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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皆在黄河流域，而长江流域的郢（今湖北鄂州北之纪南城）、吴（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虽然曾为封建列国楚国、吴国和越国之都，但在秦统一以后，即隳坠不显。秦汉时长安与洛阳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整个长江流域并没有一个较大的都会可与之并论。然自三国以降，位于长江下游、一无政治渊源和历史传统的建康，自孙吴建为都城后，一跃而成为六朝分裂时期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与黄河流域的名都长安、洛阳相抗衡。
本文主要讨论六朝建康被建为都城的缘由。首先叙述六朝的立国形势；次则由孙吴建都的经过，探讨其决定建都建康的因素；再则说明建康都城地位的确立；最后探讨建都建康对六朝历史发展的影响。
中国自汉末衰乱迄隋平陈，其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其余的时间都处在南北分裂与对立的状态之中，立国于江南的政权都恃长江天险以自固。三国时，曹魏傅幹即指出“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
，而魏文帝于黄初五年（224）大举伐吴，吴人缘江守备，文帝临长江而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
于是旋师罢兵。东晋南朝情况也和孙吴相同，所以陶侃（259—334）说：“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
因为倚长江之险以资守御，故须守淮南之地与巩固上游地区，而二者相较，又以上游地区为要。因敌方若据有淮南，便可直逼长江，江左虽有倾覆之虞，但不至于立即陷入危亡之境；如敌方据有上游，则可沿江而下，直指建康，江南便不免于灭亡的命运。故顾祖禹（1631—1692）云：
敌在淮南，而长江之险吾与敌共；敌在上游，而长江之险乃制之于敌矣。……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规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孙吴立国东南，孙权知东南形势必在上流，于是城夏口（今湖北武汉）、都武昌（今湖北鄂州），
特别重视上游；于其地置重兵防戍，西陵（今湖北宜昌）、建平（郡治在巫县，今重庆巫山）尤为重要的据点，称为“国之西门”。如西陵失守，则不能保有荆州；如不能保有荆州，则敌方借上流之势，灭吴易如反掌，故胡三省（1230—1302）云：“吴人都秣陵，不恃大江，而守荆渚。”吴人更以为荆州“存则吴存，亡则吴亡”，若荆州危殆，则必须倾国争之。孙吴名将陆抗（226—274）在上后主疏中，对于这点陈述甚详：
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
西晋君臣亦深知欲平吴，则必先取得上游的据点，羊祜（221—278）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
。而吴建平太守吾彦也深信晋人来侵时，只要守住建平，便可无忧，“建平不下，（晋）终不敢渡”
。在晋平吴之役中，杜预（222—285）也说若攻下建平，顺流长驱，便告成功。
长江上游地区实关系吴之存亡，然至孙皓时，荆州的守备力量日趋削弱，陆抗曾上疏请求增兵三万，以益守御，但孙皓不予理会。
及陆抗病卒，上游非但没有将才，戒备又不足，因此晋将王濬（206—286）得以顺利攻下建平，顺流而下，直逼建业。另一方面王浑（223—297）自江西的横江攻吴，吴丞相张悌（236—280）率精兵三万迎战，于建业西南的板桥一役，不幸全军覆没
，继而王浚军临石头城（位于建康城之西），吴亡。吴之灭亡虽然主要是因孙皓的荒淫失政，但和其立国形势与荆州的守御实有密切的关系；孙吴末年，长江上流仅有兵数万，戍守微弱
，吴之灭亡并非偶然。
东晋南朝的立国形势与孙吴相似，在防守上依然守淮南及长江上游。孙吴荆州为上游重地，东晋以后其地位之重更超越三国时代，一则自孙吴以降，荆州境域之内有蛮族分布，所以陆抗说荆州之地须“内怀百蛮”，至东晋南朝，荆州蛮族叛服不常，因此荆州除了军府之外，另设有南蛮校尉，以镇压蛮族的叛乱。荆州因内怀百蛮，外御强寇，为用武之国，所以军力特别雄厚，荆州将吏的数目为他州之数倍。宋武帝《永初二年诏》：
初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
而荆州的资实用度也常是他州的数倍，齐时“荆州资费岁钱三千万，布万匹，米六万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万斛给镇府。湘州资费岁七百万，布三千匹，米五万斛。南蛮资费岁三百万，布万匹，绵千斤，绢三百匹，米千斛”
。二则荆州物产富饶，“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也有兴旺的商业：“况荆州物产，雍、岷、交、梁之会……良马劲卒，彼中不无；良皮美罽，商赂所聚。”
军备加上财富、物产，使荆州成为东晋南朝势力最雄厚的地区，《宋书》云：“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甲兵，居朝廷之半。”
因此如荆州衰敝势弱，江南便有亡国之忧，晋之重臣何充（292—346）云：
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
以立国形势而言，六朝的军事中心始终在长江上游的荆州，而六朝除吴大帝与孙皓曾都武昌，及梁元帝都于江陵（今湖北江陵）一小段时间外，皆建都于长江下游的建康。秦汉时关中为军事中心，建都于长安，系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重合。
六朝放弃荆州军事中心而建都于建康，究竟基于何等考虑？又在此以前，建康完全没有建都的传统，不像前代曾为都城的长安与洛阳，可以轻易建立政治地位。事实上，建康之地位并非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以下拟从六朝建都的争议与经过，探讨建都于建康之缘由，以及其都城地位的确立。
三国以前，江南地区只有吴和会稽二城分别为春秋时代吴国和越国的国都，其中又以吴的城池较具规模，《越绝书》叙述吴国之城郭云：
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阖庐所造也。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
吴也是江南开发较早、经济最发达的太湖流域中心区，经战国秦汉的发展，成为江南最大的都会。汉末天下崩乱，群雄竞逐，位于富庶的三吴区域、又曾为都城的吴，便成为瞩目之地。其时吴中民谣云：“黄金车，班兰耳，闿昌门，出天子。”
昌门即吴故都城郭门之名，西晋左思（250—305）《吴都赋》叙述孙吴都城建业，也先铺叙吴之城郭规模与繁华景象，由此可知至西晋时，吴仍是江南最重要的都会，不过吴却没有成为孙吴的国都。
吴大帝孙权何以放弃现成的都城吴，而选择没有任何历史渊源与建都传统的建业为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冈崎文夫认为孙权不以吴为都城，是因孙权以江南为根据地，得到三吴望族的支持，而得拓展其势力；但日后协助孙氏建立王业的人却多是南奔的北方豪族，为了使南、北势力能够携手合作，共同效力扶持孙氏政权，所以他选择都城时，便有意避开三吴豪族所居之地。同时建康南枕秦淮，西临长江，可借长江水运和上游的军事区联络，就对北方的防卫而言，建康实较吴为优越，故以建业为都。
实则孙吴自拓展势力之初，就未曾考虑以吴为镇所或都城，孙氏最初以会稽为根据地，拓地江东，在发展实力之时，虽曾屯于曲阿（今江苏丹阳）及吴，但在赤壁之战（208）后，魏、吴、蜀三分天下的局面大致形成，其年孙权便移驻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濒临长江，可借长江和上游联络。建安十六年（211），更徙治京口上游的秣陵（今江苏南京），次年，修筑秣陵西面的石头城，以资守御，并改称秣陵为建业。
《吴书》云孙权的徙治秣陵，乃出于张纮（153—212）的建议，“纮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
，而《江表传》却说孙权之都秣陵是采纳刘备的建议：
纮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不论张纮或刘备皆以金陵地形有王气的缘故，劝孙权建都于此，这种说法虽有可能，但必非孙权择定建业的唯一原因。孙吴创业之初，凡所举措皆以军事为先，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徙镇建业以后，因军情严重，孙权曾移屯公安。迄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刘备称帝于蜀，孙权更徙镇于鄂（今湖北鄂州），筑城守备，改其名为武昌。黄龙元年（229），他于武昌即帝位，其年九月，才正式迁都建业。孙吴于军事对抗激烈时期立国，而长江上游的荆州为三方所争，系为军事要地，以国防而言，则建都武昌较为理想。荆州西以拒蜀，北以抗魏，若魏、蜀有所行动，都于武昌，即能迅速举全国之力抗争；故自黄初二年迄黄龙元年八年间，孙权都于上游的武昌。黄龙元年冬，吴放弃军事中心武昌为都，下都建业，也曾犹豫再三，唯恐荆州一旦有变，不及赴援，甚至在迁都途中还特别议论此事：
初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及至夏口，于坞中大会百官议之，诏曰：“诸将吏勿拘位任，其有计者，为国言之。”
又如晋武帝欲伐吴时，杜预深恐孙吴知其谋，迁都武昌，则伐吴便难以成功：
预旬月之中又上表曰：“……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
又以孙吴立国的形势而言，如欲采取主动攻击，也以都于武昌较佳。吴大帝之后，孙亮继位，诸葛恪（203—253）秉政，派人修治武昌宫室，预备迁都武昌：“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
但后来并未实现。诸葛恪是主张主动攻击的人，他曾北征淮南，所以有此构想。孙吴最后一任皇帝孙皓一度迁都武昌，史称这是他惑于术士之言，为避开不利于己的建业，以及镇压荆州王气所采取的行动：
初望气者云荆州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
实则孙皓迁都之事并不如此单纯，《吴书·嗣主传》云：“从西陵督步阐表，徙都武昌”，西陵为吴“国之西门”，西陵督步阐表请迁都，可能基于军事上的考虑，冈崎文夫认为此举系为筹划北伐之故。
然而孙皓于甘露元年（265）九月迁都武昌，而此年正是司马炎代魏之年（晋泰始元年），
步阐请迁都可能与此有关，不是为筹划北伐，而系防御新兴晋室的攻击。
总之，以军事而言，孙吴无论是消极防守或是主动攻击，都以建都武昌较佳。然而孙权何以放弃已经营八年的都城，迁都尚无城郭宫室的建业？究其原因，可能有下列诸端：
其一为经济上的考虑。吴之境内，扬州最为富庶，其中尤以太湖流域的三吴及会稽最为丰沃富实，军国所需大都仰赖吴、会地区的供应。武昌居于上流，扬州贡赋逆水上运，甚为不便，同时孙吴也必须有效控制其经济重镇，因此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建都于扬州。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孙皓迁都武昌一事获得证明。甘露元年（265）冬，孙皓迁都武昌，扬州百姓逆水输送贡赋，劳而生怨，因而有“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谣谚，可见其怨苦之深，故次年十二月，孙皓即还都建业：
皓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陆凯）上疏云：“……又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塉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臣闻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由此可知，孙吴之都建业实为迁就经济中心扬州。建康位于太湖流域之西北角，和吴、会区域之间原无直接联络的交通路线，故吴大帝建都以后，即积极开发建康水运交通，并辟筑通往曲阿的陆路，
以沟通吴、会财赋之区。同时建业可借长江和荆州军事区联络，经吴大帝建设以后的建业，成为荆州军事区和吴、会财赋区的连接点，统驭孙吴之大局。
其二为建康地理环境优越。武昌虽位于军事要区，然其地形势并无特出之处；而建康虽不濒江，但西、北有长江环绕，西有石头城为其捍御，南倚秦淮河川为阻，东有钟山，北有幕府诸山环卫，地理环境优越。孙权虽曾驻屯于京口、吴、曲阿，但这些地方的形势都比不上建康：曲阿与吴距长江较远，和上游军事区联络不便；京口虽濒长江，易与上游交通，但因濒江而易遭受来自江北的攻击，不如建康有险可恃。
其三为政治因素。孙吴建国，系得三吴大族支持，建都于扬州地区，比较符合三吴大族的利益，而在扬州地区，又以建康的地理环境最为优越。
基于上列三个原因，故孙权于黄龙元年四月即帝位，六月与蜀汉结盟抗魏，约定中分天下，
荆州的军事情势缓和以后，为安国养民，九月即下都建康。
总而言之，孙吴的根据地本在扬州，后来逐渐拓展实力，赤壁战后，与蜀汉、曹魏鼎足而三，长江上游的荆州地区便成了三方共争之地，孙吴无论为自卫或扩张，都不能不以荆州为军事中心。孙权建都时，顾及此一事实，故初驻于曲阿及吴，但由于军事中心在上游地区，为了便利和上游的交通，寻即移驻京口，后又移镇建业。黄初二年，孙权更上镇武昌，都于武昌八年。黄龙元年之所以下都建业，放弃军事中心武昌为都，实由于以上的经济、政治因素。此后吴皆以建业为都，孙皓一度迁都武昌，然而军事上的因素终究抵不过经济的需求，一年后仍还都建业。孙吴的经济中心和军事中心分立，孙权建都迁就经济中心，致使经济和政治重合，而与军事中心分离之情势，乃成为六朝江南政权的新发展。
晋武帝平吴，将汉末以来的分裂归于一统，然不久即因五胡叛变，长安、洛阳相继失陷，怀、愍二帝被掳遇害，时为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琅琊王司马睿便即帝位于建康，立国江南，以延续晋室的政权。
东晋之都于建康并非偶然，永嘉初年琅琊王司马睿原镇于下邳，后用王导（276—339）之计，方移镇建康。
王导之所以主张以建康为镇所，实因建康经过孙吴五十年的经营，已成为江南最具都城规模的城市，故元帝即位后，便以此为都城。
然而建康的都城地位在东晋初年曾一度发生动摇。成帝咸和二年（327），苏峻（？—328）作乱，次年攻入建康，对都城造成巨大的破坏，宫室尽化为丘墟。咸和四年（329）乱平，朝臣议论迁都于豫章（今江西南昌）或会稽，而难以决断。其时唯有王导力排众议，主张仍都建康：
及贼平，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有所适。导曰：“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弘卫文大帛之冠，则无往不可。若不绩其麻，则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由是峤等谋并不行。
王导反对迁都他处的理由有三：一则建康为三国孙吴之都城，有历史传统。二则北方的胡族时有南侵之心，如迁都于建康之南的豫章、会稽，恐示弱于北方，易启其犯境的野心。三则会稽、豫章之地仍为蛮、越杂处之地，不适合作为都城。由于王导的坚持，成帝才未迁都，而重修建康城。自此迄东晋末，未再有都城的争议。
随着建康都城地位的确立，孙吴时曾与建康抗衡的武昌，在东晋以后则未见于记载。此或因西晋末年张昌之乱扰及荆州，使荆州蒙受损失，迄晋室南渡，江南地区足以支持一个朝廷者，唯扬州一地。永嘉年间，都督扬州江北诸军事、镇守寿春（今安徽寿县）的周馥见中原扰攘，洛阳孤危，曾上书请怀帝迁都寿春，他指出只有扬州是安定的地方：
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萧条，崤、函险涩，宛都屡败，江汉多虞，于今平夷，东南为愈。淮、扬之地，北阻涂山，南抗灵岳，名川四带，有重险之固。是以楚人东迁，遂宅寿春，徐、邳、东海，亦足戍御，且运漕四通，无患空乏。
而且东晋以降，荆州之地蛮患甚为严重，又因术士之言武昌无久长之运，故东晋不闻都武昌之言论。如术士戴洋即劝庾亮（289—340）不可久镇武昌：
咸康三年，（戴）洋言于亮曰：“武昌土地有山无林，政可图始，不可居终。山作八字，数不及九。昔吴用壬寅来上，创立宫城，至己酉，还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择吉处，武昌不可久住。”
东晋与孙吴皆立国于江南，孙吴时在选择以建业或武昌为都城上，曾费一番斟酌，迄东晋武昌已不具建都之条件，建康成为唯一适合建都之地。然而，东晋初年建康地位仍不稳固，至苏峻乱后，王导力排众议，重建毁坏的建康，并予以重新规划，其都城地位乃趋稳固。
降及梁朝，建康都城的地位已经确固不移。梁末丧乱，侯景窃据建康，幽死梁武帝，废杀简文帝，及侯景乱平，元帝于江陵即帝位，不肯还都建康，以致朝议汹涌。元帝之所以都江陵之因有三：其一为元帝未即位前担任荆州刺史，历时二十余年，其僚佐皆楚人，不愿迁往建康。其二为建康城经侯景之乱，荒废凋残，主张都江陵者便称其地王气已尽，不宜为都。其三为荆州之地自古相传，若在江陵的长江中九十九洲外，再生一洲，积数满百，便可出天子。
太清末年，江中果然生一洲，元帝及其臣僚皆认为此是天子符应，故不肯他迁：
武陵之平，议者欲因其舟舰迁都建邺，宗懔、黄罗汉皆楚人，不愿移，帝及胡僧佑亦俱未欲动。仆射王褒、左户尚书周弘正骤言即楚非便。宗懔及御史中丞刘懿以为建邺王气已尽，且渚宫洲已满百，于是乃留。
然而江陵一则未有建都的前例，二则就其地理形势而言，亦甚不利；侯景乱后，北方的北齐、西魏趁机侵轶梁之土宇，由巴陵至建康，南北两方以长江为界，而江陵位于长江北岸，逼邻魏境，不如建康安全。所以朝臣大都主张还都建康，周弘正（496—574）、王褒甚至认为如不还都建康，百姓会误认元帝是封建列国之主，不具天子之地位，因此极力主张还都建康：
时朝议迁都，朝士家在荆州者，皆不欲还，唯弘正与仆射王褒言于元帝曰：“若束脩以上诸士大夫微见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无定处，无所与疑。至如黔首万姓，若未见舆驾入建邺，谓是列国诸王，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从四海之望。”
武昌太守朱买臣更恳切陈词，指出若都江陵，则不可长久：“买臣家在荆州，岂不愿官长住，但恐是买臣富贵，非官富贵邪！”
可知梁世建康都城地位已经确立，非他处可以取代。
虽然朝廷中半数以上的文武官员都主张还都建康，
但元帝及其近臣僚佐情深故府，不忍离去，因而违背众议，仍都江陵。元帝之固执己见，给他自身及梁室招致巨大的灾厄。承圣三年（554），西魏入寇前夕，散骑侍郎庾季才（515—603）以星象推断魏人可能来犯，请元帝速返建康避祸，以保全社稷；
在魏军方面，也认为此时元帝如还都建康方是上策：
（九月）乙巳，魏遣柱国常山公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将兵五万入寇。冬，十月，壬戌，发长安。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如之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杨，上策也；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中策也；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下策也。”
可惜元帝采取了下策，所以魏军攻陷江陵，元帝及其江陵朝廷百官俱没入西魏，虽然陈霸先另立敬帝于建康，但此一徒拥虚位的梁帝不久即禅位于实权在握的陈氏。元帝若不都江陵，梁室虽然倾危，或不至于立即覆亡，故《梁书》慨叹“以世祖之神睿特达，留情政道，不怵邪说，徙跸金陵，左邻强寇，将何以作？”
六朝立国形势相若，东晋、宋、齐、梁、陈五代皆沿袭孙吴的旧规，建都于建康。孙吴时期荆州为其军事重地，扬州为其财赋要区，吴先建都于武昌，其后吴大帝为迁就经济因素，放弃武昌城郭宫室，下都建业，政治中心自此与军事中心分离。东晋南朝的形势也和吴相同，因此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分立、政治中心和经济区域的重合便成为六朝的特色，配合此一形势所采取的政策及其因革，更影响及六朝历史的发展。
孙吴下都建业，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分立，因此采取将荆州建为军事区的政策，任命名臣宿将镇守，《江表传》称此政策系出于一默默无闻的小将领张梁的建议：
初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及至夏口，于坞中大会百官议之，诏曰：“诸将吏勿拘位任，其有计者，为国言之。”诸将或陈宜立栅栅夏口，或言宜重设铁锁者，权皆以为非计。时（张）梁为小将，未有知名，乃越席而进曰：“臣闻香饵引泉鱼，重币购勇士，今宜明树赏罚之信，遣将入沔，与敌争利，形势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万人，付智略者任将，常使严整。一旦有警，应声相赴，作甘水城，轻舰数千，诸所宜用，皆使备具。如此开门延敌，敌自不来矣。”权以梁计为最得，即超增梁位。后稍以功进至沔中督。
不论此则记载是否确实，孙吴实施荆州军事化的政策乃势在必行之举。迁都建业之后，如不将荆州建为一强固的军事中心，便无法御蜀抗魏；如不能御蜀抗魏，则上游危殆，吴帝亦不能安然都于建业，故孙吴时期始终奉行此一政策。先后为荆州守将的吕蒙（179—220）、陆逊（183—245）、陆抗，都是名将，颇能巩固上游地域，所以孙吴于三国之中享国最久。其后吴之亡于西晋，和孙皓末年荆州守备力量的衰微，及名将陆抗的殒沉有很大的关系，吴丹阳太守沈莹云：“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
荆州军事化政策的实施及其松弛实影响及吴的兴衰存亡。
晋室南渡，立国于江左，袭吴之旧规，建都于财赋区的扬州，而将上游兵冲之地的荆州建为军事中心，即所谓“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
，以荆州为阃外之寄的政策。东晋以来，每以荆州刺史兼督数州，其他诸州刺史虽亦常兼督数州，但其所兼督之州多属侨州，只有荆州刺史所兼统者为实土，所以荆州实力远在他州之上：
南渡以后，豫、徐、江三州皆为重镇，纷纷兼督，多是侨州，或只一郡，或只一县。唯荆兼梁、益、宁、交、广，乃是实土，是以上流偏重，卒成王桓之变。
此外，荆州拥有南楚之富，资产丰厚，史称江左“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
。荆州既为军事区，刺史又兼统数州，地广兵强，府库充实，如拥有荆州，其势力便足以和朝廷所在的扬州抗衡，故自东晋以后，称荆州为“陕西”，而赋荆州刺史以“分陕”之重任：
境域之内，含带蛮、蜒，土地辽落，称为殷旷。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弘农郡陕县，周世二伯总诸侯，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故称荆州为陕西也。
虽说“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其中荆州为用武之地，其实力更超过扬州，而荆州刺史既镇守重地，甲兵富盛，位高势大，因此易启篡夺王位之野心，如王敦（266—324）、桓玄（369—404）皆以荆州之资实甲兵作逆；而建康方面也因荆州实力强盛，所以对荆州刺史始终抱着猜疑的态度，如庾亮之忌陶侃，深恐陶侃自上流称兵，攻入建康，预先修筑石头城以资守备。
这两个因素相因相乘，竟使荆州阃外之寄的政策，成为晋室内政上一大问题，关于这一点，《晋书》有一针见血之论：
维扬作寓，凭带洪流，楚江恒战，方城对敌，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权外假，嫌隙内兴，彼有顺流之师，此无强藩之援。
东晋末年，桓玄自荆州举兵，攻入建康，篡位为帝，虽旋为刘裕（363—422）所平定，但晋室政权亦转移到刘裕之手。刘宋鉴于东晋荆州政策造成“君弱臣强”的流弊，于是改弦易辙。
宋武帝不再遵守东晋荆州阃外之寄的政策，而采取削弱荆州的措施，一方面分割荆州的土地，另置新州，另一方面则改变荆州刺史任用的原则。
在分割土地方面，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分荆州十郡，立湘州；
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又割荆州的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设立雍州；
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又分荆州的一部分，及湘、江、豫的一部分，立郢州；
至齐高帝建元二年（480），分荆州之巴东、建平，及益州之巴郡为巴州。
分割荆州削弱了荆州的实力，而分割荆州北部五郡而设置的雍州，则因紧临魏境，其国防地位便超越荆州之上，荆州更失却其军事中心的地位。荆州境内因设有荆州、南蛮校尉二军府，故兵力雄厚；孝建元年，罢南蛮校尉，以其营移入建康，
荆州的军备益形弱化。荆州土宇的削减及军备的削弱，瓦解了东晋以来荆州阃外之寄的政策，而在对北方的防卫上，产生“盗实人单”的弊病：
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扬土自庐、蠡以北，临海而极大江；荆部则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邓、塞。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晋世幼主在位，政归辅臣，荆、扬司牧，事同二陕。宋室受命，权不能移，二州之重，咸归密戚。是以义宣借西楚强富，因十载之基，嫌隙既树，遂规问鼎。而建郢分扬，矫枉过直，藩域既割，盗实人单，阃外之寄，于斯而尽。
宋孝武帝时，尚书令何尚之（382—460）曾建议复合荆州原有的辖区，而未受采纳。
东晋荆州阃外之寄的政策下，荆州资实甲兵居天下之半，虽然造成君弱臣强的形势，而有王敦、桓玄等野心家举兵东下之举，为其弊病；但由于荆州兵力雄厚，权臣庾亮（289—340）、桓温（312—373）亦能以此规图恢复北方之大计。自刘宋以后，荆州境域的分割及军事力量的分化，使上游地区失却军事重心，无力兴复。南朝四代中，虽有宋文帝、梁武帝、陈宣帝之北伐，但宋文帝的北伐乃受北魏侵轶边境的刺激，而非主动的攻击；梁武帝遣陈庆之北伐，仅派遣数千人随行，实欲趁北魏政治混乱之际坐收渔利，也非大规模的北伐；陈宣帝北伐淮南，则为收复北齐于梁末并吞的土地，以上皆非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兴复之举。刘宋以后荆州阃外之寄政策的瓦解，也使南朝对北方转采较为消极保守的态度。
在荆州守将的任命方面，宋武帝改任宗室子弟为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
其后因南郡王刘义宣（415—454）以荆州反叛，一度改变以宗室为荆州刺史的政策，改任异姓大臣。宋末苍梧王元徽五年（477）荆州刺史沈攸之（？—478）举兵反叛，
至萧齐建立，惩宋末之失，又回复宋初以宗室担任荆州刺史之政策。梁代更将长江上游诸州别由诸子分掌，因荆州已遭分割，失去其军事中心之地位，故各州实力相差无几。诸王各怀私心，又握有重兵，侯景之乱期间，诸王相互嫌猜，乃至于交兵，西魏乘隙取得益州，其后更攻陷梁元帝所在的江陵。梁室土宇丧失，以至于倾危，实为荆州阃外之寄政策瓦解的结果。
六朝都城建康僻处长江下游，远离西、北敌对政权的直接威胁，所以自孙吴开始将接邻敌境上游的荆州建为一军事区域后，东晋以降长江下游的扬州就成为一个文治区域。扬州刺史的治所在建康，并不设军府，仅有宿卫京师的左、右卫军，称为“台军”。宋武帝永初三年诏云：
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备不祥人者，可以台见队给之。有征讨悉配以台见军队，行还复旧……仗既不许入台殿门，要重人可详给班剑。
扬州之域不准挟藏武器，亦见于《隋书·食货志》：
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
上文所谓的“禁物”“禁货”系指器杖军械而言，《南齐书》云：
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长沙威王）晃爱武饰，罢徐州还，私载数百人仗还都，为禁司所觉，投之江水。世祖禁诸王畜私仗，闻之大怒，将纠以法。
又《梁书》云：
（刘峻）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峻兄孝庆，时为青州刺史，峻请假省之，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
因扬州为文治区域，吴、会地区自然没有兵器铠甲，故云“东路无禁货”，而建康通往吴、会必经的方山津的检查甚简；至于扬州以外的地区则非纯粹的文治区域，所以由长江上游进入建康重要的津口石头津，检查就较为严密。又，在都城之中私藏武器是犯法的行为，梁武帝与其兄弟友爱情深，有人告发其弟临川王萧宏挟藏铠仗，武帝不悦，及亲往察视，知非兵器，而是聚敛得来的财物，则大为欣悦。
在扬州之域，持仗是要经特别允许的，如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因吴、会歉收多盗，特准粮食商人武装自卫，诏曰：“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其以仗自防，悉勿禁。”
又齐武帝恩赐周山图在京邑以仗自防：
（周）山图于新林立墅舍，晨夜往还，上谓之曰：“卿罢万人督，而轻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随，以备不虞。”
由于扬州实行文治政策，故建康的防卫力极为薄弱，每不能抵挡叛军的攻势。三百余年间，建康曾被攻陷了九次，而每一次的战争都给予此城程度不等的破坏，尤其以苏峻、侯景之乱对建康的破坏最大。六朝立国皆资扬州贡赋，尤其倚重三吴的供给，三吴最是役重贼繁，因此常有乱事发生，而在扬州文治政策下“三吴内地，非用兵之所”
，兵多不习战，常不敌贼寇的侵扰，州郡往往望风而降，吏民奔散：
天监九年，宣城郡吏吴承伯挟祅道聚众攻宣城，杀太守朱僧勇，因转屠旁县，逾山寇吴兴，所遇皆残破，众有二万，奄袭郡城，东道不习兵革，吏民恇扰奔散。
贼寻寇东境，没吴郡，（侯）景将宋子仙进攻钱塘……吴下军闻之，亦各奔散。
因此之故，起于三吴的乱事，如东晋孙恩（？—402）、卢循（？—411），齐世唐寓之（？—486）乱事等皆迅速扩大，甚至威胁都城的安靖。三吴的文弱常使叛乱贼寇易于得逞，肆虐此区，而三吴为六朝之财赋要地，此一地区的破坏，亦即削弱江左的国力。陈室不振，实和三吴地区经过梁末侯景之乱的摧残，未能恢复，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由于扬州文治政策，以及建康作为都城，人文荟萃，造成建康在文化上的绝对优势，而荆州文化有倒退的趋势。汉末荆州原系一文化中心，中原的战乱初未扰及荆州，且荆州牧刘表（142—208）礼贤爱士，故士人多因避难而往归之，如杜袭、赵俨、繁钦、裴潜、杜畿、韩馥、杜夔等人皆游于荆州，
荆州遂成为一学术中心：
（刘表）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世，从容自保。
王瑶认为荆州学术为两汉至魏晋学术转变的枢纽，荆州的后定五言章句重古文，且注重《易》及《大学》，别有新创，上接东汉古文经学，下为清谈家所祖述
。然而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伐荆州，攻陷江陵，荆州士人多随曹操北返入仕，在汉末动荡时代中，荆州所发出的熠熠文化之光因而倏忽熄灭。孙吴在赤壁战后取得荆州，一度都于武昌，但黄龙元年吴大帝下都建业，便将荆州建为一个纯粹之军事中心，遂限制其地文化的发展。东晋以后，荆州依然为军事区，荆州文化只能靠其牧宰之爱好，间有进展，如齐豫章王萧嶷（444—492）于荆州立学，
梁世因爱好文雅的湘东王萧绎（508—554，即后之梁元帝）镇于江陵，在侯景乱后，他在此即帝位，更建都于此，经由他的提倡，江陵一地聚书十余万册。
然而整个六朝时代，荆州在文化上始终不及扬州，扬州的文弱与荆州的武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荆、扬文化偏枯偏荣的现象也是荆、扬二州政策推行下必然之结果。
总而言之，秦汉或都关中，或都关东，其地既为军事重心，亦为经济中心。至汉末天下三分，孙吴偏处东南，依扬州贡赋立国，恃长江之险为守，而以上游荆州为军事要区，因为经济中心和军事中心的分离，所以孙吴定都就不如前此之单纯，而依违于军事中心的武昌与经济区域的建业之间。孙吴立国五十九年之中，只有九年都于武昌，其余五十年皆都于建业，实为迁就经济中心之故。除此之外，也有政治上的用意，孙吴政权乃得到三吴大族支持而建立，朝廷在扬州，比较符合他们的利益；而在扬州地区，建业的地理环境最为优越，故以建业为都。然而三国以前，建业一地晦微无闻，亦不具建都之历史传统，孙吴一代建业的都城地位并未确立，武昌仍可与建业抗衡，故孙皓上都武昌，并未有反对之意见。东晋南渡，依孙吴之基础，都于建康，但建康的都城地位亦未获得时人普遍的承认。成帝时，苏峻作乱，建康城荒毁残破，朝臣皆欲迁都会稽或豫章，可见其时并不以为非都建康不可。幸赖王导独排众议，力陈建康具建都之传统，并言他处之不便，才平息迁都之议，而重新规划修筑建康城。自此以后，建康的都城地位日趋稳固。然因建康为六朝之都，故成为东晋南朝野心家竞逐的场所，屡遭兵燹，建康备受战火摧残，也成为梁元帝建都江陵的原因之一。江陵既无建康之政治地位，又无良好的防御形势，所以西魏南侵，一举而陷江陵，元帝及其江陵朝廷俱没于西魏。时论皆以为元帝之覆败，实为不肯还都建康之结果。陈代梁而兴，仍以建康为都。隋文帝平陈，深忌建康之政治地位，而将它夷为平地；唐代每有变乱，亦深恐有人利用东南王气会聚建康，每在此处立州设府，以资镇压。五代杨吴更于此建城，以为都城，南唐亦沿而都之；南宋虽都于临安，而仍以建康为行都。宋人非常重视此地，宋郑樵（1104—1162）论宋代以前的都邑，认为只有建康、洛阳、长安才具备建都的条件：“自成周以来，河南之都惟长安与洛阳，或逾河而居邺者，非长久计也。自汉晋以来，江南之都，惟有建业，或据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长久计也。是故定都之君惟此三都是定，议都之臣，亦惟此三都是议。”
建康虽然具有良好的地理条件，但在汉末以前默默无闻，而在五代以后声名大噪，它的政治地位完全是六朝时代建立起来的。
历史上建都于军事中心的王朝，因天子居险地，不但可以激励民心士气，亦于强敌外寇有所警惕，
通常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孙吴因经济上的需求，建都于建康，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分离，久而久之，易疏忽边防，又因远离敌境，亦生苟安心理，故采取消极退守的政策。孙吴的荆州军事化政策、东晋荆州阃外之寄政策都是非积极的防守态度，而自刘宋以来，逐渐破坏荆州阃外之寄的政策，荆州力薄势单，不再是上游的军事重心，南朝在军事上遂消沉不振，迄陈土宇更狭，欲振乏力，终于为北方的隋室所灭。
因六朝在军事上采取消极保守的态度，故向文化方面积极发展，位于文治区域的都城建康，在全国各地财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偏安的孕育烘焙，终于开出照耀千古、灿炫夺目的六朝文化之花。
原刊于《大陆杂志》第六十六卷第四期（1983）
南朝都建康总图（朱偰：《金陵古迹图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