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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务预警机制的研究仍承袭主流经济学观点，描述的是“以物力资本”为中心的工业经济时代企业财务运行状况，以“资本雇佣劳动”的方式将企业货币资源与企业利益相关者所拥有或控制的非货币资源在企业边界内，运用计划与市场的两种产权基本配置手段，将它们转变成现代企业财务资本——金融资本与实物资本，这种以货币开始到货币结束的静态企业财务，显然脱离企业资本运营实际状况。根据巴比的“资本循环学说”，在企业资本耦合过程中，既有货币资本与非货币资本同时输入，也会由货币资本与非货币资本同时输出。也就是说充当“货币显示器”的企业财务资本未必能涵盖构成企业产品使用价值的所有资源（金融企业除外）。这也正是本文选择价值转移视角的意义所在。因此，以现代静态财务资本结构作为企业财务预警机制的基石，显然不合理。随着“物力资本”为中心的工业经济时代向“人力资本”为中心的信息非对称的人本经济时代转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正在探索企业资本结构演变及其企业财务预警机制的转变。
随着信息非对称的物本经济向信息非对称的人本经济过渡，企业资本呈现一种泛化趋势。（蒋琰、茅宁，2011；Omar Siti Sarah bt．＆ Ismail Maimunah，2010；Bhatiasevi V，2010） [52 ～ 54] 基于这种趋势环境下，以Donaldson，Preston（1995） [55] 代表的持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的学者以企业性质为出发点，反驳以Jensen，Mecking（1976） [56] 为代表的持股东价值取向的学者所认为投资于企业非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资产的所有者，也应该有权享有企业剩余价值索取权。（翁世淳，2010；李心合，2009；吴应宇、丁胜红，2011） [57 ～ 58] [3] 因此，企业价值创造来源由财务资本与物本资本的耦合，逐渐地演变为由财务资本与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的耦合。（蒋琰、茅宁，2011；丁胜红、吴应宇、周红霞；2011；Bagherzadeh，Rezazade＆ Hosnavi，2010；Chang＆ Hsieh，2011） [52] [2] [59 ～ 60] 企业的价值由创造、实现转向经营，企业价值由机械式组织向市场单向转移，演变成由有机式组织与市场和社会之间双向转移。（翁世淳，2010；吴应宇、丁胜红，2011；伍中信、周红霞，2012；Yazdani，Bar－al－Din Oure’I＆ Nour－Mohammad Y，2011） [57] [3] [4] [61] 因此，在探索不同类型的企业资本价值转移路径时却存在如下的分歧：一些学者仍承袭MM模型I和II的假设，研究生产导向型企业物本资本价值转移路径（Frank＆ Goyal，2007；张志强、肖淑芳，2009） [62 ～ 63] ；另一些学者研究顾客导向型企业物本资本价值转移路径及其形成规律（Iliev ＆ Welch，2010；Jeremy Bertomen，Anne Beyer＆ Ronald Dye，2011；潘岳奇、贾生华，2011） [64 ～ 66]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人本管理企业价值规则的设计与修正，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社会应用价值。这些前期研究成果，为本书从动态角度研究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财务预警机制奠定了基础。
资本结构问题是一个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以“物力资本”为中心的工业经济时代，持“资本雇佣劳动观”的经济性契约企业的使命是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在此时代国内外学者试图探索企业物力（财务）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肖作平，2005；赵冬青、朱武祥，2006；Rampini，Viswanathan ＆ Collateral，2010；Birge，John Xu ＆ Xiao dong，2011） [67 ～ 70] 其中，承袭了Fisher（1930）提出的著名的“分离定理”和早期资本结构理论中的净营业收益假说，美国学者Miller＆ Modigliani提出了作为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发端——MM定理，即在理想条件下的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尽管考虑到经典MM资本结构理论的一些结论明显与公司的资本结构实践并不相符而放宽了苛刻假设前提，但MM模型I和II的假设前提就决定了诸如信息非对称、融资顺序、代理成本、市场竞争、投资决策、组织形式等花样翻新的关于资本结构理论解释（Frank ＆ Goyal，2007；张志强、肖淑芳，2009；赵兴楣、王华，2011） ［1］［63］[71] ，基本上都不涉及最优资本结构决策的核心利弊（张志强、肖淑芳，2009） [63] 。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信息非对称的人本经济时代，近期国内外学者逐渐将制度资源引入企业资本结构来研究其对企业价值影响（赵兴楣、王华，2011；Iliev P ＆Welch，2010；Bertomen J，Beyer A ＆ Dye R．，2011） [71] [64] [72] ；其中许多学者从公司治理视角深入地探索资本结构问题（王鹏、周黎安，2006；Maria－Teresa Marchica ＆ Roberto Mura，2005） [73 ～ 74] ；还有些学者从企业嵌入性立场探索企业资本结构对产品市场竞争的影响（潘岳奇、贾生华，2011；吴应宇、丁胜红，2011；Tirole，2006；Zhdanov，2007） [75 ～ 78] 。另外一些学者将人力资本纳入资本结构研究（王志强、张玮婷、顾劲尔，2011；Liu Y ＆Jiraporn P，2011；Frydman C ＆Saks R E，2010；王鹏、周黎安，2006） [79 ～ 81] ［73］ 。上述研究成果分别从不同资源侧面研究企业资本结构，却很难全面反映企业所有资源的产权有效配置，因此，本书综合上述前提研究成果，结合马克思从历史唯物史观对“人本”的判断标准与产权内涵来研究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结构，为研究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财务预警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目前，国内外研究财务预警模型主要集中在病入膏肓的企业财务困境预警模型研究，从早期单变量模型（Fitzpatrick，1932；Beaver，1966；吴芃、吴应宇、仲伟俊，2006） [82 ～ 84] 开始，逐渐演化为预测精确度更高的多变量Z值模型（Altman，1968，1995；向德伟，2002；韩东平、颜宝钢，2009） [85 ～ 88] 、ZETA模型（Altman，Haldeman ＆ Narayanan，1977） [89] ，后来在使用多元线性判别模型原理基础上，开发出逻辑回归法（Ohlson，1980；张秀兰，2012） [90 ～ 91] 、概率比回归法（Zmijewski，1984） [92] 、神经网络法（Odom ＆ Sharda，1990；邓庆彪、郑滔，2011） [93 ～ 94] 、B-S期权定价法（Charitou ＆ Trigeorgis，1998，彭斌、韩玉启，2004） [95 ～ 96] 等多元变量模型。上述模型均是以经验为导向的企业财务困境预警模型的实证研究，模型中财务预警指标变量反映的是以物力资本为中心的企业物力资本的获利能力、偿债能力、运营能力、成长能力以及其综合能力集中表现形式——现金流状况的一种或若干能力指标的随机组合，导致实证研究的财务预警指标变量变化不一的原因，除迎合企业特征需求变化外，主要是人们至今还模糊了物力资本结构与借助物力资本运营来实现财务资本价值的财务资本结构之间区别，不仅造成设计预警财务指标变量内涵叠加，而且在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存在与否尚处于争论情况下，即便确定企业资本结构存在，人们所得出普遍结论是与企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相关性，但这种结论很难用它来完全清晰地指导适应于企业经济发展的财务预警指标的设计。使用没有完全厘清企业经济发展脉络的财务指标，甚至结合非财务预警指标变量来构建把脉企业财务困境真正病原的预警模型，显然存在着先天性缺陷。因此，上述企业财务预警模型的缺陷为完善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财务预警模型的构建提供了参考。为了使企业财务预警指标体系设计有理论指导，用代表企业全资源要素生产力的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来修改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使之规避上述财务预警模型的缺陷，将是本书研究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