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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马克·雅各布 唐璐璐 著
摘 要 ：2014年《民俗学》特刊引发了后续学界及国际会议中关于文化经纪的讨论。公共民俗学等相关研究表明，文化经纪人与调解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关键行动者。在多方协作下，文化经纪的概念最终被纳入《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并将指导全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在保护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文化经纪的作用应该被重视；而且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探索不同的文化经纪模式，以丰富和补充国际规则，真正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遗产保护范式。
关键词 ：文化经纪；调解者；非物质文化遗产
学术期刊上的论文通常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引发学术讨论，丰富相关文献；但有时也会影响国际政策的发展，特别是在涉及“战略经纪”时。在本辑《遗产》中，译文《如何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纪人与保护“非遗”之关系》发表于2014年的原文，正是可以洞见这种影响过程很好的例证。该文介绍了一系列论文，以证明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实践中，文化经纪都可以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成功因素。来自各国的案例表明，文化经纪应该成为UNESCO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2003年《公约》”）在全球正确实施的关键步骤。而发表该文的《民俗学》（Volkskunde）2014年第3期特刊，对后续UNESCO关于2003年《公约》的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影响了国际规则的制定，从而影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式在全球的实践。这正好凸显了学者、非政府组织等承担的文化经纪人角色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出版《民俗学》这辑特刊之前，2013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就提出了以下观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纪人、培训师、调解者与中介人将在21世纪涉及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的工作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这是比利时佛兰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验结果与经验。通过观察与研究佛兰德地区相关的遗产项目可以发现，当地的专家、地方政府官员、社会工作者和非政府组织承担了重要的“经纪”角色。 [1] 另一方面，通过连接几个学科中一系列有趣并且具有启发性的文章和著作，也可以促使这一观点进一步发展。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俗学研究领域一直在进行文化经纪的实验，特别是在公共民俗学的运动中。 [2] 其次，发展研究也对这一观点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发展研究中重要的经纪方法似乎非常有借鉴作用。尤其是戴维·莫斯（David Mosse）和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关于发展经纪人（Development brokers）的著作，对于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中简称“UNESCO”）的遗产范式、国家政策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 [3] 除此之外，这一观点还受到其他领域的启发，比如医院、护理机构中的文化经纪。 [4] 或是像在《遗产》第一辑的文章中所提到的政府和管理领域所谓“边界跨越”的相关文献，也可以转译应用。 [5] 近年来关于跨国经营的经纪人工作的讨论，也正在积极探索这一概念。 [6]
推出特刊的《民俗学》期刊创刊于1888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该刊虽然可以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检索（因此在全球可记为重要学术成果），但因其为纸质出版且大多数文章是以荷兰语完成的，民俗学又不是一门“显学”，因此刊物没有大量的读者，也没有特别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但2014年第3期的这辑特刊不仅加印了很多本，还推出了电子版。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NESCO教席项目“批判遗产研究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支持下，特刊有针对性地向2014年在堪培拉参加“国际思辨遗产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全球会议”的学者，2014年、2015年参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以及2016年参加“2003年《公约》缔约国大会”的政府代表团与非政府代表团发放刊物共计超过500本。 [7] 而这些学者、与会者正是各国进行遗产研究、参与遗产实践的中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该国对于遗产工作的反思。
在2014年的《民俗学》特刊之后，我们发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对于“文化经纪”的讨论日益增多。文化经纪人与调解者是成功的关键行动者（因素）这一论点已经体现在更多的学术论文和研讨会中。如果说，2014年在《民俗学》特刊中呈现的相关案例主要还是来自欧洲；那么近年来可以见到的明显变化就是，随着这一研究的深入，在欧洲之外也逐渐出现了亚洲的声音。
2017年，日本成城大学（Seijou University）的全球研究中心举办了系列研讨会，旨在探讨“全球本土化”视角下文化经纪、“社区、群体和个人”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曾在2003年《公约》秘书处工作的爱川纪子（Noriko Aikawa）就提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可以考查研究人员是否能承担文化经纪人的角色
[8]
。俵木悟（Satoru Hyoki）教授也提出，在日本的地方政府中，可以使用“文化经纪人”的概念来考虑和发挥研究人员的作用
[9]
。亚历山德拉·迪恩（Alexandra Denes）则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了一项泰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提名过程
[10]
。马克·雅各布不仅强调了“经纪”的重要性及全球本土化伦理的挑战性，还强调了包括社区、群体和个人在内的多种参与者之间的联系所带来的挑战
[11]
。珍妮特·布莱克（Janet Blake）讨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社区和群体参与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对“经纪”的需求。
[12]
文化经纪和调解也被认为是解决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中超级多样性（Superdiversity）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案。
[13]
在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中，对于文化经纪的作用及研究尚未有太多的关注。但也有民俗学者已经关注到文化经纪人的作用。例如，安德民在阐述家乡民俗学的范畴、视角与立场时提出，家乡民俗学者其实扮演了“文化经纪人”的角色，他们融合了学者、顾问、实践者等多重角色，通过对家乡民俗的调查与研究，建立了连接家乡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平台。
在美国公共民俗学的运动中，其实一直都将“文化经纪”作为重要的业务。早在1997年，理查德·库林（Richard Kurin）就在其著作《一位文化经纪人的反思：史密森尼的视野》中，将自己称为“文化经纪人”。基于其担任美国史密森尼民俗与文化遗产中心（Smithsonian’s Center for Folklife and Cultural Heritage）主任以及作为人类学家在巴基斯坦旁遮普（Punjab）的田野经验，同时借鉴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th）“战略经纪”（Strategic Brokering）的概念，库林提出了“文化经纪”的概念。 [14] 虽然他认为去经纪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操作，多维度且不可预测结果，但在彼时展望21世纪时，库林预测文化、旅游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文化保护、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将是重点。
近年来，罗伯特·巴龙（Robert Baron）在几篇文章中也进一步发展了这样一种观点：美国公共民俗学运动所提倡的文化经纪与相关的其他方法对于成功实施计划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以他长期担任纽约州艺术委员会（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the Arts）民间艺术项目主任和资助人的经历来说，还是以其作为公共民俗学家的经验来看，罗伯特·巴龙都证实了“经纪”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和催化剂。他强调，公共民俗学中的广泛经验与21世纪的保护进程息息相关：“就像其他公共民俗学家一样，我的日常工作涉及文化经纪。我在民间艺术领域通过针对申请者的咨询、在工作坊与研讨会上的演讲等产生互动，我会提供信息、专业意见以及获得资助和其他资源的机会。在这些活动中，我作为管理者和民俗学者的双重角色融合在了一起。我试着留意到，这些调解活动其实是需要行使专业和行政权力的。作为资助者，我的想法和建议对于依赖政府机构拨款的申请来说很重要，而这就意味着持续的权力不对称。我努力成为一名诚实的文化经纪人，尽量注意到有必要去减轻和减少这些不对称” [15] 。罗伯特·巴龙退休后，也通过国际民族学民俗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thnology and Folklore）试图影响关于2003年《公约》的一些讨论。他确实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例如关于节日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史密森尼（Smithsonian）所做的工作 [16] 。在荷兰，阿尔伯特·范德泽伊登（Albert Van der Zeijden）也是认同这些观点的 [17] 。
除了公共民俗学对文化经纪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思考，还有一些最新的研究显示在实施2003年《公约》的具体环节中，发挥经纪人、调解者的作用是重要的。2019年，苏茜·哈里森（Suzy Harrison）在其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式的博士论文中，将文化经纪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主题”。通过在加拿大的拉布拉多、纽芬兰以及荷兰进行田野作业，她反思了英国的遗产工作应该吸取的教训。她的研究呈现了组织和行动者是如何充当调解者和经纪人的，这在遗产工作中非常重要。她就如何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一个好的遗产清单制度有哪些特点？通过对UNESCO2003年《公约》的批判研究、案例研究以及对英格兰中部地区工匠的访谈，本研究编制了一份最佳实践的清单‘检查目录’：第一，这只是一个起点——应该避免不恰当地强调清单制度而忽视了保护实践；第二，需要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但需要文化经纪人加入其中；第三，不能过于复杂；第四，应该避免停滞；第五，信息应该是公开的；第六，需要包括真正跨国、跨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名录制度需要反映不断变化的全球现实；第七，应该避免形成等级和分裂” [18] 。从这一建议可以发现，就建立优秀的遗产清单制度而言，也必须要有文化经纪人充当“桥梁”，调动起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参与；在此基础上，2003年《公约》所期望实现的“自下而上”的遗产保护范式才有可能实现。
正如“文化经纪”所发挥的调解、中介功能一样，它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这一概念不仅影响了相关研究，也在影响着国际规则的变化，从而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实践。从下文《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以下简称“《业务指南》”）相关条款的更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有益影响。
自2010年以来，在关于2003年《公约》基本文件的讨论中，许多学者、非政府组织等已作出大量努力以引介“文化经纪人”这一概念。2010年，比利时佛兰德文化遗产中心（Flemish Interface for Cultural Heritage）与美国艺术纪录片公司（Documentary Arts）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联合策划了一场展览，主题就是“认识我们的文化遗产：美国与佛兰德的对话”。该展览的目标是：“促使佛兰德斯和美国更广泛地思考和讨论关于21世纪的‘保护’（safeguarding）、‘文化经纪’、‘认定’（recognition）、‘挪用’（appropriation）与‘协商’（negotiation）的研究、文献以及其他方面的启示、意义和影响力”
。2013年，UNESCO内部监督办公室对2003年《公约》通过十年的工作进行评估时，该概念也被标记出来：“这一框架的重要工具就是调解／文化经纪的方法以及不同类型利益攸关方之间的联络”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政府组织论坛（ICH NGO Forum）的国际研讨会、新闻、网站以及论坛网站，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经纪这一重要主题的宣传。
2014年11月23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九届常会的一次讨论中，文化经纪的概念正式被提出。
近年来，不论是UNESCO秘书处编写文本草案的人员，还是缔约国代表团中的成员，许多关键人物都对文化经纪的作用深信不疑。最终，文化经纪的概念被纳入《业务指南》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章节中，以履行联合国新的全球性政策框架——《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对于各缔约国实施2003年《公约》而言，《业务指南》是重要的工具书；而且，相对于固定的《公约》文本，《业务指南》的内容可以调整，具有更多的灵活性，能及时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挑战。我们可以注意《业务指南》此次调整中第170条与第171条中的重要表述。其中，第170条提到“通过参与的方式促进相关专家、文化经纪人及中介人之间的合作”。
第171条提到，“只要其发展计划、政策和方案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可能影响其可行性，缔约国应努力……促进可持续发展专家和文化经纪人的合作，在文化艺术界内外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当融入计划、政策和方案中”。这两条内容都明确了文化经纪人的地位和重要作用。这也是学术界多次讨论文化经纪，将其提上UNESCO议程并进一步推动其落实的成果。
此后，缔约国的代表以及2003年《公约》框架下经UNESCO认证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也都相继提及了相关观点。2018年，在毛里求斯举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三届常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非政府组织论坛总体陈述的发言中就包含以下观点：“在培育从地方到全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网络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在承担调解、培训和文化经纪的角色方面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介作用在政府间委员会和缔约国大会的讨论中已经被多次强调，2016年新版《业务指南》的章节中也提及了‘经纪’的作用”
。对于研究人员和遗产工作者来说，现在也正是时候去阐释这些相关性并发掘一些能够发挥作用的优秀范例。
观察缔约国是否有能力且愿意让《业务指南》的第170条和171条发挥作用，以及这是一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努力，还是一种更合适的协调和跨边界的努力，都将是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虽然当前2003年《公约》的缔约国有178个国家
，但由于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各国在实施公约时也会面临不同的问题。从UNESCO内部监督办公室在2013年的报告可以看到，并非每个缔约国（包括国家层面和民众层面）都能正确认识该公约的理念和这种新的遗产保护范式。该报告指出，“事实上，在此评价范围内，对公约缺乏认识和理解以及能力不足被确定为履约过程中遇到的部分主要挑战……立法者对公约有关的法律问题缺乏了解；在文化部门和其他部门工作的人员对非遗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认识不足；对于需要（或承诺）认识到社区在保护非遗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的理解有限……社区对公约和国家保护计划等方面的知识不足”
[19]
。罗伯特·巴龙在谈到与2003年《公约》相关的文化经纪工作时，也承认目前仍存在许多挑战：“虽然2003年《公约》鼓励社区参与保护工作，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实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遗产研究的学者没有通过批判性反思以及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解决他们在重要学术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令人满意地阐明他们作为学者、顾问和研究人员的多重角色”
[20]
。对2003年通过的公约尚存不少误解和模糊的认识，对于更新的《业务指南》而言，要真正理解并落地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颇具希望的发展。2019年，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在其关于共同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实践的决议中也提出，文化经纪是十分有益的：“第68条：我们还应预见到，需要激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纪人和调解人，以促进共同目标并形成跨国合作”
。2019年第2269号决议，即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于2019年3月1日通过的《保护和弘扬欧洲非物质文化遗产》（Safeguarding and Enhanc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Europe）的决议也是鼓舞人心的。该决议对欧洲委员会所有成员国执行相关政策都提出了许多非常具体的建议，其中，关于“调解”的内容及其对于《业务指南》第170条和171条的适用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5.2关于政策的实施
5.2.1创建协作和参与式平台，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在这方面，需要发展参与性治理的模式和方法，以应对需要建立公平、可行的社区参与这一挑战。
5.2.2通过终身学习和教育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5.2.3促进与支持城市、地方和区域发展项目、战略，以及微观经济、创意经济和可持续旅游的倡议，以便与有关社区密切合作，将可持续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结合起来。
5.2.4为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项目提供奖励、资助以及分享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有效平台；在此背景下，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者及协调者提供培训及奖励以加强合作。
5.2.5促进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以便使诸多利益攸关方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提供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有效专业知识及基础设施；当然，这种合作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5.2.6如有必要，审查立法，为保护与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更灵活的框架，以适应基层方案的日常性……
条文中的“协作和参与式平台”“参与性治理”“合作”“灵活的框架”等内容，其实都是作为重要的建议，与《业务指南》的第170条和171条配合，鼓励文化经纪在欧洲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中发挥作用并促进跨国合作。
文化经纪的作用应该被重视，但它在各国、各地区如何发挥作用却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没有固定模式。对于欧洲适用的文化经纪模式和方法，比如将重点放在博物馆，对于亚洲国家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因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需要因地制宜一样，文化经纪活动也是因地制宜的。当前，全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还有很多资源没有被调动起来，没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文化经纪的重要性就在于鼓励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合作与共享，通过培育遗产行动的网络去调动利益攸关方的积极性，促进2003年《公约》所主张的“自下而上”的遗产保护范式的实现。
[1]
可以参考对已列入UNESCO《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相关案例的研究，例如梅赫伦、圣利芬斯-豪特姆及布鲁日等地的遗产项目。参考下列文章：［比］马克·雅各布：《城市中的社区、群体、个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动网与边界对象》，唐璐璐译，《遗产（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36页；［比］马克·雅各布：《文化经纪与活态遗产培育：比利时豪特姆年市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相关问题》，唐璐璐译，《文化遗产》，2019年第3期；唐璐璐：《由社区联盟主导的集体表演——布鲁日圣血大游行的保护与传承》，《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唐璐璐：《多元主体参与：比利时啤酒文化传承的启示》，《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报告（201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14-227页；Jacobs （M.），“Domesticating and harvesting shrimps－Fisher communities and the sea：Blue Ocean Strategies，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the UNESCO paradigm of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
HeritagesandMemories from the Sea
：1
st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fthe UNESCOChair in Intangible Heritage and Traditional Know
－
How
：
Linking Heritage
，Barata （F.）＆ Rocha （J.）（eds.）.，
vora：University of
vora，2015：pp.174-189.
[2] Jacobs（M.），Cultural Brokerage，Addressing Boundaries and the New Paradigm of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lklore Studies，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and UNESCO，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 over de 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 leven ，3（2014）：pp.265 - 291；Kurin （R.）， Reflections of a Culture Broker . AView fromthe Smithsonian ， 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Scholarly Press，2014；Bendix（R.）＆ Welz（G.），‘Cultural Brokerage’and‘Public Folklore’within a German and American Field of Discourse，in Journal ofFolklore Research ，2／3，36（1999）：pp.111-125；Kirshenblatt－Gimblett （B.），Folklorists in Public：Reflections on Cultural Brok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in JournalofFolklore Research ，1（2000）：pp.1-21；R.Baron＆ N.Spitzer（eds.）， Public Folklore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7.
[3] D.Lewis（D.）and Mosse（D.）（eds.）， Development Brokers and Translators ： The EthnographyofAid andAgencies ，Bloomfield CT：Kumarian Press，2006；Jacobs（M.），Development Brokerage，Anthropology and Public Action.Local Empowerment，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id：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 over de 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 leven ，3（2014）：pp.299 - 318；Gardner （K.）＆ Lewis （D.）， Anthropology and Development . Challenges for the twenty － firstcentury ，London：Pluto Press，2015.
[4] 参见Arias－Murcia（S.）and López（A.），Culture brokerage as a form of caring，in Investigación y Educación en Enfermería ，3（2013）：pp.414 - 420.
[5] Morse （R.），Integrative public leadership：Catalyzing collaboration to create public value，in The LeadershipQuarterly ，21（2010）：pp.231-245；［比］马克·雅各布：《城市中的社区、群体、个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动网与边界对象》，唐璐璐译，《遗产（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36页。
[6] Lee （H.），Levy （O.），Peiperl （M.）and Jonsen （K.），“Transcultural brokerage：the role of cosmopolitans in bridging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holes”，in JournalofManagement ，2018.参见网址：http：//eprints.lse.ac.uk／87470／.
[7] Jacobs （M.），Tang （L.），Zhang （J.）Mourrao （L.）and Maharjan （M.），“Internationale netwerking，duurzame ontwikkeling en evoluerende kaders Het programma van de UNESCO－leerstoel voor kritische erfgoedstudies en het borgen van immaterieel cultureel erfgoed aan de 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over de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 leven ，119，2（2019）：pp.179 - 191.
[8] Aikawa－Faure （N.），“Introductory Remarks”，in Glocal Perspectiveson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Local Communities ， Researchers ， States and UNESCO ， withthe Special Focus on Global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s ，Uesugi（T.）and Shiba（M.）（eds.），Tokyo：Seijo University，2017：pp.7-18，pp.15-16.
[9] Hyoki（S.），“Considering the Role of Researchers at Local Governments （as‘Cultural Brokers’）in Japanese Cases of ICH”，in Proceedingsofthe InternationalSymposium on Glocal Perspectiv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LocalCommunities ， Researchers ， States and UNESCO ， 7-9 July 2017 ，Tokyo：SeijoUniversity，2017：pp.109-116；参见：https：//www.academia.edu／37059780／Considering＿the＿Role＿of＿Researchers＿at＿Local＿Governments＿as＿Cultural＿Brokers＿in＿Japanese＿Cases＿of I＿CH，2017-11-30.
[10] Denes （A.），“Broker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ailand：Lessons Learned froma NominationProcess”，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local Perspectiv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Local Communities ， Researchers ， States andUNESCO ， 7-9 Jul y 2017 ，Tokyo：Seijo University，2017：pp.97-198.
[11] Jacobs（M.），“Glocal Perspectives on Safeguarding.CGIs，ICH，Ethics and Cultural Brokerage”，in Uesugi （T.）and Shiba （M.）（eds.）， Glocal Perspectiveson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Local Communities ， Researchers ， States and UNESCO ， withthe Special Focus on Global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s ，Tokyo：SeijoUniversity，2017：pp.49-71.
[12] Blake（J.），“Examining Possible Mechanisms for the Community Repres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3 Conven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local Perspectiv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Local Communities ， Researchers ， States and UNESCO ， 7-9 July 2017 ，Tokyo：Seijo University，2017：pp.123-145.
[13] Neyrinck （J.），“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imes of ‘Superdiversity’：ExploringWaysof Transformation”，in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Intangible Heritage ，12（2017）：pp.158-174.
[14] Kurin（R.）， Reflections of a Culture Broker ： AView from the Smithsonian ，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7.
[15] 参见：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527258.2016.1150320：Baron （R.），“Public folklore dialogism and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in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2，8（2016）：pp.588 - 606.
[16] Baron （R.），“Imagining SIEF engagement with UNESCO ICH—providing expertise，facilitating community cultur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maintaining critical perspectives”，in https：//nomadit.co.uk／conference／sief2019／paper／46757；Baron （R.），“Public Folklore：Theory of／in Practice（A Response to Elliott Oring）”，in The JournalofAmerican Folklore ，132（2019）：pp.163-174.
[17] Van der Zeijden（A.），“Experimenting with participation in dialogue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identifying and research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therlands”，in Revista Memoriamedia ，3（2018）：pp.1-9.
[18] Harrison （S.），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England ： A ComparativeExploration ， Nottingham：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2019：pp.12-13，网址参见：http：//irep.ntu.ac.uk／id／eprint／36760／.
[19] Barbara Torggler，Ekaterina Sediakina－Rivière（with Janet Blake as consultant），“Evaluation of UNESCO’s Standard－setting Work of the Culture Sector”，in Part I ：2003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Final Report ，UNESCO，Paris，2013，pp.39-40.
[20] Baron （R.），“Public Folklore：Theory of／in Practice （A Response to Elliott Oring）”，in The Journal ofAmerican Folklore ，132（2019）：p.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