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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1979年广东省成立深圳经济特区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此中国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系列大政方针逐步将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斐然。世界银行网站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GDP总量仅为0.15万亿美元，2000年增至 1.211 万亿美元，2016年已达11.191万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12％；贫困人口规模大幅减少，其数量占比已经由2010年的17.2％下降至2016年的4.5％。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保障仅是部分行业、部分人群享有的特殊权益。20世纪90年代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改革。目前行政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及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并行，尚存在社会保障条块化、标准不统一、权益不公平等现象。但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并且社会保障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不断进行改进与完善，如2014年国家提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并、2015年提高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补助标准、2016年提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统筹。
那么我国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人口发展态势如何呢？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均衡稳定的人口资源是必要保障，但持续低生育水平、大规模人口流动、城乡二元结构给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带来多重影响。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已经进入老龄化，老年人口的宏观形势与实地调研的微观现象均显示农村老年人健康问题亟待关注。
1982年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人口数量为10亿，庞大的人口规模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提供充分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可能对经济增长起到掣肘作用。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晚、稀、少”，“三个太多、一个太少、两个正好”的生育政策宣传，1980年我国开始执行“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数量12.95亿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数量13.71亿人，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我国 13.75 亿人。
1982年到2000年近20年时间人口数量增长近3亿，而2000年到2015年的15年时间人口数量增长仅0.8亿，如此粗略对比即可反映出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目标确实已经实现。但人口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性，生育政策是一种外部施加的干预，它在短期内快速地降低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水平，必然也会改变人口发展原有的轨迹。快速下降的低生育水平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数量的控制，也带来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年龄结构失衡等问题。
人口年龄结构是不同年龄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它经常被用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年轻或老化程度，通常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在10％及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在7％及以上是人口老龄化的判断标准。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 1982 年4.9％、1990年5.1％到2000年上升至7％，我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2010年这一比例升至8.5％；同时，2000年、2010年少年儿童比重在下降，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却保持上升，这进一步表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重。
2000年我国人口迈入老龄化时，全国人均GDP仅为985美元，是典型“未富先老”的国家，201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达16.2％，并且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快速加深，据联合国预测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31％。
通常来说，经济发展程度与人口老龄化程度一致，发达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全面老龄化，既出现在城市也出现在农村，且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大于城市。1982 年、2000年、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显示农村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分别7.8％、10.9％、15.57％，城市这一比例分别为7.4％、9.7％、11.47％，老年人口比重无论是百分比，还是递增幅度都是农村高于城市。
与城市经济发展程度普遍高于农村的趋势并不一致，我国农村人口老化程度高于城市，即人口老龄化表现为城乡倒置现象。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过程，它会受到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与人口迁移的影响。我国城市生育政策普遍比农村严格，生育水平下降比农村早，这会直接导致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城市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农村，城市人口预期寿命一直高于农村，农村人口死亡率亦高于城市，这也会导致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但实际上仅看城乡人口出生、死亡因素对人口老化的影响效果与实际情况并不一致，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主要是人口流动造成的。2000年以来人口普查统计口径调整为常住人口，但城乡户籍制度依然在使用。在居住地住满半年以上的非户籍人口纳入现住地常住人口统计，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直接增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促进了城乡人口老化的倒置现象。
2010年人口普查时我国2.61亿人户籍未在现住地，而是登记在外乡镇街道，其中因为务工经商、工作调动迁移的占48.97％；国内流动人口监测数据也显示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2.21亿人，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达2.47亿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大规模青壮年农村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进入城市就职于工业、服务业等行业领域，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为城市人口补充了新鲜血液，有效调节了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城市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整体弱化。但与之相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家乡外出务工，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占农村常住人口比重上升，高于户籍人口口径比重。农村流动人口可谓是城乡人口老龄化的调节剂，放缓城市人口老龄化速度，却加重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
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城市优先的社会发展策略，造成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制度性隔离。不管是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医疗保障、公共服务资源等方面，农村发展一直滞后于城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改革开放初期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上，家庭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早已不再具有先进性。近年来，尽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略高于城市，但农村居民收入依然大大低于城市，2016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33 616.25 元，同比增长7.8％，农村居民仅12 363.41元，同比增长8.2％。城乡差距存在于方方面面，它不仅反映在居民收入上，也反映在城乡健康服务资源分布的不均衡。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健康意识越来越强，健康服务需求越来越高，不管城市还是农村都需要充足的健康服务资源。但当前我国卫生健康服务资源的配置与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在城市大型、综合性医院每天门诊量爆满，住院床位一床难求现象普遍存在。城乡之间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更是存在极大差距，不管在资金、设备、还是人力投放等方面，卫生服务资源更多集中在城市，并且优势健康服务资源普遍集中在大城市。2011年我国政府投入卫生总费用为24 268.78亿元，而农村投入只有5 726.41亿元，农村经费投入额仅为城市的1／3；平均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拥有量在城市为7.9人，而农村仅3.2人；乡镇卫生院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工作人员仅占23％，乡村医生普遍学历不高，56.7％的人不具备报考国家执业医师资格；城市医疗设备、床位数也大大高于农村。
农村人口数量大，人均卫生资源拥有数量更显缺乏，城乡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明显不均衡，农村人口健康服务资源处于劣势。
老年人口健康既有全人群的普遍性，也有老年人群的特殊性。随着人体生理机能的逐渐衰退，老年人病患率、残障率会提升，特别是慢性病发病率增加；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健康护理与照料的服务需求会不断增加，老年人健康服务与卫生资源需求会越来越大。2015年国务院《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计划到2020年“覆盖城乡、规模适宜、功能合理、综合连续的医养结合服务网络基本形成”。但目前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多为公立，主要用来解决本地“五保户”等困难群体的养老问题，尚未惠及普通农村老年人；同时，农村全科医生严重不足，每千人助理护士平均不到1人，专业医疗、护理的人力资源稀缺。与农村快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比，与面临的潜在服务需求相比，农村老年人口健康服务资源的配置存在巨大缺口，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的需要。
生命周期进入老年阶段，健康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生活质量；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健康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计民生。预期寿命是人口学反映人口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城乡比较显示，尽管2005—201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均有不同幅度增长，但城市老年人口预期寿命高于农村；各年龄组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增长幅度也是城市高于农村，老年人口年龄越低，城乡预期寿命增幅差距越大；老年人口自理预期寿命在变化特征、增长幅度上也表现出类似的城乡差异。
尽管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 2000 年 71.40 岁增长至 2010 年 74.83岁，人口健康水平的整体提升并未能消除城乡间的巨大差异，城乡间平均预期寿命相差近6岁。国内发展长期积累的城乡二元差异反映在我国老年人口健康上，体现为农村老年人口预期寿命低于城市老年人口，农村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亦低于城市老年人口。
健康自我评价是对自身健康程度的主观判断，经常用于测量人口健康水平。2010年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调查项目引入健康自评，结果也反映出我国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城乡差异。城市老年人口自评为健康的比例占49.95％，基本健康的占39.41％，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占8.29％，生活不能自理的占2.35％；农村老年人口自评为健康、基本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生活不能自理的分别占40.42％、30.33％、16.94％、3.32％。
可以看出，农村老年人口自评健康比例比城市老年人口低近10个百分点，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比城市老年人口高近9个百分点，生活不能自理比城市老年人口高近1个百分点，农村老年人口自评健康程度明显较城市老年人口差。
如果说关注农村老年人口健康是宏观人口形势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实地调研则显示关注农村老年人健康更是个人、家庭的需要。研究者长期从事人口健康工作，近一年在云南省H县与江苏省K（县级）市、J县农村调研时深有感触，地区间社会发展程度差异悬殊。H县是一个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地处云南南部山区，人口以哈尼族、彝族少数民族为主，2014年全县40％的人口进入国家贫困人口信息库，未脱贫家庭户均病残人数0.5人；K市属于全国百强县，是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发达县级市，J县属于江苏北部淮安市，尽管与苏南县市比较发展水平还有差距，但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快，若与H县相比，J县社会综合发展程度有很大优势。
健康状态直接体现在农村老年人个体身上，但健康结果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事，农村老年人不健康会引发连锁反应，可能导致他们个人、家庭生活偏离原有的常态轨道，出现生活转轨、甚至行为失范现象。农村老年人不健康不仅可能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增加家庭照料与就医支出，而且还可能打乱了其个人与家庭的原有生活节奏，临时或长期地改变他们的生活轨迹，引发诸多个人、家庭问题。虽然农村老年人个案情况可能不同，健康状况也各有差异，此类现象研究者在调研工作中时常遇到。
H县一位住在县城附近的入户对象A给研究者留下深刻印象，62岁的农村妇女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精神不振，行动略显迟缓，如果不知道具体年龄会认为她至少70多岁。A从四五十岁（更年期）开始睡眠不好，但觉得也不是什么大毛病，身体一直挺好的。有个儿子年轻时在工地打工摔断了腿、落下残疾，家里常住的只有A和小孙女；老伴和儿子、媳妇在县城开了家铝合金店，家里经济条件不差。交谈中A情绪有些失控，抹着眼泪讲述自己每天晚上睡不着，“心里干着急、非常难受，有时急起来会以头撞墙，恨不得一头撞死”，白天有时会头晕、手抖，躺会儿“补点觉”会好些，家人早已不敢让A在店里帮忙，只让其在家里带小孩。虽然A这个年龄在老年人中还算年轻的，表面看起来身体也不错，但长期睡眠障碍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大大下降。
一位住在H县高山区农村的贫困户户主B，是1961年出生的农村妇女，没有上过学，尽管还不到60岁，但看起来年龄也远不止于此，其健康处境让人堪忧。几年前B的老伴死于癌症，看病把家中积蓄也都花掉了，30多岁的儿子在元江打工，去年才娶上媳妇，平时家中只有她一人。B患有高血压与关节病，膝关节已经发生明显病变并影响走路平衡，走山路需要使用拐杖。平时她在家很少出门，帮人加工蓑衣材料挣些零用钱。新建的房子在路边山坡下，家里还养着一头牛、几只鸡、一条狗，院子里散布着牲口和家禽的粪便。村子里才通了水和电，但路面依然是土路，没有垃圾集中处理，家里仍然使用旱厕。最近的邻居距离她家有几公里，调研时开车从山下到山上她家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B健康发生意外，救助不能及时到位是极大的隐患。
另一位H县入户对象C的家位于山腰上整出的一个平地村，社区房子虽然老旧，但整个环境干净整洁。早晨入户时一对老年夫妻在家，男主人C正端着一杯白酒自斟自饮，见有人来访，竟欲邀大家共饮。不知是否因为喝了酒的缘故，男主人十分健谈，他告诉我们，每天三顿他都喝自家酿造的粮食酒，当地叫“闷锅酒”。老人已经快70岁了，精神状态很好，原来村里人家有红白喜事都请他张罗，现在已经“做不了了”。C患有心脏病，身体严重佝偻，并且腰部和髋部经常“发疼”会行动不便，最近几年越来越厉害，听村医说是人老了骨头、关节出了问题，没有什么彻底治疗的好办法。既然出去一趟那么远，又治不好，索性C就没有去乡镇或县里就医，平时疼痛发作就多休息休息，如果症状没有减轻就吃片止痛药。
江苏省淮安市J县某农村一位访谈的女性老年人D，66岁，面色红润，体态适中。交谈中了解到D在5年前村里体检时发现胃癌早期，胃部切除三分之一，目前身体恢复良好。但D也抱怨病后“没办法”，饮食被要求必须清淡，吃了大半辈子的口味被改过来了，开始很不习惯。最近查出血压有点高，服药后血压维持得很稳定。她每天晚上会去村里广场跳跳舞，白天有时约上几个伙伴在棋牌室打打牌。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在县城开店，每个周末会带着外孙回来看望老人。D感觉自己生活无忧，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身体锻炼好，不生病，不给老伴和女儿增加负担，生病了家里“鸡飞狗跳、不得安生”。
K市某农村一位男性老年人E，75岁，精神抖擞，走路生风，整个人看起来很年轻。老人60多岁时差点中风偏瘫，由于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不良后果。自那以后E主动开始注意健康生活方式，戒烟戒酒、锻炼身体，不过去年查出糖尿病，靠服药控制血糖水平。E原来经营的一家小企业，早已经转交给儿子负责，自己在附近小学义务兼了一份闲职，用他自己的话说，“给小孩子们讲讲故事，看着他们都开心”。在E这位老年人身上，更多地看到他积极健康的生活状态，虽然患有慢性病，但能够遵医嘱、合理用药，整个人毫无垂垂老矣之像。
不难看出，这几名农村老年人都有不健康经历或处于不健康状态，对他们来说“（身体）健康（才）是福（气）”，不健康“受罪的是自己”。调研中，A、B、C三位老年人不健康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他们面临着精神受损、活动能力受限甚至活动范围受局限等健康问题，个人生活质量降低，即使他们想要多做些事情也有心无力，生活状态因为病患发生出现很大变化，A甚至已有自杀念头。B的丈夫、D、E三位老年人生病治疗、休养康复都是老伴、子女提供照料，医疗保险范围外的诊疗费用支出也是家庭承担。B的丈夫生病治疗期间不仅花光了家底成为贫困户，儿子的婚姻大事也成了难题，女方一听父亲病重、巨额医疗花费都纷纷摇头。农村老年人不健康带来的问题还不只是个人生活水平下降、家庭养老负担增加，还增加了其子女婚姻选择的难度，由此可见健康对农村老年人个人、家庭的重要性。
对比以上5名农村老年人，他们的健康状况各有不同。相似的年龄健康问题不尽相同，A可能已经存在心理抑郁，B日常活动能力不便，D却健康与常人无异；同样患有慢病但健康结果却表现不同，B、C行动能力已受损生活不便，E却依然生活如常；不同的家庭环境，A、C躯体健康已经严重受损，D、E行动自如。生活在不同社区环境，A、B、C健康水平持续下降，负向健康后果多样化，而D、E身体有恙能够及时就诊、并注重保健康复，健康水平并未下降；同时，调研中也能感受到生活在H县的A、B、C三位老年人的衰老速度明显快于江苏D、E两位老年人，而健康状况却远逊于D、E。健康状况之间的差异不难发现，但他们这种健康差异是如何形成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的健康状态发展至此？农村老年人个体情况可能千差万别，那么决定健康状态的共性因素是什么？影响因素又如何作用导致差异性健康结果？作为我国人口健康的重要组成、老年人口健康的重要组成，农村老年人健康的这些问题亟待回答。
我国农村老年人不仅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而且健康状况及卫生服务能力均较城市差，农村老年人口健康的宏观形势与微观状态促成本文研究选题形成，即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研究中将从多维度、多水平系统分析我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分析他们的健康水平变化是否存在规律性，分析个人、家庭及社区等社会生活环境中哪些因素与农村老年人健康存在关联，不同层次特征因素又以何种方式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发现我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特征及健康社会因素的影响路径。
农村老龄化程度持续严重的人口形势下，关注农村老年人健康对于个人、家庭与社会尤显必要。对个人而言，健康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生命长度，影响着其晚年生活质量；对家庭而言，老年人养老关键受其健康程度制约，老年人健康与否直接关系着家庭人力、物力、财力的养老照护支持；对社会而言，农村老年人健康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关键指标，是反映中国农村社会综合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开展我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应用价值与学术理论意义。
本文研究的社会意义主要在于促进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健康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通过本次研究将有利于全面了解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本文将利用农村老年人健康追踪数据开展纵向研究，呈现我国农村老年人健康在跟踪期内动态变化过程，比较农村老年人不同维度健康变动状况与特征。不同于以往横断面调查研究的局限性，本次研究使用全国老年人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将使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不仅可以全面了解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健康发展状况，也能了解我国农村老年人不同维度健康变化的共性与特殊性。
其次，通过本次研究将有利于了解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路径。研究将对农村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展开系统分析，发现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素，比较个人、家庭、社区等特征因素对农村老年人不同维度健康的影响，比较个人、家庭、社区等特征因素之间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不同于以往农村老年人健康影响研究的局限性，本次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可以全面了解个人、家庭、社区特征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影响，也能发现不同特征因素对不同维度健康影响作用的差异性。
第三，本次研究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健康促进与服务具有参考价值。研究中不仅分析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也分析农村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同时也会深入分析因素与健康结果之间的作用机制，这为我国农村老年人健康促进与服务的决策和实施提供了研究支撑。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社区的健康影响都对农村老年人健康促进措施与路径制定具有启示性，对农村老年人健康促进服务与发展的实施具有指引性，对农村老年人健康促进决策与实践具有参考意义。
本文学术价值主要在于丰富我国人口健康研究的理论范畴。首先，通过本次研究丰富农村老年人口健康研究理论。传统上健康往往被划归医学领域，但从人口学视角研究健康问题则突破医学专业的羁绊。综合社会支持与人口健康影响理论，研究中构建农村老年人健康研究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实证分析对其进行验证。这不仅增强了农村老年人健康研究的理论规范性，也发展了人口健康研究中学科理论的交叉应用。
其次，通过本次研究丰富农村老年人口健康研究内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研究选题国内从人口学视角关注的相对较少，本次研究内容将在健康维度与健康影响特征上有所突破。农村老年人健康不局限于单一维度，而是关注农村老年人躯体、心理及综合健康的多维健康研究；农村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不局限于单一维度，而是关注农村老年人个人、家庭、社区不同层次特征的影响。这不仅是现有研究文献内容的补充和发展，也是我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研究内容的丰富与完善。
第三，本次研究丰富农村老年人口健康研究方法应用。研究方法上将利用同组农村老年人健康跟踪调查样本，使用分层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与横断面数据相比，同组跟踪数据增强了统计推断的稳定性；与普通统计分析方法相比，分层模型能够区分层次特征的群组效应，提高了统计推断的精确性。农村老年人健康影响分析中，分层统计模型的拟合使跟踪时间、个人、家庭、社区特征的健康影响效应具有良好的层次性，提高了农村老年人口健康研究方法应用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