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8年底的危机和失败中，德国文职领导人士气低落，完全陷入了混乱。德国的军事失败导致帝国政府垮台，宣布成立共和国实际上也事出偶然，新建立的政府即使在柏林街头都没有权威。从表面上看，军队似乎亦处于相同状态。后方部队参加了推翻君主的活动，野战部队被带回本国并遣散。但在幕后，德军高级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并没有像文职领导人那样混乱和不安。甚至在柏林和慕尼黑的内战结束前，总参谋部就已经在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并着手重建军队。通过坦率地评估自身在战争中的优势和劣势，军队得以重塑其组织和战术条令。

只要正常运用经济、国际政治或军事历史原理就能明白，德意志帝国从来都没有机会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德国对抗全世界的案例——该国加上三个较弱盟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对抗法国、俄国、大英帝国、美国、意大利及若干其他国家。尽管困难重重，德国人基本还是赢得了战场上的胜利。直至1918年6月，德军仍处于攻势，击退了包含法军在内的协约国军队。德国人战斗得如此出色，他们屡屡获胜，以至于仅仅五个月后崩溃到来时，一些将军——最著名的是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拒绝承认帝国军队已经在战场上被打败，他们指责本国崩溃的原因是叛国政客和后方平民“在背后捅刀子”。

大多数将军和经验丰富的军官并不赞同鲁登道夫的观点。他们知道帝国军队早已在战场上被打败，但即使这份认知也无法消除德国应该或者可能赢得战争的信念。失败的军队有更多动机来研究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因此，许多德国军官开始撰写回忆录、历史研究和文章，这些材料充满了对战时指挥、战术和战略等方面的批评和支持。参谋训练向来重视军事史的研究，硝烟尚未散尽时，军官们就已开始解读这场战争的经验教训。于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总参谋部众人对军队在战略、战术和技术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达成共识。进一步的研究、辩论和反思还会强化相应结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略方面的经验教训

对于战后德国的极右翼和德国战时实际的独裁者鲁登道夫将军来说，“在背后捅刀子”这一理论是个有用的神话。该理论认为，德国的失败是由于国内社会民主党人和左翼分子背叛。然而，只有少数总参军官和高级指挥官确实相信这一理论。高级军官们痛苦地得知，德国已经在战场上被打败，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队总司令部在大战略方面犯下错误。德国将军们经常在战时和战后的通讯及各种书籍中狠狠批评战时本国军队统帅所做的军事决策。这些军队统帅包括：1914年9月前担任总参谋长的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将军，1916年8月前担任总参谋长的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将军，还有1918年11月前的德国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

总参谋部最有能力的那些军官认为，战争中最大的战略失误是由冯·毛奇在开战后最初几个月犯下的。由于冯·毛奇对施里芬计划执行不力，德国丧失机会，不能通过决定性的一击迅速结束战争。施里芬伯爵（Count von Schlieffen）在1906年之前担任总参谋长，他制订了一个针对法国的战争计划，该计划要求对法国军队实施大包围：用36个德国军经过比利时绕到法国侧翼。施里芬计划是军事史上最让人着迷的“本可能发生的事”之一，因为它差点就让德国只用短短两个月实际解决了战争。

过去75年里，施里芬计划是否可行已经成为军史圈内的热门议题。但在德国，对冯·施里芬战略的讨论几乎是一边倒的。 大多数总参军官都相信这个计划（能取得成功）。实际上，战后最明确拥护该计划的人是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中将，他是一名备受推崇的总参军官，亦是冯·施里芬伯爵的狂热拥趸。1918年10月，他接替鲁登道夫担任德军第一军需总监 ，后来又担任魏玛共和国国防部长。格勒纳在战后撰写了两部著作，详细研究了1914年的战役，他坚决地把施里芬计划的失败归咎于冯·毛奇。格勒纳认为冯·毛奇的领导能力很弱，他（后者）违反了施里芬关于将德军力量集中在一个侧翼的教导，把大部分力量放在左翼洛林，进行毫无战略意义的战斗，却因此失去了对于德军右翼的有效控制。

下一任总参谋长冯·法尔肯海因在战争下个阶段所实施的战略行动也在战时和战后引发了激烈批评。1915年，随着西部战线陷入毫无结果的堑壕战，东部战线的德军高级军官们发现了决定性的击败俄国人的机会。1914—1915年间冬季，指挥东北战线的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计划发动大规模钳形攻势，这个攻势不仅可以占领波兰，还能包围俄军主力。 如果给他们足够多的部队，东线德军指挥官们或许在1915年就能够迫使俄国退出战争。1915年初，汉斯·冯·塞克特被调往东线后，也成了东线战略的支持者，他认为己方的军事机会在东线而不在西线。 然而，冯·法尔肯海因在1915年只派遣了有限的增援力量前往东线，却将大股兵力投入西线，徒劳地想要打破协约国军队位于弗兰德斯的战线。相比之下，1915年东线获得授权的有限进攻却成功横扫波兰，并造成了上百万俄国人伤亡。

冯·法尔肯海因犯下的最愚蠢战略错误是凡尔登战役。与德国军事传统大相径庭的是，冯·法尔肯海因既不打算进行决定性战斗或突破，同时也没准备占领战略性领土；他只想发动一场战役，造成法国人大量伤亡，从而使法国军队严重失血。冯·法尔肯海因在最后一点上成功了：据估计，法国军队在持续10个月的战斗中共遭受377200人的伤亡。 但德国军队同样被严重削弱，蒙受了大约337000人的伤亡。由于凡尔登战役被认为是灾难性的，1916年夏天，来自冯·法尔肯海因所属总参谋部的高级参谋代表团觐见了本国皇帝，他们要求解除冯·法尔肯海因的职务。

1916年8月，冯·兴登堡将军被调离东线，接替冯·法尔肯海因担任军队总参谋长。兴登堡的主要参谋鲁登道夫成了军需局长和战事方面的独裁者。鲁登道夫是卓越的战术专家，或许还是战争期间该领域最优秀的那个。在其领导下，西线战事稳定下来，德国一方于1916年打败罗马尼亚，并在1917年迫使俄国退出战争。然而，尽管都承认鲁登道夫具有军人的才华，但许多德国将军还是认为，他的情绪偏执和对于大战略的把握不足导致了德国军队在1918年的崩溃。

直到1918年夏天，鲁登道夫仍相信德国会决定性地赢得战争。因此，他反对政府为争取有利和平而付出的谈判努力。实际上，通过精心策划并实施1918年3月的德军攻势，这位将军差点就让德国赢得了战争。1918年3月21日，德军通过突袭，依靠优势步兵和炮兵战术，在圣昆丁附近粉碎英国第5集团军，一天之内就突破英军防线并进入空旷地带。德军攻势的巨大成功几乎使英军指挥部陷入恐慌。3月23日，德国人在协约国军队防线上打开了40英里 长的缺口。但是，由于进攻部队筋疲力尽，再加上难以将增援部队、补给、火炮和弹药运到新的战线上，德军攻势被迫减慢了速度。当德国人在1918年3月发起这场攻势时，他们拥有191个师的兵力；相比协约国军队的169个师，德军在数量上略微占优，而且部队中炮兵所占比例更高。 但德国军队拥有数量优势的同时也意味着，协约国军队在保住其他战线的情况下，仍然有数量可观的后备力量可供使用。为应对德军的攻势，协约国军队最高指挥官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将军启用这些后备力量，并建造了牢不可破的新防线。

1918年3月到7月，鲁登道夫在法国北部发动一系列大规模攻势，每次攻势都迫使协约国军队的防线后退，并占领相应领土。但协约国军队扛住了每一次攻势（或者说没有因为这些攻势彻底崩溃），很快西线的部队和物资优势就决定性地转移到了他们这边。1918年盛夏，强大的协约国军队在数以千计的坦克、飞机和新加入的美军支持下，进攻“已被击退”的德军各师；而德军由于国内可供调遣的人力已经所剩无几，因此不再能指望获得增援。1918年3月，德军最初发起的攻势失败后，他们接下来的攻势要想再取得成功就希望渺茫了。

许多德国将军都激烈批评鲁登道夫的战略。第4集团军（位于弗兰德斯）参谋长冯·洛斯贝格（Von Lossberg）将军对1918年4月鲁登道夫发动进攻的结果表示了质疑。 威廉·里特尔·冯·里布（Wilhelm Ritter von Leeb）上校指出：“我们绝对缺乏战役目标！那才是问题所在。” 威廉·格勒纳在他的回忆录中呼应了这个观点。 对于鲁登道夫的战争战略最有意思的批评来自一封信件，具体是由总参谋部前任作战处长格奥尔格·魏采尔（Georg Wetzell）将军写给冯·塞克特将军。魏采尔在信中颇感遗憾地指出，如果冯·塞克特将军能在总参谋部任职而不是因为鲁登道夫的职业嫉妒而受到排挤，鲁登道夫就有可能被说服放弃其战略。魏采尔讲述了鲁登道夫拒绝他（前者）向意大利前线派遣大量德国部队的提议，那里的德国和奥地利部队刚在卡波雷托对意大利人发动了沉重打击。魏采尔认为德军在意大利的持续进攻有可能迫使意大利人退出战争，从而使协约国阵营将全部后备部队调往意大利，以守住那里的防线，这样一来协约国军队就很难在西线发动攻势了 ——这个战略构想无疑要比鲁登道夫1918年时的进攻赌博更胜一筹。

德国国会的特别委员会对鲁登道夫所实施战略进行了最全面的评判。该委员会存在的意义是为1918年德国的崩溃探究原因，在1928年出版了八卷相关的记录、评论和声明。 只需通过报告描述一下德国各军和各师在1918年10月及11月的状态，就能驳斥“在背后捅刀子”这一说法。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的是，大多数部队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几乎没有战斗力。 1918年，就连德国首要的军史专家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也成了鲁登道夫战略的主要批评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术方面的经验教训

如果说德国军官团有充分理由不满意军队总司令部处理军事战略的方式，那么他们可以稍感安慰的是，在整场战争中，德军在战场上的战术通常比协约国军队更胜一筹。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帝国军队的战术条令较其主要对手更加切合实际和平衡。除此之外，德国的指挥传统是允许下级指挥官拥有更大的弹性和更多自主性，事实证明这在战场上具有非凡的价值。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曾强调，阻力与“战争迷雾”是敌对行动中固有的因素。老毛奇（Elder von Moltke）是1866年对奥战争与1870年对法战争的胜利者，他遵循克劳塞维茨的传统来训练总参军官，要求他们能够预料战争阻力，指挥时用通用指令，允许下级指挥官拥有相当大的战术自主性以完成使命。此外，老毛奇并不强调死板遵守计划，但要通过一支由数百名训练有素的总参军官组成的精锐团队来制定全军统一的战斗条令。

帝国军队在1914年参战时非常重视现代火力的作用。在1908年的《野战勤务条令》中，火力优势被认为是成功开展进攻的基本要素。 就像法国人和俄国人那样，德国人同样以弹道相对平直的近程轻型野战炮作为获取火力优势的武器。每个法国集团军配备120门优质的75毫米轻型火炮，德国人则为每个集团军配备了108门77毫米轻型野战炮。但法国的师和集团军没有中型和重型火炮，而德国的每个师拥有18门105毫米轻型榴弹炮，每个集团军拥有16门150毫米重型榴弹炮。总的来说，法国军队只有300门重型火炮，而德国军队拥有2000门重型火炮和榴弹炮，以及1500门轻型榴弹炮。 这种均衡的炮兵支援使得德国人能够有效执行多种多样的火力作战，包括远程打击任务和消灭敌军防御工事；而法国炮兵仅能实施短程攻击和火力支援。

从陆军元帅老毛奇的时代开始，德国人的战术偏好就是避免正面攻击，并且尽可能对敌使用包围。 在利用掩体和地形方面，德军也比其他欧洲国家军队更加训练有素。 法国人发展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不断进攻的理论[极限进攻（ofensive à l’outrance）]，并且蔑视会损害部队士气的野战工事；德国人则在战前不断练习构筑和巩固野战工事。 事实上，1914年的德国军队战术确实存在某些缺陷，例如密集队形攻击纵队和八十人的步兵排，它们显得太大而无法实施有效指挥。可就算这样，德军在1914年需要抛弃的东西（即不足之处）仍比其他强国军队少得多。

一旦战争爆发，凝聚力强并且训练有素的德军总参谋部能让部队迅速适应新的战术环境。前线的总参军官就是高级指挥部和军队指挥官的眼睛和耳朵。总参谋部军官团成员的资格意味着即使是中尉也将承担重要任务，年轻的低级普通总参军官同样可以与指挥官和高级总参军官直接接触。较低级别的总参军官被委派对战术、武器和战场环境进行专门研究。被派往前线部队的总参军官与待在军队指挥部和总参谋部的总参军官不断进行对话，这确保了后者能够清楚地了解前线的情况和战术问题。通过参谋系统获得准确信息，加上所用战术的灵活，这确保了帝国军队总是能比协约国军队快一拍到两拍。

关于德国人的“战争方法”，有这么一个优秀范例，那就是第11集团军参谋长冯·塞克特为该集团军在1915年5月发动戈尔利采攻势而撰写的命令。该命令强调了下级指挥官在进攻中的灵活性：

进攻……必须迅速推进……因此，军队不能每天都为进攻的各军和师分配明确目标，以免妨碍他们取得更大进展的可能……进攻部队任何部分的成功推进都会使自己面临被包围的危险。因此，最不划算的是部队由于快速前进而遭受灾难。鉴于这种可能，必须给部队设置某些一整支部队（所辖各部）都能到达的“底线”，如果可能的话各部最好同时到达。除此之外，超出这些线的任何进展都会受到部队的充分欢迎和利用。

这与1916年在索姆河，英国部队发布的极为详尽的命令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军的命令是设置前进的最前线，而不是最底线，并且坚持要求前进部队排成精准直线，此外还要遵循严格的时间表。

英国、法国和美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所有战术经验几乎都来自西线，那里的主要问题是，他们需要进攻和防御由坚固堑壕组成的连续防线。德国军队的经验与协约国军队极为不同，因为很大一部分帝国军队是在东线作战，那里战线极长，地形开阔，每英里只有少数几名士兵——这就意味着运动战是东线所用战术的典型特征。1914年8月，人数占优势的德国第8集团军利用本国铁路系统出色的机动性和更强的炮兵火力，在坦能堡包围并摧毁俄国第2集团军。1915年5月，以汉斯·冯·塞克特上校为参谋长的德国第11集团军，在马肯森（Mackensen）将军的指挥下，运用发射准备时间短但猛烈的炮火开启了戈尔利采攻势，用整个集团军压垮了俄国人。在6个星期内，德国人的进军速度是每天6.5英里，并以4万人伤亡为代价俘获了24万名俘虏和224门火炮。

1916年11月，德国人席卷罗马尼亚是展示德军战术创新的突出范例。德军通过北部的瓦肯山口突破特兰西瓦尼亚山脉后，强大的罗马尼亚军队仍然驻守在多瑙河的铁门峡谷地区，他们在那里扼守着德军前进所需的主要铁路线。指挥第9集团军在北部进攻罗马尼亚的法尔肯海因将军 组建了一支机动特遣队，该部包括第148步兵营（四个步兵连）、三个机枪排（十二挺机枪）、两门用于火力支援的车载防空炮、一个无线电支队和一支来自第10龙骑兵 的骑兵巡逻队；将军还从师属机动营中抽调了重型卡车（一种载重2.5吨的车辆）来支援这个特遣队进攻。这支由500人组成的部队全部由皮西特（Picht）上尉领导，上级给他的命令就是“打开铁门峡谷”。皮西特将他的机动部队隐蔽地带到距离铁门峡谷50英里处。通过夜间突袭，他冲破了铁门峡谷后方的罗马尼亚驻军，实际上封锁了师级规模的罗马尼亚防御部队。皮西特的部队建立防御阵地，打退罗马尼亚军队的反击直至己方援军到来，迫使罗马尼亚军队撤离了他们在整条运输路线上这处非常重要的阵地。 这种由独立机动部队承担的小规模快速运动作战，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大型机动作战那样，被德军执行得十分巧妙。突然性、机动性、良好的沟通、部队构成的均衡，以及对运输网和地形的清楚了解，都是在这种行动中取胜的关键。

德军在东线罗马尼亚，还有在意大利发动了多次成功的攻势。在地形开阔的波兰、俄罗斯和罗马尼亚，骑兵师在战术上仍是有用的。随着骑兵从西线消失，德国人制定了骑兵和步兵混合编队的战术。 在1916年的罗马尼亚战役中，德军仅用两个月就占领了这个国家。请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盟军领袖——例如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在索姆河、凡尔登和默兹·阿尔贡等地作战。与之相反，1940年时的大多数德军将领，例如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阿尔布莱希特·凯塞林（Albrecht Kesselring）、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卡尔·冯·伦德施泰特（Karl von Rundstedt）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则是主要服役于东线战场。

随着世界大战不断进行下去，德国人迅速发展了有关炮兵支援和步兵进攻战术的新方法，从而恢复在西线的机动。新炮兵战术的主要发明者是格奥尔格·布鲁赫穆勒（Georg Bruchmüller）中校。布鲁赫穆勒给每门火炮单独设计了射表，这种射表将炮管的相关信息、气象数据和实弹数据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炮弹的准确性。通过尽可能提高炮兵的精准性，德国人可以提供准确的炮兵支援，而火炮射程不会向敌人泄露即将发起进攻的“信号”。运用这个系统，德国人在1917年9月以13个师进攻里加时收获了惊喜。步兵与支援炮兵之间的联络得到强调，并且低至排级的步兵单位指挥官也获知了炮兵支援计划的详情。进攻里加时运用了新的步兵突击战术，紧接着是突如其来的重炮炮火，使得俄国人在持续三天的战役里失去了里加，以及25000名军人和262门火炮。

德国军队在这场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战术成就是发明了步兵突击战术。步兵突击战术并不是由某个个人创造，而是在战争过程中逐渐演变，许多军官都贡献了自身才智。 鲁登道夫正式认可了这种新战术，到1917年底，营、团甚至师都已经被训练成精锐的进攻编队。在战争过程中，帝国军队摒弃了旧式僵化的线性攻击编队，发展出了突击队战术，这种战术强调渗透和快速推进，无视侧翼，第一波攻击部队要把敌人的抵抗枢纽绕过去。步兵班被有效重组，包括作为机动要素的七人制步枪组和作为射击要素的四人制轻机枪组都由士官（NCO）进行指挥。 将步兵突击战术与新炮兵战术结合起来的目的是恢复进攻的突然性和机动性，以便突破协约国军队的阵线，进入远方的空旷地带和协约国一方后方部队所在地。

在意大利前线，德奥联军于1917年10月至11月的卡波雷托攻势中运用了步兵突击战术。这次攻势不仅迫使意大利军队撤过皮亚韦河，而且造成意军10000人死亡、30000人受伤、293000人被俘、400000人逃亡，但进攻方只有少量伤亡。 在1917年11月30日反击英军的康布雷战役中，德国人在西线首次大规模使用步兵突击战术；德军20个师发起的攻击几乎与英军10天前的大规模坦克攻击同样成功。对英军实施的攻击出人意料，德国部队在没有坦克的情况下，迅速取得胜利并缴获了158门火炮，俘虏了6000名士兵；此外还迫使英军后撤，在某些地方撤退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最初的防线。 德方进行大攻势第一天（1918年3月21日），德国第18集团军在冯·胡蒂尔（Von Hutier）将军的领导下，投入了整师的突击部队，突破英国第5集团军的整道防线。英军在3月21日有超过21000人被俘。 值得一提的是，德军的攻势之所以减慢并最终停下来，纯粹是因为德国人无法将补给和炮兵支援迅速运往新的前线，而非协约国军队的战术水平高超。

与进攻战术一样，德军在防御战术方面也比协约国军队更胜一筹。兴登堡和鲁登道夫1916年接管总参谋部后，决定对军队的防御战术，尤其是西线防御战术进行修订。军队不再将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前线；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会被撤到远离前方堑壕的后方，这样就不容易受到协约国军队炮火的伤害。前方阵地只实施略微防守，部队会在防线后面，最好是丘陵或山脉的背面山坡上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许多是钢筋混凝土式工事，这样就可以避免被协约国军队观察到。防御要保持机动性，待在防线后方工事中的德军后备力量，一旦遭到协约国军队的攻击，必须在进攻方巩固阵地之前以最快速度发起反击。现场指挥官可以自由地对防御系统稍作改变，还可以授权发起反击并调集当地的预备部队。

德军的新防御战术被应用在了对抗1917年法军春季攻势的作战中。从4月16日到4月25日，法国军队损失了96000人，却只获得了极少的土地，而德军的损失明显少于他们。 法国人对于血腥的排斥直接导致1917年春季和夏季，法国军队中发生了多次哗变。英国军队也没有重视德军防御战术的优点并加以应用。1918年3月，当德军发起攻击时，英军有三分之二的部队被部署在前线区域，很容易被德军炮火和进攻战术伤害；只有三分之一的部队位于后方，可以发起反击。德军的防御布置则正好相反，他们只把三分之一的部队部署在前线区域，另外三分之二部队位于后方。

军队训练

长期以来，全世界都对德国军队的高效训练钦佩不已。从普鲁士大选帝侯的军队到现代联邦国防军，德国军队在训练士兵方面都表现出了特殊的才能。德国的军事传统极其重视对士兵进行全面训练，这是德国人进行战争的关键因素。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普鲁士的训练条令和组织就已经受到高度重视，以至于法国人曾认真考虑加以采用。 当德国和法国1870年爆发战争时，一支由训练有素的应征士兵和预备役人员组成的德国军队打败了原先备受推崇的法国专业部队。

从19世纪初的沙恩霍斯特和普鲁士军队开始，德国军队就已经在组织和训练方面进行了多次改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早已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体制来训练总参军官、前线军官、士官和士兵。战前，许多军官在老式军校中接受教育，这些军校将严格的军事纪律和训练与平民科目相结合。但是，有越来越多备选军官在接受能够使他们进入大学的教育。甚至在19世纪，巴伐利亚的军队就已经要求备选军官必须拥有高中毕业文凭（大学入学凭证），而在普鲁士、萨克森和符腾堡的军队中，拥有高中毕业文凭备选军官的比例从1890年的35%上升到了1912年的65.1%。 被任命为军官前，学员们需要先在骑兵或步兵等特定兵种的军官学校上学一年。服役三年或四年后，通常已经是高级中尉的军官可以参加德国总参谋部的考试，以争取柏林军事学院的入学资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里，每年大约有800名军官参加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这些人当中有20%通过考试并被录取参加总参谋部的课程。 该课程将持续三年时间。课程的重点是军事史、战术、后勤和各种作战问题，而不是政治或世界经济。这种教育要打造的是能够在战场上有效指挥师、集团军和全军的精英集团，而不是十分精通战争的政治战略的团体。 军官一旦被接纳为总参军官团成员，他的职业生涯就会得到精心照顾，包括担任团级职务和服役于更高级别参谋部。作为总参军官团成员的军官比服役于前线的军官晋升更快，并且有更多机会升入高级指挥部。

德国士兵的平均水平就是应征入伍者的水平。由于军队在战前规定只有60%的男子拥有服役资格，因此标准可以说定得非常高。平均而言，战前德军入伍者都身体健康并且有读写能力，总的来说是一流的当士兵的材料。此外，负责训练这些士兵的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官团。这些士官都是内行专家，经过了严格挑选以符合高标准，他们的社会声望要明显高于自己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同行。德国士官在结束军事生涯后，会得到1500马克的退役安置费，并且可以优先受雇于文职、铁路和邮政系统。地方政府喜欢雇用退役的士官，因为他们称职、可靠和勤奋。 对于来自农村或者工业城镇的许多男子来说，成为职业士官是他们实现社会跃升的重要途径，同时意味着光明的未来和成为较低级的中产阶级。

高素质的军官和士官，加上大量合适的应征者确保了德国士兵和小部队能够得到充分训练。至于指挥官、高级职务人员和大部队的训练，普鲁士军队亦会率先在和平时期进行大规模师级和军级演习。甚至早在1870年战争之前，普鲁士军队就已经建立演习体制，这种体制拥有独立的裁判员，可以进行单位对单位的自由比赛。 军和师的年度演习为总参军官提供了指挥调动大部队的经验，也为指挥官和下级军官提供了检验其战场战术是否有效的机会。

德国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拥有全欧洲训练最好的军队，而且能够将这种训练优势持续整场战争。在此期间，军事学院已被关闭，但总参谋部的考试制度仍然延续下来，并且为备选参谋们设置了专门的短期课程。一旦某位军官被授予见习参谋的身份，他就会被派往前线部队，在经验丰富的参谋手下服役，以获取额外经验。德国军队还为战时获得任命的军官开设了军官课程。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上尉是1914年的一名志愿者，曾在西线服役四年；1915年，他被自己所属的团派回德国本土，参加基础军官课程。1916年4月，他被所属师师长命令参加另一项军官课程。1917年1月，他还被派遣参加了为期四周的连长课程。 高强度的军队训练计划很强调对士官和军官的训练，这使得德国军队在最低层级也拥有优秀的指挥。高级指挥官相信自己麾下最低级指挥官执行任务的能力，在1918年更加需要机动的战争中，德军的班长、排长和连长们因此被授予了比他们英国或美国同行更多的战术独立性。

随着战争战术的变化，高级指挥部提出了实际上是重新训练整个部队的计划。德军在西线设立了九所炮兵学校，训练炮兵军官运用新的火炮战术。 在1917—1918年间，所有炮兵部队都被轮流调到前线的后方，以便重新校射每门火炮，并根据新的战术对军官和士兵进行重新训练。 1916年9月，在前线后方地域，德国军队为步兵连长和炮兵连长开设了有关新型防御作战的课程。没有确切的记载说明总共有多少人参加这些课程，但威廉皇储所在的集团军“派遣了100名军官和100名士官参加1916年底为期5 ～ 6周的课程”。 为准备1918年的攻势，相关各师都被调离前线参加训练。荣格尔所在单位被调到前线后方地域待了好几个星期，目的是训练步兵突击战术，具体内容包括会引起事故和人员伤亡的实弹演习。 关于1918年攻势的训练计划，鲁登道夫曾这样描述：“我们在西部修订了针对高级指挥官和参谋的教学课程，以及针对低至班长的初级指挥官的课程，他们发挥的作用是取得成功的一大关键因素。全军都明显地动了起来。我从单位训练开始，最后是所有分支编队的演习或靶场演习。用实弹演习炮火射击，再训练步兵紧随其后。”

如果有部队被调往后方休整或转为待命，他们也会作为小部队接受加强训练。总司令部为待命部队的连长和营长们制订了为期两周的弹性训练计划。1918年，射击术再次得到强调，作为进攻、反击和演习的战术。 小部队也要自己开展实弹练习，并且在前线的后方设置实用的手榴弹靶场。

德国战时训练的彻底性尤其明显地体现在空战方面。德军的战斗机飞行员首先在本国接受训练，然后被转往法国瓦伦谢讷一所专门的飞行员学校，在那里由经验丰富的战斗机飞行员指点窍门，以便开展实际操作。从1916年起，德国双座侦察机飞行员与战斗机飞行员的教学计划包括初始飞行教学和获得标准飞行员执照的单人飞行。然后，飞行员必须进行二十五次着陆训练，其中包括五次夜间着陆。第二组测试包括各种高度和距离的飞行，需要在更困难的条件下再实施二十次着陆，并进行格斗和四次远程陆上飞行。接下来是第三组测试，包括一次书面考试、一次航程为250公里的飞行，以及一次高空飞行——其中至少有30分钟在3500米高度以上飞行。只有这样，飞行员才算合格。 训练死亡人数占德国战时飞行员伤亡总数的四分之一，与英军形成了鲜明对比：英方超过50%的飞行员是在训练中而不是在战斗中伤亡。 尽管从兵力数量上看，协约国军队始终以2 ∶ 1的比例在空中超过德军，但德国人不仅坚守不败，而且在战争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空中优势。这与德国飞行员训练的质量有很大关系。1917年，英国派往前线的飞行员只有十五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部分人甚至更少。 将这个数字与德国战斗机飞行员和侦察机飞行员的标准训练计划进行比较后，哪怕德国人每击落两名到三名协约国阵营飞行员，自己却只损失一名飞行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夏尔·戴高乐将军十分钦佩德国军队，他认为德国人更好的训练是其获得战术成功的主要原因：“全民皆兵的排他体制在大战期间导致了可怕的大屠杀，即使在这种屠杀当中，好部队的优势也是十分明显的。否则何以解释德国军队在面对如此众多的对手时是如何取得长期成功的呢？比任何别国军队都更加训练有素的德军共计战死170万人，但杀死了320万名敌军；他们有75万人被俘，却获得了190万名俘虏。”

空战方面的经验教训

德国空军和本国地面部队一样，从战争中脱颖而出。他们使用的战术比协约国空军更加复杂，并且更加精准地评估了战术空中支援（对象为己方地面部队）和战略轰炸（对象为敌方相应目标）的价值。在1914年，对于主要大国来说，飞机本身并不是武器，而是进行侦察和炮兵监测的手段。轰炸敌人后方部队或是在地面进攻中使用飞机这样的想法尚未获得严肃认真的讨论。 但随着航空技术的快速发展，轰炸机和战斗机在1916年已经成为各国空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同一年，在战场上获得空中优势已然成为成功发起进攻的战术要求。炮兵需要依赖观察机和侦察机定位敌方目标，如果不能自由地使用观察机，想要发起有效的炮兵支援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从1916年夏季的索姆河攻势到1918年3月的德军攻势，其间德国军队在西线保持着防御姿态。为配合地面部队的战略，德国空军也决定采用防御性空战理论，阻止协约国空中力量进入德军防线后方的空域。这种防御性战略使德军拥有若干优势。首先，德方飞机一旦受损，就能够很容易地在己方防线后方降落。其次，德国人构建了全面的观测网和通讯网，用以警示协约国一方的进攻，以便本国空军集中战斗机力量应对威胁；进攻的（协约国）部队不仅要与敌方战机作战，还要面对敌人相当强大的地面防空火力。再次，德国防御者可以选择在有利条件下进行战斗，而协约国军队为了保持主动性只得不断进攻。

1916年秋季，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为德国空军部队创设了中央指挥和参谋部，埃里希·冯·赫普纳（Erich von Höppner）将军任空军司令，赫尔曼·冯·德·利特-汤姆森（Hermann von der Lieth-Thomsen）上校任参谋长。尽管此时还算不上完全独立，但德国空军确实拥有自己的指挥系统，并且只向军队总司令部负责。冯·赫普纳将军和他的高级参谋威廉·西格特（Wilhelm Siegert）上校、冯·德·利特·汤姆森上校精通空军的组织、战术和后勤工作，他们为空军提供了卓越的领导，直至战争结束。

由于协约国军队在西线通常拥有2 ∶ 1的空中优势，为应对这种情况，德国空军将飞机集中起来，组建了更大的单位。1916年，德国将各空军支队重组为10 ～ 12支空军中队。1917年4月，空军以四个战斗机中队进行联合飞行，以便形成包括20多架飞机的战术战斗编队。此举目的是将飞机集中在特定区域，以获得局部空中优势。大编队的试验获得了成功，1917年6月，空军创建首个战斗机联队——第1战斗机联队，该联队由第4、第6、第10和第11战斗机中队组成，指挥官是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Baron Manfred von Richthofen）。

大的战斗机联队具有高度机动性。他们的全部支援设备和地勤人员可以通过卡车和铁路，迅速从前线某个受威胁的区域转移到别处，然后迅速设置帐篷和临时机场。德国空中联队拥有的机动性意味着空军可以重新部署和集中力量，应对每种新的威胁。因此，它（这种机动性）能够抵抗英国人，支援1917年4月的阿拉斯攻势：在这个月，德国人击落了151架英国飞机，而自身仅损失66架。 1918年3月，为支援鲁登道夫的攻势，德国空军秘密集结730架飞机，在己方进攻部队的前线建立了空中的数量优势，与579架英国飞机展开角逐。 尽管协约国生产了138685架飞机，与同盟国的53222架产量相比通常具有数量上的优势，但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人始终能够维持一支有效的空中力量。

在1917年和1918年，德国空军指挥部甚至明确规定，飞机的制造应当考虑快速部署。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威廉（“比利”）·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将军在战争结束时对德国福克D. Ⅶ战斗机进行了考察，他评价道：“福克战斗机使我们所有人印象深刻。这种战斗机可以在卸下机翼后由火车运载，到达目的地后再（将机翼）装回机身侧面。油箱保持不动，装满燃料，发动机随时能够启动。可以将战斗机用平板车卸下来，使用大约15分钟装好机翼，启动发动机后即可投入作战。该型战机的弹药带（在火车运载过程中）甚至满载弹药。协约国方面没有任何一款飞机可以如此操作。”

战争期间，德国在开发特种飞机和对地攻击飞机的战术方面领先于协约国。1917年，德国空军部署了世界上首款全金属铝合金飞机——容克斯J-1型。该机机组人员和发动机受到5毫米铬镍钢板的保护；由于专为实施地面攻击而制造，因此载有三挺机枪和相应弹药箱。 1917—1918年间，德国人还生产了其他类型的加装装甲的飞机。这些飞机为进行地面攻击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哈尔伯施塔特C1 Ⅱ和汉诺威C1 Ⅱ两个型号，它们都被用于1917年的康布雷攻势和1918年的德军大攻势。 到1917年底，有10.5%的德军飞机是地面攻击型号。 尽管协约国军队也使用飞机进行地面进攻，但他们从来没有为此设计专门型号，而是使用标准的战斗机。

到1918年，德军总司令部已经强调“强击机”作为进攻突破性武器的作用，以代替本国军队缺乏的坦克，为第一波进攻部队提供机动火力，并对敌人造成心理震慑。1918年2月，空军司令概述了战术空中支援体制，通过该体制，飞机不仅可以执行预先计划的地面攻击任务，还可以保留若干战机分队待命，随时准备应前方步兵指挥官的要求，立刻起飞执行支援任务。 1918年1月时的一份训练手册概述了地面攻击飞机可以为步兵提供的具体支援，并且制定了步兵和空军部队共同参与的训练演习内容。 德军实施于1918年的春季攻势说明，战术空中支援对帝国军队（的作战）来说至关重要。1918年3月21日，有三个德国集团军（第2、第17、第18集团军）发起进攻，二十七个地面攻击中队为其提供了支援。四个重型轰炸机中队对敌军指挥部和机场进行了夜间攻击，三十五个战斗机中队执行掩护任务，以保护执行轰炸、攻击和侦察任务的己方飞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在战略轰炸方面也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1915年，他们进行了首次战略轰炸，使用齐柏林飞艇轰炸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在两年时间里，德国制造220艘齐柏林飞艇对付英国，投下175吨炸弹，炸死500名英国人。德国方面的损失包括9艘齐柏林飞艇被英国飞机和炮火击毁，但更大的损失是操作事故所致。 这种早期的突袭虽能沉重打击英国人的士气，但给他们造成的物质损失却不严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因此改变了德国军队的战略，不再用脆弱的飞艇进行突袭，而是决定建造哥达G4型重型轰炸机，将其编成共100架的特遣队攻击英国城市。 德国希望通过潜艇封锁和攻击英国城市，迫使该国退出战争。这是有史以来首次通过对敌国国土实施战略轰炸，有望起到赢得战争这一决定性作用的行动。

真正的战略轰炸始于1917年5月，德国使用双引擎哥达轰炸机攻击英国。1917年6月13日，由17架哥达轰炸机组成的特遣队公然在昼间从高空飞临伦敦，投下4.4吨炸弹，炸死162人，炸伤432人；德国方面没有损伤。 这些突袭促使英国政府组建了规模庞大的战斗机和防空部队，以实施国土防御。这种防御很快就开始发挥作用，加上己方事故率居高不下（这始终是早期飞机的一个主要问题），德国人也出现了损失。战略轰炸部队最主要的技术问题是飞机携弹能力相对较弱。早期型号的哥达轰炸机只能携带200千克炸弹进行远距离飞行 ；后来，德国的巨人重型轰炸机可以携带1800千克重的炸弹。 截至1918年5月，德国的战略轰炸机总共对英国执行了27次突袭，造成了2807人伤亡和150万英镑财产损失。与此同时，德方获得以上战果的代价是62架轰炸机被击落或坠毁。

1918年5月，德军总司令部取消了针对英国的轰炸行动——飞行员和飞机的损失太多，却无法证明轰炸对敌人产生的边际影响。一位德国军官对巨人轰炸机相应作战的分析结论是：“尽管巨人轰炸机在英国总共投下27190千克炸弹，但我方得不偿失，为制造它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了飞机的维护和保养也需要大量设备。” 在接下来的战争中，重型轰炸机转而执行夜间任务，轰炸敌人的火车站、仓库和其他军事目标，以支援地面部队。

就在德国人认为战略轰炸已经失败时，英国皇家空军却在1918年6月首次组建自己的战略力量——独立空军部队，指挥官是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将军。对德国的轰炸任务从1915年就已开始执行，而特伦查德甚至曾经打算组建规模为60个中队的相应部队；他坚信战略轰炸的价值，希望通过轰炸德国的城市和工业区，摧毁该国的意志并破坏其军工生产。 协约国军队这类行动并未给德国军队留下深刻印象。于1918年8月7日写给德方空军司令的一份报告分析了1918年7月（协约国军队）对德国城市进行的31次轰炸突袭。其中有几次大规模袭击并未给德国方面造成任何伤亡。大多数伤亡发生在对城市的首次袭击中，而且绝大部分可以轻易避免：人们往往会站在外面观看袭击，而不是躲避（由此造成了不少伤亡）。协约国军队在7月的31次轰炸袭击中总共炸死33人。德国空军并未惊慌失措。

从1915年开始，德国的西部城市便遭到间歇性轰炸，但该国空军在1918年就已组建有效的、用于国土防御的战斗机力量。德国西部被划分为五个防空区域，德国人在各个工业区周围设立了若干高射炮指挥部。 到特伦查德开始进行战略轰炸时，他的飞行员们对面的德军部队已拥有896门高射炮、454盏探照灯、204挺高射机枪及9个战斗机中队，以覆盖德国国土。 英国以至协约国方面军队伤亡惨重。从1918年6月到11月，英国独立空军部队向德国投下543吨炸弹，自身有352架飞机严重受损或被毁；有29名飞行员牺牲，64名受伤，235名失踪。 1918年，德国在轰炸突袭中的全部损失是797人死亡，380人受伤，以及价值1500万马克的物质损失。 鉴于英国的空袭只是1918年协约国方面针对德国城市的总空袭的一部分，独立空军部队自身承受的伤亡与其造成的伤亡相当——在这种情况下，训练有素的英方飞行员和飞机换来的却只是德方平民的旁观（而非害怕和恐惧）。平均每投下1.54吨炸弹，协约国一方就损失一架飞机。 协约国在空中力量方面的优势是生产能力，否则德国空军还会打得更好。甚至到了1918年，协约国军队已经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德国空军从1月到9月仍然击毁3732架敌方飞机，而自身只损失1099架。 1918年，德国人研制出了可能是战争中最好的战斗机：福克D. Ⅶ。 德国人研制出了更好的地面支援飞机，并且使用了许多常规技术。1918年时，德国飞行员配有降落伞，而协约国方面根本没有制造这类装备。 德国人还像英国人那样，创建了有效的空中防御机制。然而，就在德国空军得出正确结论并且叫停战略轰炸活动时，协约国军队加大了战略轰炸的力度。1918年，德国空军已经成为一支现代意义上的战术空军，专门用于支援地面部队；直至战争结束，它都相当有效地履行着这一使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技术方面的经验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上技术变革最快的时期，这就是最近的军史学家，例如罗德·帕夏尔（Rod Paschall）比早前的历史学家明显更同情大战期间的军事领袖的原因。 除原子弹的研制以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技术变革步伐几乎无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从1939年到1945年，美国、英国、德国和苏联的步兵连在武器、战术和组织方面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1939年时的很多飞机，例如B-17轰炸机、Me-109战斗机和喷火式战斗机，直到1945年仍在服役。即使最先进的武器——比如雷达——也是根据战前已经部署的武器，研制和稍作修改而来。相反，1918年时的德国、法国和英国步兵连在组织、战术和武器方面与1914年已经大不相同。1918年，士兵们戴着钢盔和防毒面具，使用他们在1914年无法想象的各种武器进行战斗：冲锋枪、喷火器、毒气、轻迫击炮、反坦克步枪和枪榴弹。在1914年，还没有哪支军队把轻型机枪视为步兵的主要武器；同一年里，飞机只是用来进行炮兵定位，纯属一种缓慢而又脆弱的机器。到1918年，军队早就可以从快速机动并且全副武装的己方飞机那里获得支援；英国和法国的士兵出现在坦克冲击波之后，取得了最大的进展；到这一年，除步枪、马克沁机枪和某些火炮外，军队已经拥有了各种新式武器和全新的战斗理念。

在战争时期的指挥官们看来，1914年秋季之后的主要问题是恢复战场机动性。这个目的可以通过两大方式达成：要么加强火力，而且战前所有军队都懂得获得火力优势的必要性；要么加强军队的机动性。为获得火力优势，大多数参战国军队都极力增加机枪数量，同时减少其重量，从而使步兵更加行动自如。从1914年到1918年，轻型机枪、迫击炮和枪榴弹的使用使步兵的火力增强了至少五倍。通过增加火炮的数量、射程和尺码，所有参战军队都大幅强化了炮兵的火力。

德国人在战争期间做出的最大技术突破之一就是在战场上使用有毒气体，这种武器极大增强了进攻方的打击能力。很明显，德国人会有效地利用化学技术，因为他们的化学工业在欧洲规模最为庞大且最先进。对毒气弹的研制始于1914年秋季。到1915年1月，催泪弹就已经被运往东线，用来对付位于波利莫夫的俄国军队；然而由于极度的严寒，催泪瓦斯被冻结，首次毒气攻击就此失败。 随着战争进行下去，德国人变得极其精通毒气战。1915年，德国人在伊普雷斯使用毒气实施攻击后，各协约国也开始研究毒气战。但各国在气体毒性方面（的研究）从未赶上德国人，在有关使用毒气的复杂战术方面也有所不如。

战争期间，德国毒气生产总量是68100吨，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生产量之和的68905吨大致相等。 1917年，德国人成功开发了化学战术。德军炮兵首先要对装有喷嚏剂或强效感官刺激物（例如二苯胺氯胂或二苯氰化胂）的炮弹进行齐射（弹体上标有被称为“蓝十字”的标志）。这些物质哪怕散发出微弱气味即可使人打喷嚏和咳嗽，从而导致防御者难以戴上面具。接着，防御者会被大量光气弹袭击（该弹以弹体上所标的“绿十字”著称）。光气是急性的肺刺激剂，即便是百万分之二十的微小浓度也可致残或致死。第三种毒气弹是二氯二乙硫醚弹（芥子气或“黄十字”），它很少致死，但会引起身体灼烧或糜烂，并使受害者失明。芥子气的特点是极度耐久，大量芥子气可以使毒害性维持数周，因此被这种毒气弹击中的区域会变得难以通行。

在1917年11月的康布雷战役和1918年的春季攻势中，德国人混合使用了蓝十字弹和绿十字弹，从而使即将发起进攻的敌方部队瘫痪。黄十字弹则被大量发射到德方突击部队的侧翼，以便在他们和协约国反击者之间建立化学屏障。截至战争末期，德国人使用毒气至少造成协约国部队78198人死亡，908645人受伤。各协约国军队消耗了和德国人等量的毒气，但使用技巧较差，共造成12000名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死亡，另有288000人受伤。 毒气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军事作家们的忽略，因为这是一种极其丑陋的战争形式，它既不像步兵那样拥有传统，也不像骑兵和战斗机飞行员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然而，毒气极大地增强了德国军队的火力，德方总司令部开始在所有攻势行动中依赖它，有时甚至在防御作战中同样依赖。在1917年和1918年，毒气几乎变成了一种能够赢得战争的武器。

协约国最大的技术创新是坦克，它超越其他任何武器，使得交战双方力量的天平决定性地倒向协约国——坦克将火力和机动两大要素结合了起来。德国军队没有把坦克视作主要武器，直到局势不可挽回，这是德方总司令部最大的技术失误。“坦克”是个简单的概念，只是将现有技术组合成一种武器。到1914年，履带式拖拉机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用以商业达十多年。战争开始时，所有主要大国都使用霍尔特公司的履带式拖拉机来运输火炮通过崎岖不平的地形。1914—1915年间，冬季战争陷入堑壕战的胶着状态，英国和法国开始以履带式拖拉机作为基础，希望研发出打破僵局的武器。 法国的初始坦克型号是由施耐德公司于1915—1916年间制造的，它无非是在霍尔特拖拉机的底盘上，加上了装有火炮和两挺机枪的钢箱。英国的设计则有所不同，英制坦克呈菱形，从而拥有了更强大的沟槽穿越能力。

早期型号的坦克极不可靠。历史上的首次坦克攻击发生于1916年9月15日，即索姆河战场上，49辆英国马克Ⅰ型坦克中只有少数抵达目的地，大多数在到达前线前就已抛锚。少数没有抛锚，但陷入沟渠或被炮火击中的坦克提供了有用的支援。 首次令人失望的投入使用并没有吓倒英国人或法国人。在1917年的春季攻势中，英国人使用了60辆马克Ⅰ型，而法国人在4月的埃纳河战场上投入了180辆坦克。 由于出现技术故障或坦克手和步兵在作战时缺乏经验，这些坦克再次没能证明自己是有效的武器。然而在此时，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已研制出了改进的型号，并开始大规模生产坦克。

到1916年9月英国人使用坦克后，德军总司令部才开始考虑研发这种武器；而且哪怕到了这个时候，德方依然行动迟缓。鲁登道夫认为首次坦克攻击对己方“造成了不便”，但没有引起警惕。 总司令部成立了研制坦克的委员会，可是进展不大；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917年3月，来自摩托化部队的魏格纳（Wegener）上尉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和坦克委员会之间的联络官。在此之前，坦克设计者和军队之间缺乏协调。 鲁登道夫对于德国的坦克计划表现出了明显的兴趣不足。他在1917年声称，自己不会为制造坦克提供工人或材料。 战争结束后，鲁登道夫回忆说：“我们用缴获的坦克组建了小分队。我在1918年2月某个突击营的演习中首次见到坦克。它并没有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自己的坦克小分队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任何拥有先进机动车工业和重型机器工业的国家都能生产坦克。德国开始设计和制造按照当时标准来说令人满意的坦克原型。该国工程师约瑟夫·福尔默（Joseph Vollmer）从霍尔特公司的奥地利子公司那里获得了拖拉机底盘，对其进行调整和改良。他在底盘上安置了三个弹簧转向架，而不是像过去霍尔特公司那样只安装一个；他还设计了装甲车身，在上面装载一门57毫米火炮和六挺机枪。最后设计出的是重达30吨的A7V坦克，它可以搭载18名乘员，装甲厚度达30毫米。就像战争中的其他坦克那样，这一型号也经常发生机械故障。A7V所采用的设计导致其越野能力比不上英制重型坦克，但它拥有的200马力和弹簧悬挂装置使自身行驶速度达到每小时8英里，该数值两倍于缺乏悬挂装置的英国马克Ⅰ型甚至马克Ⅴ型。

德国的设计师，尤其是福尔默还在战争期间设计且制造了其他坦克的原型车。其中，A7V/U型坦克将拥有更佳越野表现的英国菱形车身与A7V坦克的各处部件组合在一起，安装了两门57毫米火炮和四挺机枪；该型坦克在1918年6月进行测试，并被军队接收。福尔默还在1918年设计和制造了两款轻型坦克。第一款是LKI型，它是围绕卡车底盘和发动机设计而成；它的形状很像英制惠比特犬坦克，装有旋转炮塔，具体功能也与惠比特犬坦克类似；这种7吨重的车辆被设计得很便宜，并且易于制造。第二款（轻型）坦克也是由卡车底盘制成，是一型重10.2吨的改良型轻型坦克，装有57毫米火炮。

德军总司令部并不打算优先生产坦克，因此只有20辆A7V交付部队。这些坦克于1917年12月抵达军队，并成立了3个A7V坦克连。1917年，德军订购了100辆A7V ；1918年9月订购了20辆A7V/U ；1918年6月订购了580辆LKI。 但只有A7V坦克投入战场。帝国军队所使用的其余80辆坦克是缴获的英制型号，该坦克军团总共编有8个连。

如果说鲁登道夫没有对坦克形成深刻印象，那么德军前线士兵们肯定也是如此。1917年11月20日，由476辆坦克组成的英国军队突袭康布雷地区的6个敌军师，仅用几个小时就突破了德军长达12公里的防线。英国人达成了目标——他们使敌军遭受重创，俘获4200人，缴获100门火炮。 1918年8月8日，由456辆坦克在亚眠发起的突袭撕开德国军队的防御，使英军在第一天就向前突进6英里，俘获16000人，而自身的损失相当轻微。 尽管1918年时，英国坦克在抛锚前只能持续战斗一天到三天，但它们总能突破敌军设防区域，并进入开阔地带。法国人在1918年也大量使用坦克。7月18日，他们使用346辆坦克在苏瓦松发起了最成功的突袭，向前推进4英里并俘获25000名德军。 到战争结束时，英国人已经制造了2636辆坦克 ，法国人也制造了3900辆。 另外还有多达数千辆（坦克）的订单预计用于1919年的战斗。

战后，许多德国军官将坦克这一技术兵器视为协约国军队获胜的主要原因之一。第51师的战时指挥官D.W.冯·巴尔克（D.W. von Balck）中将 认为，坦克“最初是被低估的武器”，后来发展成为“极其强大的攻击武器”。 冯·巴尔克还断言，德国军队的防御不能承受大规模的坦克攻击。 马克斯·施瓦特（Max Schwarte）中将在1923年写了关于坦克的文章，他认为“我们的所有对手都很早就认识到机动车辆的重要性，并且根据这项技术得出了合理结论”。 战后，赫尔曼·冯·库尔（Hermann von Kuhl）将军试图在德国国会委员会为鲁登道夫的政策辩解，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到1918年，坦克已经成为一种决定性武器。

冯·库尔在德国国会辩称，总司令部曾要求提供坦克，是工业界的失误造成了未能生产坦克。 但这一说法毫无道理。协约国方面提出关于坦克的想法要比德国早两年。然而德国的工程师很早就声明，他们可以很快研制出与协约国型号相同的各种坦克，可是坦克生产的工业优先级被排在了最后。就在坦克的生产找不到工人和钢材的同时，总司令部却授权生产两门巨大的铁路运载式“巴黎炮”，这种火炮能在70英里之外轰击巴黎。不过，德方付出了无数努力和代价才建成的这些火炮，在1918年总共才向巴黎射出367枚重229 ～ 307磅的炮弹，这只相当于一次空袭中所用弹药的重量。 让克虏伯生产巨型火炮的同时却减少坦克产量，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工业管理不善的最突出例子之一。约·弗·查·富勒（J.F.C.Fuller）将军指出，为了1918年的攻势，德国人应该砍掉大炮的生产，转而制造履带式拖拉机：“到1918年3月底，德军攻势因缺乏补给而‘逐渐停止’……如果德国人在3月21日和5月27日拥有5000辆至6000辆高效率的越野拖拉机，并且每辆可以运输5吨补给，即便是英勇的美国军人涌进法国，他们也将无力阻止英法两国军队被分割开来。”

相较于福煦和黑格（Haig），鲁登道夫可能是更好的战术家；但前两名统帅拥有想象力，来领会机械化战争的基本原理，而最后者没有。协约国一方的首批坦克理论家，英国的富勒和斯温顿（Swinton）上校，以及法国的埃斯蒂安纳（Estienne）上校都从各自国家的总司令部获得了充分支持，并从英国和法国内阁获得了资源，用以发展其构想。

对德国军队有关技术的态度的最猛烈批评来自军队内部。步枪测试委员会主席库尔特·托尔贝克（Kurt Thorbeck）上校于1920年为总参谋部撰写了长达33页、措辞激烈的研究报告，阐述了战争中的技术和战术教训。他着重强调的结论是“德国总参谋部并没有准确意识到世界大战的物质需求，从而没有在和平时期正确地为战争做好准备。这是德方在战争中所犯的根本错误”。 托尔贝克指出，总参谋部在战前并没有正确研究过由机枪和带弹匣步枪造成的影响。德军总参谋部里充斥着各种战术专家，但武器技术专家在这里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因此，一旦战争开始，总参谋部内并没有在技术方面训练有素的步兵军官来代表步兵这一兵种。如果确实有，军队就很可能会研制出更好的轻型机枪。 托尔贝克指出，由于总参谋部对技术的忽视，战争期间订购的大部分装备都是对金钱和精力的浪费。接着，上校举例说，为步兵生产重型防弹衣所花费的8250万马克本应用于制造坦克。 托尔贝克认为当然不存在什么“在背后捅刀子”——是军队对于技术的忽视，才导致了本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

结论

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动员1100万人参战，遭受了600万人的伤亡。协约国方面仅仅为对付德国就动员了2800万人，遭受了1200万人伤亡，这还不算那些与其他同盟国作战所遭受的损失。特雷弗·内·杜派（Trevor N. Dupuy）上校运用这些数据和其他战斗数据创设了军事效率评分体系。德军针对英军的平均效率优势是1.49比1，针对法军是1.53比1 ；另外，德军针对俄军的比率是5.4比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德国军队更加坚信其在进攻和防御方面灵活机动的战术优势。仅仅依靠战术，德国人就找到了打破堑壕僵局的办法。他们同样对自己在训练体制，以及航空战略和战术方面的优势充满信心。至于战争的负面教训，包括总司令部在战略上的失败和协约国对于德国的技术优势，将在20世纪20年代深刻地影响德国军队在训练、组织和战术方面的思想。关于第一个问题，除了对战争进行回顾性研究以外，对于糟糕的战时战略，德方并未找到任何现成的解决方案。至于第二个问题，只要意识到技术对战争造成的影响，就可以将其解决；值得一提的是，战后对参谋和军官训练实施改革，主要便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k3fSIWUUYjZVeOseyqts8CQsws1NBjIZTYFgAq709F03ZpOpdRld/+hCgkvi3r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