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之发现

人类共享的思想和对特定人的重视，使人本主义传统具有大范围的包容性，并使它的论断能跨越时空的限制，直到今日它正有星火燎原之势，但过去的它势力更为强大。（卢滋，勒克斯，2003） ^[9]

事实上，如果把人本主义经济学定义为满足人们现实生活的需求为出发点，那么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思想，尤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他心中理想的城市国家，全书充满了对人的需求及其满足的关切：“第一也是最主要的需求是为了保证生存和生命提供食物。第二需求是住房，第三需求是衣服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Georgescu－Roegen N，1954） ^[10] 到了中世纪，需求的重点转移到了对有益于满足精神价值的正义社会的描述。汤玛士·摩尔的《乌托邦》（1516）一书描述了在“圈地运动”加剧人民痛苦时期的英国人对平等、幸福的渴望。因此作者提出了“乌托邦”社会模式：以人的需求为基础、致力于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达到最高幸福境界的社会。

在《乌托邦》问世一百年后，政治经济学开始第一次服从于较为世俗的目的，它成为国王获极权的工具，于是王朝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们忙于探讨国家财富的性质与来源，加剧了社会新的不平等和贫困。出于对平等、幸福的渴求而反叛了重商主义，英国亚当·斯密成为翻开经济科学新一页的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自他开始，政治经济学就变成了为追求“君民皆富”目标的政客的科学。但偏低生产力水平的现实，促使亚当·斯密中途又折回到早期的人本主义传统而继续狭隘地专注于物质价值，鼓吹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书中，以私有财产、自由交换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被看成是经济组织追求物质财富积累增长的唯一“自然”方式。在其之后，著名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大卫·李嘉图和汤玛斯·马尔萨斯都相继出版了各自的著作，但他们在亚当·斯密原创的政治经济学里加入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政治经济学越来越明确地被看成一门试图发现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尤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孜孜不倦地探索少数富人主宰的财富分配规律，使人们相信“看不见的手”仅指自然规律发生作用，就像重力作用一样的规律，而没有一点点让人联想起普遍道德秩序的引导作用的暗示。它们忽视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描述社会中道德情操的存在正是考虑了上帝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种对社会道德情操的忽视在主流经济学教材书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古典主义传统直至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后整整一个世纪才寿终正寝，然而新生的现代经济学也基本上将人本主义价值观排挤到一边，这表现尤为明显的是经济学教科书的改名：由“政治经济学原理”（从斯密到穆勒时期）改名为“经济学原理”（1871年自奥地利人卡尔·门格尔起，包括现代的英国斯坦利·杰文斯和瑞士里昂·瓦尔拉斯也做类似的改变），其新的经济价值或事物的价值核心观念改变为边际效用。（卢滋，勒克斯，2003） ^［9］ 由最初凭直觉就觉得有道理的卡尔·门格尔的需求层次概念所解释的序数边际效用，门格尔这种理论也明显包含对经济行为与政策的价值判断，这一事实已经被施穆勒、韦伯等领导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加以详尽论证了。（卢滋，勒克斯，2003） ^［9］

为了追求像数学那样可以计算的基数边际效用，斯坦利·杰文斯宣称“大多数人似乎认为自然科学为数学方法提供了用武之地，而道德科学（经济学）却要求别的方法。我不知道这样的方法是什么。而我的经济理论却与此吻合，是纯数学的”（Robinson，1962） ^[11] 。这种追求道德科学量化的一腔热忱深得他的英国同胞埃奇沃思的赞赏，并成为经济学的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这当然也有政治因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发现卡尔·马克思借用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对新兴资本主义的威胁，在可以计算、量化的基数边际效用概念中，他们找到了对抗马克思经典价值论的根据，这也促进基数边际效用最终统治了经济学界。（Georgescu－Roegen N，1968） ^[12] 序数边际效用转变为基数边际效用，他们抽象了需求层次之间差别，它的经济价值的首要意义在于金钱（财富）的数量，而失去了伦理道德或人的价值的首要意义在于生活的质量。（Hobson＆John，1929） ^[13] 在简单化地给人的所有需求一律贴上愉快或效用的标签后，所有经济行为就都可以用杰文斯所谓的“效用与自我利益的作用机制”来分析人的所有行为都是遵循理性地、精明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样杰文斯和门格尔的粗糙的“经济人”的概念悄然诞生，后经杰出的英国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加工、提炼，“其基础是如此简单，它们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所知道的一切人”（Jevons，1965） ^[14] 。实际上将作为真实人的一部分存在的经济人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拔到了无所不及的高度。在经济人和边际效用概念引申出边际生产率理论来解释收入和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 ，而穆勒关于财富是由社会制度形式与性质所决定的观点很快被忘却。相反，政府职能被界定为确立和执行“完全竞争”和“均衡”的游戏规则，将“看不见的手”的神通演化到无所不能的地步。这种片面追求凯恩斯经济思想及其政策导向的演化渐自走向极端，它导致两大矛盾在全球发生 。

然而大多数人经济活动变化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对变化的普遍要求，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则，马歇尔所说的“为了变化而变化”，而没有认识到是为了适应需求的变化发展而变化的现实。（卢滋、勒克斯，2003） ^［2］ 面对斯密对经济前景的乐观估计与当时每况愈下的严峻现实，西斯蒙第最先抛弃了主流经济学的“自有放任”教条，他认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是“人”，即将人的需求及其满足视为经济活动的第一。他强调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立法和累进税收来解决“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所导致的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问题，使他们不再以降低人的福利为代价一味追求高利润。此类观点得到穆勒的赞同，他把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区分开来，商品生产的规律“具有物质世界真理的特征：没有人为的选择或武断的结论。”在这一点上，他和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有着相同的宿命论和所谓的科学思想，但在财富分配上，则取决于“社会的法律与习惯”。他认定“人类健康所必需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可以通过大规模教育来实现的“个人的内在修养”。像所有的人本主义者一样，穆勒清楚地认识到利他或非利己动机是人性中必需而真实的一部分。真正对传统经济思想直接系统批判的拉斯金也承认“如果人们选择的偶然的人性因素与首先要审视的规律具有相同性质的话”，这种方法会是十分成功而又合乎逻辑的。（Ruskin ＆ John，1888） ^[15] 但在社会问题上绝对不可能如此，“一旦加入偶然因素，被审视的人的性质立刻就会改变。它不是量而是质的改变，这又会使过去的知识不复存在的新情况（Ruskin ＆John，1888） ^[15] 。”显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会激活非利己主义的人性，商品只有在“有利于生活”，或能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意义上才有价值，他间接摒弃了价值等同于交换价值的观念，促使“以产权为本”的交换价值观念向“以人权为本”的价值观念萌发。因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他的“既健康又幸福”的生活理念，而不是抽象的财富。

拉斯金这种艺术思想被霍布森极力纳入人类福利经济学中，在他看来，经济学仍然无助于功利主义。（Hobson＆John，1929） ^［13］ 他对价值判断标准的寻找，不是在高度抽象化的哲学思想里，而是在较低层次的人性上——作为动物的人的本能、胃口和行为。在这一过程中，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觉到这个标准隐含在马斯洛的著作里。（卢滋、勒克斯，2003） ^［9］ 其后对价值判断标准的寻找中，比较突出的有圣雄甘地、E．F．舒马赫和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金理查德·托尼以及沃尔特·韦斯科普夫等。基于现代心理学并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他们认为价值是与人的需求精密相连、相互转化的，人的需求是衡量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人是经济中最宝贵的资源，“经济等于人，人能开发自身”。

因此，上述人本主义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抗争历史中，传递着“人本主义”反“科学主义”的历史，在此历史中正试图演绎着“以产权为本”的“看不见的手”向“以人权为本”的“看得见的手”的发展。其中隐含地发现人的利己主义价值观将随着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层进而减弱，而人的利他主义价值却似乎呈逐渐递增趋势。

唯心主义代表黑格尔将人性历史解释成一个精神或上帝逐渐觉悟或自我认识的过程；而唯物主义代表费尔巴哈将其“整个颠倒了”，觉悟不是不受物质世界羁绊的精神的自我认识，而是人在物质世界的自我认识。从本质上讲，费尔巴哈使黑格尔的精神人本主义摆脱了“神”气。历史唯物主义代表马克思接受了把历史诠释成最终通向自我觉悟的过程，但他对不同时期的经济制度加以批判，反映伪科学主义对人本主义发展的束缚，人的尊严和自有日甚一日地被剥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样：“劳动外在于劳动者，也即，劳动不属于他实际的主人。因而，他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Marx Karl，1972） ^[17] 马克思通过技术变化以及伴随技术变化而产生的劳动分工和雇主—雇员关系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来阐述资本主义“内在规律”，体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相互喻为过程，科学发展的过程是人类获得解放的过程，也是追求人权、满足自我需求、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根据马克思的利润率递减规律，笔者认为人类获得解放的根源在于利润率下降，而这个规律的根源在于所有企业家面临竞争压力，为了降低成本他们必须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由于无法剥削机器，用机器代替人自然会降低企业利润空间，同时在生产率水平提高过程中，人的价值与尊严也逐渐通过“物人化”的形式得以实现。从人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历史的真正核心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个人价值观的斗争，是伪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这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指导的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所鉴证，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当前在中国，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趋同的过程，也是社会和谐的过程。对于人的价值观判断标准的演化，马克思从历史唯物史观对“人本”进行判断为，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二重体系。（洪远朋，2004） ^[18] 这说明，人的价值观不能脱离人的发展所依存的环境而孤立预设。

因此，在人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现“人本”是“资本”的灵魂、价值观，“资本”是“人本”价值观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人本”与“资本”的融合是天然的。（丁胜红、吴应宇、周红霞，2011） ^[12]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本”就是“人本主义”，“资本”就是“经济”，随着人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即科学发展的历史，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逐渐成为科学发展观的产物。它以以人为本为核心，通过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促进的二重体系关系来演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它的硬核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相适应的关系纽带，通过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结构优化程度来展现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程度。（丁胜红、吴应宇、周红霞，2011；吴应宇、丁胜红，2012；伍中信、周红霞，2012） ^{[2 ～ 4]} 其保护带则运用“以人为本”核心思想来分析不同经济组织，不同区域经济与其相应市场之间以及各自范围内问题等而得出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的一些可检验性假说。

综合上述人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结合卢滋、勒克斯（2003） ^［9］ 勾勒的经济发展史描绘出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演化的历史脉络，或者称为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溯源的历史脉络图，下面通过图3-1来展示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之历史演化脉络。

根据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的概念及发现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的历史脉络，选择利益相关者企业作为研究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财务的实验场，因为利益相关者使用和欣赏一个经济体的产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工作的性质决定的。他们能够制造出满足他们各自需求的美好东西。（卢滋、勒克斯，2003） ^［9］ 因此，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财务理论的产生除了上述与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相关其他理论外，当然包括人本主义经济理论本身，还要涉及几个世纪以来诸多经济学家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认识不断积累和深化以及企业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需求（求）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价值链理论、价值管理理论、财务理论等。同时还有催生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理论产生的“现实土壤”。当沉积相关领域思想、理论与之结合后，产生了属于人本经济发展观的产物——顾客导向型企业人本资本财务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