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建康城的兴盛与衰落

“黄旗紫盖，运在东南”，谓王气在江东，是晋室南渡以后才大为流行的说法；不过，相传早在战国时代，望气的方士就已经指出东南蕴含王气，故战国时期楚威王（？—前329）埋金于建康城西的石头城，以镇压王气，故称此地为“金陵邑”。其后秦始皇亦相信此处有天子气，所以凿断山阜，泄断王气。 然而在汉末以前，素称有王气的金陵一地，在历史上却默默无闻，一直到孙吴在此建都后，它才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在隋统一以前，建康为六个朝代的首都；在唐代以后，又成为杨吴、南唐及明初的都城。杨吴、南唐为五代十国纷争中的小国，可以不论；明太祖以应天府（今南京）为都城，致力于此城的建设，五十余年后明成祖迁都顺天府（今北京）。因此，就建康城的历史而言，从孙吴迄东晋南朝连续为六代的都城，前后共计三百二十一年之久，这是它最辉耀隆兴的时代。本文分期讨论这个时代建康城的兴建与衰落：孙吴为奠基期，东晋、宋、齐为建设期，梁代为极盛期，梁末为破坏期，陈末为毁灭期。

一、奠基期：孙吴

春秋时代，长江流域有三个主要的国家，即长江中游的楚，和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和越。吴国以姑苏（今江苏的苏州）为都城，后世的建康即在其国境之内。吴、楚交争不已，周元王四年（前472），越灭吴，形成了越、楚对抗的形势，越国大夫范蠡（前536—前448）为了和楚国相抗，便在秦淮河南岸一里半处筑城，周回二里八十步，后世称为“越城”，俗称“越台” ，这是建康一地首度出现于历史的记载。

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楚灭越，尽并旧有吴、越二国之地，就在后世的石头城处置金陵邑。 秦统一天下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改楚之金陵邑为秣陵县，属鄣郡。 汉初，鄣郡为荆王刘贾封地。汉高祖十一年（前196），淮南王英布反叛，杀刘贾，乱平后，以荆国之地封刘贾兄之子刘濞为吴王；吴王濞后来也因谋反被诛，国除。吴国地又曾封予景帝子非为江都国。 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改鄣郡为丹阳郡。元封五年，置十三州刺史，丹阳郡属扬州。自此以迄汉末，皆无所更改。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从这一年起，魏之曹丕、蜀之刘备、吴之孙权先后称帝称王，三国鼎峙之局表面化。曹丕首先代汉即帝位，次年（221）刘备便在蜀称帝建国，据有江东的孙权闻刘备称帝，就由驻所公安（今湖北公安）迁于鄂，改名为武昌，筑城拒蜀，并称藩于魏，以为声援，魏文帝于是策命孙权为吴王。然而魏、吴的联盟并没有维持很久，魏文帝黄初三年（222）秋，魏遣兵侵吴，孙权发兵拒守，改元黄武，脱离对魏的藩附关系，这是孙吴建国之始，而一直要到黄龙元年（229），孙权才正式即帝位，同年九月，更将都城由武昌迁于建业。

三国以前，江南地区最大的都市是春秋时代曾为吴国首都的姑苏，所以交通路线的开发也以此为中心，有水路北通京口，南通会稽，而建业则位于此一水运线之外。孙权迁都建业之后，即致力于开发建业城内外的交通，以及立定建业的都城规模。在都城营建方面，孙吴奠定了建业都城的规模，东晋以降，历代虽有改作，但大体上都是在孙吴所立的旧基础上规划改筑。

（一）都城

吴大帝孙权最初以武昌为都，所以在武昌筑城、建宫室。黄龙元年，迁都建业时，其地并没有宫室可居，就以先前所造的将军府为宫，改称太初宫，并且环绕太初宫创建都城，这是建康筑城之始：

冬十月，至自武昌，城建业太初宫居之，宫即长沙桓王故府也，因以不改。今在县东北三里。……初吴以建康宫地为苑，其建业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

中国都城通常分为宫城、皇城（又叫子城）和外郭（又称罗城）三部分，而孙吴的都城没有外郭，二十里一十九步的都城相当于后世所谓的皇城或子城而已。其城墙系以竹篱筑造，只在南面开一个城门，称为“白门”，东晋以后，才改称宣阳门。《舆地志》云：“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吴旧址，晋江左所筑但有宣阳门……宣阳门，本吴所开，对苑城门，世谓之白门，晋为宣阳门。”

（二）宫苑

孙吴建业城内的宫苑尚未形成如后世般独立的单位，而是宫室、园苑分别散置城内，吴大帝时已建有太初宫、南宫、苑城、西苑，孙皓时又筑昭明宫。

1．太初宫

吴大帝迁都建业，就以其地原有的将军府第为宫室，称为太初宫。《建康实录》称孙权：“（黄龙元年）冬十月，至自武昌，城建业太初宫居之，宫即长沙桓王故府也，因以不改。”长沙桓王即孙策，《建康实录》认为此将军府是孙策所建的。然而《江表传》载孙权诏称“建业宫乃朕从京来所作将军府寺耳” ，却明指这是他自京口迁至建业后所建的将军府。孙权自起兵开始，治所屡迁，到建安十六年（211）才徙治建业。然而开创孙吴基业的孙策早在建安五年（200）遇刺身亡，因此后来称为太初宫的府舍，不可能是孙策建造的，《建康实录》考订不详，其说不确；朱偰《金陵古迹图考》不察，亦沿其误。 孙策死后，孙权便继承他的事业，而曹操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驻守于吴。建安十四年（209），刘备又表请汉室任命孙权为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十六年（211），孙权由京口徙治建业，创建将军府舍，即后来的太初宫，太初宫因系将军府，故此其规模应不至于太大。

吴大帝首以建业为都城，却未新建宫室，实由于当时三国并立，凡事皆以军国为重，故不暇建设，即以昔日之将军府为宫室。然至赤乌十年（247），因太初宫材柱腐朽，乃不得不兴土木之功，予以改建。然而，吴大帝仍以军事未息，人民赋役已重，不愿再向各地征求需索，因此下令拆除武昌宫的材瓦，千里迢迢地运至建业，以之改建太初宫：

（赤乌十年）二月，权适南宫。三月，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 权诏曰：“建业宫乃朕从京来所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今未复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有司奏言：“武昌宫已二十八岁，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权曰：“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多赋，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改建后的太初宫，规模仍然很小，《建康实录》称其周五百丈，但成书较早的《太康三年地记》却称“吴有太初宫，方三百丈，权所起也。昭明宫方五百丈，皓所作也” 。当以《地记》之说为确。太初宫方三百丈，虽规制不大，但已略具宫室的规模，宫之东、西、北面各开一门，南面则开五门。至于宫殿堂宇部分，则除了神龙殿为正殿之外，还有临海殿等附属建筑：

（赤乌十一年）三月，太初宫成，周回五百丈，正殿曰神龙，南面开五门：正中曰公车门，东曰升贤门、左掖门，西曰明阳门、右掖门，正东曰苍龙门，正西曰白虎门，正北曰玄武门。起临海等殿。

2．南宫、西苑

在太初宫之南有太子宫，称为“南宫”。赤乌十年二月迄十一年三月，改建太初宫期间，吴大帝即暂居于此处。《建康实录》云：“十年春，适南宫，改建太初宫。”又引《舆地志》云：“南宫，太子宫也。宋置欣乐宫，其地今在县城二里半，吴时太子宫在南，故号南宫。”

在太初宫之西南，南宫之西，又有“西苑”，系孙权长子孙登（209—241）所筑的园苑：“今运渎东曲折内池，即太初宫西门外池，吴宣明太子所创为西苑。” 孙登早薨，赠谥“宣太子” 。

3．苑城

太初宫、南宫、西苑皆偏处都城西南，而在都城中央偏北处另有苑城，苑城中有仓，称为“苑仓”，是孙吴时城内仓储的处所。至东晋成帝时修建宫室，就以苑城之地修建新宫，而仍保留苑仓，改名“太仓”：

案，建康宫城，即吴苑城，城内有仓，名曰苑仓，故开此渎，通转运于仓所，时人亦呼为仓城。晋咸和中，修苑城为宫，唯仓不毁，故名太仓，在西华门内道北。

4．昭明宫

孙吴在三方鼎立中立国，诸帝皆以军国为重，至末帝孙皓则一改前此诸帝的作风，不但不恤政事，反而大兴土木，起造宫苑。宝鼎二年（267），他发动二千石以下的官吏亲自入山，监督砍伐材木，在太初宫之东，另建昭明宫。昭明宫规模较太初宫为大，方五百丈，构筑精巧，装饰华丽，并且建有格局宏阔的园囿，布列假山与楼观，花费以亿万计：

（宝鼎）二年夏六月，起新宫于太初之东，制度尤广，二千石已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又攘诸营地，大开苑圃，起土山，作楼观，加饰珠玉，制以奇石，左弯碕，右临硎。又开城北渠，引后湖水激流入宫内，巡绕堂殿，穷极伎巧，功费万倍。……十二月，新宫成，周五百丈，署曰昭明宫，开临硎、弯碕之门，正殿曰赤乌殿，后主移居之。

在昭明宫完成后十三年，孙吴即亡于晋。晋武帝平吴，并未毁废孙吴的都城与宫室，建业城完好如初，晋人在胜利的荣夸心理下，做了许多歌咏此一南方都城兴盛繁华的辞赋。其中以庾阐、曹毗的《扬都赋》最负盛名， 可惜今已失传；幸而左思（250—305）的《三都赋》仍存，文中所称述事物皆有所凭据，非一般辞赋家文辞浮夸之作，卫权极为赞赏左思之作：“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 因此《三都赋》的叙述颇为可信，透过左思辞采富丽的描绘，建业城的面貌跃然纸上：

抗神龙之华殿，施荣楯而捷猎，崇临海之崔巍，饰赤乌之晔。东西胶葛，南北峥嵘，房栊对 ，连阁相经。阍闼谲诡，异出奇名，左称弯碕，右号临硎。雕栾镂楶，青琐丹楹，图以云气，画以仙灵。虽兹宅之夸丽，曾未足以少宁，思比屋于倾宫，毕结瑶而构琼。高闱有闶，洞门方轨，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耽耽，清流亹亹。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廨署棋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

由上所述，可知建业城宫室华丽，“神龙”“临海”“赤乌”都是太初宫、昭明宫中殿所的名称，丹青彩绘，雕饰精绮。又从宫城以南，有驰道抵秦淮河上之朱雀桥，御道两侧罗列军营，以及司徒、太监等官署，路旁青槐垂荫，御沟夹流，相当齐整美观。《文选》注云：“吴自宫门南出苑路，府寺相属，侠道七里也。廨犹署也，吴有司徒大监，诸署，非一也。” 而秦淮河南岸的横塘、查下、长干，为平民聚居的处所：“横塘在淮水南，近家渚，缘江筑长堤，谓之横塘，北接栅塘。查下、查浦在横塘西，隔内江自山头南上十余里，至查浦。建业南五里有山岗，其间平地，吏民杂居，东长干中有大长干、小长干，皆相连；大长干在越城东，小长干在越城西，地有长短，故号大小长干。”

总而言之，孙吴时建业大致的轮廓是：秦淮河北岸为宫城府署区，南岸为吏民杂居的住宅区。

二、建设期：东晋、宋、齐

西晋统一三十年，就因五胡之乱而被迫南迁，定都于建康，其后宋、齐、梁、陈皆以建康为都，故建康得以继续发展，至梁朝臻于极盛。东晋、宋、齐三代为建康城的建设期，而此时期中又以东晋成帝咸和中的规划营建最为重要。

（一）东晋

西晋平吴，建业城虽然得以保全，但终不能免于西晋末年的兵灾之祸。惠帝时，巴氐李氏率众为乱蜀中，朝廷屡征不克，惠帝太安三年（304），晋室以“壬午诏书”发荆州兵入蜀平乱，人民畏惮远征，多不愿应诏而逃亡。义阳蛮张昌便聚集避役者抄掠劫寇，遍及荆、江、徐、扬、豫五州，并且派遣其将石冰攻打扬州。石冰攻下建邺，焚烧宫室，其后复修建孙吴时的宫室居住。当时广陵（今江苏扬州）度支陈敏（？—307）率大军击破石冰，弭平此乱，但建邺宫室也因经此兵火而荡然无存。

陈敏以平石冰乱之功，升迁广陵相。他鉴于时局纷乱，遂有割据江东的野心，惠帝永兴二年（305）在历阳起兵叛变，进而掠地江东，攻取建邺。陈敏入据建邺时，孙吴的宫室早在他先前平石冰的战役中化作丘墟，他遂在太初宫的基址上建造府舍：

太安二年夏五月，义阳蛮张昌举兵，号汉，称神凤元年，使将军石冰寇扬州，诸郡尽没，冰因修建邺宫居之。

按：太初宫，本吴之宫，晋平吴，后石冰作乱，焚烧荡尽。陈敏平石冰，据扬州，因太初故基创造府舍，中宗初渡江，因居此地也。

此时南方接连有张昌、石冰、陈敏的乱事，而北方亦不宁靖，先是八王交兵互争，继而匈奴等胡族相继入侵。永嘉元年，琅琊王司马睿被任为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广陵，他听从司马王导（276—339）的建议，渡江镇建邺，讨平陈敏余党，并且以陈敏在太初宫基址上筑造的宅第为府舍，又修建孙吴之都城：

（永嘉元年）七月，以琅琊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用王导计渡江，镇建邺。讨陈敏余党，廓清江表。因吴旧都城修而居之，太初宫为府舍。

建兴四年（316），长安失陷，愍帝遇害，次年（317）琅琊王司马睿正式即位于建康，是为东晋元帝。中原虽然倾覆，而晋室政权仍能绵延于江南。

1．元帝的沿袭旧规

东晋初于江左立国，军戎未息，经济困窘，公私俱感拮据，从以下所述之事，即可见其时窘迫情状之一斑：

初，元帝始镇建业，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以为珍膳，项上一脔尤美，辄以荐帝，群下未尝敢食，于时呼为“禁脔”。

当时国力如此贫弱，自然也无力兴建都城宫室，元帝乃因陋就简，仍沿永嘉元年初渡江时之规制，以陈敏依太初宫址修造之府舍为宫，因孙吴旧城以为都城，仅增置宗庙社稷而已。

孙吴虽以建业为都城达五十年之久，却未立宗庙社稷，东晋于此遂无所因袭，不得不别有新创。元帝新立宗庙社稷，其地点为郭璞（276—324）卜筮所定。《建康实录》于太庙、太社的位置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其一引《图经》之说“晋初置宗庙，在古都城宣阳门外，郭璞卜迁之。左宗庙，右社稷，去今县东二里” ，此处所谓的县系指唐时县城，其地在冶城之东；又称“案，塔寺记：……宋大明中，路太后于宣阳门外太社西药园造庄严寺” ，可知太社在宣阳门外。其二称太庙在临近秦淮河处：“案，地志：太庙，中宗置，郭璞卜迁，定在今处，事具元帝卷内。及（孝武）帝即位，常嫌庙东迫淮水，西逼路，至此年因修筑，欲依洛阳改入宣阳门内” ，未知二说孰是。而《舆地志》称秦淮河有太庙湾：

梁天监十二年，以朱雀门东北淮水纡曲，数有水患，又舟行旋冲太庙湾，乃凿通中央，为舟子洲，诸郡秀士上计，憩止于此。

可见太庙、太社，皆近于秦淮河，而非邻近宣阳门处。《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六朝故城图考》诸书之图，皆标太庙位置在都城门外处，其实不确。

除了宗庙社稷外，元帝又于太兴二年（319）作南郊，其地也是郭璞卜筮所定的：“是岁，作南郊，在宫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 元帝于建康城无所增置，只建宗庙南郊，二者皆由郭璞主持其事。史称郭璞“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 。以这样一个通晓阴阳五行、易学方术的人制定宗庙郊社地点，自然不会从传统儒家的规划着眼，因此太庙、太社设于都城之外，并不符合传统都城规划“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庙、社在都城之内的原则。

2．成帝的重新规划

江左经过元、明二帝的惨淡经营，至成帝咸和二年（327）苏峻乱起之前，已略有积储，“时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他物称是” ，比起元帝初渡江的困窘，已可谓之小康。但是此年苏峻起兵于历阳，攻入建康，焚烧宫室，自东晋初以来二十年的蓄积，又尽化为乌有。据王彪之的描述：“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 咸和四年（329），苏峻乱平，而建康城疮痍满目，宫室丘墟，晋室更陷于经济窘迫的困境：

（王）导善于因事，虽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时帑藏空竭，库中惟有 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 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竞服之， 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其为时所重如此。

时国用不足，而建康宫室又为兵火所焚，成帝只得暂居于吴苑城之地的建平园， 《建康实录》云：“案，舆地志：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吴旧址……苑城即吴之后苑地也，一名建平园。” 自晋室南渡以来，困于军戎与财政，无力兴造，一直以陈敏依太初宫基址修筑的府舍为宫，至此却又焚烧荡尽，虽然财政困难，亦不得不修建宫室。

史称晋室“国弊家丰”，朝廷原不富足，苏峻乱后更加困窘，为了筑造宫城，乃不得不另辟财源。茆苫建议官员被任命为官二十日之内，须缴钱二千，充当修城的费用，叫作“修城钱”：“修宫苑记：……时百度多阙，但用茆苫议，以除官身，各出钱二千，充修宫城用，自晋至陈，遂废。” 此后遂为定制，虽朝代更易，亦不废此制。东晋南朝仅有齐高帝曾经一度诏免因战乱而积欠的修城钱：“（建元四年三月）癸酉，诏免逋城钱，自今以后，申明旧制。” 其余各代皆沿而不改。

咸和五年（330）九月，成帝开始重建遭苏峻之乱毁废的建康城，修造的内容分为宫城和都城两部分。此次的营建并不完全依孙吴旧有的规模，而别有新创，工程之浩大，为建康建都以来之所未有，费时两年，至咸和七年（332）才告完工。成帝之世也是建康城营建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咸和规划实为后来南朝四代的都城制定规模。

（1）规划设计者

《晋书》上并没有记载成帝时营建宫室都城出自何人的规划设计，而详于建康城阙建置的《建康实录》也未提及此事，唯有《世说新语》中一则记载，指出建康城为王导规划兴建：

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若不可测。”

时人批评王导所营建的建康城街巷迂曲，比不上桓温（312—373）所造姑孰城（今安徽当涂）的道路平直。王导之孙王珣（字东亭，349—400）为其祖父辩驳，称建康面积局促狭小，若把街道设计为平直大道，则一览无余；反之，若衢巷纡回曲折，则可造成神秘难测的错觉；建康道路弯曲，其实出于王导巧思的设计。王导是东晋初年的元老重臣，于东晋初期的政治甚有贡献。永嘉之乱，中原倾覆，晋室政权能够重建于江南，应归功于王导的良谋善政，他一方面抚绥自北方南渡的人士，另一方面又优礼南方的世家豪族，以安定政局。 元帝去世后，明帝之世及成帝前期，王导皆为受遗诏辅政的大臣，其间晋室虽经王敦、苏峻之乱，而终能渡过难关。苏峻乱平后，建康城破败荒毁，朝臣都主张迁都豫章或会稽，另建新都，只有王导极力主张仍都建康，成帝乃不迁都，而重建宫室都城。如果没有王导的坚持，则此后江左南朝的历史将是另一番面貌；同时他也是此次营建建康城的规划者，为南朝各代制定了都城的规模。就此而言，王导不仅是晋室的股肱大臣，对于南朝四代也有很大的贡献。

咸和中的营建，由王导主持其规模大计，其堂弟王彬负责营建，《舆地志》云：“晋故台城，即成帝时苏峻作乱，焚烧宫室都尽，温峤以下咸议迁都，唯王导固争，不许。咸和六年，使卞彬营治。” 卞彬当作王彬，《晋书·王廙附弟彬传》云：“苏峻平后，改筑新宫，彬为大匠。以营创勋劳，赐爵关内侯，迁尚书右仆射。”

（2）建康城

东晋初年修筑孙吴周回二十里十九步的旧城，只在南面开宣阳门一门，习称“都城”。至成帝修建都城时，增开五门，与宣阳门合计为六门，“六门”遂成为建康城之代称：六朝人常称六门之内，即指周回二十里的建康都城。六门的配置宣阳门为南面正门，其西增建陵阳门，其东增建开阳门；都城东面有二门，正东为建春门，其南为清明门；西南面则有西明门：

六门，案，《舆地志》：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吴旧址，晋江左所筑，但有宣阳门。至成帝作新宫，始修城，开陵阳等五门，与宣阳为六，今谓六门也。南面三门，最西曰陵阳门，后改名为广阳门，门内有右尚方，世谓之尚方门。次正中宣阳门，本吴所开，对苑城门，世谓之白门，晋为宣阳门，门三道……次最东开阳门。东面，最南清明门，门三道，对今湘宫巷门，东出清溪港桥。正东面建春门，后改为建阳门，门三道，尚书下舍在此门内，直东今兴业寺后，东度清溪菰首桥。……正西，南西明门，门三道，东对建春门，即宫城大司马门前横街也。正北面用宫城，无别门。

六门之中的宣阳门、清明门、西明门各有三个门道，是主要的出入口；又六门皆堂皇壮丽，尤其以宣阳门最为华丽，门上建重楼，雕楹绣柱，并且门楣上刻龙虎的形象。由宣阳门延伸至朱雀桥之间五里的御道，也修治得平正美观，“晋为宣阳门，门三道，上起重楼，悬楣上刻木为龙虎相对，皆绣栭藻井；南对朱雀门，相去五里余，名为御道，开御沟，植槐柳” 。城门藻丽庄严，御道平整，御沟流水汤汤，沟畔槐柳荫绿，此时营建的建康城除了都城的意义之外，还要造成皇都巍峩的意象。

六门的开设实有助于建康城郊区的发展，尤其东面建春门、清明门的设置，对城东以迄钟山地区的开发有很大的影响，而晋室也致力于东郊的建设。如钟山本来崖窟峻异，草木稀疏，自东晋开始，令诸州郡长罢职返回京师时，必须在钟山种植松树，《金陵地记》云：“蒋山本少林木，东晋令刺史罢还都，种松百株，郡守五十株。” 长久以往，积木成林，到梁代文人的笔下，钟山已是林木蓊郁，一片翠绿青葱的景象，且遍布梵宇佛寺，成为建康的佛教中心。又自此时起，贵族达官便在城北的潮沟之北，以及城东沿青溪一带这两个区域修造园宅，陶季直《京都记》云：“典午时，京师鼎族多在清溪左及潮沟北。” 前此建康城仅在正南开设宣阳门，因此城外东区和城内的往来殊为不便，而正对宣阳门的秦淮河南岸和城内的联络反较便捷，渡过朱雀桥，可由御道直抵宣阳门进入都城，所以孙吴时达官贵人的宅第多分布在秦淮河南岸；东晋初年，王、谢两大家族渡江时，也卜居南岸的乌衣巷，而非日后甲族衣冠筑室造园的城东郊区。贵族在城东、城北建立园宅，当是咸和中六门设立以后的发展，因此六门的修筑，不仅使建康成为更加完备的都城，对其后建康城的发展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3）建康宫（显阳宫）

成帝时利用孙吴苑城之地，创建宫城，称为“建康宫”，又名“显阳宫”，通称“台城”。《建康实录》云：“案，建康宫城，即吴苑城，城内有仓，名苑仓。”至咸和八年正月改苑仓之名为“太仓”，注云：“案，吴时苑内有仓，名苑仓，亦名仓城。至此，治苑为宫，惟仓不改，在西掖门内。” 建康宫周回八里，筑有两重城墙，开五门，南面正中为大司马门（俗称“章门”或“阙门”），南对都城宣阳门，北对宫城之端门；大司马门之东有阊阖门；东面有东掖门，北面有平昌门（俗称“冠爵门”）：

案，《图经》：即今所谓台城也，今在县城东北五里，周八里，有两重墙。案，《修宫苑记》：建康宫五门，南面正中大司马门，世所谓章门，拜章者伏于此门待报；南对宣阳门，相去二里，夹道开御沟，植槐柳，世或名为阙门。南面近东阊阖门，后改为南掖门，门三道，世谓之天门；南直兰宫西大路，出都城开阳门。正东面东掖门，正南（当作北）平昌门，门上有爵络，世谓之冠爵门，南对南掖门。

建康宫周回八里，规模远胜孙吴的太初宫与昭明宫，然其构筑的精巧华丽却逊于孙吴的宫室。建康宫完工后八年，咸康五年（339）成帝又增筑宫城，创筑楼观，同时也改建宫城城墙，以砖筑墙，“是时，始用砖垒宫城，而创构楼观” ，可见咸和中的宫城不是砖造的。

（4）朱雀浮航

自宫城正南的大司马门沿御道，经宣阳门，可直达秦淮河上的朱雀桥，渡过此桥，就是民舍殷繁的南岸地区。朱雀桥是秦淮河南、北岸的交通要道，成帝之世于此亦有贡献新创。孙吴时，此处已立桥往来，称为“南津大桥”，又叫“朱雀桥”，历西晋以迄江左初年皆不改。元帝末年，王导堂兄王敦（266—324）在上游叛变，明帝太宁二年（324），更派遣其将王含、钱凤攻取建康，时丹阳尹温峤（288—329）为阻挡王含的军队，烧毁朱雀桥， 倚秦淮河以为守御。乱平后，秦淮河上遂无桥可渡，便暂时以船舶往来两岸。侍中孔坦之曾建议征收过桥税，以其税收购买材木，另筑新桥，但后来所建的朱雀桥却非木桥，而是连舟为桥的浮航。

咸康二年（336），作朱雀浮航，自此迄陈末，皆因而不改，浮航遂成为秦淮河上的特色。关于此时不建固定的桥梁，而造浮航一事，《建康实录》有两种解说：

案，《舆地志》：六代自石头东至运署，总二十四所度，皆浮船，往来以税行直。淮对编门，大航用杜预河桥之法，其本吴时南淮大桥也。一名朱雀桥，当朱雀门下，渡淮水。王敦作逆，温峤烧绝之，是后权以舶航为浮桥。成帝咸康二年，侍中孔坦之议复税桥，行者收直，以具其材，但苑宫初理不暇，遂浮航相仍。至陈，每有不虞，则烧之。

案，《地志》：本吴南津大吴桥也。王敦作乱，温峤烧绝之，遂权以浮航往来。至是，始议用杜预河桥法作之，长九十步，广六丈，冬夏随水高下也。

前者言成帝时修建宫城，不暇建桥，所以因循沿用乱后临时代用的浮航，此说甚可怀疑。一则如成帝系因修建宫室，无造桥之余力之说属实，成帝以后迄陈末二百五十余年，不可能历朝皆财政困难，无力兴造；而且此后浮航数次毁坏，重新修建时，仍不造固定桥梁，必定是成帝时造的浮航别具长处。二则成帝世于建康宫室都城的规划超迈前代，没有理由忽略沟通南、北岸交通要道的建设。三则王敦乱后以船舶为浮桥，并不等于后来的浮航。故后者所称成帝时特地采用杜预（222—285）河桥法，作朱雀浮航之说较为可信。

中国浮航之筑造有久远的历史，早在秦始皇时代已建造浮桥，以铁缆连接一艘艘并排的船舶，船舶底下以铁锚固定大缆，使船只不至于流失，即所谓的“连舟为桥”的浮航。 西晋初年，杜预曾在洛阳的富平津处建浮航：

（杜）预又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僚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对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杜预建造浮航系鉴于孟津水流湍急，舟船渡河，容易倾覆，故于其邻近的富平津处造浮航。建康于秦淮河上筑浮航，和杜预之筑洛水浮桥有类似的背景。秦淮河虽然没有险滩急流，但有涛变，东晋以后，屡有涛水由石头溢入秦淮河的记载，如：穆帝永和七年（351）七月，“涛水入石头，死者数百人”；海西公太和六年（371）六月，“京师大水，平地数尺，浸及太庙。朱雀大航缆断，三艘流入大江”；孝武帝太元十三年（388）十二月，“涛水入石头，毁大航，杀人”；太元十七年（392）六月，“涛水入石头，毁大航，漂船舫，有死者”；安帝元兴三年（404），“涛水入石头，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望”；义熙元年（405）、四年（408）十二月，“涛水入石头” 等。由此可知，秦淮河每隔几年就有一次严重的涛变，为维护桥梁不致轻易毁损，所以成帝时便在原来的朱雀桥处建造浮航。

浮航连舟为桥，跨河而立，自然阻碍秦淮河上过往船舶的通行，因此每天有固定的时间，移开其中数艘船，在浮航中间造成一处空隙，让船舶通过，叫作“开航”；开航的时候，两岸的人车自然不能通行，必须等闭航后再行过桥。开航时间一过，再将那几艘移开的船舶归位，复成为一座桥，叫作“闭航”。朱雀浮航在建康城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六朝史书中常出现“开航”“闭航”两个名词，如《南齐书》记载：“（袁）粲大明中与萧惠开、周朗同车行，逢大桁开，驻车共语。” “桁”同“航”，朱雀航俗称“大航”。而在防卫上，浮航也能发挥作用，如敌方已至秦淮河南岸，开航可以暂时阻挠其攻势，在六朝建康的攻守战中，常一再使用这个策略。

（5）其他

成帝之世对于建康城的规划甚为详尽，连自宫城迄外郭的篱门外所种植的树木也都有严格的规定，篱门外植桐柏， 自宫城而外分别是石榴、槐树、垂杨、橘树：

案，《苑城记》：城外堑内并种橘树，其宫墙内则种石榴，其殿庭及三台三省悉列种槐树，其宫南夹路出朱雀门，悉垂杨与槐也。

东晋以后，各代皆遵行这项规划，以迄于陈末。都城之外绕植橘树，一到秋冬，累实橙黄，可以想见其景致之美。历代皇帝常以城傍橘树的果实颁赐臣下，昭明太子萧统（501—531）有《谢敕赍边城橘启》 ，刘孝仪有《谢东宫赐城傍橘启》 。陈末，因后主梦黄衣人围城，为禳其征，故将城傍橘树尽数砍伐：“后主又梦黄衣人入城，乃尽去绕城橘树。” 经过成帝咸和中规划以后，建康城已成为一个齐整美观的城市，绕城橘树即为其特色之一，却为陈后主断尽，一无余留。不久之后，建康城也随着陈室政权的消灭，夷为平地。

此外，成帝并在覆舟山之南作北郊 ，又于秦淮河南岸立太学 。从建康宫的兴起，到都城六门的设置，以及朱雀浮航的筑造，成帝确为建康城奠定都城的规模，此后历代虽有踵事增华，然皆不能逾越成帝时的规划，在建康建都史上，晋成帝之世实为最重要的时期。

3．孝武帝的修建宫城

成帝新建的宫城，至孝武帝之世已渐损坏，故谢安（320—385）于太元三年（378）上奏，请重修宫室，于是展开东晋历史上第二度修建宫室的工程。不过，这回修建宫室不仅是修补毁损的部分，而且是含有矜夸心理的大事改筑。谢安很早就提出兴造新宫的建议，但为尚书令王彪之（305—377）以外寇未靖、不宜大兴土木一番堂堂正正的言辞驳难反对。然谢安却认为宫室如果不够壮观华丽，后世人将讥笑此一代执政者才能拙劣；然而，此一理由终是不够堂皇，所以在王彪之有生之年，谢安修造宫室之议未能实行：

安欲更营宫室，彪之曰：“中兴初，即位东府，殊为俭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营修筑。方之汉魏，诚为俭狭，复不至陋，殆合丰约之中，今自可随宜增益修补而已。强寇未殄，正是休兵养士之时，何可大兴功力，劳扰百姓邪！”安曰：“宫室不壮，后世谓人无能。”彪之曰：“任天下事，当保国宁家，朝政惟允，岂以修屋宇为能邪！”安无以夺之。故终彪之之世，不改营焉。

太元二年（377），王彪之卒，次年，东晋便大修宫室。成帝时的营建着重于都城的规划，奠定都城的规模，所以他所建的建康宫素朴无华，据王彪之的形容“方之汉魏，诚为俭狭，复不至陋，殆合丰约之中”。然而孝武帝之世的改建，则是谢安抱着“宫室不壮，后世谓人无能”的矜夸心理，在建康宫的基础上增建三千五百间华丽的堂宇宫殿，建康宫的主殿“太极殿”即此时所建的。徐广《晋纪》云：“太元三年二月，内外军六千人，始营筑，至七月而成。太极殿高八丈，长二十七丈，广十丈。尚书谢万监视，赐爵关内侯；大匠毛安之，关中侯。” 此次宫室殿堂的建造，都出自谢安和将作大匠毛安之“仰模玄象，体合辰极”的设计。由于此一改建工程浩大，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每日役使六千人，费时五个月，方告完工：

（太元）三年春正月，尚书仆射谢安石以宫室朽坏，启作新宫，帝权出居会稽王第。二月始工，内外日役六千人，安与将作大匠毛安之决意修定，皆仰模玄象，体合辰极，并新制置省阁堂宇，名署时政。……秋七月，新宫成，内外殿宇大小三千五百间。

同时孝武帝也改建朱雀大航的桥门——朱雀门，有三个门道，门上建重楼，精雕巧饰：“又起朱雀门重楼，皆绣栭藻井，门开三道，上重名朱雀观。观下门上有两铜雀，悬楣上刻木为龙虎，左右对。” 其后孝武帝又屡兴土木之功，太元十六年（391）扩建太庙；十七年（392）拓筑东宫；二十一年（396）重建永安宫，并建清暑殿； 清暑殿位于华林园中，是六朝最负盛名的宫殿。

4．东晋末年

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在长江上游的荆州起兵反叛，顺流而下直趋建康，次年篡位，改国号为楚。桓玄窃位期间，虽然在建康造成纷乱，但对建康城也有一些贡献，他曾开设宫城东掖、平昌、广莫三门，拓建宫殿各门为三个门道。 此外，安帝于义熙十年（414）筑东府城；东府城之地原为会稽王司马道子（364—403）宅第，室宇华丽，园池佳美。 其时御道之左有西州城，为永嘉以后扬州刺史治所，司马道子为扬州刺史，而宅第居其东方，所以时人皆称其府第为“东府”，至晋末方筑城开堑，周回三里九十步。 刘宋以后，扬州刺史、宰相居于东府，而西州遂成为宗室诸王居处之所。

东晋初年，国力疲弊，不暇建设，建康虽为一国之都城，但甚为简陋。元帝以陈敏所筑的府舍为宫，方三百丈，规制狭小，而都城亦沿孙吴之旧，只开一个城门，唯在都城外围增设篱门五十六所，以为建康的外郭。篱门自然是以竹篱围筑而成，即使都城城墙也是竹篱筑造的，由此即可想见建康城之粗陋简略。苏峻之乱，建康遭受严重的破坏，成帝乃不得不以王导主持规划大计：重建荒残破败的建康城，并予以重新规划，开设都城六门，建造朱雀浮航，而新建的建康宫（显阳宫）城，更成为南朝四代之宫城。此后历代只能在其制定的规模上增筑改建，不能逾越其规制，因此成帝咸和之世实在是建康营建史上最重要的时期。迄孝武帝时，基于夸耀的心理，而改建宫城，扩筑东宫、苑囿，使原已具都城规模的建康，添增壮丽的外观与充实的内容。其后桓温亦增辟都城及宫城城门，安帝时又修造东府城。

东晋数朝营建宫室都城，都出自一代名臣俊彦之规划设计，江左初年郭璞卜立宗庙社稷，成帝时王导规划都城，孝武帝世谢安改建宫室，所以其规划能够因地制宜，配合地理环境，而为建康奠定宏廓的规模。

（二）刘宋

刘宋之世持续建设建康城，因武帝在位时期短，营阳王继位旋即被废，故宋世对建康的建设是从文帝时才开始的。

1．宋文帝的兴营苑囿

宋文帝统治的三十年间，仁俭勤政，天下晏安，为江左以来所未有的治世，史称其时“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文帝在国力丰沛的情况下，便着手修筑宫苑。东晋曾模仿曹魏及西晋的洛阳，于宫城之北修建华林园，然而东晋经济困窘，宫室尚且简朴，自然没有大开苑囿的能力。关于华林园的修建，仅见于两处记载：其一是《晋书》称孝武帝于其中造清暑殿，开北上阁以出华林园； 其二是《世说新语》提及简文帝游华林园，对左右的人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东晋华林园的规模可能不大。至宋文帝时，才开始大事经营苑囿，除增饰华林园之外，又在覆舟山之南辟筑乐游苑。

（1）乐游苑

建康城东北方有玄武湖，湖南有覆舟山，而覆舟山之南有东晋时所立的北郊。元嘉二十年（443），文帝将北郊迁移他处，而在此地辟建园苑，筑堤湖侧，起造楼观，称为“北苑”，后来改称“乐游苑”。后世仅宋孝武帝在苑中增造一殿，其余各代皆不予以增建，可见文帝之世的营造已经相当完备了，可惜其楼台宇榭在梁末的侯景之乱中，毁坏无遗：

案，《舆地志》：县东北八里，晋时为药圃，卢循之筑药园垒即此处也。其地旧是晋北郊。宋元嘉中移郊坛出外，以其地为北苑，遂更兴造楼观于覆舟山，乃筑堤壅水，号曰后湖，其山北临湖水，后改曰乐游苑。山上大设亭观，山北有冰井，孝武藏冰之所。至大明中，又盛造正阳殿。梁侯景之乱，悉焚毁。至陈天嘉二年，更加修葺，于山上立甘露亭，陈亡并废。

（2）华林园

元嘉二十三年（446），文帝又增饰东晋所筑的华林园，命将作大匠张永规划，于园中穿池筑山，广建殿堂楼宇，而以洛阳华林园的殿宇名称命名，如景阳山、灵曜殿、华光殿、凤光殿、醴泉堂等。华林园是六朝建康最主要的苑囿，为君臣常时游宴之所，虽然孙吴之世此地已为苑地，但真正开始兴筑是东晋之时，经宋文帝的拓建，其后梁武帝、陈武帝、陈文帝亦各有所增置；就整体而言，华林园的规模大部分是宋文帝时所制定的：

案，《舆地志》：吴时旧宫苑也，晋孝武更筑立宫室，宋元嘉二十二年重修广之，又筑景阳、武壮诸山，凿池名曰天渊，造景阳楼以通天观。至孝武大明中，紫云出景阳楼，因改为景云楼，又造琴堂，东有双树连理，又改为连玉堂。又造灵曜前后殿，又芳香堂、日观台。元嘉中，筑蔬圃，又筑景阳东岭，又造光华殿，设射棚，又立凤光殿、醴泉堂、花萼池，又造一柱台、层城观、兴光殿。梁武帝又造重阁，上名重云殿，下名兴光殿，及朝日、明月之楼，登之而阶道绕楼九转。自吴、晋、宋、齐、梁、陈六代，互有构造，尽古今之妙。陈永初中，更造听讼殿。天嘉三年，又作临政殿，其山川制置，多是宋时将作大匠张永所作，其宫殿数多，旧来不用，乃取华林园以为号。陈亡悉废矣。

此外，宋文帝也在宫城东、西两面加开万春门及千秋门：“二十年春正月，于台城东、西开万春、千秋二门。” 朱偰所绘《东晋都建康图》中，已有此二门，作云龙门、神虎门， 其实不确。东晋时宫城北面筑有平昌门，宋武帝永初中，改称广莫门。 元嘉二十五年（448）文帝改宫城广莫门为承明门，又在都城的西、北面增开阊阖门、广莫门：“夏四月乙巳，新作阊阖、广莫二门，改先广莫门曰承明，开阳曰津阳。”

2．孝武帝的踵继前盛

元嘉二十七年（450），因和北魏交战，以致民疲国弊，宋之盛世自此走下坡。孝武帝即位时，宋的国势已渐衰颓，然而他仍然追踵文帝修建宫苑的作风，兴建精绮奢华的宫室：“及世祖承统……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 ；大明三年（459），更在玄武湖之北建“上林苑” 。虽然孝武帝兴筑宫室苑囿系出自奢侈享乐之故，但他于建康的建设也未尝不加措意，在都城修驰道，联络南北：“（大明五年九月）丙申，初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 北驰道由宫城北面的承明门经广莫门，抵玄武湖；南驰道由宫城南面的阊阖门（即后来的南掖门）经津阳门，达秦淮河的朱雀航，对京师的交通有很大的帮助。同年，孝武帝并且在国学北方之地，建立明堂；据《舆地志》，国学位于御道东，近秦淮河之地。

（三）南齐

继刘宋之后，南齐高帝、武帝、东昏侯于建康的城郭宫室皆有所改筑增华。

1．高帝改筑城墙

及齐高帝即位，鉴于宋孝武帝以降风俗日益奢靡，故大力矫正，乃简自律，躬为天下表率，后宫中铜制的器物、栏槛，皆改用铁造，并以铁回钉取代华盖上的金花爪。因此，他不曾建造宫室，拓筑花囿，不过他却完成了改建都城城墙的大工程。齐初建康已颇具都城规模，宫城以砖筑造，甚为坚固，宫殿也华丽壮观，但都城仍然是竹篱围筑而成的。建元二年（480），有人献谠言云：“白门三重关，竹篱穿不完。”白门即宣阳门，此言乃讽寓都城宣阳门虽有三个门道，隆重庄严，可是城墙始终以竹篱筑造，柔脆易破。齐高帝有感于此言，于是改建都城城墙：

自晋以来，建康宫之外城唯设竹篱，而有六门。会有发白虎樽者，言“白门三重关，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命改立都墙。

《高帝纪》但称“立六门都墙” ，而未说明系以土筑或用砖垒城墙，但由当时王俭（452—489）谏高帝勿改筑城墙时，高帝答以：“吾欲令后世无以加也。” 可知此番筑造城墙应是立万世之基的制作，绝不会以竹篱围筑，应是夯土城墙，今在南京市六朝博物馆地下一层即有一段长25米、宽10米的六朝夯土墙遗址。

2．武帝续修宫室

继齐高帝之后的武帝为一位英明之主，永明之世十一年间“市朝晏逸，中外宁和”，号称齐代的治世，媲美宋世元嘉之时，因此有余力兴建宫室。齐武帝建凤华殿、寿昌殿、耀灵殿。 元嘉、永明时期都是国力富盛的治世，宋文帝的大兴苑囿和齐武帝的修筑宫殿实有相同的背景。

3．东昏侯大兴土木

东昏侯嗣位，荒纵乱政，广筑宫室。他的兴建宫殿起因于永元二年（500）、三年（501）三次的宫城大火，火灾的灾情关系宫室修建工程的大小，然而关于三度宫城失火情形，诸家史书所述不一：

（永元二年八月）甲申夜，宫内火。……（永元三年）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厢火。

（永元二年八月）甲辰，夜，后宫火。时帝出未还，宫内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辄开；比及开，死者相枕，烧三十余间。

秋七月甲辰夜，宫内火，唯东阁内明帝旧殿数区及太极以南得存，余皆荡尽。……三年，殿内火，合夕便发，其时帝犹未还，宫内诸房阁已闭，内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辄开，比及开，死者相枕。……其后出游，火又烧璇仪、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余间皆尽。

《南史》记载三次火灾，尤以永元三年二度失火时“火烧三千余间”，灾情最为惨重；《南齐书》则轻描淡写，不详；《通鉴》则说永元二年火灾毁损三十余间。比较南朝四史及《南史》的记载，《南史》常有此四代史所不录存，或记叙不明的资料；而且从东昏侯的广兴宫殿判断，如果仅烧毁三十余间，当不至于如此大兴土木，故《南史》之说似较为可信。齐末宫城大火焚毁了数量庞大的殿宇宫室，东昏侯不但皆予以重建修复，而且新造的宫室比灾前的构筑更为奢侈宏丽：

左右赵鬼能读《西京赋》，云“柏梁既灾，建章是营”。于是大起诸殿，芳乐、芳德、仙华、大兴、含德、清曜、安寿等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璧。其玉寿作飞仙帐，四面绣绮，窗间尽画神仙。又作七贤，皆以美女侍侧。凿金银为书字，灵兽、神禽、风云、华炬，为之玩饰。椽桷之端，悉垂铃佩。江左旧物，有古玉律数枚，悉裁以钿笛。……麝香涂壁，锦幔珠帘，穷极绮丽。絷役工匠，自夜达晓，犹不副速，乃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

东昏侯所建巧丽精饰的宫殿，为南朝奢侈之极致；同时他又在阅武堂建“芳乐苑”，广建楼阁，史称其“以金为泥”，炫目灿烂；更筑假山，造水池；于池上建紫阁等楼，又在假山上涂五彩颜色，以为装饰，穷奇极丽。 由于修建这些宫室需花费庞大的财力、物力，故向百姓征调需索，影响人民生计，亦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齐室政权就在东昏的荒政中宣告终结。

江左初基，国步艰难，成帝咸和中的营建规划着重于奠定都城的规模，而于宫室的筑造则甚为简陋。至晋孝武帝则补足了宫室粗略的缺憾，及宋文帝开辟乐游苑，增饰华林园，则又填充了苑囿之不足。其后宋孝武帝修造宫室虽属奢侈之故，但驰道的建立对建康城的交通有所裨益。经过东晋一代的建设，到了宋代，建康城已经是一个齐整美观的都城，当时到建康的诸国使臣表奏中都盛赞建康城的壮丽，如诃罗陀国使者上表称：“城郭庄严，清净无秽，四衢交通，广博平坦。台殿罗列，壮若众山，庄严微妙，犹如天宫。” 至齐高帝改建都城城墙，使建康成为一个既美观又坚牢的都城；东昏侯所建巧丽精饰的宫殿，是南朝奢侈的极致，又给原已壮丽的建康城予锦上添花的效果。

三、极盛期：梁

梁武帝是南朝四代最有治绩的君王，他在位期间正值北魏政治衰落之时，无力南侵，所以边境无事；加以武帝又勤政节俭，使得他统治的前三四十年，成为汉末以来最为安定富盛的时代：“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瑰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 府库充积，国力丰沛，更超迈元嘉、永明之世。梁武帝统治的盛世，也正是建康城最繁华兴荣的时期。

梁武帝于建康城亦有所增筑贡献，他主要的建设有四项：

其一为增加都城壮观与气势的建筑。天监七年（508），在宫城南面的端门、大司马门外立神龙、仁虎阙；又在越城之南作“国门”，亦即“都城之门”之意。

其二为在秦淮河两岸筑塘，以防水患。秦淮河迂回流经建康都城南方，西向注入长江，但常有涛变，涛水由石头城溢入秦淮河，漂走停泊的船只，甚至冲毁朱雀浮航，淹没南岸，危及河岸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天监九年（510），梁武帝在秦淮河两岸筑塘，“北岸起石头迄东冶，南岸起后渚篱门迄三桥”。 南岸多为平民住宅，此一措施乃为沿岸居民解决水患问题，史称武帝勤政仁慈，并非虚誉。

其三为增造一重宫墙，以加强宫墙的防卫能力。自东晋迄齐，台城（建康宫城）都只有两重域墙，《梁书》《南史》皆称梁武帝于天监十年在宫城门上建三重楼，且建两个门道，“初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 ，并没有增筑一重宫墙之意，然《建康实录》则明指此时多造一重城墙：“是岁，初作宫城门三重及开二道” ，又《建康宫殿簿》亦云台城有三重城墙，可见梁时确实增筑一重宫墙：

案，《宫殿簿》：云龙是二宫墙东面门，晋本名东华门，东出东掖门，梁改之，西对第三重墙万春门。神虎门是第二重墙西面门，晋本名中华门，西出西华门，晋本西掖门，宋改名西华门，东入对第三重宫墙千秋门。

梁世台城有三重城墙，城门皆有两个门道，壮观强固，易守难攻。梁末，侯景叛变，以大军十万围攻台城，费时半年，才攻陷台城，即是明证。

其四为兴建宫苑。天监十二年（513），梁武帝改建太极殿，将宫室增加至十三间；又因太庙临近秦淮河，其地卑湿低下，故将太庙基地增高九尺 。此外，武帝辟筑二苑：一为天监十三年（514）在秣陵县建兴里造的建兴苑；一为大同九年（543）在唐县城西南二十里处，辟筑江潭苑，又称王游苑。此苑规模可能颇为宏大，因它动工兴建了五年，至太清二年（548）侯景乱起时，犹未完工，“案，《地志》：武帝自新亭凿渠，通新林浦，又为池，开大道，立殿宇，亦名王游苑，未成而侯景乱” ，此后梁室丧乱，因而废罢不作。

梁代的建康城是一个壮丽坚固的城市，人口殷盛，商业繁荣。虽然普通二年（521）宫城大火，延烧三千余间， 以梁之富盛，灾后想必迅速修复。

四、破坏毁灭期：梁末、陈

梁武帝末年，侯景叛乱，打破江左盛世长久的和平与安宁，并且促成梁室的倾颓与灭亡。侯景之乱于建康破坏甚巨，梁世建康的繁华殷富自此烟消云散，陈初虽修复部分经罹兵火劫难的建康，以为都城，但建康城终是如日西沉，在陈世的余光返照之后，随着陈室政权的灭亡而告毁废。

（一）侯景之乱的摧残

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自寿阳（今安徽寿县）起兵，渡过长江，直取建康，在梁室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迅速地进入建康城。然而台城坚牢巩固，难以轻易破坏，于是侯景便展开长期的围城之战，迄太清三年（549）三月才攻陷台城。其间侯景驻兵建康，前后达半年之久，而在围城战中，侯景的叛军和梁室的官军两方对宫城、都城都造成巨大的破坏。

侯景为攻城之计，纵火烧台城各门，“景于是百道攻城，持火炬烧大司马，东、西华诸门。城中仓卒，未有其备，乃凿门楼，下水沃火，久之方灭” ，更遣人烧毁秦淮南岸的民居营署，“又烧南岸民居营寺，莫不咸尽” 。因此当梁将王僧辩由江陵下讨侯景，至建康所见到的情景是“大航南岸，极目无烟”的萧索惨状 ，可知侯景破坏之彻底。

然而处围城之中的梁室官军，为了自存，也做了不少破坏建康宫城的措施。东宫紧临台城，因此叛军可以登上东宫城墙，以箭射防守台城的将士。当时太子萧纲（后即位为简文帝）便派人潜出台城，烧毁东宫，于是中大通三年（531）才重建的东宫， 至此悉化作灰烬。 侯景乱起之初，百官只知屯粮聚财，而没有预储炊食必备的薪柴，围城时日一久，城内无以为薪，只好拆撤台城内房屋的材木，用作柴火；又未储存饲马的草料，便拆席蓐以为马食：

初，宫门之闭，公卿以食为念，男女贵贱并出负米，得四十万斛，收诸府藏钱帛五十亿万，并聚德阳堂。渔盐樵采，所取盖寡。至是，乃坏尚书省为薪，撤荐剉以饲马，尽，又食饭焉。

在这种困乏的情况下，城内的树木都被砍伐殆尽。及侯景攻陷台城时，城中只有文宣太后庙树犹在，而其他树木无一幸存：“时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庙树，咸见残毁，唯文宣太后庙四周柏树独郁茂。” 建康城内外原本林木茂盛，宫城之内种石榴，殿庭及三台三省种槐树，郁郁葱葱，此时不但城阙夷为丘墟，连树木亦化作劫灰。太清三年，百济不知梁室的变故，依旧遣使朝贡；百济使臣到了建康，目睹城阙残破的景象，念及昔日梁都的巍峩繁华，都禁不住恸哭失声：“太清三年，（百济）不知京师寇贼，犹遣使贡献。既至，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执之，及景平，方得还国。” 由此可知梁末建康的荒凉破败，已经到了行路伤感的地步了。

（二）王僧辩定乱的破坏

侯景围攻台城，建康城饱受兵火摧残，及侯景攻陷台城，曾略加整理残破已极的建康城，修南郊路及修复台城、都城的宣阳门、秦淮河朱雀桥的桥门，更于朱雀航处跨水筑城，称为“捍国城” ，承圣元年（552），镇于江陵的湘东王萧绎（508—555）派遣王僧辩（？—555）、陈霸先（503—559）等沿江而下，讨伐侯景。王僧辩虽然成功地讨平侯景叛军，但其军纪甚差，纵兵掳掠，兵士不慎失火，烧毁大部分的宫城府署，包括台城主殿太极殿及东、西堂，秘书省等。宫殿部分只有武德、五明、重云殿幸免于难，官署部分也仅仅门下、中书、尚书得以存留：

王克开台城门引裴之横入宫，纵兵蹂掠。是夜遗烬烧太极殿及东西堂、延阁、秘署皆尽，羽仪翚络，莫有孑遗。王僧辩命武州刺史杜 救火，仅而得灭。故武德、五明、重云殿及门下、中书、尚书省得免。

侯景乱平，但建康城比侯景为乱时更加残破，其毁坏的程度更超过先前令百济使臣涕泣荒废的情景。故元帝（湘东王绎）即位于江陵，不肯还都建康，导致西魏南侵，攻陷江陵，梁室是以倾覆。梁室实亡于侯景之乱，而东晋南朝以来建康的繁盛壮丽亦倏忽俱逝。

（三）陈代的修复

侯景乱平后，元帝即位于江陵，遣王通（503—574）归建康，修复宫室， 然不久西魏攻陷江陵，元帝没于西魏，陈霸先亦旋即代梁而立。陈承梁末丧乱建国，陈初各地仍有割据势力，军戎不息，财政困难，因此于乱后残毁的建康亦无力作大规模的修复，唯武帝于永定二年（558），以中书令沈众兼起部尚书，少府卿蔡俦为将作大匠，重建台城之主殿太极殿。 继武帝之后的文帝，亦未见兴工修复都城。迄陈宣帝时，经过二十余年的将养生息，国势略见振作，乃有复建宫室的余裕。太建七年（575），宣帝改作宫城第二重城墙的云龙门及神虎门，又在乐游苑中建甘露亭。 至于太子所居的东宫自太清二年焚毁之后，始终未能兴复重建，太子只得暂居永福省。 直到太建九年（577）九月，宣帝才重修东宫。

宣帝为陈代最为奋发振作的君主，而继其位者却是以风流自赏，轻忽政事的后主，他曾在宫中新造临春、结绮、望仙三座楼阁，其制作的精巧华丽，几可上追齐东昏侯之奢侈：

至德二年，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香檀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

然而以后主的狂放自恣，也仅造此三座楼阁，虽则精绮奢丽，也系俭中求奢之作。而后主的荒政终于招致大祸，在位七年即为隋所灭。

经过侯景之乱，江左元气大伤，终陈之世，未能恢复。梁末建康残破，而陈继梁建国，三十二年间修复甚少；即使到陈末，建康城的景况并不比梁末之时好多少。后主祯明三年（589），隋将贺若弼（544—607）、韩擒虎（538—592）攻入建康，南朝最后一代就此亡国。而历为江左东晋、宋、齐、梁、陈偏安都城的建康，也随着南方王朝的销沉，遭到“平荡耕垦”彻底毁灭的命运。 从孙吴建都，历经东晋南朝各代经营的都城自此在历史的舞台上永远地消逝，五代时割据江南的杨吴虽仍于此地筑城建都，然已不照六朝的规模，而另做规划。

原刊于《大陆杂志》第六十七卷第四期（1983） YFAfrjavN4UwF0jWuAw4yn+itQHshfqikGXjlz0A74Ejb0nZAhP6nhEgMncjjY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