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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南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问题分析 |
1.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不均衡
新环境下江苏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则是苏南地区的制造业供给严重过剩,与服务业许多行业的投资不足和产出瓶颈现象同时并存,表现为“总需求向服务业集中而总供给向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性矛盾。后者要求我们在内需不足的前提下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而前者则是使人民生活在中国经济高增长态势下感到幸福感不够强的主因。这与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的现实相悖。由此,一方面由于缺少作为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使制造业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征并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因为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服务业,如住宅、教育、医疗、养老等不够发达,造成人民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及趋势严重不匹配。另外,还使制造业因供给过剩不得不维系单一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和粗放发展的基本格局。
同时,苏南制造业虽然有的发展较好,已经有独立的品牌和知识产权,但大部分企业还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制造”层面,离“设计”“创造”与“自创品牌”层面还有一定的距离。无论是以加工贸易为指向的FDI企业(外商直接投资),还是为FDI企业提供配套的本土加工企业,其制造环节所带来的中间服务需求绝大多数并不在国内,甚至在国内就没有产生对高端服务的需求,因为研发设计、资金融通和销售等服务基本都是由跨国公司的母国企业提供的。加工贸易主导的贸易结构割裂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代工制造业的发展不但没有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反而在要素获取方面与生产性服务业形成竞争。由此可见,虽然苏南制造业的总量很大,但是对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较为有限,无法形成有力的市场支撑。
2.传统服务业过剩与现代服务业不足并存
苏南地区与整个国家一样,传统服务业进入过度与现代服务业进入不足同时并存,表现为传统服务企业的低利润甚至大量亏损倒闭,与一些垄断性的现代服务企业获取暴利的现象同时并存。进入过度的是那些与城市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业有关的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进入不足的是那些技术资本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如流通、交通、通信、金融等,这些行业普遍与政府管制和行政垄断密切联系。例如,据2010年3月中国626家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计算,无论是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还是管理层薪酬均值(行业薪酬合计除以公司家数)最高的五大行业,金融服务业位居暴利行业之首,最高的五大行业中还包括竞争严重不足的交通运输、房地产、信息服务等。
3.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动力较为单一
苏南地区制造业的全球化与服务业的本地化同时并存,发展动力严重不对称。过去苏南地区的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动力驱使下,其增长受全球市场需求的支持,但是服务业的发展方式因受其技术特征的影响和制约,基本上是本地化的,受制于本地狭隘的消费市场。尤其是在过去人均收入较低和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有所下降的情境下,由于本地化的市场需求不振,因此,服务业的比重就难以有实质性的提升。相反,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服务业的比重还随着制造业的快速增长而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此看来,转变服务业的发展方式,必须基于苏南地区加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特征,突破服务业在技术上不可贸易的初级特征,在信息技术等支撑下寻求全球化发展的理念和手段,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国际服务外包。
4.知名企业、品牌企业与上海等地相比较少
苏南知名企业、品牌企业与上海、广东等服务业发展较好的地区相比相对较少,导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体支撑较为薄弱。江苏作为制造业大省,涌现出了一批在国内具有较强品牌效应的知名企业,但其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规模企业、知名企业和品牌企业相对较少。2015年,在江苏百强企业中,服务业企业仅有26家;而在江苏服务业百强企业中,苏南营业收入超过200亿元的仅有10家,服务业百强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不足150亿元,与同期全省百强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差距明显。从服务业百强企业的名单可以看出,虽然金融、现代服务业等企业的上榜数量有所增加,但传统商贸型企业的比重依旧较大,超过60%。
5.行业垄断、歧视性政策导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受到束缚
苏南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竞赛中,以对外开放度最高、参与国际竞争最激烈著称。但是,其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却没有形成与国内领先、国际接轨的服务经济的发展环境。究其原因,一是行业门槛过高,对社会资本的进入限制太多,部分行业垄断行为未能被打破,存在明显壁垒,特别是金融保险、公用事业和信息媒体等行业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加之服务质量和价格方面的问题较多,抑制了需求增长。二是行业管理体制存在缺陷,部分行业存在多头管理、行政分割的现象,相关机构、企业的设立和业务扩展面临较多的审批事项与繁琐的审批程序。三是税收体制不合理,在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分销服务业由于税率和抵扣等因素,出现实际税负不降反升的问题。同时,在政策执行方面,由于一些地方的配套措施不衔接或没有及时跟进,导致国家和地方出台的部分优惠扶持政策没有能执行到位。
6.区域间服务业资源竞争激烈、产业协同效应难以显现
区域间服务业资源竞争激烈、产业协同效应难以显现,导致现代服务业发展缺乏整体内源性动力。近年来,为吸引服务业投资资源,我国各地服务业同质化竞争激烈,苏南也不例外。在江苏,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苏南、苏中地区,还是在发展相对滞后的苏北地区,都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但许多邻近地区的结构层次和业态分布都非常接近,区域资源竞争激烈。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采用“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将“做大规模”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第一要务,在引进新项目时,对项目缺乏系统的规划与引导,对于项目投产后所处价值链环节、发展层级缺乏筛选机制,忽略了新项目与原有项目的内在联系、价值链衔接。一些地区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产业选择追求“高、大”,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从而使得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缺乏内源性动力。
1.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2018年,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一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这将有利于优势企业生存发展,提高整个产业的供给效率,相应地扩大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二是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能够为服务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加速服务业新动能成长,促进一些服务行业的领先企业增强技术、商业模式优势,实现与发达国家“并跑”或“领跑”。三是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这有利于为服务企业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最大限度消除资源配置扭曲并激发创造活力,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2.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对服务业发展既是利好也是要求
实体经济不仅指工农业,还包括大部分服务行业,要改变服务业是“虚”产业的认识。当前,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一方面要加快创新发展,以标准化和品牌建设为引领,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中间服务水平,有利于具备生产率优势的服务行业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要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使其有更多资金可以用于主动调整和转型升级,这将提振包括很多服务企业在内的发展信心。
与此同时,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也对服务业发展提出明确要求。要纠正服务业的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深化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防止社会资金“脱实向虚”,在金融体系空转和房地产市场沉淀。
3.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促进和规范相关服务业发展
2018年,国家深化税制改革,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减轻服务企业负担;深化财政科技管理改革,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服务领域的创新创业和小微企业发展;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有利于打破行政垄断等体制性障碍,加快社会服务领域开放,调动更多社会资源,实现社会服务业的稳步发展。此外,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禁以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对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项目的市场化运作起到规范作用,从而防控财政金融风险。
4.世界经济复苏向好总体有利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
根据相关预测,世界经济将延续回暖势头,增长率稳定3%左右。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欧盟有望持续复苏,日本也逐步企稳上行,这有利于资本、技术、人员等要素的跨国流动,预计我国服务贸易将呈现较快增长。同时,2018年启动与多个国家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或升级谈判,对我国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争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有重大进展,凸显我国在亚太地区服务贸易投资规则制定方面的影响力。但也要看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仍然存在,我国服务进出口可能面临一定的贸易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