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1992）

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六朝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范畴，蕴含无穷的魅力。在多种民族角逐政权的纷扰中，哀哀百姓流离生死，从而转向宗教的安慰，佛、道二教因而大为兴盛流行；大、小佛教石窟的开凿，以及无数庄严佛像的塑造，千载之下，仍然撼人心魄。那也是一个气魄宏伟的时代，透过陆上与海上的丝路，越过千里无烟的沙漠，横渡万顷风波的大海，中国与东南亚、西亚，乃远至于罗马，有直接或间接的商业往来、文化交流。同时，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都占尽优势的贵族，为那一个时代盖上了“贵族制社会”的戳记；他们的悠游自恣与丰富学养，创造出的优雅风流，是六朝文化中最炫目的花朵。总的来说，六朝史研究可归结为下列几个重点：民族、宗教、中外交通，以及以贵族制为中心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制度。迄今中、外六朝史的研究多集中于贵族制这个项目的讨论，成绩也灿然可观。

本书收录笔者近十年来关于六朝史研究的论文，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探索此一时的面貌，分为建康城、社会与经济、中古都城坊制三篇，各篇章之间的关联，正可显示这些年来思路的轨迹。

上篇诸文是有关建康城市史的论文，“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建康作为六朝的都城，所有重要的政治事件都以此地为舞台而逐一开展；它同时也是当时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在六朝有限的文献记载里，十之八九皆集中于此。又，建康城随着六朝政权的兴盛而与之共繁荣，也由于其政权的衰落而告倾圮。因此，建康城市史实可视为一简略的六朝史。

中篇系六朝史的区域研究，分别探讨浙东地区和交、广地区；另一方面，它也和上篇《六朝建康的经济基础》相呼应，是更进一步讨论六朝政权倚重的财赋重地之一——浙东地区的经济与社会，以及掌握六朝对外贸易的交、广二州。

下篇讨论中古都城坊制这种规划产生的背景、源起，并且探讨它破坏崩解的原因。这一部分问题的思考也和上篇《六朝建康与北魏洛阳之比较》有延续传承的关系。关于六朝建康与北魏洛阳城市规划的关联，近年来一直是中、日学术界讨论的课题。1983年，笔者在《六朝建康与北魏洛阳之比较》（发表于《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学报》二卷一期）一文中，提出北魏洛阳的规划几乎全受建康城的影响。其后中、日学者亦主张此说，见秋山日出雄《南朝都城建康の復原序説》（《橿原考古研究所论集》7，1984）及《南朝の古都建康》（岸俊男编，《中國江南の都城遺跡》，1985），郭黎安《试论六朝时期的建业》（《中国古都研究》，1985），曹阳《中國歷史城郭楷式の一考察》（《待兼山论丛》日本学22）。虽然如此，但是笔者今日对此问题的看法，已和九年前不同了。由于建康城在六世纪时遭到隋文帝有意的破坏，平荡耕垦，无论是现在或将来，都难以得到六朝建康城市考古的数据，无法和北魏洛阳做一个比对。因此，对于建康影响北魏洛阳城市规划的程度，我反而持较为保留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似仍有讨论的兴趣，正可拭目以待。

不论建康和北魏洛阳城市规划之关系如何，北魏洛阳的城市设计直接影响及隋唐长安、洛阳的规划，这在两者都有大规模整齐几何形的城坊规划这一点上，显现得最为清楚。关于中古城坊制，前此学者很少就此做专题讨论，然而它是中古城市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本篇尝试就时代的背景、规划的渊源来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并且从有关城市管理法令及城市居民生活较具体的层面，探讨唐代末年城坊制崩坏的缘由。

就整体而言，本书希望能以不同于传统六朝史研究著作的视角，特别着重从城市和社会的方面，以展现多姿多彩六朝史的一个风貌。

我深自庆幸能够在史语所这样好的环境中做研究，列书满架，花影逼窗，在现代社会的急速变迁与匆忙之际，仍能拥有一份清心自在，和纯粹知识追求的喜悦。这一本书可以说是我在此工作的一份成绩单，我愿借此向爱护我的师长友侪致诚挚的谢意，如果不是他们给我机会，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励教正，我是连这样一份初步的成绩单也无法交出来的。当此之际，我尤其感念先师傅乐成先生，如果没有他的激励，我也许不会走上学术研究这条路。

最后，谨以此书纪念先父刘长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