichaeism）
教义，善与恶在精神上达到平衡即可以融为一体。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样“善恶兼容”（第56页），本性亦正亦邪，期望将这两种品性分离开，互不相扰。如此，两者在不同时间自由释放，人类欲望之争得以调解，或许这就是杰基尔的初衷，很是诱人，然而，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道德层面看，这种解决方案都过于简单化。故事的结局就是证明：邪恶欲望的化身海德越来越强大残暴，而同时，“善良”的杰基尔却越来越虚弱。面对人类的模糊本性，杰基尔意图将邪恶与良善完美分割，却不意加重了两者之间的冲突。
杰基尔谈及他发明的化学制剂时说的话，暗含对人类肢体的轻视，他称这种药物可以让他“脱下或者穿上躯体的外衣，就像微风摆弄窗帘一样，简单快捷”（第56页）。谈论物质肉体时，杰基尔刻意用词轻率，称之为“无形的帐幕”（第57页）。从这一点看，杰基尔似乎是一个冷静客观的无神论科学家。基督教教义（或者其他所有主流宗教的教义）认为，神圣的造物主将肉体与更神秘的精神（或者灵魂）结合一体，我们要尊敬肉体和精神，而杰基尔却蓄意否定这一点。有些读者或许会以正统思维解读杰基尔的死亡，认为这是对亵渎神灵、狂傲自大的惩罚。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的教义认为，人类生活具有不稳定性，而杰基尔是追求完美主义的科学家，不接受不符合规范的事物或行为，不接受这种不稳定性。
故事一开始，律师厄特森就担心他朋友杰基尔与海德有关联，他模棱两可地提到过杰基尔过去生活中的种种不轨行为。
他想：“可怜的哈里·杰基尔（Harry Jekyll）
！恐怕他遇到麻烦了！他年轻时生活放纵，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现在看来，上帝之法来制裁他了。唉！肯定是的，过去的恶造就今天的果，多年前的罪行最终无法隐藏：惩罚降临了，惩罚踯躅尾随，尽管罪行已经非常久远，远到也许罪人自己都已忘记或者自私地宽恕了自己。”（第17页）
厄特森以为，杰基尔可能很久之前犯了错而未得到惩罚，如今正因此遭受折磨。事实却是，直到最近这段时间杰基尔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旧品性，而不是改正它。杰基尔年轻时“生活放纵”，正是这不羁的品性化身变成了海德。萦绕在杰基尔心头的并不是善念，而是受压制的邪恶欲望。厄特森对这种情形的理解完全与事实相反。他是位可敬的律师，同时也思忖上帝的工作方式，透过这个表象，我们或许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个自鸣得意的人。他根本不关心朋友是否应该有“隐藏的罪行”，甚至私下思索之时都很谨慎，或者婉转，因此他并没有细讲杰基尔以前的“放荡不羁”具体是什么。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杰基尔的心神不宁：只要他的放纵行为不暴露，社会地位不会成为他的羁绊，与他同一阶层的伙伴也没人会干涉他。那么，杰基尔做的最荒诞的事就是，以自己为实验对象，创造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存在应该受到质疑，却从没有人质疑过。杰基尔认为，只要他享受这些“乐子”的时候小心谨慎，不被发现，就可以继续做个令人尊敬的专业人士：
我最不该犯的错误就是乐于享受，这种性格会让很多人活得幸福快乐，但我呢，还想在人前保持庄重的形象，受到尊重，这两者背道而驰。于是，我只好私下偷偷找乐子，但是思考多年之后，我开始认真观察，权衡自己的前途地位，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其中，无法从这种表里不一的生活中抽身了。（第55页）
即便是在杰基尔留下的“自白书”里，这位科学家也避而不细谈自己的那些“乐子”究竟是什么。为了维护男性专业人士这个群体的社会形象，群体成员自始至终对此三缄其口。
律师厄特森最初关心的，是老友杰基尔能否像以前那样镇静沉着：“厄特森说：‘杰基尔，你了解我，我是个可靠的朋友。跟我讲明白这件事吧，我肯定会帮你解决难题。’”（第20页）厄特森说他自己是个“可靠的朋友”，意思是他是可以保守秘密的人，所以，从读者角度看，他执迷不悟包庇罪恶，是串联整个故事的线索之一。根据厄特森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个乐于帮助朋友的人，即便看重道德，也在杰基尔的麻烦初现端倪的时候就主动帮忙。当然，所有的事都需谨慎小心，以免爆出丑闻。例如，在卡鲁爵士凶杀案中，杰基尔给厄特森看了一封信，这封信署着海德的名字，隐晦供认自己是凶手，而厄特森没有把这封信交给警察，他的行为其实等同于隐瞒证据。藏匿这个证据不是替老友的分身掩盖罪行，而是为了维护杰基尔的名声，虽然厄特森认为这封信可能是杰基尔为帮助凶残的海德伪造的。因此，为了他们那个社会维持表面上的光鲜可敬，厄特森成了杰基尔的同谋。当然，“海德”（Hyde）这个名字带有浓厚的讽刺意味，意指隐藏（hide，与捉迷藏游戏“hide and seek”何其相似），厄特森也参与其中，时时处处隐藏真相。这位律师的名字大概源于“utter barrister”（外席律师），是一种称谓，指那些不是御用大律师的法律人士。史蒂文森为什么以人物的职业或者公开的头衔取名呢？答案是，为了再次扣题，呼应故事的主旨，故事里的那个社会，表象重过实质，每个人物都非常珍惜这个光鲜的外表，不管私底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个社会都不想承认。每个人物的名字都经过精挑细选，还有一例证明这一点，就是那位“城中名流”恩菲尔德（Enfield），这个名字也有讽刺意味，因为恩菲尔德原指伦敦的一个郊区。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他同样极力维护自己的形象，看似坦诚直率，实则隐匿了自己见不得光的行径。厄特森（Utterson）的名字也是反讽，词的本义是“说出、表达”，而他很早就获知了杰基尔的某些秘密，却一直没 说出 事实（说事实、探真相可是法律人士的一大利器）——他甚至刻意忽视事实，即使这个事实越来越清晰。
厄特森本身就是一个双面人物。他总是一副不苟言笑、高冷缄默的样子，但与老友聚会品酒时，“双眼也会熠熠发光，流露出人情味，这种人情味在他的言谈中却从未显露半分”（第5页）。厄特森就算喜欢葡萄酒，独饮时也只喝杜松子酒，“爱好戏剧，却20年来从未踏足过剧院”（第5页），此处暗喻人性受礼教压制，困于厄特森的内心深处。他尽力不去评价他人他事，漠不关心职业生涯中遇到的邪恶与不平。作者写道，厄特森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他对自己的评价别具一格：‘该隐的邪说害人不浅啊，我竟然看着自己的兄弟走错路却未加阻止’”（第5页）。后面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不会干涉他人。该隐（Cain）是圣经故事中的人物，亚当（Adam）之子，与亚伯（Abel）是兄弟，上帝青睐弟弟亚伯的供物，该隐出于嫉妒杀死了亚伯并将其财产据为己有。这段情节自然可以作为《化身博士》这个故事的出处，恶“兄弟”海德“毁灭”了受到社会认可的善良“兄弟”杰基尔。厄特森不会进行道德干预，无论别人是谎话连篇还是恶行恶状，他都放任不管。维多利亚时期的卫道士通常较为严厉，厄特森并不是这种严厉的大家长，总是忧心忡忡时刻提防，他与此不同，他容忍世俗世界某个个体违反道德规范。因此，厄特森非常“克制”，心情欢愉的时候克制自己不表现出来，人性的邪恶扑面而来的时候也不谴责。随着故事的发展，厄特森越来越不敢面对杰基尔或者海德的堕落与邪恶。像兰尼恩一样，他自足自满的心态出现了波动，被迫对杰基尔的衰败采取更多的行动。开始，他认定海德杀死了杰基尔，所以杰基尔才不见踪影。但是，他阻止仆人进入杰基尔上了锁的房间，恳求杰基尔的管家伯尔不要声张，此时，厄特森越发肯定，他的老友与那个恶棍有特殊关系，他更想保住秘密，而不去想怎么对付这个恶棍。这位律师的名字颇具讽刺意味，这种取名方式是承自十八世纪文学的老传统。面对越来越多的证据，厄特森确实在极力地避免消息泄露，不想让人知道那些坏事是杰基尔做的，面对公众时更是小心防范。
卡鲁死了，杰基尔本人最后也死了，此外，这部小说还细致描绘了兰尼恩博士重病，不治而亡。杰基尔行为诡秘，兰尼恩非常疑惑，因此，这位科学家就告知兰尼恩博士，会派人去见他，这个人会让他明白一切。见面时，他问海德：“您从杰基尔博士那儿来？”（第51页），一语似乎双关，一脉承袭了整部小说的讽刺风格。兰尼恩这样描述他与海德这次碰面：
我之前说过，他身材矮小。一见面，我就被他的外貌惊呆了。他那副可恶的表情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很诡异，他看上去身体虚弱，肌肉活动却很灵活。还有一点，他在近旁，我总觉得心神不宁，就像是生病一样，肢体僵硬、心跳减弱。我认为这都是因为我反感厌恶此人，只是讶异这些反应竟然如此强烈。事后，我相信，这是出自人类本性，比憎恶这种情感更高尚的一种表现。（第51页）
这一段在故事中非常重要。这位医生的新陈代谢减缓，也变身了，尽管转变程度远不及杰基尔。就像是直面他人的毁灭，他立刻充满同情（以中立的立场），品头论足，凭直觉判断这是人性丑恶所致。兰尼恩为什么此后莫名病倒，甚至去世了呢？他科学精准地描述了自己与海德的会面，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点线索。他的描述隐晦地暗示我们：维多利亚时期，尤其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1]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化论（Theory of Evolution）提出后，似乎有一种恐惧逐步蔓延。到十九世纪末，西方文化中出现一股思潮，害怕科学会逐步证明人类像动物一样，只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一种化学实体，而非被上帝选中的优等生物，承载着追求美德的使命。杰基尔对自身的邪恶面进行科学探索，却堕落或退化为海德，这严重危及维多利亚时期的那种乐观主义，使道德教化越来越成功这一想法分崩离析。兰尼恩也是科学界人士，得知人类本性中的恶比善更易提选之后，似乎堕入绝望，才一命归西。兰尼恩死了，最符合逻辑的解释是，在这个良善不再是人性之本的世界，他无法生存。至此，兰尼恩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文学作品中某类人物形象的先驱了：这些人物，在不敬奉神灵的世界里恐惧忧虑，痛苦不堪。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面对真相，兰尼恩只能屈服吗？一方面，毕竟亲眼见识了人性的黑暗，他恐惧惊骇，值得同情；另一方面，维多利亚时期的基督教教义和社会观，否认恶总是如影随形，看不到恶时常变换成新模样（正如魔鬼撒旦，英文为Satan，幻化成蛇）与人性抗衡，这种见解肤浅安逸，不得不说，兰尼恩完全是其代言人。
杰基尔的命运让我们看到，科学地探索人性只会作茧自缚。梳理一下他的记事录，就可以看到，这位科学家的实验貌似精确，却出现了严重的不确定性：
要是我在写这份自白的时候变身成了海德，这个恶魔肯定会把它撕得粉碎；但是如果我能在变身之前写完，能有时间藏好这件东西，那个极度自私、眼光短浅、貌似猿人的恶魔，就无机可乘了。我们两个都注定毁灭，他已经被这个宿命击垮。半个小时后，我又会变身，会永远变成那个可恶的人，我知道，我可能会坐在椅子上哭泣，或者在这个房间里烦躁地来回踱步（这个房间是我在世间最后的避难所），同时，每一丝响动都让我心惊胆战。海德会被绞死吗？他是否有勇气在最后一刻自我解脱？上帝啊，谁知道呢？！我不管了，我自己可是真的死期将至了，干吗还去关心那个人。现在，我写完了自白书，封好，然后亲手结束亨利·杰基尔不快乐的一生。（第70页）
我们此处看到的情形，和詹姆斯·霍格的《罪人忏悔录》里罗伯特·瑞吉姆临死前的行为相似，瑞吉姆躲在村舍里，以为有恶魔在追赶，惊惶不安地留心着外面的一声一响。像瑞吉姆一样，杰基尔也效仿古代基督徒写了自白书，将自己的罪孽坦承于人前。也是像瑞吉姆一样，杰基尔释放出自己本性中的恶，又在躲避着它。那么，《化身博士》是不是一个传统的道德教化故事呢？这个故事是不是要告诉读者：过度自负必会招致惩罚，人类以为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却根本做不到？这种解读与霍格《罪人忏悔录》中抨击加尔文主义异曲同工（加尔文主义主张，上帝无条件拣选获得救赎者，不可拒绝、不可改变）。或许史蒂文森的作品的确采用了霍格的手法，蕴含一个更普适性的警示，提醒人们不要太过乐观，不要对一些现代科学实验和探索深信不疑。
《化身博士》中有大量的对立冲突，或许都是最根本性的对立冲突，如光明与黑暗、成人与孩童、男性与女性，因此反响热烈；叙述故事时又故作神秘、环环相扣，紧紧抓住读者心理，因此引人入胜。各个故事情节都只吐露部分信息，半遮半掩，吸引读者探究。与那个小女孩意外相撞后，海德为什么会踩踏而过，我们一无所知。唯一的线索是，海德极端自私，罔顾他人生死，丝毫没有成年人对孩童该有的热情和关怀。他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既定的社会规范。另一个对立冲突出现在丹弗斯·卡鲁爵士（Sir Danvers Carew）被杀案中，一个少女从窗口看到了整个凶案过程。她自在安详，正坐在月光下浮想翩翩：
就在那时，她看到一位满头银发的绅士，正沿着小巷慢慢走过来……他讲话时，月光洒落在脸上，让她看清了老绅士的相貌。这位绅士看上去纯良和善，和蔼亲切……（第21页）
这位少女的讲述似乎坦率直接。这个小配角，一个头脑浪漫的年轻女子，她眼中的世界“纯良”“和善”；紧接着，海德出现了，她惊恐地看到，这个世界被海德无情地摧毁。海德用手杖打、用脚踢，杀死了卡鲁，此处呈现的，是单纯美好的善与毫无缘由的恶之间的对立冲突。但是，那位少女仅依据卡鲁的外貌就断定他品德高尚，我们必须警惕，这纯粹是以貌取人。她全凭猜测，而不是客观的观察，去判断街上发生的事情。她看到卡鲁想同海德说话，“好像只是问路”（第21页）。那么，立刻出现一个谜团：卡鲁想找什么呢？他要去哪里？有评论家认为，卡鲁可能是在找同性伴侣，询问海德是否有意，才导致海德勃然大怒。卡鲁“优雅的举止”（第21页）可能是这种提示，但是，就像那位少女想象出一个故事一样，性阐释完全是以现代视角、现代思维方式进行的解读。然而，这个情节如果和性欲意味相关联也是有道理的，这样就可以展现另一个同样受压抑、被传统所不齿的社会角色。卡鲁要想找到一位同性伴侣，的确只能偷偷摸摸地夜间行事，去问一位陌生人。那么，这个故事模式就是：狂躁放纵的海德，毁掉了和他自己相似的另一种受压制的社会角色，受压制的行为出现恶性循环。社会在压制某种欲望，最终却释放出另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极端危险、肮脏不堪。像小说中有些人物一样，对卡鲁我们也知之甚少，因此无法得出定论。两种观点可能都成立：传统观点认为，如那位少女所想，卡鲁非常纯良、品德高尚；但眼光明锐的读者却认为，卡鲁这个人物也不简单，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无法确信。通常这种情况下，读者就会站出来说，本故事应该有明暗两条线，整部小说从始至终都是双重主线。
此前，我们已提到过，某些人物，例如杰基尔，他们的体面名望只是表象，故事叙述得很清楚；而另一些人物，如恩菲尔德，他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却隐晦不清。我们也提到过，《化身博士》以含蓄的方式，质疑城市能否被称作是一个理性的、多功能的工商业机器；故事里的伦敦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处处暗藏着难以驾驭的人类欲望和疯狂。至少从十八世纪末开始，作家们就常常把都市环境和社会看作是激发某种疯狂心理的诱因，而不仅仅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地域规划形式。但是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城市充斥着孤僻的个体、迷失的灵魂，这陌生的一面在作家们笔下越来越突出，如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
的长诗《暗夜之城》（
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
，1874），其主要人物在矫揉造作的都市中倍感压抑和孤独。都市令人厌倦这类文学创作主线，从十九世纪末的“信仰危机”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主义，二十世纪初出现的一些文学作品更是表现出强烈的不安感，如T．S．艾略特（T．S．Eliot）
[12]
的诗《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1917）。
在《化身博士》的带动下，许多文学经典都将城市描述成一个孤独可怕、令人不安的地方。直白的描写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而是源于作者对空间的操纵，这个空间既包括故事的情景空间，又包括叙述空间。小说各组成部分的篇幅长短不一，刻意构成一个粗糙的整体。这些部分或许都称不上是章节，此书的各个版本通常也不用编号排序。第一部分题为“门的故事”（Story of the Door）。接着，拍面而来的，却是在泱泱都市中一扇“紧闭的门”，很快，这扇门把我们带入一个神秘、邪恶的空间，但又阻隔了读者的视线。就在这扇门外，是一个繁忙而简单的所在：
那扇门破败斑驳，没有门铃也没有拉环。懒散闲逛的流浪汉曾在门洞停留，在门板上划火柴；门前台阶上，时常有孩子玩游戏，模仿大人买卖商品；门边墙角处，可见道道划痕，是学童试验小刀锋利度而留下的印记。这扇门似乎几十年未曾敞开过，没有人出来赶走散漫的访客，也没有人修整破败的门庭。（第6页）
这条后街，就是一处被遗忘的角落，透着一股野性、凶猛的气息。虽然从功能上看是一处入口，是一条通道，但似乎它自身已经成为一个象征着黑暗空间的图腾。
这就是海德走的那扇门，他无情地踩伤了一个小女孩，被女孩的家人和恩菲尔德围堵的时候，就是走进这扇门，取出支票赔偿给他们。但是，恩菲尔德却不愿进一步探究这所房子。他暗示说，自己不想揭露任何事，以免让别人陷入尴尬境地，对这所房子，以及海德竟然占用这所房子并自由出入这件事，他说：“越是尴尬之地，越要远离”（“the more it looks like Queer Street，the less I ask”，第9页）。恩菲尔德理所当然地认为，海德或许牵累了某个可敬的人家，使之陷入经济或社会丑闻。“Queer Street”是一个常用词，意指“困境、尴尬境地”，但此处再次指向变形，含义更丰富。借由这所房子以及故事的大部分场景，我们踏进了一片奇特的未名之地，或者蚀变区域。后来，我们发现，这扇门恰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绅士之家的后门，为小说人物和主题的逆转做好准备。就算这条街道也具有双面性，暗示这种“怪事”可能乍见之下非常罕见，事实却并非如此，或者并不仅杰基尔博士一例。与其说黑暗面或备用门与这个人物相关，不如说是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现象。
海德半夜秘访杰基尔博士家，还有那位少女透过窗户目击卡鲁被谋杀，让我们再次看到，这种行为举止的空间是有限的。这部小说给我们一种空间极度狭窄的印象，杰基尔再也无法自由变形而困在实验室，最终构建起一个幽闭恐怖的实境。《化身博士》的记叙手法也功不可没，断断续续又纯粹主观的描述，进一步构建起这个隐秘的空间，更突显出社会现实与我们的臆想相差甚远这一思想。这部小说根本找不到主叙述者，而是由一系列长短不一的叙述性文本拼凑而成，无论从形式还是主题方面来看，或许我们都该把它归于前现代主义（pre-Modernism）
作品。史蒂文森对叙述元素的编排非常特别，手法游移不定、不断变换。故事开篇是全能视角，以第三人称叙述，接着换到兰尼恩博士的视角，他吓得魂飞魄散，战战兢兢地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结尾是杰基尔的视角，是他在颓唐绝望之时留下的自白书。此外，还穿插着其他视角的叙述文本，例如海德的信件、杰基尔的遗嘱等，令人眼花缭乱。
杰基尔的自白书之后，没有出现任何叙述者来整理故事脉络。我们无法沾沾自喜地认为理清了叙述顺序，只能得出一个多少有点模糊的结论。我们只看到一个身处绝境之人的临终遗言。那么，要想知道这扇门通往何处，我们得慢慢来，越是接近谜底，气氛越压抑。小说前八段以全能视角记叙，此中还穿插了恩菲尔德一开始讲的那个故事，着意渲染了神秘莫测的气氛。《化身博士》这个故事就像俄罗斯套娃（Babushka dolls
），一层套一层，恩菲尔德讲述的故事是第一层，随着后面一系列人物的自述，我们一步步深陷其中。但是，零散的故事片段、隐秘的行为动机与绝望的心理状态之中隐约可见一种诉求，期望人与社会都能敞开胸怀、坦诚相待。期冀人们能够更加真诚，《化身博士》的现实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1] 转引自安德鲁·朗（Andrew Lang，1844—1912）的未署名评论，发表在美国杂志《星期六评论》（ Saturday Review ）上，收入保罗·麦克斯纳（Paul Maxiner）主编，《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批判继承》（伦敦，1981），第199—202页。
[2] 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著名英国诗人、耶稣会牧师，其诗歌善用跳韵（sprung rhythm）及意象，代表作为《茶隼》（ The Windhover ，1877）及一组宗教诗和内省诗，后者由六首诗组成，因情感哀伤而获“黑色十四行诗”（Dark Sonnets）或“阴郁十四行诗”（Sonnets of Desolation）之称，创作于1884—1885年间。
[3] 这篇仿作见《笨拙》（ Punch ）1886年2月6日版，转引自《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批判继承》（伦敦，1981），第208—210页；霍普金斯1886年10月28日写给罗伯特·布里奇斯信中的评价转引自《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批判性继承》（伦敦，1981），第228—230页。
[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奧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著有《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1899）、《图腾与禁忌》（ Totem and Taboo ，1913）、《精神分析引论》（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1940）等，被称为“精神分析之父”。
[5] 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1770—1835）：苏格兰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以苏格兰语、英语写作，出版作品20余部，《罪人忏悔录》（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1824）是其代表作。
[6] 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1684—1758）：苏格兰诗人、剧作家、编辑，代表作为乡村喜剧《温柔的牧羊人》（ The Gentle Shepherd ，1725）。
[7] 见载于英格兰和爱尔兰联合教会发行的刊物《岩石》（ The Rock ）1886年4月2日第3版的匿名评论，转引自《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批判性继承》（伦敦，1981），第224—227页。
[8]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著名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倡导唯美主义艺术，19世纪90年代早期伦敦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剧作《不可儿戏》（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1895）等。
[9] 见约翰·阿丁顿·西蒙兹1886年3月3日的书信，转引自《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批判性继承》（伦敦，1981），第210—211页。《巴伦特雷的少爷》（ The Master of Ballantrae ，1889）
[10] 穆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18—2006）：苏格兰小说家、短篇作家、诗人、散文家，2008年《泰晤士报》（ The Times ）评选的“1954年以来最伟大的50位作家”中位列第八名，《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又译《春风不化雨》）是其代表作。
[11]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著名英国生物学家、地理学家，主要研究成果是以“自然选择”及“共同起源”为基本思想的“进化论”，出版《小猎犬号航海记》（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1839）、《物种起源》（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等科学著作。
[12] T．S．艾略特：全名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常写为T．S．Eliot，1888—1965），出生于美国后移居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剧作家，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称为“二十世纪最顶尖的诗人之一”，作品数量不多但影响深远，代表作有诗歌《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1943）、长诗《荒原》（ The Waste Land ，1922），以及戏剧《大教堂谋杀案》（ Murder in the Cathedral ，1935）、《鸡尾酒会》（ The Cocktail Party ，194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