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题为《容兼阁问学集——海内外文史暨汉学名家访谈录》，由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编辑，由我组织编纂。关于书名的由来，因我们以“容兼阁”命名国学院一隅，这里有部分学院藏书，以及我和国学院部分同事的研究室。在 2013 年国学院成立之初，香港中文大学何文汇教授曾经书赠一幅对联：“不容然后见君子，兼善仍须恕小人。”两句话中前一句出自《孔子世家》，是夫子忧道之不行，颜回宽慰之语。两句话颇获我心，故一直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常用以自励。但以“容兼阁”命名此访谈录，一方面考虑到许多访谈确是在此进行，另一方面亦取“存异能兼，有容乃大”之意。表明学问之道，乃“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本文集既有海内文史方面的学者的访谈，也有海外汉学研究名家的访谈，就是体现了这一用心。

说到这里，不禁想到了一件轶事。2013 年 1 月23 日，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在饶先生关怀下正式成立。成立当日，我召集了一个“国学与汉学国际论坛”的国际会议，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如袁行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林庆彰、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葛兆光、叶翰（Hans van Ess）、稻田耕一郎、傅熊（Bernhard Führer）、大木康、黄朴民、朱汉民和何俊等教授。论坛大家围绕着学术的目的、国学的概念以及国学与汉学的异同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说到国学院的名称，何俊教授特别提到“饶宗颐国学院”的英文名叫“Jao Tsung-I Academy of Sinology”，这个英文翻译非常好！“不直接翻译国学院，而是另外用了Sinology这个词，可见饶老的用心。”我没有说明。实际上，这个英文名称虽然为饶老认可，却并不是饶老起的。最初考虑饶宗颐国学院的英文名的时候，特别是在国学一词上，我们碰到了难点。显然不能直译作“National Studies”，或“National Learning”。我和浸会大学的同事如汉学家费乐仁（Lauren Pfister）教授、英文系主任杨忠（Stuart Christie）教授曾反复讨论，考虑过“Chinese Classical Learning”，然而最终还是放弃了。后来，考虑到Sinology是指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学问，特别是传统中国的文化的学问，我们决定英文名就叫“Jao Tsung-I Academy of Sinology”，这恰恰符合我们建立国学院的初心。首先，饶先生本人学贯中西，不唯在传统文史领域成就卓著，在西方东方汉学界也是建树非凡，具有广泛的影响。欧洲汉学家，特别是颇有渊源的法国汉学家都视先生如山斗；其次，国学院成立之初即定位要在香港这个东西荟萃、中外兼容之地建立一个沟通中外学术之津梁，其所专注的领域当然不只是传统的中国文史哲而已，也要推动海内外汉学研究，传播中华文化，建立传统文史学者与海外汉学家群聚论学、切磋琢磨的福地。

最初，我曾向陈新滋校长建议成立“饶宗颐人文学院”，但考虑到国人的认可度，最终还是定名为“饶宗颐国学院”。自二十世纪初章太炎等人提出“国学”的概念，“国学”多用以说明国人治中国之学问；而“国学”一词，最初是从日本舶来。在日本，原是说日本国的学术，讲日本的神道、日本的文学，日语读法为“koku-gaku-sha”，就是“国学者”的意思。在十八九世纪非常活跃的反中国朱子之学、阳明之学的思潮支配下，日本人的本土意识兴起而出现。清末中国学者游日本者很多，不知不觉地就将这个词借用过来了。同时“国粹”也是从日本来的。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晚期用“国学”或“国粹”已不再针对中国儒家，而是与西方的学术相拮抗。香港城市大学王小林教授有专著讨论日本国学的渊源问题，明辨洞察，足资参考。清末民初中国学者借用这两个名词都是为了与“西学”互相沟通。中国学者当时用“国故”一词，可以章炳麟《国故论衡》为代表。胡适在 1922 年北大《国学季刊》发刊词上就讲国学是“国故之学”。而“汉学”（Sinology）一词，则本为西方近代学术对中国学的统称，其词义泛化之后，则泛指中国以外（包括日本、韩国等欧美以外的国家）的学者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之学问。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加之中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的渐近开明，学术界及整个社会都掀起了空前未有的“国学热”和“汉学热”。

我认为国学热在学界其实需要冷却一下。事实上，我们的国学研究有很多问题还未厘清。首要的一个问题是国学的学科界定问题。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这些学科，是自晚清以来，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采用了西方的学科分类。由西方传入日本，然后传入中国。现代的一门学科，如果要界定的话，我想它应该有一定的畛域，有某些基本的原理和一些核心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国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提出，一定会面对下列问题：

一、它跟文学、哲学、历史这些既有学科之间如何划定，如何界分？我们知道，学术分科是不宜重叠的，因为重叠的分类在逻辑上就没有意义。而“国学”从狭义上说，是清末民初章太炎、黄侃、刘师培他们所推重的始自清初、盛于乾嘉时期，重声韵训诂的经典诠释之学。其与所关涉的领域，包括语言学、文字学、文学、历史学、哲学，怎么能区隔开呢？广义的国学更不用说了，凡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都可以称之为“国学”，这一概念至大无外，那么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界限和独特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二、“国学”的概念本身也是外来的，舶自我们的东邻日本。换句话说，每一个有自身传统和历史的民族都可以宣称有自己的“国学”。那么是否都应该在既有的现代学科之外，再设一个“国学”？这个也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仅就学术研究而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我觉得中西方学术研究在目的和方法上有些微的差别。中国的学者一般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面对一个问题，学者写了一篇文章以后，就认定问题已解决了。一般谈论文章或研究好坏的时候，往往是以对错作为标准的。我说的这个是对的，你就是错的；或者你是对的，我就错了。研究历史问题、评价历史人物往往以进步、落后作为标签。这更倾向于一种价值判断（Moral Judgment）或者是事实问题（Factual Matter）。而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章似乎不是以是非对错来作为终极的判断、最后的追求，而是追求一个复杂性（Complexity），更重视学术研究上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过程。比如说，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这个证据是不是能够形成因果链、证据链，能不能够说明一个问题。我想同样不能用优劣对错来评判中西学术的异同，二者之异恰恰可以互相借鉴。基于道德和事实的判断往往有其局限性，如时代取向、个人性情、知识背景、意识形态等的主客观局限，而单纯追求复杂性，也有可能囿于预设的问题，偏离对象超验的思考。

有些西方学者的问题，往往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建构了一套说法和解释理论之后，最终却可能脱离了对象的实际。这也许如古人所说的“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或者如钱锺书先生所讥：“盖了个漂亮的大房子，但是没人能住。”

但同时有很多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也是颇能启发人的思考的。如西方研究甲骨文的最重要的学者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教授在甲骨文研究上有很多新说，我想可能现在中国学者还不能接受。其中，他有一个新说是关于商王的名号。我们都知道商王的名号，像帝乙、帝辛、祖甲、盘庚、武丁等。商代先公先王名号有一个特点，一般前面的一个字是“祖”或者“父”或者“兄”，都是辈份的标识，后面的字是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之一。像帝辛，就是商纣王，商朝的最后一个王，他的父亲叫帝乙，再往上是祖甲、祖丁等，都是商朝贵族的名号。中国学者都认为商王名号是商王本人生前就这么叫的，生前叫祖丁，名号就是祖丁，后来就记录在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里。《殷本纪》里记录的这些名号恰恰跟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对应起来，这是王国维的一大发现。王国维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发现甲骨文上面的名号跟《史记·殷本纪》的商王名号基本可以对应，少数有一些差别，但是确实无疑商王名号就是祖丁、祖乙那些名字。可是吉德炜教授换了一个角度，说祖乙时代是商朝贵族中心的时期，主管祭祀的商代贵族们在努力建构一套祭祀系统，那就需要先王的名字。但是先王早就死了，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生前的样貌更无从了解。于是，他们就按照记事的时间、位置来为先王起名。比如说把祖丁、祖乙、沃丁、沃甲等排列出来，事实上跟他本人生前叫什么名字是没有关系的。吉德炜教授的这篇文章认为商朝的贵族更关心当时社会的秩序和阶级状况，对于祖先的容貌和做过的事情根本不在意。这个情况跟希腊不一样，希腊有几万个人的塑像，跟生人的样貌是有些模仿的。中国对以前古人的面貌不是很关心，只是关心当下的社会秩序和阶级。而这种思维方法又影响到后世。这篇文章，我请周昭端博士把它翻译成中文，收入我编辑的《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商王的名号完全是虚构的这个说法，应该很难被中国学者接受。但是，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很难用是非对错来看待这一篇文章。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吉德炜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了另外一个可能。从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来看，提出假说（hypothesis），试验对错（testing true or false），这是一篇结构完整的学术论文。当然，最终的结论还有待于更多的证据呈现。汉学和国学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认为有差异不是坏事，有差异正好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

七年多以来，通过国学院同仁的不断努力，以及浸会大学同事、海内外学者的鼎力支持，国学院已经发展为海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镇。其间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办了几十场，来国学院访问、客座、参加会议陆港台及各国学者更是不计其数。国学院又出版中英文学术著作数十部，并且创办了中英文文章兼收的《饶宗颐国学院院刊》，已出版至第七期。国学院也培养了多名港澳台和欧美籍的博士研究生、博士后。记得国学院成立的第三年，2015 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林庆彰教授曾为国学院写下这样一段话：

近年中国因经济发达，国民自信心恢复，国学再度受到重视。各地纷纷设立国学院，多至数十家。大部分的国学院我都参观过，其中最具规模，最有前瞻性的就是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院长陈致教授年轻有为，善统筹规划，活力十足。该院在陈院长引领下已初见规模，正朝着国际汉学的研究大方向前进，收集世界各国汉学著作，甚见用心，现已有硕博士生数人、博士后研究人员数人，相信不久的将来，必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重镇。

同年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来参加饶宗颐先生百岁华诞的庆祝活动，也曾留言道：

In celebration of Professor Jao Tung-i’s 100th birthday,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salute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Jao Tsung-I Academy of Sinology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In the two short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13, JAS has already proven itself to be the most active center in Hong Kong for the study of all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 fitting legacy for Professor Jao. I look forward to many more accomplishments in the years to come.

两位学者语中多赞赏鼓励之辞。而这几年下来，通过国学院同仁的不懈努力，也的确不负所期。

本书精选十余篇访谈稿。受访学者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史领域的大家名宿如袁行霈教授、龚鹏程教授、林庆彰教授、刘笑敢教授、蒋寅教授、陈剑教授等；亦有海外著名汉学研究专家如安乐哲（Roger T. Ames）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包华石（Martin Powers）、艾兰（Sarah Allan）教授、艾朗诺（Ronald Egan）、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李惠仪教授、毕鹗（Wolfgang Behr）教授、朗宓榭（Michael Lacner）教授、傅熊（Bernhard Führer），以及去年刚刚去世的瓦格纳（Rudolf Wagner）教授等。这些学者大多数都因不同的缘由与国学院结缘，有的来参加国际会议，有的在国学院客座访问。访问他们的多是国学院的博士生和一些学界的年轻学者。其中有些访谈是在这些学者滞留香港期间做的。其实，国学院组织的这一类访谈还远不止收入本书的这些，其中很多都已经发表在《国学新视野》不同的卷期。这一卷访谈录，内容不仅涵盖了各位受访者所专精的学术领域，亦包括了学者们丰富的个人求学、治学与教学经历。本书通过“访谈录”这样一种极具亲和力的对话文体，将名家们的治学经验与心路历程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期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汉学感兴趣的人士带来启发和思考。

想起这些年来，国学院同仁所做的这一切，思想交织、学者云集，其成绩方诸古之梁园、稷下，亦不为过。真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之盛。而近年来，疾疫流行，国际形势又朝着不可逆知的方向发展，真令人不胜扼腕。曾经和友人戏说 2020 年的关键词好像是“孤立”（isolation），小而至个人，大而至国家，都要孤立、隔离（quarantine），希望未来说起饶宗颐国学院的时候，不会是“玉盎诗酬成永跂”，回首前尘的感觉。

陈致
2020 年 8 月 12 日，序于珠海榆栈隔离第 7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