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首都系全国的政治中心，为天下贡赋汇集之所，理当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又因京师坐食者众，生活物资皆仰赖外地的供应，故商业必然兴盛。然而造成六朝都城建康繁荣的原因尚不止于此，其时官员普遍殖产兴利，或出为外郡，挟带大批外地搜刮而来的资财返京；还有交、广的财富都是造成建康繁荣的因素。因此，六朝建康的富饶实是集合全国各地财富砌积而成的。本文分五节讨论建康财富的来源。
六朝立国江南，主要依靠吴会贡赋，这是因为在此一时期中太湖流域和浙东地区是整个江南最为富庶的地区。
汉末会稽一地即以富足著称，许子将云：“会稽富实，（孙）策之所贪。”
孙吴原以江东六郡为根本
，后来一再征伐拓展，而拥有扬、荆、交州三州，然孙吴仍以经济富裕的扬州区域为其立国的经济基础，军国所需，主要仰赖扬州的贡赋。孙权自武昌迁都建业，主要是为了迁就经济中心；孙吴末年，孙皓虽曾一度迁都武昌，但因远离扬州，难以久居，一年之后，便又还都建业。
中原板荡，晋室南渡，东晋疆域仍有西晋之半，犹称辽阔，而诸州之中较富饶的也只有荆、扬二州，《宋书》云：“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然荆州虽民户殷实，物产富饶，但基于下列两个因素，使荆州在经济上不能大力支持朝廷：一则扬、荆山区本多未开化的山民，扬州有越民，荆州有蛮民。孙吴一代致力于山越的讨剿与开发，山越渐次平服汉化，自孙吴以后，史书中就不见山越之名称。
荆州则历经六朝皆困于蛮民的寇扰，故须“外抗强寇，内怀百蛮”，其开发的速度自然大受影响。二则孙吴以降“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荆州为军事区，所以赋税收入大部分用于支持当地军府，荆州虽号称富实，也无法供输朝廷。至于其他各州原自贫窳，租税仅足供本地之用，有的甚至仰仗朝廷供给。因此朝廷仅能够倚赖淮海扬州的贡赋，宋世虞玩之（？—493）上表即指出这一点：
江、荆诸州，税调本少，自顷以来，军募多乏。其谷帛收入，折供文武。豫、兖、司、徐，开口待哺，西北戎将，裸身求衣，委输京都，盖为寡薄。天府所资，唯有淮海。
齐竟陵王子良（460—494）也说：“石头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东，深关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恤。”
因此扬州的重要性就不仅止于它是帝畿京城所在地，同时也是朝廷的经济支柱。
至于扬州所包括的范围，因六朝时代疆域不断地分划，境域变迁，故难究其详。以孙吴时代而言，扬州涵盖今日的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安徽南部及福建北部。刘宋以后，分割荆、扬，以置新州，扬州的土宇稍蹙。扬州境内，以浙江（今钱塘江）两岸最为富庶，浙西即三吴平野沃区，浙东则以会稽郡最为丰实，两者合称“吴会”。孙吴立国，军国所需，主要仰赖吴会贡赋；东晋及南朝四代，也都以吴会为其经济命脉。东晋王羲之（303—361）反对北伐，即认为“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系不智之举。
六朝人更常把吴、会喻为两汉关中、河东区域，因西汉都长安，而关中最为富庶，“天下财赋，关中居半”；东汉都洛阳，亦仰三河的丰沃，吴会对六朝的重要性，正如关中、河东之于两汉的重要性一般。宋世范泰（355—428）云：“今之吴、会，宁过二汉关、河。”
齐竟陵王萧子良也说：“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
陈世“军国之用，咸资东境”。从都城建康到三吴、会稽，须循秦淮河东行，经破冈渎，衔接三吴水运系统以达吴会，所以称吴会为“东境”；而由建康往吴会称“入东”，自吴会到建康则称“出西”。扬州为根本所系，因此扬州刺史位望隆重，号称“神牧”
。又扬州的奥区吴会之地，其郡守地位也不同于一般郡守，虽然会稽、吴兴、吴郡太守、丹阳尹与万户以上郡太守秩俸同为二千石，但万户以上郡太守只是六品官，而上列三郡太守及丹阳尹却为五品官。
吴会为“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的主要粮米产区，建康众多的官吏家口、商人、军人皆仰赖此区的粮食供应，三吴的漕运便成为建康的生命线。此粮运线如被切断，则建康难免乏食饥困，东晋孙恩（？—402）之乱扰及东土时，漕运不继，京师缺粮，甚至以麸、橡给食士卒。
朝廷既倚重吴、会贡赋，因此这个地区赋役特别繁重，而且只要国用增加，便加赋于此区。自齐以后，又多一项“塘役钱”，塘役乃因会稽地区边湖带海，须修塘防潮，或壅陂湖，修补桥路，故人民自订塘役之功，本来是一种地方公益的义务劳动。然而，至齐世却将多余的功力评敛为钱，送交朝廷，成为另一项赋税：
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王）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上许之。竟陵王子良启曰：“……臣昔忝会稽，粗闲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桥路须通，均夫订直，民自为用。若甲分毁坏，则年一修改；若乙限坚完，则终岁无役。今郡通课此直，悉以还台，租赋之外，更生一调。……”上不纳。
晋世吴会百姓即苦于赋役繁重，王羲之每上疏谏诤。
自宋孝武帝开始，征求迅速，更派遣台使至郡催逼，台使相望于道，百姓甚至自残躯体以避征役，鬻妻卖儿以充赋税。
由于役繁赋重，而一般豪族富室又多是士籍，不负赋役之责，所以负担全落在贫苦的百姓身上：
山阴一县，课户二岁，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极贫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
平民百姓原已穷困，难以自存，赋役的加重，更使他们无以为生，因而农民就纷纷却籍逃亡，以避赋役。他们或亡命山湖，聚以为贼；或逃匿都市中，经营商业；或投靠世家豪族，以为佃客；甚至逃至扬州以外的地区，如广州就常是避役者逃匿之所。
东晋南朝的民乱几乎都和吴会地区赋繁役重有关，如孙恩作乱，其党徒皆三吴之人；
晋安帝时吴中王之乱
，刘宋三吴地区多盗，郑鲜之（364—427）上书云：“三吴心腹之内，诸县屡败，皆由劳役所致。”
齐世富春唐寓之亦聚避役百姓三万人为乱。
六朝吴会地区为朝廷的经济命脉，而建康又仰赖此区粮食的供应，因此三吴、会稽实为朝廷根本；如不能控制吴会地区，或切断建康和此区的交通，则无异斫断建康的生命线。因此六朝的内叛外寇常以摇动三吴作为手段，而朝廷的防守亦以保有吴会，以及维持建康和吴会交通的畅通为基本策略。东晋苏峻作乱，占有建康时，郗鉴（269—339）即建议断绝东土和建康的道路，中止建康的补给，以困苏峻：
（郗鉴）乃遣将军夏侯长等间行，谓平南将军温峤曰：“今贼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峤深以然。
又宋世孔璪游说会稽长史孔据会稽而叛：“若拥五郡之锐，招动三吴，事无不克。”
又梁末徐嗣徽、任约引北齐军入寇，占据石头城，武帝问韦载对策，韦载云：
齐军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时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即侯景故垒筑城，以通东道转输，别命轻兵绝其粮运，使进无所广，退无所资，则齐将之首，旬日可致。
吴会地区和六朝政权有如此密切的关联，吴会的摧残破坏，即影响朝廷贡赋的收入及都城的繁荣。梁末侯景为乱，占据建康，并遣兵攻掠三吴，肆行暴虐，三吴为之荒残；建康在侯景乱后骤然衰落，及陈室国力衰微不振，实和梁末三吴的残破，未能复元有关。
东晋南朝州郡县守宰的薪资在公俸之外，还有当地物产的“杂供”，《南齐书》云：“宋氏以来，州郡秩俸及（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
实则东晋时已是如此。此外，他们在上任瓜代之际，又有一笔额外收入：“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
六朝政风不良，刻剥纳贿，蔚为风气，外郡守宰更恣意聚敛，因此仅资公俸的京官贫薄，而外郡牧宰则多丰润。
朝廷深明外郡资禄丰厚，常以之酬庸大臣。如宋武帝为奖赏傅亮（374—426）的勤劳，拟赐他为东阳太守，傅亮上表恳辞，云：“伏闻恩旨，赐拟东阳，家贫忝禄，私计为幸。”
可见出为外郡最大的好处在于禄厚。又京官禄薄，朝廷欲家贫的京官厚殖产业，常使他们到外郡做短期的官。如齐武帝因王晏家境清寒，所以欲任他为江州刺史
。梁武帝也因萧介清贫，嘱咐何敬容云：“萧介甚贫，可处以一郡。”
齐世更下诏言明这个原则：
（永明十一年）九月癸丑，诏：“东西二省府国，长老所积，财单禄寡，良以矜怀。选部可甄才品能，推校年月，邦守邑丞，随宜量处，以贫为先。”
齐世王琨也主张“外方小郡，当乞寒贱”
。
大多数出为外郡的官员任满返京时，都带着他们在外郡搜刮来的财富，返回京师，称为“还资”。还资中除了钱财之外，也包括当地的土产器物，运回京城贩卖求利：
（谢）安少有威名，时多爱慕。乡人有罢中宿县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曰：“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师士庶竞市，价增数倍。
（崔慰祖）父梁州之资，家财千万，散与宗族，漆器题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远近。
（王筠）寻出为临海太守，在郡侵刻，还资有芒
两舫，他物称是。
外郡牧守除了公俸之外，又有杂供、还资，收入丰厚，如齐世王秀之为晋平太守一年，禄俸充沛，请调回京，时人因其不贪求，故说“王晋平恐富求归”
。在任久者，还资更为可观。宋雍州刺史张兴世罢任还京，还资三千万。
齐豫章王萧嶷（444—492）任荆州刺史，拥还资三千余万。
梁新安太守张率，遣家童载米三千石还乡。
外郡不只刺史郡守营聚搜刮，其宾客僚属又多为京城贫寒之士，他们出为外郡，也都抱着发财的心理，故好利而贪贿：
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多瘴疫，人情惮焉。惟贫
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史，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
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营聚蓄，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僚，并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
宾客僚佐的贪残有更逾越在上的郡守刺史。百姓若有所求，皆须透过僚佐以达牧守，而非输钱不可通。如梁朝萧子恪（478—529）为雍州刺史，其宾客中江仲举、蔡远、王台卿、庾仲容四人皆纳贿蓄积，时人歌云：“江千万，蔡五百，王新车，庾大宅。”
出京发财的郡守刺史及其宾客僚佐以各种方式来积聚还资。因俸禄以外的杂供，各处不一，故齐豫章王嶷曾请立定规制，颁下四方，
但其实效如何，不得而知。又郡县的送迎钱也因各地富窳而有很大的差距，如晋世吴郡送迎钱就有数百万之巨
，至梁世才规定送迎钱的数目，由百姓出资凑齐：“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
此外，他们还因地制宜，以不同的方式聚财。如梁、益之地丰富，守宰便向人民需索，甚至守宰丞尉“岁时乞丐，躬历村里，百姓苦之”
，青州守宰则“资鱼盐之货，或强借百姓麦地，以种红花，多与部下交易，以祈利益”
；新安、临海等郡的太守则封固其地特产蜜岩，以收其利；
广州刺史多经营海外贸易，而致巨富，故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之语。
荆、益多蛮夷，而凡蛮夷犯罪，不受鞭罚，输财赎罪叫作“赕”；荆、益二州刺史多责赕以致富，宋世桓闳有“被赕刺史”之讥。
六朝为佛教隆盛之世，寺院财产丰积，郡守甚至劫夺寺院财产，如宋世王僧达（423—458）为吴郡太守，劫西台寺，得钱数百万。
六朝京官出为外郡发财是朝廷公然许可的事，然而也有少数人自奉清约，如范缜（450—510）为晋安太守，唯资公禄而已；
褚珍为山阴令，只守禄俸，别无他调，卸任之时，无资还京，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
不过，在六朝贪贿聚敛的政风下，像这样清俭自守的人寥若晨星，所以齐世裴昭明罢始安内史还，无资买宅，齐武帝赞叹：“裴昭明罢郡还，遂无宅，我不谙书，不知古人中谁比？”
还资不但为朝廷所默许，连君主也觊觎这项非分的收入。外郡守宰罢任返京，都把一部分的还资献给皇帝，而有的守宰甚至把全部的还资献上，以博皇帝欢心。南齐刘悛“罢广、司二州，倾资贡献，家无留储”
；崔慧景（438—500）“每罢州，辄倾资献奉，动数百万，世祖以此嘉之”
；萧惠休（？—500）从广州罢任还京，倾资献奉，齐武帝感其厚意，欲与他平分：
永明四年，为广州刺史。罢任，献奉倾资，上敕中书舍人茹法亮曰：“可问萧惠休，吾先使卿宣敕其勿以私禄足充献奉。今段殊觉其下情厚于前后人。问之，故不当侵私邪？吾欲分受之也。”
而南朝有些皇帝贪利，若外郡守宰还资献奉少，则不悦。如宋孝武帝时，孔琇之（？—494）为临海太守，在职清廉，回京时仅献干姜二十斤，帝嫌其少。
而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郁林王、东昏侯甚至以各种不同的手段，逼令守宰倾资献奉：
（宋）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都，必限使献奉，又以蒱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
（桓闳）出为益州刺史，蜀还之货，亦数千金，先送献物，倾西资之半，明帝犹嫌其少，及闳至都，诣廷尉自簿，先诏狱官留闳，于是悉送资财，然后被遣。
（曹虎）晚节好货贿，吝啬，在雍州得见钱五千万……帝疑虎旧将，兼利其财，新除未及拜，见杀。
外郡守宰在各处的聚敛搜刮，还京后，一部分财富成为皇帝一笔额外的收入，其余的还资就成为官员在京师享受奢华都市生活的费用。多数官员都以还资在建康修造园宅，“南朝金粉，秦淮风月”的建康生活面貌，其实是集四方的财富堆砌而成的绮丽与繁荣。
汉朝以降，中国的农业便朝向大土地制的经营发展，汉代的官僚豪族就已经拥有广大的田园。汉末崩乱，三国分立，江南的孙吴因实行领兵制度，皇族、文臣、武将都得到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佃客
：“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
孙吴灭亡以后，吴大族的势力并未受到影响，仍在三吴地区占有广大的田园，领有大批的僮仆佃客。晋室南渡，南来的北方世族因三吴、建康人口繁庶，而且吴人势力已固，欲求田问舍，广开田业，只好渡过浙江，到吴人势力较弱的会稽郡和临海郡之间的浙东区域殖产兴利。
北来的世族与吴地大族虽然在建康做政治活动，而其产业则散布在以三吴、会稽为中心的浙东、浙西区域。他们在这些地方封山占泽，广开田业，如刘宋谢混（？—412）为宰辅，有“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其侄谢弘微（392—433）亦“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
谢灵运（385—433）之父祖在会稽已有广大田墅，至谢灵运又欲加拓筑：
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孟）觊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岯崲湖为田。
六朝的贵戚、大臣、豪族透过各种方式拓殖产业，因此三吴、会稽百姓的私地少，而豪族的庄园多。《宋书》云：“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又说：“山阴豪族富室，顷亩不少。”
山阴县为会稽郡的郡治，而其他各县也莫不如此。如孔灵符（？—465）在会稽郡永兴（今浙江萧山）的田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
。刘宋时蔡兴宗（415—472）为会稽太守，特别留意朝廷的王公贵人、官员近臣在此地非法拓展田业，并且有所整治：
会稽多诸豪户，不遵王宪。又幸臣近习，参半宫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兴宗皆以法绳之。会土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桡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兴宗悉启罢省。
在临近建康、扬州以外的地区，如南徐州、南豫州等地也莫不有建康王公贵人的庄园，晋世刁氏为京口之蠹，“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
；陈世韦载在江乘（南徐州）有田十余顷；
宋谢混在琅琊置田立墅，齐竟陵王子良在宣城、临成、定陵（南豫州）三县立屯，封固山泽。
宋世戴明宝、齐世桓崇祖都有田业在江西；
梁世裴之横于芍陂大营田墅，有僮仆数百人从事耕种。
即使在都城附近，也有达官贵臣的田园。宋沈庆之（386—465）在娄湖广开田园之业，据称他常骑马履行田园，可知其田产之广袤。
东晋以降，琅琊王氏在钟山有良田八十顷。
东晋南朝王公世族在官吏普遍经营产业的风气之下，挟其势力以陵侮百姓，兼并田地，他们虽居于都城以从事政治活动，但其经济势力却遍及扬州、南徐州、南豫州等邻近建康的郡县，尤其以三吴、会稽之地富室豪族园墅相望，为其经济主要来源。建康的达贵显要以散布上述各处庄园之收入，汇集都城，支付车服鲜丽、园宅竞美、从容优适的生活。
三国迄南北朝间，由于不同政权的对立，造成南、北互市的阻碍。然南、北各自成为一隔绝自立的商业区域，其中南方因货币尚能维持相当程度的流通，“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
。又因长江水运的便利及三吴水运系统的畅通，商业远较北方发达，南方政权的国用也大都仰赖商税的收入。晋室南渡，南来的北人谓之侨民，不著户籍，故在赋役的征课之外；同时又有大批的人民托庇在豪族势家之下以避课役，南方政府的赋税收入自然大为削减，而不得不仰赖商税的收入，所以北魏的甄琛说：“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
以经营商业的人而言，因官员可以享受免税的优待，故官吏经商蔚为风气；此外，农民一方面受南朝货币不稳定的影响，生计艰困，一方面又因赋役繁重，而纷纷逃亡入商，“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是南方很普遍的现象，
因而促进商业的发达。以商业发达的地区而言，荆、益、江、广州皆有繁盛的贸易，如梁武陵王纪为益州刺史，“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
，而致巨富；刘胤在江州“大殖财货，商贩百万”
；而荆州则为雍、岷、交、梁诸州商旅交会之地；
又广州为海外贸易的前哨，海外诸国的珍奇异宝，远涉而至。其中，尤以扬州的商业最为繁荣，南方境内的都市大都集中在长江和浙江之间的区域，如京口、建康、吴郡、会稽，故此区人口最密，贸易亦最兴盛。
以建康一地而言，它恰居于长江水运与三吴水运系统的连接点上，而成为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建康又为六朝之都城，而其时经营商业的人多为居住在京师的官僚，富商巨贾也莫不以此为栖居之所，因此建康城御道左右遍布富人的住宅。而建康人口繁盛，梁世全盛之时，有二十八万户（约一百四十万人），要供给这些人生活上的需求，故有兴盛的商业行为。《隋书》云建康一地“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
。建康一地和吴、会地区及长江上游的益、荆、江、湘诸州借水运往来，交通便利，商业兴盛。从建康经秦淮河、破冈渎迄三吴水运网上，商船不绝于路，晋世褚裒（303—350）从章安令迁太尉记事参军，要往建康上任时，即乘估客船；
宋世顾琛（390—475）自京城返吴郡，“日晚至方山，于时商旅数十船，悉泊岸侧”
，方山埭系破冈渎上重要的津口。晋江州刺史刘胤营商贩，长江道上商旅继路，甚至妨害江州至建康之漕运。
宋世桂阳王休范（448—474）自寻阳反，有“众二万，骑五百匹。发盆口，悉乘商旅船舫”
，可见长江上商船数量不少。自长江顺流而下至建康的商船，常在牛渚暂泊，六朝民歌中常提到此处，如“驶风何曜曜，帆上牛渚矶。帆作伞子张，船如侣马驰”。又“暂薄牛渚矶，欢不下延板。水深沾侬衣，白黑何在浣”。
建康城南的秦淮河上舟影相望，“贡使商旅，方舟万计”
，东晋温峤（288—329）年少时就常与秦淮中的估客樗蒱为戏。
方山津（在建康城东南方）及石头津（在建康城西南方）是秦淮河上重要的津口，凡商旅经此，须缴十分之一的货物税。各地的海陆珍宝、谷帛器物荟集建康，建康一地便设有许多市场，凡买卖交易也都要缴税：
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励。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商税的收入成为东晋南朝税收的大宗，而四方商旅云集，各地货物汇聚，又为造成建康繁华兴盛的重要因素。
六朝时代的交、广二州，约略涵盖岭南之地（包括今日的广东、广西及越南的中、北部）和海南岛。
岭南之地早在秦世即收入中国版图，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当时此地皆为俚、越等土著所居，开拓这片疆土，备极艰辛，
却为后世开启了一个财富的宝库。汉世，武帝于秦时南海三郡之地，分置南海、苍梧、郁林、日南、合浦、九真、交趾七郡；又另于海南岛之地置儋耳、珠崖二郡。昭帝时，罢儋耳，并于珠崖。元帝时，珠崖土著叛乱，以贾捐之等人之议，不出兵讨伐，而罢珠崖郡，是为著名的“汉弃珠崖”事件。孙吴黄武五年（226），吴大帝孙权分交州的南海、苍梧、郁林三郡，另立广州。赤乌五年（242），复置珠崖。西晋平吴，省珠崖，并入合浦，自此迄陈朝无大变化。
岭南虽早自秦代已设郡，而其地多土著，晚至唐代方渐次开化。然而，其地物产富饶，以及它在中原王朝与南海诸国的交通与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却是自汉以来即已显现。自孙吴以降，交、广财富对立国于南方的六朝更形重要。交、广之地自古即以僻处荒远，其地物产皆为中土所无，而成为吸引秦、汉帝国向南方扩展的动机。秦始皇拓土南越，主要的原因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汉元帝时贾捐之议弃珠崖，也以“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为理由。
《史记·货殖列传》记其地的物产云：
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汉书·地理志》云：
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上述两则资料所列交、广物产并非全是当地土产，大部分系来自海外贸易。交、广本身只出产珠玑、大贝、丹漆、果、布。早期的文献中即有关于此地居民探珠的记载，万震《南州异物志》云：
合浦有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之而出。
徐哀《南方草物状》云：
凡采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祷，若祠祭有失，则风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左右。
又出产玳瑁与大贝。《南方异物志》云：“玳瑁如龟，生南海。”
刘欣期《交州记》云：“大贝出日南，如酒杯；小贝，贝齿也；善治毒，倶有紫色。”《南州异物志》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贝，质白而文紫色，天姿自然，不假雕琢，莹而光，色焕烂。”又《广州志》云：“贝凡有八，紫贝最为美者出交州。”
除海中珍产之外，还有丹漆之饶。
虽然交、广出产珠、贝，但也有一部分珠贝是来自海外诸国，如《广州志》云：“玳瑁形似龟，出南海巨延州”，又“大贝出巨延州，与行贾贸易”
。至于犀、象、珊瑚、琉璃、香料等物则完全来自海外贸易。中原王朝经由南海与海外诸国贸易，自汉代已启其端倪，汉遣译长与应募者前往南海诸国购买明珠、琉璃、奇石异物：
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而还。
迄六朝时，交、广海外贸易益加繁盛，史称外国海舶每年数至，或十余至：
天监初……（王僧孺）寻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
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萧）劢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
另从慧皎《高僧传》记载来华的外国僧人多附商人海舶东来或西行，可知当时广州海外贸易应该相当兴盛。如西晋天竺僧耆域自天竺到扶南，达交、广；
东晋法显（337—422）西行求法，至狮子国，后附商人舶由海道归国；
昙无竭（法勇）西行求法，后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
宋世罽宾国沙门求那跋摩（367—431）乘商人竺难提的船舶，因风飘至广州；
天竺僧人僧伽跋摩由陆道至建康，后随西域贾人舶由海道返国；
梁世扶南僧人僧伽婆罗（460—524）乘船舶至建康；
扶南王亦曾遣使至广州贸易，曰：
臣前遣使赍杂物行广州货易，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于广州因附臣舶，欲来扶南，海中风漂到林邑，国王夺臣货易，并那伽仙私财。
交、广牧宰多因海外贸易之利而致富，故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然因此地为边远之区，人每不乐至此任官，唯有心求财货者方到此聚敛财货。
而远在京师的官员也有遣使至交、广贸易，求取暴利，如晋义阳成王司马奇派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
六朝交、广海外贸易，输入中土的货品有犀、象、大贝、琉璃、明珠、香料、奴隶等。郁林郡甚至因海外贸易兴盛，而有“珊瑚市”之称，《述异记》云：“郁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处也。”
除了进口大宗的明珠珍宝之外，奴隶、香料也是当时重要的输入品。六朝非汉族的奴隶主要来自交、广，一是当地的土著，其来源是买卖，或者是讨伐其地叛乱所俘获的人口，如《梁书·王僧孺传》云南海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高凉郡属广州；又《南史》云：“俚人不宾，多为海暴，（萧）劢征讨所获生口宝物，军赏之外，悉送还台”
；陈朝广州刺史欧阳（498—563）“多致铜鼓生口，献奉珍异，前后委积，颇有助军国”
。二是来自南海诸国鬈发黑身的异国人，称为“昆仑”
，六朝时昆仑奴贩至中土者必不在少数，故中土人形容肤色黑的人为昆仑，如晋孝武帝之母文李太后身份尚低微时，因其形长色黑，宫人称之为“昆仑”
。宋孝武帝宠一名为“白主”的昆仑奴，
齐世王琨小名昆仑，乃因“父怿，不慧，侍婢生琨，名为昆仑”
，此婢可能是昆仑奴。
汉末以降，由于佛教的盛行，为供佛之故，对香料的需求甚大，南海诸国特产的香料因此成为重要的输入品。《梁书·诸夷传》记载林邑、扶南出产沉木香，中天竺产苏合，罽宾产郁金香，狼牙修出筏沉婆律香，而诸国贡献也以香料为主要贡品，如梁武帝天监初年中天竺献杂香，普通三年（522）婆利国贡杂香，中大通元年（529）盘盘国遣使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534）又献詹糖等香；大同元年（535）丹丹国贡献香药。
由于有关资料缺乏，无法得知六朝南海香料贸易之情况，仅知中国辗转自中天竺购买大秦所产的苏合香及罽宾出产的郁金香：
中天竺国……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郁金独出罽宾国，华色正黄而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香槁，乃粪去之，贾人从寺中征雇，以转卖与他国也。
六朝建康一地生活奢华，以金银饰物，蔚为风尚，而尤以黄金为重。金的延展性很大，可以搥成薄于纸的方片，谓之“金箔”，用以贴饰器物，叫作“贴金”，或称“装金”“包金”。金箔普遍地运用在建筑物及器用的装饰上，贵族富商的居室，器物莫不是金铺玉舄，“六朝金粉”遂成为这个时代繁华绮丽的表征。然而构成六朝黄金闪亮的实质基础仍在交、广。六朝各地以钱或谷帛为货币，唯广州全以金、银为交易的媒介，
可见此地有大量的金银。而交、广之金银大半来自南海诸国，《梁书·夷蛮传》云林邑产金：“其国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则出飞，状如萤火”，扶南、中天竺出金、银，丹丹国、干陀利国皆曾遣使献金、银宝物，足以说明南海诸国金、银产量之富。金银透过贸易及其他方式流入中土，其中最为可观的一次输入是宋文帝讨伐林邑所得的战利品，计黄金数十万斤。
由上可知，构成六朝都城建康物质生活上的奢华富丽之物品，珍宝金银，以及供佛熏衣的香料，甚至使役的奴隶，很多是来自交、广及其地的海外贸易，故史称“交广富实，牣积王府”：
至于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
至于中土大致上是以丝织品的输出，以换取这些物品，齐武帝时张景真“度丝锦与昆仑舶营货”
。
总而言之，六朝立国主要仰赖扬州三吴、会稽的贡赋，而居住在建康城中的王公贵人也在这个地区拥有广大的庄园，以殖产兴利，庄园的收入成为他们在建康过奢侈靡费生活的资本之一。因此，吴、会地区不但是朝廷的经济支柱，也是建康财富的来源。又六朝京官出任外郡守宰，常挟带大批还资回京；同时建康也是南朝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货物皆汇集此地；而点缀建康繁华绮靡生活的珍宝金银，大都来自交、广地区的海外贸易。各地的财富、物质透过不同的途径荟萃京师，使建康成为一个物质充裕富有的城市，六朝就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奢华靡丽的文化。
原刊于《食货月刊》复刊第十二卷第十、十一期（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