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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的理论讨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基于组织话语的视角，通过分析年报的体裁特征、词汇语法特征、篇章结构等，考察年报文本的话语功能（Bhatia，2010；Fuoli和Hommerberg，2015；Fuoli，2017）；另一类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通过扩展市场有效性、信号传递和印象管理等理论，考察文本特征与公司内部或外部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Li，2010；Huang et al.，2014）。
组织话语理论在语言学视阈下，为组织及其基本要素的社会建构过程研究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促使研究者注重文本信息。上市公司年报中的文本信息属于组织话语的重要内容之一。组织话语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将为上市公司年报文本研究提供借鉴。因此，对国内外组织话语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有助于更有条理地开展上市公司年报文本研究。
1.语言转向和组织话语研究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长期占据社会科学研究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及其倡导的定量研究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开始从文本与语言的角度重新审视各种议题及研究，由此引发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对当代社会学科发展影响深远，促使语言问题成为诸多研究领域的焦点（Alvesson和Krreman，2000；吕源和彭长桂，2012；张慧玉和杨静，2016）。
在这一时期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语言是社会现实的反应。如果语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它就是“真实的”；如果没有正确地反映社会现实，它就是“虚假的”。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海德格尔、奥斯汀、巴特、福柯等哲学家提出，语言绝不是静态或“客观”地反映世界，或者再现实在的符号体系，而是代表着一种深深根植于文化、权力、知识规范等社会现实和历史继承的、深层次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Berger和Luckmann，1967）。语言的意义表达并非是绝对的、孤立的和规则的，而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紧密关联的，并随着交际主体的文化特征、权力地位以及言者、听者和周围的场景或时间而变化（Foucault，1972；Lyotard，1984）。哲学家Bergmann（1964）在 Logic and Reality 中最早提出了“语言转向”的说法，后来Rorty（1967）出版文集 The Linguistic Turn ： Recent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使得“语言转向”在社会科学领域流行开来。得益于语言转向的观点，学者们开始强调语言在社会现实建构中的作用，即语言既是人类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构建着人类生活，并对后者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吕源和彭长桂，2012）。
在这一背景下，组织管理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组织话语（Vaara et al.，2004）。组织话语研究不仅关注表达某一特定概念或想法的成套文本，而且致力于探讨这些概念或想法在文本中的构建与形成，以及该过程对所在组织的影响。在该领域，早期的研究致力于探讨组织话语的性质及贡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将话语分析与特定的组织研究领域相结合，探讨具体情境下与组织话语相关的主题，包括组织身份认同话语、组织变革话语、战略话语、领导话语等。因此，组织话语为组织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思路与范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与认可。大量的组织话语分析涉及文本的收集、文本如何构建意义、文本的传播、接收与使用等，讨论了组织话语性质、构成组织话语的文本如何生成、不同文本如何产生不同影响作用等问题（张慧玉和杨静，2016）。
2.组织话语的核心理论
组织话语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来自不同社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修辞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Wodak，2006）。但其中，具有奠基意义的理论基础分别来自符号学、言语行为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吕源和彭长桂，2012）。
一是符号学。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符号学”的主张，并认为“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我们的全部观点都从这一基本事实获得理由。要发现语言的真正本质，首先必须知道它跟其他一切同类系统有什么共同点”（Saussure，1983）。符号可以是抽象的图形、数字、语言、标记、标示等。但是，语言是所有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因为任何符号系统都需要依赖语言加以阐述和诠释（陈嘉映，2003）。文本是语言表达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一种重要的符号体系。人们创造符号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类认知和社会交际的需要（Eco，1976）。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并非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事物与名称的对应，而是一个二分体（Dyad）：一面是“形象”，也称“能指”（Signifier）；另一面是“意义”，即“所指”（Signified）。通俗地说，“能指”属于语言的形式，是形体；“所指”并非实物，而是心理概念。符号的内在意义“所指”，只有通过具有具体表现形式的“能指”才能完成传递。因此，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整合体。其深层意义在于，语言“具有编码功能和生成价值功能，因此，它是用于社会生活中创造意义的资源手段”。换句话说，语言不仅仅反映现实，也用于创造社会现实。因此，“语言不是理解现实的依附品，它在社会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张绍杰，2003）。
二是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是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奥斯汀将言语行为分解为三种：第一种为“说话行为（Locutionary Act）”，即“以言表意”，是指发出和使用合乎语法的句子来表达某种含义和某种所指；第二种是“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即“以言行事”，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即俗称的“语力”，表示说者欲有所为；第三种是“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即“以言取效”，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取得某种效果（吕源和彭长桂，2012）。奥斯汀的学生塞尔（J.Searle）从语言的规则出发提出了规定规则（Regulative Rules）和构成规则（Constitutive Rules）。其中，规定规则来自外在的社会规则，如礼仪规则。在塞尔看来，规定规则对施事行为不起作用，因为说话者都要遵循外部规则行事。真正影响施事行为的是构成规则。言语行为理论中关于规则和以言行事的分类，关于施事动词的讨论和言外之力的概念，均为文本沟通分析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Fairhurst和Cooren，2004）。
三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奠基人是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liday），他也是“社会符号学”的创始人。韩礼德将语言分为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重叠的层次：最高是语义层，其次是词汇语法层，最低是音位层。每一层其实也是一个系统，而且又包含若干子系统。与语言系统紧密相关的是语言功能。韩礼德假设语言包含三项元功能（Meta functions）：概念功能（Ideational），代表人们通过语言表达各种经历的功能；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指人们运用语言参加各种社会交际活动的功能；语篇功能（Textual），即人类具有组织语言，使其本身前后连贯，并与语域发生联系的能力。一切能够在一定的语境中发挥作用或实施一定功能的语段都可以被看成语篇。更通俗地讲，语篇就是“用来表达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语义单位”（朱永生等，2004）。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假设，由于语言的意义随着情景因素和交际目的而变化，语言本身并非一个定义精确的系统，具有明显的模糊性。不仅词义有模糊性，短语和句子的意义也有模糊性。因此，研究语言概率可以让人们根据词汇使用的频率来掌握其使用范围，把握语言变化的规律。语言的这种特性，不仅表现在词汇使用方面，也可以类推到语法系统的使用范围上。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同一个陈述可以有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两种方式，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下，例如，科技论文中被动语态的出现频率会有所提高（胡壮麟等，2005）。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关于语句之间、语句与上下文之间以及语境与语义之间关系的观点，为文本分析提供了理论参考框架和适用的分析方法。
3.组织话语研究现状
诸多组织研究领域运用话语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具体的组织管理问题，其中，组织制度、组织战略、组织身份认同与组织变革是运用最广泛、探讨最深入、贡献最显著的四个领域（张慧玉和杨静，2016）。
首先是组织话语与组织制度。语言互动不仅是内心想法或意图的表达或反映，也是制度现实的潜在构成部分。一方面，部分研究剖析制度的社会建构过程，针对该过程中的话语、语篇、语句特征进行分析（Vaara，2014；彭长桂和吕源，2014），并结合情境剖析话语蕴含的意义与思想（Sahlin和Wedlin，2008）。这些研究指出制度化的基础不是社会行为，而是描述、传达这些行为的文本，制度化实际上是制度话语构建的过程。另一方面，部分研究通过话语识别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主要行动者并分析其互动影响，进而深入阐释不同组织领域的制度构建逻辑（张慧玉和杨静，2016）。这不仅促使研究者更多地关注研究语言文本自身，而且也透过文本更准确、深刻地把握制度构建的内涵和意义。国际顶级期刊《管理学会评论》继2004年推出“语言与组织：话语所为”的专刊之后，于2015年第1期推出聚焦制度话语的专刊“沟通、认知与制度”，鼓励学者们从其他社会学科领域借鉴与话语、沟通相关的理论观点，并使之与制度的认知基础相联系，将与沟通相关的新概念介绍到制度理论研究中，超越现有研究对修辞策略、修辞格等话语要素的探讨（Cornelissen et al.，2015）。这些新探索将组织制度话语研究引入新的高度与深度，为推动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建议，对推动制度沟通的理论化具有深远意义。
其次是组织话语与战略。战略是组织成员制定出来的，而不是天然拥有的，战略的制定往往发生在对话、讨论、文本等话语形式之中。战略实践领域的话语研究主要考察战略话语的构成，以及战略制定者如何利用话语制定战略。具体来说，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战略制定者如何利用叙事、修辞、隐喻、身势语等话语形式建构战略制定者身份、战略制定形式、战略风险、战略走向、战略理解、战略举措、战略行动，等等。例如，McCabe（2010）提出，由于话语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与模糊性，行动者可以通过话语形式控制战略进程，如通过模糊的话语引导组织成员支持管理者发起的战略项目，推动新项目的实现。Mantere和Vaara（2008）从批判性话语视角聚焦战略参与问题，发现话语不仅影响战略的生成与合法化，而且影响组织成员对战略的理解以及他们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角色分配。话语分析不仅为战略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引发了对传统战略研究的重新思考，而且深刻影响、改变了学者们对战略及战略过程的理解（Balogun et al.，2014）。
再次是组织话语与身份。个人在组织中如何塑造身份一直是管理研究中广泛关注的焦点。在语言转向的影响下，学者们开始关注组织身份是如何通过话语进行改变和重塑的（Ibarra和Barbulescu，2010）。这类研究揭示了特定组织语境下的交际规则和会话结构如何帮助建构组织身份，以及如何策略性地利用交际规则和会话结构来建构身份。例如，Phillips等（2013）通过长时间跟踪案例聚焦创业过程中同质网络关联的形成过程，发现创业者可以通过身份认同话语战略构建同质关系，即通过特定的话语程序或故事，将特定的信息传递给潜在的合作伙伴。比如，基于共同宗教身份、共同国籍、共同移民经历以及共同的创伤感等，寻找、创建共同身份认同，进而以多种相似性为基础建立关联。这种以相似性为基础、通过身份认同话语构建的同质关联可以产生高度信任的关系。话语视角的身份认同研究不仅通过观察、分析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的语言文本，清晰地呈现身份认同的形成、塑造及演变过程，而且深入揭示这一过程在组织行为及绩效中的重要作用及内在作用机理。
最后是话语与组织变革。受社会科学领域“语言转向”的影响，学者们开始认识到话语是变革的关键所在，因为变革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是在不同的话语中建构起来的，想要完全理解组织变革，就要把它当作一个话语建构对象来处理。一部分组织变革话语研究关注话语建构和表述组织变革的作用。例如，Sonenshein（2010）分析一家财富500强企业的战略变革发现，管理者不仅需要创造新的话语来进行组织变革，还需要保留原有话语来维持组织稳定。Vaara和Tienari（2011）通过分析跨国公司并购中的叙事探究话语对组织变革的作用，他们发现话语可以促进合法化并购活动，也可以用于阻止并购活动。不同群体在变革中以各自利益为基础运用差异化的话语达成各自目标，这一话语过程推动着变革的发展。Narayanan和Adams（2017）基于组织变革路径模型，分析一家全球性金融服务公司的组织话语与组织实践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组织话语，特别是与会计实践相关的话语，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变革中处于中心地位。另一部分研究关注组织变革话语如何塑造和影响组织成员对变革的态度和行为。例如，Sonenshein和Dholakia（2012）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分析一家财富500强企业的话语发现，特定种类的意义建构可以促进员工参与变革的实施。组织话语分析将组织变革看作话语性社会建构过程，启发研究者关注变革过程中行动群体的沟通，在理论上有助于组织变革相关的理论构建，在实践中启示管理者充分利用有效的话语提高变革成效。
上市公司年报是管理者向投资者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文本作为年报信息的重要表达形式，主要披露的是非财务信息。这些非财务信息大多数属于自愿性披露的内容，这些信息不仅仅是对财务报表的解释和说明，本身也包含丰富的信息含量，对投资者决策的有用性持续增强，进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由于文本语言以灵活性见长，在强制性披露的范围之外，也不属于外部审计的内容，公司管理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选择性地向投资者披露文本信息。这就对资本市场基于信息不对称发展起来的信息披露理论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信息含量、信号传递和印象管理理论。
1.文本的信息含量
从基本的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来看，证券价格能够充分反映所有有用信息（Fama，1970）。在这一假说下，只要市场出现新的信息就会迅速被知晓，并被迅速和准确地反映在价格上，均衡资产价格揭示了市场中所有与决策相关的信息。但是，这种强势有效市场（Strong form）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际中，绝对有效的市场并不存在，资本市场更多处于弱势有效市场（Weak form）或半强势有效市场（Semi－strong form）状态。在弱势有效市场中，证券价格只能反映有关价格变动的历史信息，如过去的股票交易量、成交价等。在半强势有效市场中，证券价格可以反映与证券定价相关的包含历史信息在内的所有公开信息，如年度盈余公告、股利分红等信息。
检验市场有效性的方法主要是利用事件研究法，统计分析年报信息披露的窗口期内，资本市场中股票价格或股票交易量的变化是否和披露的信息显著相关。这种方法也被用于检验年报的价值相关性或信息含量。自1968年Brown和Beaver等学者的实证会计拉开了对财务信息含量研究的序幕，会计学和资本市场研究领域对财务信息含量的实证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非预期盈余、经营现金流等财务数据信息的信息含量已经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但如前所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股票价格对盈余的反应并不充分，或相关性较弱（Lev和Gu，2016）。基于此，Bloomfield（2002）提出了不完全反映假说。
与有效市场假说相似，不完全反映假说同样认为市场中的信息和证券价格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信息的确可以用于决策和交易。其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不完全反映假说提出了信息解析成本的概念。这是因为随着市场对年报信息反应不足的证据越来越多，人们认识到有效市场假说中对市场参与人有无限能力处理信息的假设过于理想化。市场上成百上千的上市公司都在披露大量信息，投资者从海量的信息中搜集自己需要的信息，并理解、提炼、转化为有助于预测未来收益的信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产生一定的解析成本。由于信息的生产、传递、搜索、理解等都需要花费成本，因而信息收集、处理能力不同的投资者自然无法获得相等的信息。而且，如果上市公司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减少价值相关信息的生产和传递，也将使投资者无法及时、全面地获得决策有用信息。这造成资本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一些信息可能不会立即被市场价格反应。因此，由于解析成本的存在，市场价格并不能及时吸收和包含所有公开信息。信息的解析成本越高，越难引起交易兴趣，因而越难引起市场价格的反应。为了缓解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需要信息的充分披露，另一方面需要市场参与者能够低成本的进行信息收集、处理和理解。这意味着，年报信息披露作为管理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沟通信息的过程，管理者仅仅披露信息是不够的，还需要使信息的使用者能够理解并使用信息（Bedford和Baladouni，1962）。文本是信息沟通的重要渠道，企业年报话语功能的发挥影响读者对信息的解读，影响信息的解析成本和沟通效率，进而影响市场价格对信息的反映程度。
但是，目前基于信息含量的研究仍然主要是围绕财务数据信息进行的。尽管一些研究对年报中的审计报告、社会责任的信息含量进行了考察（Dopuchet al.，1986；Alan et al.，2006），但年报中更多的文本信息的信息含量及其作用机制，以及这些文本信息对传统财务信息的信息含量影响，尚未得到细致讨论。这就需要发展现有年报信息含量的研究框架，从财务信息研究为主的模式扩充到同时以文本信息与财务信息为对象的研究模式。
2.文本披露的信号传递功能
信号传递理论的核心是信号，信号是运载信息的工具。根据申农的信息理论（C.E.Shannon，1949），信号传递的六要素分别是信源、编码、信道、噪音、译码、信宿。信源是信息的来源、发送者，是信息传递过程的起点；编码是将信息转化成某种信号的过程；信道是传递信号的媒介和途径；噪音指信号传递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干扰；译码指把信号翻译成最初的信息；信宿指信号的接受者。该理论最初仅局限于通讯领域，后来，Ross（1977）等人将其应用到了金融和财务研究领域。财务学是信号传递理论应用最广泛的领域之一。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其实就是一个信号传递的过程：公司管理者作为信息发送者（信源），将公司的经营管理等内部信息编码为信号（如财务数据和文本等），然后通过发布年报的渠道将信号传递给投资者等信息需求者（信宿）。
1973年，Spence基于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建立了一个劳动力市场模型，讨论信号传递与市场均衡的关系。他提出在绝大多数劳动力市场上，雇主事先并不清楚雇员的生产能力，即存在所谓的“信息沟”。雇员的特征包括“标志”（不可改变，如种族、性别等）和“信号”（可以改变的，如教育水平）。根据以前的市场经验，给定不同的“标志”和“信号”的组合，雇主将估计出雇员生产能力的条件分布。教育水平可以看作是雇员发出的一种信号。假设信号传递是有成本的，并且雇员传递信号的成本与其生产能力成反比。如果雇主从条件概率信念出发，并且在一个循环之后所得的数据没有证明条件概率信念是不成立的，那么这个体系就是稳定的（王钦池，2009）。
截至目前，已有财务领域的研究重点讨论了三种常见的信号：利润宣告、股利宣告、融资宣告。而且认为，与财务利润的可操纵性相比，股利宣告是一种比较可信的信号模式。这些信号更多是围绕财务信息展开的。随着年报文本信息的增加，文本信息特征也将形成一种信号传递。由于文本信息比财务信息更通俗，投资者有更多的意愿去阅读年报文本信息。同时，在文本内容上，管理者披露虚假信息的难度比财务信息要大。因为，年报阅读者可能缺乏专业知识去发现财务信息中的舞弊行为，但具备文字识别能力的阅读者很容易发现文本叙述与事实不相符的情况。因此，年报文本信息中的MD＆A、研发创新、高管团队和背景特征等可以看成是向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了重要的信号。
然而，管理者可以操纵文本信息的表述特征来制造信号传递中的噪声。对于年报文本信息而言，管理者夸大经营状况，报告话语过于复杂，投资者理解能力有限等因素都会造成噪声干扰。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为管理者操纵年报文本表述提供了可能性。管理者有动机借用信息优势，在披露文本时酌情选择不同的策略迷惑投资人，获取自身的利益。例如，管理者有动机操纵文本语言表述，夸大公司的盈利性和成长性趋势，规避掩盖公司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当公司经营情况不善时，管理者有动机弱化公司面临的风险和问题，或传递模糊的信号影响股东的评价和判断，以此减少向投资人传递不利于公司的信息。这些噪声干扰会降低信号传递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市场价格对信息的反应效率。
因此，管理者如何决策年报文本信息质量，如何向投资者传递信号，以及投资者如何理解和对文本信息产生反应，是在传统以财务信息为主的研究基础上，当前信号传递理论需要讨论的关键问题。
3.文本披露的印象管理功能
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属于心理学的范畴，是指人们通过某种手段对一些事物和事件的信息进行形象控制的过程，是所有人际关系互动过程中的基本组成部分。通俗地说，印象的形成就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投射”的过程。在会计研究领域，印象管理是指公司管理者通过操纵和控制财务报告语言信息，并借此影响人们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看法的过程。孙蔓莉（2004）研究认为，印象管理的形象动机形成具有四个基本因素，包括：（1）期望实现的目标价值，价值和预期回报是印象管理行为最为直接的动机因素；（2）行为的公开程度，外界更容易对公开程度高的行为做出反应，印象管理目的实现概率更大；（3）期望获取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机会获取难度越大，公司越会进行印象管理行为去争取；（4）处于信息不对称优势地位的程度，信息优势地位可保护印象管理行为不被识别。公司进行年度报告的印象管理行为具有上述因素的内在动机。首先，印象管理有助于构建公司的优质印象，这将直接转化为公司或管理者的资本市场利得、政治资源、股价上升、职位晋升等高价值目标。其次，年度报告是公司与外界利益相关者进行信息沟通的重要公开渠道之一，公司可通过年度报告对过去经营结果进行总结和归因，发布未来公司战略等，成为公司进行印象管理的重要阵地。再次，资本市场的青睐是公司期望获取的稀缺资源，资本是同行参与者竞相争夺的重要资源，良好的形象有助于降低公司资本市场融资难度。最后，管理者相对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环境为印象管理行为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和温床。实证研究支持了年报是公司应用保护性印象管理策略的重要渠道。Lee（1994）通过对英国25家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年报已成为公司传递固定形象的机制”，Bansal和Iain（2004）发现公司经常通过年报对股东进行印象管理。
文本信息是公司年报的重要组成部分。Beattie和Jones（2000）提出，年报中的印象管理策略可分为财务数据信息操纵和文本表述管理两种。通常情况下，年报中的财务信息是审计机构审计的关键，而文本部分大多处于审计范围之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为管理当局的印象管理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且，目前各国监管机构对文本的格式和每一部分披露的内容有具体的要求，但是不涉及语言表述方式，且语言灵活复杂，便于管理者在披露文本信息时进行一些修饰，采用策略性的表达方式，以影响投资人心中的公司形象。此外，与财务信息操纵不同的是，管理者在进行语言文本信息操纵时更加具有隐蔽性和自由度。Aerts（1994）认为，年报语言文本是经过管理者筛选、具有导向性的为管理者服务的信息披露工具。管理者操纵年报文本信息进行印象管理的手段主要包括如下两种。
（1）自利性归因。这是指在归结事件真实原因时会加入主观因素，来保护自己和规避责任：正面业绩归结于行为人的主观努力因素，负面业绩归结于客观的、行为人所无法控制的政治、经济等外部环境因素。具体而言，在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中，管理者在业绩表现好时归功于自己，在业绩表现差时归结于经济环境因素。自利性归因的目的是为了使年报信息阅读者产生有利于公司管理者的想法。通过自利性归因，业绩好的公司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其管理者能够提升自己在经理人市场的价值；业绩不好的公司及其管理者则希望获得投资者的谅解，使其不至于转向其他公司投资（王维虎和李娟，2012）
。
（2）可读性与可理解性。上市公司按照证监会的要求编制财务报告并及时发布到指定的媒体上，并不等同于成功地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了有用信息。报告阅读者看到了报告并不等同于理解了报告的内容。只有当财务报告的可读性与信息使用者的理解能力相匹配时，上市公司所要传递的信息才能被阅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可读性操纵表现在：当公司的经营业绩下滑或突然恶化时，公司管理者可能大量使用会计专业术语、或语句过长、或使用复杂的句式以增加信息的理解难度，阻碍信息的顺利传递，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内容披露使信息披露成为一种文字游戏，混淆了投资者的认知，大大降低了所披露信息的透明度，从而影响了投资者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判断与决策。当公司经营业绩良好时，报告中则会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大量减少会计专业术语，缩短语句的长度，达到言简意赅的效果，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读性，以吸引公众对本公司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