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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程度不断加重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提早进入老年型社会；与我国近年来才开始关注老年人口健康不同，西方国家已经提早开展老年人口健康研究。老年人口健康研究并不单纯局限于健康状况与发展，同时也涉及健康服务与利用等内容，国内外老年人口健康研究回顾与梳理不仅有助于了解当前老年人口健康相关研究现状，也为本文研究的后续开展提供学习借鉴。
随着全球老年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2012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30％的国家仅有一个，即日本；预测到2050年将有许多国家老年人口比例超过30％，这些国家不仅包括欧洲和北美的许多发达国家，也包括智利、中国、伊朗等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速度相比，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如法国经过15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从10％升到20％，而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完成这一人口过程仅用20余年的时间，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提升（WHOa，2016）。
除部分欠发达国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在经历着生育水平下降与期望寿命延长的人口过程，人口老龄化成为普遍现象。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增长无疑增大了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但老年人口也可能会以多种方式为家庭、社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伴随年龄的不断增长，老年人获得资源、机遇和发展的可能性与他们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关注老年人健康成为全球话题。
1.老年人健康趋势在地域、国家间存在差异
长寿又健康是人们普遍的愿望，当前在老年人寿命不断延长的情况下，延长后那些寿命年份的生命质量却缺少关注，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过去30年积累了大量相关研究，但研究结果并未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有的研究表明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严重失能率下降；有的研究表明尽管相同年龄组老年人慢性病及合并症患病比例上升，但失能比例稳定不变；还有研究表明60～70岁老年人失能发生率上升（Liang Y，2015；Feng Q，2013）。一项多源数据分析发现，虽然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健康期望寿命都存在差异，但整体上人口调整平均期望寿命都处于上升趋势，而肥胖及躯体健康功能下降会使预期寿命上升速度减弱（Stewart ST，2013）。
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对欧洲多个发达国家老年人纵向研究进行合并分析，对1916—1958年出生队列老年人30年跟踪表明，控制年龄和阶段因素后，严重失能和较低程度失能发生率均有所下降，但严重失能下降程度略趋明显，其中，《健康与养老研究》显示严重失能发生率在1916—1932年出生队列人群中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1936年后出生队列表现为下降趋势（Chatterji S，2015）。尽管发达国家老年人健康寿命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共同的趋势表现为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年龄段老年人健康水平稍有改善，但以后的生命历程中这一趋势不太可能保持不变，而是更快速地下降（WHOa，2016）。
2.衰老带来老年人健康功能弱化
尽管个体间在生理机能上存在多样性，但生命历程晚期都必然面对衰老，衰老带来的变化首先是运动功能的弱化。人体肌肉质量通常在成年早期达到高峰后，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手部握力是测量肌肉功能的一种方法，且与疾病影响无关。不同国家和地区50岁及以上中老年人测量显示，平均握力与年龄成反比，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平均握力逐渐下降，不同国家下降趋势基本相同；不同性别间女性握力普遍低于男性，但南非女性的手部握力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女性握力，而俄罗斯50～70岁男性握力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同龄男性；握力峰值均出现在50岁，但不同国家的峰值水平有明显差异，印度和墨西哥中老年人握力值分布普遍较低，而这些差异可能是生物遗传和早期生命历程导致的结果（WHOa，2016）。
骨骼与关节的变化也是人体衰老的标志，骨密度下降、关节退行性老化直接影响人体运动功能，也使骨折风险增加。骨质疏松性骨折中髋部骨折发生率高，并且在老年人群越来越常见，据预测2050年世界各地髋部骨折平均每年约450万例；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骨折发生率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北美和欧洲地区发生率居首，其次是亚洲国家，中东、大洋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次之（Cauley JA，2014）。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因素不断退化会影响人体运动功能，如步行速度下降、步行单位距离时间增长，50岁以上中老年人步行速度数据比较表明，步行速度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不同年龄女性步行速度弱于男性（WHOa，2016）。
衰老带来的不仅是运动功能的下降，还有认知感官功能的弱化。当前世界各地老年人中有听力障碍的超过1.8亿人，老花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是老年人视觉障碍的主要症状（Roorda A，2012）。年龄增长带来的认知功能下降，特别是记忆力功能下降，在人群中变得越来越差异化，它会受社会经济地位、生活行为方式、慢性病及用药等因素的影响。认知感官功能的不断退化，一方面影响老年人社交活动与日常沟通，使他们人际交往存在障碍，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阻碍其运动功能，如此可能会使得老年人日常活动中躯体功能与活动能力陷入恶性循环。
3.老年人共患病现象普遍
在现代卫生医疗体系中，患有某种慢性病并不意味着不健康，在合理的治疗与控制方案下，人们一样可以维持良好健康的生活状态，但老年人健康更易受共患病的威胁。共患病是指同时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慢性病，老年人是共患病的高风险人群。这可能导致两种或多种疾病之间、疾病治疗方案之间协同或拮抗交互作用产生，由此看来患有多种慢性病对个体健康、死亡的影响并不单纯等于单个疾病效应之和，可能产生病症加重或治疗效果打折扣等现象，病患与治疗控制都会变得异常复杂，这也会导致医疗服务使用频率更高（Marengoni A，2011）。但目前卫生系统普遍关注单一病种，尚没有完善的共患病管理规则与方案，推荐的治疗建议或方法缺少对共患病相关交互作用的关注。
50％以上发达国家老年人患有两种及以上的慢性病，高年龄组老年人共患病率表现为大幅升高（Marengoni A，2011）。在老年人中，不仅患有慢性病常见，患有两种以上共患病种也多见。50岁以上中老年人共患病发病率数据显示，持续增长的发病率在60到70岁之间达到一个小高峰，80岁及以上年龄组共患病发病率再次攀高，但研究数据发现苏格兰最富地区居民共患疾病发病时间比最贫穷地区推迟10～15年，老年人共患疾病、不良健康水平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
4.抑郁与焦虑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主要表现
对老年人健康评价，心理健康必不可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不断衰老，老年人面临不良生活事件发生风险的可能性会增加，由此可能会提高他们心理情感障碍的发生概率。对于那些处于失能状态、长期生活在照护机构里的老年人，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0％，显著高于生活在社区的老年人（Seitz D，2010）。同时阈下抑郁，即许多不符合诊断标准的抑郁症状也会经常困扰老年人，约10％的老年人有阈下抑郁症状，并且可能持续发展成抑郁症（Meeks TW，2011）。
尽管患病率低于年轻人，心理焦虑仍是老年人心理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研究显示老年人表现为心理焦虑症的比例约在6％～10％，可能是因为有机构专职人员照料，焦虑症患病率在照护机构老年人群中略低，约5.7％（Seitz D，2010）。焦虑和抑郁两种心理病症经常相伴而行，约13％的焦虑症老年患者也患有抑郁症，约36％的抑郁症老年患者也患有焦虑症（Van Balkom AJ，2000）。心理健康障碍虽然在老年人群中较为普遍，但如果能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老年人心理障碍症状不仅可以得到缓解，也可以痊愈消除。
5.老年人照护需求增长
传统观念通常认为老年人照护是对那些生活无法自理、瘫痪在床等严重失能老人的照料与护理，也就是指基本生活技能如吃饭、穿衣、如厕等都无法自行完成，需要他人帮助才能维持生活的老人才需要照护。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没有严重失能的老年人同样也有照护需求，他们可以从照料中获得帮助，所以说老年人是否需要照护并没有严格界定。随着全球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照护需求也会日益增长。
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在老年人照护服务提供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老年人照护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社区居家为基础的照护，一种是长期居住照护。社区居家照护是指老年人不需要长期居住在照护机构，而是居住在自己家中，社区或日间照料中心为老人提供照护服务。这种不改变家庭居住地，以社区为基础开展的老年人照护能够帮助实现就地养老，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从而也有效地延缓了老年人入住长期照护机构的时间（Szanton SL，2015）。
长期居住照护通常是指老年人居住在专业的护理机构。以前西方国家基于医疗模式向老年人提供居住照护服务，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居住照护概念逐渐发展起来。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改变了过去将老年人当成患者的照护理念，而是将他们视为普通人，将一些传统医院风格的护理机构重新设计，提供更具家庭环境的长期照护服务（Pot AM，2013）。新的照护理念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照护模式，为老年人照护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模式，这无疑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多西方国家也正在进行照护模式的转变，拟将过去长期照护服务为主转向以社区照护为主的服务模式，在经合组织成员中许多国家已有50％～75％的老年人接受居家长期照护服务（Colombo F，2011）。
通常照护需求的比例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依赖照护在国家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瑞士65～74岁的老人中依赖照护的比例不到5％，而很多欠发达国家同龄老人中依赖照护的比例高达50％，74岁以上的老人中依赖照护的比例则更高，但要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可能更缺少照护服务的社会提供，因此老年人照护主要由家庭成员来承担（WHOa，2016）。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全球老年人口依赖照护的数量会显著增加，很多中低收入国家老年人严重失能被大大低估，到2050年甚至有些国家老年人依赖照护的人口数量会翻番（Prince M，2013）。
我国农村人口不仅基数大，而且由于生育水平与死亡水平持续下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高于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严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仍在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城乡间人口老龄化倒置现象势必持续存在。虽然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重，但国内老年人口健康研究相对较少，老年人口健康存在各种现象和问题。
1.人口老龄化带来疾病谱向与年龄有关的慢性病转变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不断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健康相关问题之一是慢性病负担加重，我国疾病负担现在正逐渐由原来的妇幼健康和传染性疾病向慢性病转变。2013年研究显示我国2亿老年人口中超过100万人患有非传染性慢性病，很多人会同时患有两种以上的慢性病（吴玉韶，2013）。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那些与年龄高度相关的心脏病、脑卒中、关节炎和老年痴呆症等慢性病的患病风险和患病人数将会持续增加（Prince MJ，2015）。2012年中国死亡的老年人口中，死于非传染性疾病的近80％，预测 2030 年慢性病疾病负担在我国至少增加 40％（Wang S，2011）。
老年人慢性病知识知晓率及患病率在城乡间多存在差异。我国老年人高血压知晓率城市（53.3％）明显高于农村（41.6％），高血压患病率66.9％，患病率与年龄存在正向关系，城乡间无明显差异；糖尿病知晓率城市（52.3％）远高于农村（35.2％），糖尿病患病率城市（25.0％）高于农村（17.0％）；老年人自我报告的心肌梗塞患病率城市（2.1％）高于农村（1.4％）；老年人自我报告的脑卒中患病率为5.7％，且随着年龄增长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略高于城市居民；老年人关节炎患病率城市居民（26.6％）高于农村居民（23.1％）（SCDC，2012；NCDC，2012）。
2.农村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差
抑郁症是衡量精神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从 11％到 57％不等（Chen，Y 2012）。不同年龄 60～70 岁、70～80岁、80 岁以上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分别为22.3％、25.0％、30.3％（Li D，2014）。老年女性自报抑郁症患病率高于男性，但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正在接受治疗的不足 10％，农村地区未接受治疗者为城市的两倍（SCDC，2012）。农村老年人心理疾患发病率高、就诊率低的现象反映出我国农村老年人普遍缺少心理健康意识，心理不健康却在客观地影响着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我国老年人群由精神健康问题引起的自杀现象不容忽视。一项Meta分析显示尽管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稍有差异，但老年人自杀率普遍较高，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有自杀念头的流行率范围为13％～17％，60岁及以上人群年平均自杀率为23／10万，70岁及以上男性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女性（Simon M，2013）。在中国自杀趋势呈现出独特的人口统计学特征，80岁以上高年龄组老年人自杀死亡的风险最高，农村地区老年人的自杀率比城市要明显偏高（WHOb，2016）。
3.农村老年人健康功能受损普遍
评估老年人躯体功能降低的方法之一是衡量他们独立完成日常活动的能力。2010年，有3 300万60岁以上老年人报告在日常生活中完成活动时存在困难，占该年龄组比例为19％，其中1 100万（约6％）为完全依赖型（张恺悌，2011）。研究表明跌倒是我国老年人意外伤害致死或严重伤害的主要原因，这类伤害占所有伤害的49.3％，最有可能发生跌倒的地点是家里（CHSI，2009）。跌倒大多（59％～97％）发生在白天，农村地区老年人白天的跌倒率（88％）明显高于城市老年人（69％）（Kwan M，2011）。
视力、听力、认知受损直接影响老年人日常活动与沟通能力，农村发生率普遍高于城市。在中国，有7 550万人存在视力受损（占全球视力受损人口的26.5％），其中大部分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造成老年人视力受损的主要原因是未矫治的屈光不正和白内障（Pascolini D，2012）。农村地区老年人口视力受损的患病率高于城市，中国农村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视力不良的患病率从 1.6％到 35％不等，而城市这一数字为 1.2％～11.4％（WHOb，2016）。根据一项全国抽样调查结果估计，约29％的60岁以上老年人患有听力受损，在农村地区该比例（31.6％）略高于城市（25.2％）（CHSI，2009）。
轻度认知受损是指一个中间阶段，介于正常老化过程中所预期发生的认知下降和老年痴呆症所致严重认知障碍两者之间。最近的一项调查估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中认知受损患病率为12.7％，各地区估计的患病率不同，华东地区为9.6％，西部地区为14.7％（Nie H，2011）。出现视力、听力及认知受损的老年人不仅会影响其生活能力，也会增加其依赖、跌倒、受伤、甚至死亡等可能性，进一步还会增加他们健康受损风险（Lin FR，2013）。
阿尔茨海默氏病和其他类型老年痴呆症的患病率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1990—2010年我国老年人文献研究显示2010年阿尔茨海默氏病的年龄别患病率分别为60～64岁年龄组0.5％，85～89岁年龄组为18％，9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患病率则上升至48％（Chan KY，2013）。中国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老年痴呆症的总患病率显著高于城市（6.05％ vs 4.40％）（Jia J，2014）。目前中国尚无全国帕金森病的患病率数据，一项横断面研究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帕金森病的患病率为1.6％，估计中国约有198万老年帕金森病患者（Zhang Z，2005）。
4.农村老年人健康服务利用较弱
农村老年人的卫生服务需求可能并不比城市老年人少，但是实际得到的满足程度却相对较低，这种差异在患慢性病的老年人中更加普遍。我国老年人高血压治疗率农村（87.0％）低于城市（89.2％），高血压控制率农村（11.0％）明显低于城市（20.2％）；全国老年人糖尿病治疗率为93.5％，城市和农村地区无差别，但糖尿病控制率为农村地区（37.9％）略高于城市（35.6％）（SCDC，2012；NCDC，2012）。不受控制的健康状况会导致高额的个人卫生支出费用，这将使健康状况和卫生服务可及性差异进一步扩大，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的慢性病患者更容易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治疗（WHOb，2016）。
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的发展思路于2015年正式提出，当前相关研究文献多是从服务管理的提供方切入来探讨医养结合必要性、服务模式、机构建设、存在的问题等，缺少从老年人群主体出发对医养结合需求、健康服务利用的相关研究。我国医养结合服务发展刚刚起步，并且重点在城市，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可以探索医养结合的发展模式，但是尚缺少以农村老年人为主体的相关研究。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重的形势下，健康问题，特别是老年人口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广泛关注的话题，当前国家与国家之间、一个国家内部健康不平等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研究发现，在1998—2008年10年间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表现出稳步提高的变化趋势，但城乡健康不平等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杜本峰，2013）。关注农村老年人健康、分析他们健康影响因素是促进健康公平，提高健康水平的必要途径。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述及环境对健康影响的重要性，较差的物质环境如微薄的收入、变质的食物，与物理环境如脏乱的居住环境、缺少健康设施均会使处于贫困状况的人群出现高发病率、高死亡率（Raphael D，2004）。1901年以来英格兰、威尔士死亡率数据分析发现社会和物理环境的改善，如生活环境转好、食品营养改善对人口死亡率下降贡献很大。社会分层在社会中普遍存在，不同的个体或群体都处于不同的社会层级，而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有重要影响，越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越好，越低的社会地位健康问题越严重（李鲁，2015）。除了个人因素，健康因素研究中的社会外部环境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重要因素特征。
1.个人因素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表现各异。尽管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长，但并不意味着女性一定比男性健康。从慢性病易患人群的角度看，我国女性老年人群高血压、糖尿病患病率高，而男性老年人群哮喘、中风的患病率高（NCDC，2012）；在卫生服务利用上，与男性相比，女性老年人的门诊利用率相对较高，美国和西班牙女性老年人更倾向因自身健康问题主动寻求卫生服务，老年男性却在受到家人驱动后才去就诊，可以说老年男性缺乏主动寻求健康服务的行为（Albanese E，2011）。
随着年龄增大，自然衰老进程的加剧，老年人健康研究多表明年龄与健康状况通常呈负相关关系。利用跟踪数据研究显示，我国高年龄组老年人健康越来越差；世界范围内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及低收入国家健康数据均反映出一致的健康模式，即5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健康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慢性病、心理抑郁、老年痴呆等疾病患病率都与年龄有正向关系（杜本峰，2013）。
婚姻状况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多表现为处于在婚状态的老年人健康水平相对较好。国内一项研究发现已婚老年人比未婚、单身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好（靳永爱，2017）。有研究分析显示有配偶的老年人与无配偶的老年人死亡率风险比为3∶5，并且跟踪发现已婚老年人寿命更长，婚姻对男性老年人的作用比对女性老年人的作用表现得更大（Scafato E，2008）。通常婚姻伴侣对老年人健康具有促进作用，伴侣之间的相互支持对老年人，特别是对男性老年人影响效应更强。
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主要通过教育、收入与职业来体现，文化程度高、收入水平高、职业好对健康有促进作用，反之文化程度低、收入水平低、职业差对健康有损害作用。尽管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在这方面处于劣势，但他们内部社会经济地位也存在差异。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健康关系的研究已渐趋成熟，国内外学者充分利用多种数据对老年人的健康差异展开横向和纵向的分析，尽管健康水平测量指标存在差异，但研究结果较为一致（Jiang J，2002；Li D，2014；陈晶，2017）。
生活方式是人口健康研究充分重视的影响维度，有研究发现健康生活方式对我国老年人健康水平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生活方式对健康的边际影响效应大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要通过生活方式对健康产生影响（阮航清，2016）。2010年我国50岁及以上中老年人致死危险因素中，排在前三的分别是饮食风险、高血压和吸烟，其中饮食风险包括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良，两种极端现象共存（WHOb，2016）。
2.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的定义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研究中把社会支持、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界定为外部环境，有的是指个体身处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社会为外部环境，但不同的外部环境定义在内容上却有共通之处（陶裕春，2014）。如非正式社会支持通常是指家庭内部对老年人的照料，而正式社会支持一般是指社区服务机构或制度性保障为老年人提供的生活环境。研究显示我国农村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影响，非核心亲属和朋友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发挥了“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正式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发挥了“缓冲器模型”效应（陶裕春，2014）。
北京城区老年人调查研究显示家庭因素对老年人健康影响显著，在家庭成员关系上如家庭不和睦、家人不尊敬、不讲心里话特征的老年人抑郁症状患病率、认知功能异常患病率、生活能力依赖患病率都明显偏高，其中家庭成员关系不和睦的老年人抑郁患病率37.3％，认知异常患病率26.9％，而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的老年人患病率分别是 12.9％、14.9％（马丽娜，2009）。也有研究发现较高家庭收入、有人照料等家庭因素对老年人健康存在积极影响（Wang D，2009；蒋华，2015）。
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健康存在影响，影响路径则表现为外部生活环境直接或间接方式的健康效应。国内外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基础设施配套好对健康有积极作用；而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则通过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对老年人健康产生影响（Ding D，2013；Li LW，2016）。也有研究发现社区环境直接影响老年人健康，环境较好的社区老年人健康水平相对好，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可以减小某些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靳永爱，2017）。
宏观社会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自然环境等，对任何生活其间的个体健康都可能会产生影响。社会经济因素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是人类健康的基础；政治因素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掌握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决定着公民能否享受健康公平；文化因素涉及价值观与社会规范，不同社会、不同人群可能持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也会对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自然环境对人口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如温室效应、洪涝灾害、空气质量等，2010年我国50岁及以上中老年人致死危险因素中就包括空气污染这样的自然环境因素（李鲁，2015；WHOb，2016）。
通过对国内外老年人口健康研究文献的综合梳理与系统研读，发现老年人口健康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不仅为本文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也为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的确定提供了明确方向。但老年人口健康研究亦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以往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上仍存在尚需拓展的空间。
文献梳理发现我国现有研究资源中农村老年人健康问题研究相对较少，但我国农村人口健康水平却始终落后于城市，农村老年人口健康问题更显突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起飞、城镇化后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的城乡二元社会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趋势表现为时间早、速度快、规模大，并且人口老龄化重点出现在农村，以往研究对农村老年人健康关注相对较少，这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健康形势不符。
以往老年人健康研究中通常大多只关注某一健康维度，如对老年人慢性病患病、跌倒、活动能力等躯体健康功能，焦虑、抑郁、自杀等心理健康问题，自评的综合健康状态等，但却缺少对多维度健康的研究。健康不仅是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的多维协调状态，从单一评价角度看它也是指不同维度健康协调运行的综合健康状态。生理、心理健康的协调状态可能会投射于综合健康，但目前关注多维健康的研究相对较少。生理、心理及综合健康的全面视角更有助于突破单一研究维度的局限，发现健康维度相互间作用机制，有利于农村老年人口健康的全面促进。
健康影响理论中因素通常从个体微观到家庭、社区、社会等外部中观、宏观社会环境因素，具有层次多样性。以往国内研究中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多集中在个体微观层面，老年人人口学特征及生活方式是经常被考虑的解释变量；如果说老年人健康因素研究中考虑家庭特征的相对较少，则考虑社区特征更是极少。人口健康研究中，健康因素的选择既要遵循健康理论，也要结合研究对象实际，同时也受研究方法、研究资源的限制。对于进入生命历程中晚期的农村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健康可能不会单纯是其个人的事，仅受个体特征影响，家庭、社区、社会环境也可能作用其间。因此宜尽可能突破健康影响因素的单一性，选取多层次影响因素开展研究，这对了解农村老年人健康影响的作用机制，促进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大有裨益。
追踪研究又称纵向研究，是指跟踪人群是否暴露于可疑因素与是否出现某种结局事件，从而判定因素与结局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人口健康研究中，它通常用来研究健康水平、疾病、死亡、健康干预等健康事件的自然史，跟踪健康事件发展、检验变量间关系能力强。但纵向研究成本高、时间长，同时也存在跟踪对象失访等问题，这可能是制约其被广泛使用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人口健康研究极少进行大型健康跟踪调查，而是一直普遍使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这也会直接导致调查对象信息在时间上缺少连续性，数据开发使用存在很大局限性。目前国内跟踪调查研究为数甚少，北京大学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的跟踪调查项目如“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为国内外开展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
与我国“未富先老”的社会人口发展形势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后才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并且已经在老年人口健康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源，形成了系列人口健康理论，本文研究中对此均有借鉴。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均早已完成城镇化过程，他们也较早开始老年人健康与养老追踪研究，尽管本文研究对象为我国农村老年人，但国外老年人健康研究的相关文献对本次研究的开展仍具有很好的启示性与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