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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3年，适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十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开始反思实施该公约面临的主要挑战、制约因素与发展契机。对《业务指南》进行调整，重新看待非政府组织对履约的重要作用等问题被提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讨论议程。在比利时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及随后出版的《民俗学》特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工具。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案例表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需要大量的“转译”工作。“文化经纪”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可以成为一个关键的成功要素；文化经纪人则是成功的关键行动者。引进“经纪”的概念，可以进一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式的发展。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政府组织；文化经纪；转译
2013年，全球一起纪念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保护非遗公约》”）诞生十周年。《保护非遗公约》的产生，受到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的启发，但同时也是对后者影响的一种反应。《保护非遗公约》的目标是要寻找新的方式（即保护，Safeguard
）来讨论、处理“传统文化”或“民俗”，赋予其价值、促进其传播，以发扬文化多样性并使更多的行动者可以参与进来，诸如社区和群体。彼时，国际上也有一些压力和动力要在（保护和推进）“世界遗产”的概念之外构建另一种选择方案，因为“世界遗产”的概念主要适用于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纪念碑和景观等。经过两年的紧张谈判，数百名外交官和专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法律专家、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等）达成了共识，2003年10月1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最终通过了《保护非遗公约》文本。2006年，在30个国家批准加入《保护非遗公约》后，该《公约》正式生效。
实施《保护非遗公约》最初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要制定“业务指南”：解释公约文本条款中的含糊措辞、标准、资金分配方案以及为履行公约制定工具等。在2006—2008年，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召开了包括政府间委员会和多次专家工作组在内的一系列会议。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批准加入了《保护非遗公约》。在此阶段，许多参与《保护非遗公约》文本起草的专家，也继续以缔约国代表团成员或是观察员的身份参与第一届政府间委员会的讨论。委员会成员可以接受（代表协商一致）的整套“业务指南”的初始版本于2008年初夏完成，并于2008年6月被缔约国大会接受。自此开始，《保护非遗公约》就真正被激活了。因此，2013年不仅仅是《保护非遗公约》通过十周年，也是该《公约》及其《业务指南》
正常运作的第五年。
《业务指南》可由缔约国大会进行调整。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业务指南》均进行了细微的调整与更新（起初是关于《保护非遗公约》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提到的国际名录的标准和程序）。《业务指南》在2014年的调整，部分是基于教科文组织内部监督办公室的评估结果。内部监督办公室评估了《保护非遗公约》及其《业务指南》如何在教科文组织以及全球范围内实施。 [3] 2013年在巴库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以及次年于巴黎召开的缔约国大会上呈现出的挑战是，要在保护、解决诸如可持续发展、旅游业、商业化等问题上提供更多的指导和业务指南；同时，也要重新考虑相关非政府组织在《保护非遗公约》履约过程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与《保护非遗公约》的文本相比较而言，《业务指南》是可以变更、扩展和调整的。
2013年，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向所有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益攸关方发出呼吁，以探讨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要挑战、制约因素和可能性。值此《保护非遗公约》通过十周年之际，这种纪念也为众多行动者提供了组织活动和分享的机会，例如宴会、研讨会等。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专门的网页汇集并公布了所有的相关计划
。作为缔约国的比利时，更具体说是比利时的佛兰德，提议并成功举办了针对这次呼吁和网页内容的国际研讨会。在教科文组织佛兰德委员会的支持下，该会议于2013年11月6日在布鲁塞尔的佛兰德文化遗产中心召开，主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经纪人、培训师、调解者与中介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的关键行动者（因素）”。会议由佛兰德文化遗产中心、Tapis Plein
以及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主办；荷兰非物质遗产中心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政府组织论坛协办，后者是经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保护非遗公约》框架下的非政府组织的网络，文化经纪是其核心活动；来自佛兰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与平台
也参与其中。此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是指位于布鲁塞尔和佛兰德地区的一些专业中心，它们正在塑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式。正如卡斯特连（Lothar Casteleyn）、艾伦·詹森（Ellen Janssens）、耐依灵克（Jorijn Neyrinck）所阐释的，该网络还包括遍布在佛兰德的基层遗产小组（Heritage Cells）
[4]
。该网络由一系列专业人士组成，他们共享并珍视自己作为“（文化）遗产经纪人”和调解者的形象。“经纪”的概念，不仅描述了组织的特征，也表明了在此工作的人员的特征。
在荷兰，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与遗产和文化经纪相关的问题，因此，教科文组织荷兰委员会和荷兰非物质遗产中心也加入了最初由比利时布鲁日、布鲁塞尔的合作伙伴发起的倡议。在荷兰批准加入《保护非遗公约》之前
，荷兰非物质遗产中心（KIEN的前身）早在2003年就已经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公共民俗机构并将自己的工作概念化为“文化经纪”。正如佛兰德的遗产组织一样，荷兰非物质遗产中心也受到了关于这一问题在美国的一些讨论的启发。在该中心制作的一本册子中
[5]
，就试图展示其工作的理论依据。
下文讨论的《民俗学》（Volkskunde）特刊
所收录的系列文章，部分正是2013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研讨会的成果；同时，它也收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非政府组织论坛参与者的其他文章。在教科文组织相关网站上，仍然可以找到关于此次研讨会的内容，其中说明了举办此次研讨会的意图：
《保护非遗公约》及其各版本的《业务指南》对全球许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遗产实践及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可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计划及项目的实施、评估中吸取什么教训？什么是有效的？什么又是缺失的？其他文化遗产领域的优秀实践是否能带来启发？在发展援助、医疗保健或其他项目的活动中，经纪人和培训师>都是非常活跃的，而我们能从其经验中学到什么？我们将探讨的中心拟定为：对于使保护项目和其他参与式遗产进程发挥作用并取得成功来说，调解者、文化经纪人或培训师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有几个词可以描述这些角色和所需的技能。“转译”一词是指在“保护”（Safeguarding）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话语、方法、术语与当地实践和群体过程之间寻找共同点的技能。像“文化经纪”或“调解者”这样的关键词，是否充分描述了这些成功的关键行动者（要素）？这些流程是否仅限于在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还是对其他组织、机构和网络也会构成挑战？”10
在《保护非遗公约》通过十周年纪念之际，通过组织此次研讨会并出版这辑《民俗学》特刊，我们产生了很多想法：第一，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和网络中的一些特殊角色和功能，为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更多的敏化词汇和文献。这种对文化经纪的关注其实对其他领域也非常重要，比如讨论关于社区参与博物馆和其他遗产机构的问题时。 [6] 第二，与特刊相关的是，有必要从16世纪以来“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关系的历史中，从更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和记录近年来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生的文献中，“经纪”（Brokerage）或“挪用”（Appropriation）等概念丰富了这场讨论。是时候把这些点连接起来了，既要更新与补充文化历史，又要以长远的眼光和（积极的消极的）经验来滋养文化政策研究等新学科 [7] 。第三，要联系和比较这些文献中的主体和部分以及其中讨论的实践和模型，这既是超学科的，也是跨学科的。这也响应了布莱克（Janet Blake）、理查德·库林（Richard Kurin）等人的号召，要交流和积累项目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8] 。为了取得进展，就需要更多的案例研究和例证。例如，对21世纪头十年的佛兰德斯进行描述，进行政策实验的分析。 [9]
我们不要忘记，是谁实际制定并在当前负责说明、调整、解释和传播《保护非遗公约》文本、《业务指南》、各类表格及其他文书。他们往往是专家、外交官或其他代表；但是，将教科文组织这些核心群体的形象描述为“调解者”或“经纪人”也是可能和可信的。他们正在构造框架，讲述故事，将不同的世界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由实践者、外交官、公务员和政治家组成的群体。他们精通游戏和建立共识的艺术，不断进行着“转译”。正如马克·雅各布（Marc Jacobs）在其关于发展经纪人的讨论中所指出的，他们是国际的和跨学科的文化经纪人的最好例证，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是认知共同体和“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que）的成员。 [10] 理查德·库林或卡兹纳达尔（Cherif Khaznadar）因发展“文化经纪”（Culture Brokerage）或“民族透视”（Ethnoscenography）的项目而闻名并非偶然，后者曾是教科文组织制定《保护非遗公约》代表团的负责人。我们认为，经纪业务正是参与《保护非遗公约》头十年发展的许多关键行动者的核心业务。
出版这辑《民俗学》特刊的重要性在于，不仅包含了在缔约国政府代表团工作的专家的观点，也包括了定期参与《保护非遗公约》政府间委员会和缔约国大会的非政府组织成员的观点。耐依灵克的文章就表明，实施《保护非遗公约》目前存在着众多挑战。 [11] 非政府组织，甚至是经缔约国大会认证的组织，目前几乎都没有被动员起来去发展《保护非遗公约》。这种利用不足与《保护非遗公约》的精神及21世纪在其他领域所培育的许多共同治理原则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而我们希望通过更清楚地解释《保护非遗公约》目前的《业务指南》来合理使用这些资源。并且，《业务指南》还可以进一步调整、发展和改进。这是本文的目标之一，也是这辑《民俗学》特刊的目标之一，可以为相关讨论提供素材和启发。
在《业务指南》中引入诸如“经纪”（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意义上“转译”的概念）“调解”“培训”之类的概念，或者命名“经纪人”或“调解者”的角色将会非常有意义。正如布莱克所阐明的那样，有些相关性会变得清晰，因为“《保护非遗公约》政府间委员会有机会通过相关参与及社区参与的实践为国际法提供信息，这就不仅仅体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狭窄领域，还可以在环境法等其他领域有更广泛的应用” [12] 。
马克·雅各布认为，公共民俗学的实践及大众文化领域与行动者合作的其他形式，留下了一些有趣的痕迹和技术，这都可以用来发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这种探索中，我们不应该把讨论局限于司空见惯的涉及传统文化的学科，也要着眼于其他学科。 [13] 我们在此提出的一项技术是研究在哪些领域中使用了诸如“经纪”“建立共识”“共同治理”等概念，以识别不经常提及或应用的学科和流派（例如，在本辑特刊中）。在其他相关学科和领域（如医疗保健经纪）中，发展援助和发展经纪领域似乎特别有意义。马克·雅各布探讨了最近的发展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并明确地搭建了桥梁以调动这些见解。戴维·莫斯（David Mosse）和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于2006年编著的《发展经纪人与转译者：关于援助及援助机构的民族志》（Development Brokers and Translators：The Ethnography of Aid and Agencies）一书，是2013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研讨会和特刊出版的重要参考之一。戴维·刘易斯出席了研讨会，也展现了桥梁建设工作的雄心壮志。他在特刊中的文章体现了发展援助领域中的一个关键角色——非政府组织。他与其他作者分享了将他们视为文化经纪人来进行研究的观点。他的文章还表明，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非物质遗产或是西方世界去看待这些讨论和挑战，而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去看待 [14] 。德拉尼（Emily Drani）在其文章中也指出，非政府组织在非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是非常有意义，也是必要的，她展示了乌干达跨文化基金会的案例。 [15] 巴塔查里亚（Ananya Bhattacharya）则进一步提出，非政府组织参与非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应该被纳入涉及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中 [16] 。范德泽伊登（Albert Van der Zeijden）的文章主要讨论了“有争议的遗产”。在其文章中可以找到，当本地节日文化、政治与世界范围的问题（如几个世纪前奴隶制及奴隶贸易的遗产和责任，还有基于肤色的歧视）及全球政治工具（如对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不恰当地使用模糊的参考文献）联系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 [17] ？对于有效的经纪或调解而言，“隐形”是否是典型的或必要的？如果挑战进入到聚光灯下，又会发生什么？范德泽伊登提到的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在21世纪，当教科文组织的象征资本注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众文化领域时，特别是结合来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关注时，可能发生的变化、问题甚至是冲突。
这辑《民俗学》特刊的若干案例还研究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状。例如，尽管加拿大尚未批准加入《保护非遗公约》，但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等省仍是专家们讨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的首选。虽然加拿大不是缔约国大会的成员，但贾维斯（Dale Jarvis）最近被政府间委员会选举为咨询机构成员的这一事实也很能说明问题。在特刊中，贾维斯介绍了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的政策及有趣的实践 [18] 。这也是马克·雅各布在其文章中讨论公共民俗学之于遗产范式的相关性时所提到的一个很好的例证。金加利（Valentina Lapiccirrella Zingari）则向我们展示了通过在不同背景下培育网络、经验交流，意大利的文化人类学如何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19] 。菲尔科（Veronika Filkó）的案例显示，博物馆在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她的研究专注于在匈牙利制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过程。 [20] 阿里维扎图（Marilena Alivizatou）的新书也提到了博物馆在保护范式上面临的新挑战。 [21] 卡斯特连、艾伦·詹森和佐珍·耐依灵克展示的有趣案例则是对佛兰德一个遗产政策实验阶段进行研究。 [22] 佛兰德的经验和教训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需要大量的参与性过程与转译工作，这就形成了召开研讨会和出版《民俗学》特刊的直接动机。我们已经认识到，文化经纪在可持续保护的过程中可以成为一个关键的成功因素；而文化经纪人（不管怎么称呼他们）确实是成功的关键行动者。运用“经纪”“调解”“培训”的实践和文献可以开阔视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式的进一步发展。缔约国代表团和其他国家可以考虑这些建议。此外，本着《保护非遗公约》的精神，也应该尽可能多地调动相关的和有能力的行动者与知识来参与这种讨论。
纪念《保护非遗公约》通过十周年，也为许多将要实施的举措开启了良好的势头：这辑《民俗学》特刊就是具体成果之一。此外，我们还要明确提醒大家，注意教科文组织内部监督办公室2013年的评估报告。
另一个高光时刻（同样依据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就是，2013年6月14日—16日举行的“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暨庆祝《保护非遗公约》通过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参与《保护非遗公约》构想与发展的专家和官员会议。在许多场讨论中，特别是在“圆桌会议5：开放问题和未来方向”中，“经纪”“调解”等概念的潜力被明确地提上议程。
2013年1月10日—11日，在东京也召开了聚焦于《保护非遗公约》两项名录列入标准的会议，这是2012年6月3日召开的第一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人员论坛（于第四届缔约国大会前召开）的后续会议。会议上出现了一系列具有高度批判性的论文，也为一些目前缺乏探索的领域架起了有益的桥梁，比如保护濒危语言。还有史密斯（Laurajane Smith）对《保护非遗公约》是否及如何挑战“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sed Heritage Discourse）的问题进行了清晰地反思
[23]
。接下来，在2013年12月于巴库举行的政府间委员会和2014年6月于巴黎举行的缔约国大会上，并没有举行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人员论坛，取而代之举行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政府组织论坛。后者获得巨大的动力要成为教科文组织认证的非政府组织交流、联络、交换意见和合作的平台，以在《保护非遗公约》框架下为政府间委员会提供咨询服务。论坛的网站
开发了一个在非政府组织之间和内部建立网络和连接的工具；运用这种方法，网站还建立了像＃Heritage Alive这样的实验性栏目，可以在线交流社区参与的经验。
这辑《民俗学》特刊的作用在于介绍了许多“桥梁”，特别是戴维·莫斯和戴维·刘易斯等学者的工作确实提供了一种令人关注的前景，以批判性地反映非政府组织在地方、国家、地区和国际环境中的作用以及阿贝莱斯（Marc Abélès ）所谓的“全球政治” [24]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年度会议上，文化经纪的理论与实践一直是被反复讨论的话题。
很明显，关于经纪人、网络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区别与职能，或关于“保护”的概念，都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批判分析，这并没有简单易行和现成的解决办法。但是，通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人员、非物质文化遗产非政府组织的网络，以及参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汇集资源，这种讨论可以更丰富、更富成效并且产生更多可持续的积极影响。
[1] 本文曾于2014年发表，详见Jacobs （M.），Neyrinck （J.）＆ Van der Zeijden（A.），UNESCO，“Brokers and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in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 over de 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 leven ，115，3（2014）：pp.249-256.本文在前文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2]
作者简介：马克·雅各布（Marc Jacobs），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终身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项目“批判遗产研究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持人；佛兰德文化遗产中心（Flemish Interface for Cultural Heritage）负责人。佐珍·耐依灵克（Jorijn Neyrinck），佛兰德非物质遗产工作坊（Workshop intangible heritage Flanders）负责人。阿尔伯特·范德泽伊登（Albert Van der Zeijden），荷兰非物质遗产中心（Dutch Centre for Intangible Heritage）政策顾问。
译者简介：唐璐璐，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讲师。
[3] Torggler （B.），Sediakina－Rivière （E.）and Blake （J.）， Evaluation bytheInternal Oversight Service of UNESCO ’ s standard － setting work of the Culture Sector . Part I ：2003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ris，UNESCO，2013.
[4] Casteleyn（L.），Janssens （E.）＆ Neyrinck （J.），“Six Years of Experience in Intangible Heritage Mediation in Flanders（Belgium）.From Cultural Heritage Cells and an ICH Network to immaterieelerfgoed.be”，in Volkskunde ，115，3（2014）：pp.387-404.
[5] 册名： Volkscultuur van en voor een breed publiek 。
[6] Golding（V.）＆ Modest （W.）（eds.），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 curators ， collections and collaboration ：London，Bloomsbury，2013.在佛兰德斯和荷兰，对这种新型专业中介的日益关注可以通过两本实用指南加以说明，这两本指南都出版于2010年。 Nieuwe cultuurfuncties . Een urgente verkenning naar meerwaarde en typologie ，Amsterdam，Fonds voor Cultuurparticipatie，2010； Makelaardijin erfgoed . Praktijkkennis voor bruggenbouwers ，Brussel：FARO，2010.
[7] 参见以下研究：Jacobs （M.），“Bruegel and Burke were here！Examining the criteria implicit in the UNESCO paradigm of safeguarding ICH：the first decade”，in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Intangible Heritage ，9（2014）：pp.99 - 117；Burke （P.），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l.2009；Muchembled（R.）， L ’ inventionde l ’ homme moderne . Sensibilités ， moeurs et comportements collectifs sous l ’ AncienRégime ，Paris：Fayard，1988（chapter II：“Le temps des médiateurs（XVIe siècle）”）；Rooijakkers（G.）， Rituele repertoires . Volkscultuur in oostelijk Noord － Brabant 1559 — 1853 ，Nijmegen：SUN，1994；Frijhoff （W.），“Toeigening：van bezitsdrang naar betekenisgeving”，in Trajecta ，6（1997）：pp.99-118；Chartier （R.），Culture as appropriation：“Popular culture uses in early modern France”，in： 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 . Europ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Kaplan（S.），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84：pp.229-253；Paquette（J.），Theorie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Bringing Cultural Policy in Perspective，in： Cultural Policy ， Work andIdentity . TheCreation ， Renewaland Negotiation of Professional Subjectivities ，Paquette（J.）（ed.），Farnham：Ashgate，2012：pp.1-24.
[8] Blake（J.），UNESCO’s 2003 Convention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implications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safeguarding’”，in： IntangibleHeritage ，Smith（L.）＆ Akagawa（N.）（ed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9：pp.46-73，p.66；Kurin （R.），“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Key Factors in Implementingthe 2003 Con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gible Heritage ，2（2007）：pp.10-20，p.18.
[9] JACOBS（M.），“Synergie2 2010.Het cultureel－erfgoedconvenant als hedendaags beleidsinstrument：een essay over zijn verleden en toekomst”，in： Synergie 2 2010 . Hetcultureel － erfgoedconvenant als hedendaags beleidsinstrument ， Jacobs （ M .）， Rzoska （ B .） ＆Vercauteren （ G .）（ eds .），Brussel：Faro Uitgeverij，2009：pp.11-98.
[10] JACOBS （M.），“Development Brokerage，Anthropology and Public Action.Local Empowerment，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id：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over de 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 leven ，3（2014）：pp.299-318.
[11] NEYRINCK （J.），“Beyond the Conventional.How to Foster Co－production for safeguardingICH”，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over de 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 leven ，115，2014：pp.319-338.
[12] Blake（J.），UNESCO’s 2003 Convention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implications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safeguarding’”，in： IntangibleHeritage ，Smith（L.）＆ Akagawa（N.）（eds.），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09：p.67.
[13] JACOBS （M.），“Cultural Brokerage，Addressing Boundaries and the New Paradigm of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Folklore Studies，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and UNESCO”，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 over de 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leven ，115，3（2014）：pp.265-291.
[14] Lewis（D.），“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NGOs） as Cultural Brokers：a Review of Approaches”，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over de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 leven ，115，3（2014）：pp.293 - 298.
[15] Drani（E.），“The Role of NGOs in Preserving and Promo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Uganda. The Cross－Cultural Foundation of Uganda”，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 over de 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 leven ，115，3（2014）：pp.405 - 410.
[16] Bhattacharya（A.），“Integrating culture in Planning and Ac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Roleof ICHNGOs”，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 over de 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leven ，115，3（2014）：pp.339-348.
[17] Van der Zeijden （A.），“Dealing with Black Pete.Media，Mediators and the Dilemma of Brokering Intangible Heritage”，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over decultuurvan het dagelijks leven ，115，3（2014）：pp.349 - 360.
[18] Jarvis（D.），“Reframing and Extending Tradition.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ublic Folklore in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over de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 leven ，115，3（2014）：pp.361 - 378.
[19] Zingari （V.），“Projects of Heritage Communities as New Challenges for Anthropologists.Italian Perspectives on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Mediation andCultural Brokerage”，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 over de 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leven ，115，3（2014）：pp.411-416.
[20] Filkó （V.），“Using Network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Inventoryof ICHin Hungary”，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 over de 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leven ，115，3（2014）：pp.379-385.
[21] Alivizatou（M.）， Intangible Heritage and the Museum . New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London，Left Coast Press，2012.
[22] Casteleyn（L.），Janssens （E.）＆ Neyrinck （J.），“Six Years of Experience in Intangible Heritage Mediation in Flanders（Belgium）.From Cultural Heritage Cells and an ICH Networkto immaterieelerfgoed.be”，in Volkskunde . Tijdschrift over de cultuur van het dagelijksleven ，115，3（2014）：pp.387-404.
[23] Smith （L.），“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vention，a Challenge to the Authorised HeritageDiscourse？”，in Evaluating the Inscription Criteria for the Two Lists ofUNESCO ’ 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vention . The 10 th Anniversary of the 2003 Convention . Final Report ，Osaka，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2013：pp.122-128.其他参会和发表论文的还包括Toshiyuki Kono、Cristina Chavez、Apollinaire Anakesa、Panayiota Andrianopoulou、Antonio Arantes、Chiara Bortolotto、Matthias Brenzinger、Harriet Deacon、Rieks Smeets、Chérif Khaznadar、Kristin Kuutma、Ahmed Skounti、Wim Van Zanten等人。其中一项呼吁是：“为什么不着手处理《业务指南》（在将关于“提高认识”的内容移到新的第五章之后）中缺失的一章？结合政府间委员会第七届会议7.COM 6决议中的几条建议与许多其他的资源去拓展决议7.COM 7与7.COM 6……2003年《公约》成功启动十年后，是时候重新考虑一系列问题了，例如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可持续旅游与经济等，这些都是1999年在华盛顿对失败的1989年《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关键十年进行评估时也提出来的。”参见M.Jacobs，“Criteria，Apertures and Envelopes.ICH Directives and Organs in Operation”，in E valuating ，pp.129-137.
[24] 例如Bebbington （A.），Hickey （S.）＆ Mitlin （D.）， Can NGOsMake aDifference ？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London ＆ New York，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Cooke（B.）＆ Kothari（U.）（eds.）， Participation . The NewTyranny ？，London ＆ New York，Zed Books－Palgrave，2004；Shore （C.），Wright（S.）＆ Però （D.）（eds.）， Policy Worlds ： Anthropology and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Power .New York＆ Oxford，Berghahn Books，2011；Mosse（D.）（ed.）， Adventures in Aidland ： The Anthropology of 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Oxford，2011以及马克·雅各布提到的“发展经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