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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认为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模式在个体激励、资源配置方面是最具效率的市场。但是，在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这种完全放任的自由竞争会导致市场功能障碍。匹配市场是一种基于双方选择（选择与被选择）而形成匹配的市场形式，用来解决在序数效用条件下的市场均衡问题。匹配市场经历了从自由竞争到合作博弈再到社会匹配的发展过程。通过对自由竞争、联盟合作、社会匹配的对比分析，研究算法匹配在改善博弈环境、减少竞争内耗、提高社会效率方面的作用机理。
从系统论角度讲，市场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各种基本要素所组成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有机结构体系。更具体地讲，市场指市场参与各方进行市场交易的场所或行为，是微观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市场的根本目的就是更有效地分配资源，以提高市场参与者的效用。在市场运作中，“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个人的自由经济活动，自动形成自由而有序的市场。
早期的市场理论以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形式出现。重商主义产生于16世纪中叶，强调“少买多卖”和“国家管控”，认为国家间的贸易是“零和博弈”，其基本逻辑是“贸易顺差，积累金银，国家富强”。早期的重商主义者强调少买，以英国的威廉·斯塔福为代表。16世纪下半叶的晚期重商主义则强调多卖，代表人物为托马斯·孟。
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强调基于价格的自由市场，反对市场干预。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一书中提出重商主义概念并对干预论进行了抨击。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自由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这些自由的个人经济活动，政府应该减少对个体经济活动的干预，这是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
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引入了边际概念和数学论证，建立了“完美”的基于“价格机制”的数学模型，即一般均衡，主张从需求出发，借助边际效用概念来分析价格等市场行为和资源的配置问题。
上述理论认为，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市场完全自由而有效地运行，各种市场要素得以形成完美的均衡状态，资源得以有效分配，市场参与者的效用得以有效提高。
然而，市场实践证明，完全自由市场经常会失灵，从而导致基于价格机制的市场在“配置资源”（商品、劳务等）方面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市场效率和公平受到严重的挑战，由此导致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社会经济的历史证明，完全自由的市场是未必是高效的，基于价格机制的“看不见的手”有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从而导致市场失灵，甚至经济危机。
市场失灵对基于价格机制的完全竞争市场理论造成了巨大冲击。经济研究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经济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及方案寻找的历史。亚当·斯密所言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总能使市场有效，那必须利用“看得见的手”来纠正市场失灵。这种“看得见的手”如何设计成为许多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
市场的有效运行主要依赖于市场运行机制，包括市场运行的机理和市场主体遵循的行为规范。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不但取决于市场内部的要素及其关系（非对称信息、理性、规则），也受到市场所处的环境影响（垄断、诚信、法规等）。
因此，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基本思路有两类：外部环境改善和内部机制优化。
1.外部环境改善
任一个市场系统都处于特定的环境当中，环境对于市场绩效具有重大影响。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策环境、技术环境、文化环境等。在进行外部环境改善，政府或权力组织将充当一种强有力的市场角色，调整市场要素既有的结构关系。针对市场失灵，凯恩斯（J. M. 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认为宏观干预可约束个人行为，从而达到平衡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目标。但是，政府干预不论是提高社会效率还是保障部分群体的利益，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损害部分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为前提的。显然，政府干预是一种非市场行为，它可能会违背自由、公平的市场准则，而造成另外一种非市场性的失灵。 [89]
除了政策环境，技术环境、文化环境的改善对于市场效率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政府通过大力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市场有效使用新技术创造条件。同样，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法律普及、诚信教育也可为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文化保障。
2.内部机制优化
市场的外部环境改善在本质上是制度优化问题，因为，政府干预通常只能借助于宏观制度（政策）来达到干预市场的目的。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制度在经济社会中的演化发展。但是，把市场问题的解决完全放在外部干预或自我演化上是远远不够的，市场需要从内部机制上进行自我革新和优化。
事实上，基于个体行为的微观经济理论（传统价格决策理论、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博弈论等）无一不是从经济系统内部运行机制入手研究市场经济规律，对市场低效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理论在信息和理性视角下对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研究，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决策引导，以期提高个体参与市场的效率。
宏观市场现象在本质上是由微观个体的行为所决定的，而市场个体行为是基于“信息、理性和规则”的博弈决策行为。作为个体，可能无法改变规则，但是，却可从信息、理性的角度提升个体的博弈地位，以期取得更多的效用。信息和理性在个体效用和社会效率的提升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先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扑克牌，有人喜欢一开始就冲在前面，亮出好牌，控制局势。当然，也有人是另一种策略，先看看别人怎么出牌，沉着应对。先行还是跟进？似乎并没有固定的规范。另一个例子，男孩女孩找对象问题。男孩一般较主动，女孩喜欢静候。男孩具有先行优势，女孩具有信息优势。但是，总体匹配状况是什么呢？一个较为显现的结果是，男孩在整个局势中处于有利地位，越来越多的优秀女孩在等待中，错失良机。在这里，似乎“先行占优”又有一定的道理。
下面，我们从博弈论的角度，谈谈先行占优和信息有效问题。
1.先行占优问题
在博弈论的很多场合，存在“先行占优”（First Mover Advantage）现象，也就是博弈中先行动者占据局势上的优势。军事上的“先发制人”，生活中的“恶人先告状”，市场竞争中的“先入为主”，无一不是先行占优的典型。
那么，先行者一定占优吗？
先行者占据优势的主要原因是：先行者一般是引导者，成为后继者模仿的对象，对后继者形成挤压。此外，先行者具有先行的能力，同样不排除其具有跟进的能力。因此，先行者之所以选择先行，正是因为先行者认为，先行策略比跟进策略能带来更多的收益。
然而，先行者也存在一定的劣势。一方面，先行者先试，经验不足，容易犯错，先行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先行者在博弈中属于“信息流失方”，相比跟进者，先行者在信息上处于劣势，从而极易导致跟进者采取针对性策略，使得先行者处于不利地位。
由此可见，先行占优不一定是绝对的，它还取决于特定的博弈语境。
2.信息有效问题
信息是博弈者进行决策的关键依据。通常，获取更多的关于博弈环境及对手的信息可以降低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博弈效用。在“信息是有用的”这种信念支撑下，博弈参与人都希望在博弈中占有更多信息。然而，信息效用的高低是通过比较而产生的，由此引出一个问题：信息是不是越多越好？回答这个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获取信息是有代价的，包括经济代价、时间代价和语境代价等。其中的语境代价是指，在参与者获取信息的同时，其所处的博弈环境发生了变化，影响了博弈效用的整体提高。比如，在“先行占优”的博弈中，跟进者具有信息的优势，但却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因为，跟进者获取的信息优势不足弥补语境上的恶化。
（2）不同博弈参与人信息的获取和理解能力是不同的，导致信息占有的不对称和信息成本的差异化。因此，不同参与者对信息获取的欲望是不同的，信息生产的效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衡量信息是否有效的关键是成本可补偿，即信息带来的效用要大于获取信息的成本。如果说，信息获取前后，语境不变，信息有效性的判断是简易而直观的。然而，在更多情况下，信息获取会导致语境的变化，参与者的博弈关系也将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从而使得信息有效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但是，在语境不变的条件下，信息总是有效的。特别是，当参与人对博弈规则无能为力时，提升博弈效用的途径就落在了信息和理性上了。获取信息、提升理性成为参与人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手段就是学习。
3.提升博弈能力——学习
在博弈中，学习的目的不外乎两点：改进自身的理性（博弈决策的方式），掌握对手的更多信息（原始信息、生成信息）。
既然是学习，所依据的必须是历史的信息，也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据此，学习的方法一般来说有以下三种：
（1）自我学习。人们倾向于采用自己在过去产生更多收益的行动。
（2）模仿学习（Imitational Learning）。参与者根据历史发现最流行行动或理性，或者发现收益最高的博弈主体，进而进行策略模仿。复制动态是最常见的一种模仿学习，它有两个基本条件：相同策略空间、策略可模仿。俗话所说的“跟好人学好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正是对模仿学习的生动总结。
（3）反应学习。参与者会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内别人是如何行动的历史来推断别人做事的统计规律，进而推断别人的下一步行动，进而采取最佳反应（Best Response）。最常见的反应学习有最优反应动态（以对手的上一次行动为依据）和虚拟行动（以对手过去一段时间的行动为依据）。
毫无疑问，通过学习，参与人在信息空间、理性水平得到提升基础上，博弈能力得到了加强。但是，学习也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学习导致博弈成本加大。二是学习导致群体理性提升，使得博弈语境更加复杂。当然，笔者并不是否定学习的重要性，只是想指出基于博弈竞争的个体学习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博弈低效问题。
隐性合作是一种非协议约束的竞争合作模式。隐性合作的基础是理性多样化。在博弈论中，理性就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策略选择方法。不同的参与人会具有不同的策略选择方法，而具有不同的理性，由此导致多样化的理性。
1.完全理性
完全理性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它要求参与者具有完全信息，并能完全利用信息，得到最优结果。显然，完全理性在现实博弈中是不存在的。
2.占优理性
如果博弈参与人在自身的策略空间中优先选择占优战略，则该参与人具有占优理性。
我们经常将这种占优理性称为聪明人理性，这是一种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博弈理性。占优理性忽视了互动决策条件下的语境变化，以“损人利己”为出发点的占优理性常常会导致博弈困境的发生，许多博弈困境验证了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道理。
3.偏离理性
在重复博弈G（T）中，对于占优均衡，存在帕累托优化，如果参与人通过偏离占优战略来引导对手采取合作行动，实现隐性合作，达到帕累托优化，则该参与人具有偏离理性。
偏离理性在很多场合可理解为老实人理性。这种理性通过“延迟行动（先人后己，避免冲突）、引导合作（吃亏在前，着眼长远）”的偏离占优行动，传达参与人类型信号，期待响应。
老实人是博弈困境背景下出现的一种参与人类型，是众多有限理性参与人的类型之一。这种以偏离占优为主要特征的老实人理性也是理性导向的，“老实人理性”是一种对未来的善良期望，同时它表达了所有参与者的共同期望，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社会需求。
但是，那些“占优理性”者是否会被“偏离理性”所影响，而采取期望行动呢？总有一些人，无视“偏离理性”的引导。因此，老实人被占优理性者算计的可能性极大，一定要及时止损（舍得沉没成本）。
“偏离理性”通常采用训练的方法来引导对手到达共同的期望。在一个合作氛围浓厚的群体中，训练成为许多人的行为，会引发更多的人“偏离占优”。但是，当老实人太少，合作氛围不浓时，训练就可能失败（做老实人也是要看语境的）。
显性合作是指通过约束性的协议，使得博弈在整体收益上产生一定的“合作剩余”，通过分配，提升每一个参与方的收益。显性合作强调团体理性和“合作剩余”的分配。
虽然，合作有可能提升参与方的收益，但是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显性合作的成员理性是不稳定的，随着合作的持续，各方的利益诉求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协议不可实施。
其次，显性合作的分配公平性难以均衡，会直接导致联盟瓦解，“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最后，联盟合作是基于小团体的利益考量，有时会违背社会规则，导致社会效率的下降。
可见，显性合作以“小团队利益”为出发点，在本质上并没有跳出自由博弈的困境，不可避免地引发博弈内耗，影响了社会效率的提高。
博弈论以理性和信息为基础，以规则为约束，研究主体决策及互动均衡问题 [90]， [91]， [92] 。基于提升博弈绩效的基本目标，博弈论的发展遵循了从对立、合作、演化到机制设计的一系列变化，博弈论研究也经历了一般决策、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匹配博弈等几个阶段。
1.一般决策理论
一般决策理论是指在给定环境下选择最优方案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强调在“静态环境”的约束条件下（Constraint Condition，CC），在方案集内寻求最优方案。一般决策流程如图4.1所示。
图4.1 一般决策流程
2.非合作博弈
非合作博弈是研究人们在一个相互影响的博弈中如何决策以实现自身的收益最大化，它是一种策略选择问题。非合作博弈决策流程如图4.2所示。
图4.2 非合作博弈决策流程
传统博弈理论在“互动对立”条件下，个体寻求占优方案，形成群体均衡。
演化博弈理论研究在长期的多次重复博弈过程中的决策均衡问题。在“学习互动”基础上，修正行动，到达动态均衡。
演化博弈体现了“合作”的思想，但是在本质上它仍然是基于个体决策的非合作博弈。
3.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是指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分配合作得到的收益，强调团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合作博弈的核心理论是分配理论，即研究合作博弈的各方对合作剩余的分配问题。在“合作”原则下，以个体对联盟的贡献为依据，考察个体的期望收益，进而确定公平分配方案。合作博弈决策流程如图4.3所示。
图4.3 合作博弈决策流程
合作博弈存在的问题：当联盟成员过多时，合作形成成本、管理成本、执行成本加大，协议执行有效性降低。
4.匹配博弈
从个体竞争、隐性合作到显性合作，在尊重市场自由性、公平性的基本原则，在“充分接受现有市场模式”条件下，寻求适应市场的最佳策略。但是，在规则的约束下，在参与者自私自利本性的驱使下，必将导致“博弈困境”的发生，降低了社会整体效率。对于个体来讲，如果博弈环境没有改善，市场博弈效率很难有效提升。因此，必须从市场内部机制寻求优化，只有用新的有效的市场机制替换旧的低效的市场机制（或创建新的市场），才能从本质上改进博弈环境，提高市场博弈效率。
匹配博弈是在序数效用条件下博弈各方进行选择而形成均衡匹配的博弈形式 [93] 。匹配博弈强调在“匹配算法”规则下，根据给定偏好序寻求“稳定匹配”。匹配博弈并不否认博弈的自由参与原则，它只是为参与者提供了另一种博弈模式，即基于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统一的博弈思路。通过匹配机制能有效提高全体匹配博弈参与者的收益。当这种匹配算法为参与主体所接受时，匹配过程就可以由局外的辅助系统来实现，从而极大地提高匹配的效率。匹配博弈决策流程如图4.4所示。
图4.4 匹配博弈决策流程
“如何设计有效博弈规则？”已成为提升博弈绩效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社会匹配是一个核心的课题。
社会匹配是匹配群体聚集到可信赖的第三方匹配市场（平台社会），每个参与主体提供偏好序，由匹配市场依据约定的算法进行匹配操作。
匹配算法是解决社会匹配中策略选择的依据，也是社会匹配是否可实施的关键。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在企业及市场应用中的不断深化，计算机技术已成为企业管理和市场交易的关键，由此推动信息系统、电子商务、计算机辅助市场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计算机辅助市场采用算法辅助驱动和管理的市场博弈模式，彻底改变了市场运行的方式。在传统市场的研究中人们关注自然人的行为，当市场演化为计算机辅助市场时，作为自然人代理的算法主体对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市场博弈机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智能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已经从交易平台阶段（e-Business Platform）发展为交易匹配智能化阶段（e-Business Intelligent Matching），如何通过对买方和卖方进行智能化匹配来提升市场效率成为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问题 [94] 。由于匹配算法具有“第三方”特征，其公众化程度较高，可吸纳足够的匹配群体，保证了匹配的公平性。而且，匹配算法往往具有稳定性和抗操作性，有效降低了匹配的成本。
优秀的匹配算法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1）稳定性。匹配成功后，如果其中一对匹配发生解散，不会对其他匹配产生影响，则该社会匹配就是稳定的。匹配的稳定性使得社会匹配具有一定的抗干扰性，从而保证了匹配的有效性。
（2）抗操作性。匹配算法的抗操作性主要是指“个体说假话”或“小团体协作”不是占优策略，不能实现个体利益或小团体利益的提升。
（3）简易性。博弈主体的理性通常是“多层级”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精于“计算”的占优理性者，他们只能用普通的方式来参与博弈。社会匹配中使用的匹配算法原理是公开的，算法思路不宜太复杂，应能够为参与者所理解、接受。如果算法基本原理不能被广泛接受，参与人就不能充分理解并参与社会匹配。
（4）激励性。社会匹配强调企业需求向社会需求的转变。但是，社会匹配在实现社会目标的同时，也必须实施全体参与人利益的帕累托优化。也就是说，匹配算法的结果对所有参与人来说是不坏于自由博弈的。只有社会匹配能给参与人带来更多的收益，参与者才愿意参与到社会匹配中来。
（5）自由性。对于任何决策行为，目标追求者可参与的博弈机会是无限的。人们之所以参与某种博弈，正是因为该博弈机制会给参与者带来更多的收益。虽然，社会匹配机制会带给参与人更多的收益，但是社会匹配仅仅是给参与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当社会匹配不能被接受时，参与人自然不会参与。因此，社会匹配在强调社会效益的同时，不否认市场的自由原则。
自由竞争追求个体效率和占优，联盟合作强调团体效率和公平，社会匹配强调社会效率和公正。提升个体收益，可以通过更多的信息来降低自身对语境的不确定性，更高的理性来提升决策的能力，更多的合作来减少竞争内耗，更完善的社会规则实现整体最优。个体究竟采取何种策略参与博弈，是基于自由竞争的斗智斗勇，还是基于社会匹配的建章立制，不但需要个体转变竞争观念，更需要社会建立一种合作共赢的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