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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教育家奥苏贝尔（David Pawl Ausubel）曾说，“如果我不得不把教育心理学的所有内容简约成一条原理的话，我会说影响学习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学生已经知道的内容。弄清了这一点以后，进行相应的教学”。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用更加精炼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含义：“接知如接枝”。在我国现行初中物理、生物、化学等理科课程标准中，都明确要求“重视学生的生活经验”“更加关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注意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他们在熟悉的生活情景中感受化学的重要性，了解化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逐步学会分析和解决与化学有关的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可见，教育不能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科学教育尤其要植根于生活经验。从这一意义上说，生活化学实验在学生已知的生活世界和未知的科学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引领青少年走上更加科学的生活。
生活化学实验是生活教育理论在化学教育中的具体实践。陶行知先生是我国一位具有世界眼光、世界知识、世界胸怀的杰出的教育家。他的一生为普及人民大众教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陶行知先生对生活教育理论做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生活教育理论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原理组成，这一理论是陶行知对生活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他创造性地吸取古今中外教育思想的精华，批判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中存在的弊端所取得的杰出成果。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杜威（John Dewey）曾尖锐地指出传统教育的顽疾是“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在教室，在教科书以及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他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等著名的教育命题。1915年，陶行知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承杜威。留学回国后，他看到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即着手进行改革，先后提出了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教学合一”“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等主张。“教学做合一”作为明确的概念是在1925年正式提出的，1926年在《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做了系统叙述，1927年将它作为晓庄师范的校训，进行试验，逐步形成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实践性，强调教学要以“做”为中心；教学做要以“事”为中心。
陶行知对“做”高度重视，他认为理解“做”的含义是正确理解“教学做合一”的前提，他说：“我们必须明白‘做’是什么，才能明白‘教学做合一’。”那么“做”是什么呢？他认为“做”是在劳力上劳心。因此，“‘做’含有下列三种特征：（一）行动；（二）思想；（三）新价值之产生”。同时，明确指出：盲目行动不是做，胡思乱想也不是做，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地做。反复强调“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他甚至把“做”作为有无教学和教育真假的划分标准：“不做无学，不做无教；不能引导人做之教育是假教育……”。“教学做合一”特别重视“做”即“实践”。它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具有现代教学方法论的特点。
陶行知经历了8年试验，他针对“教学做合一”和“教育即生活”的理论是什么关系时，回顾说，“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来的新路。‘教育即生活’的理论，至此乃翻了半个筋斗。实行‘教学做合一’的地方，再也不说‘教育即生活’”。他不认为学校是社会的缩影。他伸张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活动。他要我们在生活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教育即生活”理论在前，决产生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但到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的教育便根本地变了一个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生活即教育”。这一改，是教育思想的飞跃，教育观念的质变，使脱离实践、脱离学生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贴近实际、贴近学生。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核心内容，它不但直接鲜明地回答了生活与教育的关系是什么这一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核心问题，而且还基于它与“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两个命题的关系。“社会即学校”是“生活即教育”的场所拓展；“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是针对传统教授法和杜威的“做中学”的教学法而提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是对传统教育的根本改革。因此，“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统一整体，共同构成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核。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是对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承，也是基于中国教育实际的理论创新。生活教育理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命题为生活化学实验提供了理论依据，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