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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旅游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包括旅游领域经济与文化的区隔对立，工作与休闲的区隔与对立，精英与大众的区隔与对立。
从经济与文化的区隔来看，文化与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永恒命题。长期以来，这两个维度似乎是两条平行线，不仅互不交叉，甚至还互相排斥；随着时代的发展，两者也时时互相试探，谋求互动和融合。随着经济学的“文化转向”，文化领域的“经济”拓展，经济与文化日益呈现对话的趋势，“经济学认识到人们的行为并不只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认识到所有的经济制度都要作为社会结构来深入理解，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从社会结构来分析利益问题，社会学家也尝试采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从而更多维地来把握和证明一些社会问题的假设”
。这样的对话，促使人们以更为包容的心态和更为多元的方法去看待文化创意现象，当然也包括创意旅游。总体来说，一方面文化创意的价值也可以必须被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中来，另一方面，对文化资源配置和产出的效率，对创新创意的驱动关注都为文化的深度研究提供了可能。
旅游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很好地说明了人们认识的变迁、社会需求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因旅游产业，尤其是在入境旅游、饭店住宿强大需求的拉动下，旅游被自然而然地归属于产业门类。旅游业从建国初期隶属于外办的外事接待部门，从行政事业单位的属性转变为自负盈亏的旅游企业。从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到各大旅游院校的学科设置，旅游部门、旅游专业都是一个与经济、产业最为密切相关的领域。简单来说，旅游的存在是为拉动消费、为直接的经济产出服务的。2018年，在中国机构改革和调整中，中国文化部与中国国家旅游局合并为中国文化旅游部。这对于旅游来说，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如果说理论界文化与经济的互动融合早已产生，那么实践领域中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和体现。文化创意对旅游发展的作用将得到更为重要的体现。文化创意思维对旅游的影响不仅是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也将带来更为广阔、更为深层次的影响。
创意旅游的生产究竟属于工作还是属于休闲？细究之下，其实创意旅游不仅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区隔，也恰恰体现了工作与生活在休闲境界上的融合。休闲旨在倡导并建立一种真正以人的体验为中心的生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让人成为其自身”！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赞同人的中心主义，而是充分认识到人类局限的冷静思考。人之体验重要性的凸显，恰是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对人的身心割裂、对人与世界割裂的副作用的反思与纠偏。
休闲一词在当代广为使用的重要背景是对快节奏生活的反思，对“时间就是金钱”警句的反思，对急功近利发展模式的反思，取而代之的是对以休闲为内核的“慢生活”的向往，对以休闲为引导的快乐主义的向往，对休闲所指代的品质生活的向往。休闲是境界，也是生活。休闲所追求的最高目的是审美体验，但休闲从来不是静观的，而是以动态的身体投入不断变化的日常生活之中。如同伯林特所建构的环境美学中所阐释的一样，环境美学反映了人与环境的连续，强调参与、感知和体验；创意旅游则反映了在休闲状态下美学与日常生活的连续，并同样强调参与、感知和体验；环境美学的着眼点无疑是环境，休闲是从人出发，并为了人的。
后福特主义与创意旅游：企业生产的商品日趋个性化、灵活化和时尚化，而不仅仅是生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休闲也是一种劳动形式，此观点现在发展为经济价值是由消费者创造的，所以这样的经济系统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
这个时代还有精英吗？还需要精英吗？文化只有精英可以创造吗？回答统统不是。大众才是时代的真正创造者，也是创新创意的主体。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普及，使人人都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的大众化趋势不言自明。大众，从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被教育者成为文化内容的创造者和生产者。
当代旅游趣味的多元化，不仅表现在旅游动机、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旅游方式方面，原住民的文化、徒步穿越、热气球观光、湿地观鸟、主题公园游乐等，都可能成为旅游者的兴奋点；更深一步说，旅游的大众化从实践上推动了对趣味标准唯一性的否定。
“大众化”，在文化研究，尤其是审美文化研究领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词，招致批判的是与“大众化”紧密相关的“滥”与“低级趣味”；在旅游界，“大众旅游”专指一个时代，大众旅游时代意味着大量涌入的旅游者对敏感、偏远的自然和文化环境的破坏；但也必须看到，旅游的大众化，首先或者说最基本的含义是更多人的参与。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旅游的大众化，更准确地说是平民化，从事实上推动了审美的大众化。大众首先意味着“去精英化”和“去中心化”。总是有人担心审美品位的“世俗化”。事实上，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也充斥着不堪入目的脏话，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当年也不过是“世俗文化”的一部分。诚然，大众化也存在“大众化”所带来的“暴政”，需要理论的批判和反思；多元化亦并不是对道德判断的简单否定，并不代表价值的虚无化。
新的文化政策不必再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打破大众与精英的区隔，意味着公民的参与度的增加，还意味着旅游者权力的增加，不仅包括决策的显性权力，还包括表达和传播的隐形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