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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任德国总理时，他所继承的是一支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指挥得当、训练有素、现代化程度高的军队。本书主要关注这支军队创造其战术条令的过程，以及将这种条令与军队的武器、组织和军事计划相融合的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军队领导人紧接着就开始自发地认真分析战争的教训，他们开始创造一种军事体制，这种体制同令人印象深刻的旧帝国军事体制相比，将是巨大的进步。
本书将提供若干视角，以便深入观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军事改革问题。每个重要的军事强国都必须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产生的新武器和新战术等问题。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许多军官都进行了各种操作性分析，并且致力于开发新技术；在尝试应对新的战争状况方面，德国军队并不特殊，他们与外国军队的区别仅在于所用方法不同。
德军总参谋部创设战术条令，并且围绕这种条令建设军队的过程非常全面，这一点迥异于作为战胜方的协约国军队，后者在战后进行分析和重组的过程中所使用方法更加杂乱。在德国，总参谋部刚刚创设出新的战术条令，整支军队从将军到士兵就会立马以之开展训练。这支新军队的技术意识超过了它的诸多同行和它的前身，并且引进了有效的体制来开发武器。此外，在20年代中后期，德国军队的训练和指挥系统创设了高效的程序，持续地测试、调整和改进新的战术思想、单元组织和装备。德国军队的重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过程。
对历史学家来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军队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纳粹国防军，以及它在1939—1941年间取得的军事成果都以1919—1933年间的魏玛国防军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军将领，都是由魏玛国防军这个建立在帝国军队残骸之上的组织选拔和训练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极有名气的德制武器，要么设计于魏玛国防军时期，要么脱胎于魏玛国防军的武器计划。最为重要的是，1939—1941年间的闪击战策略本就肇始于20年代魏玛国防军的军事条令和训练。
鉴于魏玛国防军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发挥的关键作用，有关它的许多方面已经得到仔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术界大多倾向于关注魏玛国防军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发挥的影响，评估它在共和国崩溃和纳粹政权崛起过程中应负的责任。有几部优秀的著作从政治方面研究了魏玛时期的军队史，包括弗·路·卡斯滕（F.L. Carsten）的《魏玛国防军和政治，1918—1933》（1966年）和戈登·克雷（Gordon Craig）的《普鲁士军队的政治，1640—1945》（1955年）。魏玛国防军的许多其他方面也促使人们撰写了优秀的学术著作。卡尔·德米特（Karl Demeter）的《社会和国家之中的德国军官团，1650—1945》（1962年）与汉斯·霍夫曼（Hans Hofmann）的《德国军官团，1866—1960》（1980年）从社会学角度对魏玛国防军及其军官团进行了仔细研究。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个片段最引人注目，那就是军队私下的对外政策倡议演变成了共和国本身的外交政策，其特点是与红军及苏联政府进行紧密合作。但只有等到这个时期的苏联方面档案完全向历史学家公开，他们才能真正令人满意地撰写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著作。依据可获得的有限文献，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kson）撰写的《苏联统帅部：军事政治史，1918—1941》（1984年）是研究魏玛国防军与红军关系的最优秀、最全面的著作。作为少有的几部优秀著作之一，盖恩斯·波斯特（Gaines Post）撰写的《魏玛外交政策的军民结构》（1973年）阐述了魏玛国防军在外交政策方面扮演的角色。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各种专门研究魏玛国防军的优秀著作纷纷涌现。恩斯特·汉森（Ernst Hansen）撰写的《魏玛国防军与工业》（1978年）根据翔实的文献，仔细研究了德国军队早期重整军备的计划，以及它与德国工业界的关系。关于德国的军事工业政策，另一部有益的著作是格奥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的《德国军队和装备经济的历史，1918—1943/45》（1966年）。关于魏玛国防军的历史，就连某些相对冷僻的方面也涌现出了非常重要而细致的研究作品。沃尔特·斯皮尔伯格（Walter Spielberger）撰写了《魏玛国防军的机械化，1920—1935》（1979年），这部优秀著作研究了魏玛国防军的机械化计划。有关魏玛国防军的通史同样不乏优秀著作。哈罗德·戈登（Harold Gordon）的《魏玛国防军和德意志共和国，1919—1926》虽然撰写于1957年，但丝毫没有过时。这部内容详尽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魏玛国防军的良好起点。就最近而言，阿道夫·莱尼克（Adolf Reinicke）撰写的《德国陆军，1921—1934》（1986年）是部优秀的通史著作。对于任何一个研究德国军队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汉斯·麦尔-维尔克（Hans Meier-Welcker）所写的《塞克特》（1967年），这部长篇幅传记仔细研究了这位魏玛国防军统帅的生平；在多部描述冯·塞克特（Von Seeckt）的著作中，由麦尔-维尔克撰写的这部是最佳的传记。
但一支军队存在的理由是战争谋划、训练和作战，对于魏玛国防军而言，这些显然十分重要的方面却没有得到恰当研究。尽管许多著作已经触及魏玛国防军战术条令的起源和发展，然而只有少数真正深入其中。S. J. 刘易斯（S.J. Lewis）在《被遗忘的军团：德国军队步兵政策，1918—1941》（1985年）一书中对魏玛国防军的军事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出色学术研究。耶胡达·瓦拉赫（Jehuda Wallach）也通过《歼灭战教义》（1986年）一书做出了有益贡献，他研究了20年代德国军队中进行的战术和战略讨论。大卫·斯派尔斯（David Spires）撰写的《形象与现实：德国军官的培养，1921—1933》（1984年）仔细研究了魏玛国防军军官和参谋的培训过程。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书仍然没有全面描述魏玛国防军的战术条令。
对于魏玛国防军的战术，我（本书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多种不同阐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年，军史专家几乎都不再关注魏玛国防军时期的战术——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将军的思想除外。本书将在后文提到的许多历史学家这样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军队所用战术基本上是引进的，这些战术被德国人使用后在1939—1940年间继续获得发展。有位叫作巴里·波森（Barry Posen）的政治学家在《军事条令的起源》（1984年）中认为，德国总参谋部的保守倾向导致该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到了传统的进攻战模式。罗伯特·奇蒂诺（Robert Citino）撰写的《闪击战战术的演变》（1989年）对德国与波兰的军事对峙，以及德国针对波兰的战争计划做了有益研究，但他是从狭窄领域出发，得到的结论颇为粗略：他认为德国军队在20年代发展闪击战战术是为了应对波兰人构成的威胁。
在我看来，上述研究和学说既不足以阐述魏玛国防军的军事条令，也不足以说明魏玛国防军是如何获得这些战术方法的。德国总参谋部毕竟是个复杂的机构，有认真研究战争的悠久传统。有人认为，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展现出了发动进攻战的强大能力和创造力，他们在战后可能会受到传统惯性影响。但这种看法似乎并不可信。另一种让人存疑的解释是，如此善于开发新战术的组织可能会在战后抛弃自身经验，转而引进外国理论。总的来说，正是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而希望扭转这一局面，这就是我研究魏玛国防军的初衷。为此，本书必须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魏玛国防军的战术条令到底是什么？这种条令对于后来发展闪击战战术有何影响？魏玛国防军是如何发展其战术条令的？鉴于德国总参谋部并非成员同质化的官僚机构，而是不同个体的组合，其中很多军官富有想象力和才华，那么在总参谋部和整个军队内部针对军事条令发生过哪些辩论和争议？
作为军事思想史，本书旨在研究魏玛国防军及其战略和战术概念。因此，本书将聚焦于魏玛国防军的军事思想，尤其是总参谋部的军事思想。我会避免深入讨论魏玛国防军的政治角色、它的社会学意义、它与工业界的关系，以及它对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因为这些议题已经在弗·路·卡斯滕、戈登·克雷、恩斯特·汉森、汉斯·霍夫曼和盖恩斯·波斯特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详细探讨。如果读者有兴趣全面了解魏玛国防军，或是想了解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与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关系，我将向他们推荐上述作者的著作。我所写的这本书主要研究魏玛国防军的军事条令，是上述研究魏玛国防军的历史学著作的补充。
本书重点关注汉斯·冯·塞克特1919—1920年任总参谋长和1920—1926年任总司令时期的魏玛国防军。正是在上述时期，他做出了关于战术条令、军事组织和训练最重要的决定。1926年冯·塞克特离任时，魏玛国防军已经拥有明确的标准化作战条令和关于未来战争的理论，而这些（作战条令及理论）在之后魏玛共和国的剩余时间里只做了稍微修改和调整。实际上，德军在1939—1940年间各次战役中所用的战术，大多是发展于20年代早期。本书的研究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考察魏玛国防军战术条令的创立，依据的是总参谋部1919—1921年间，在冯·塞克特领导下所做的非常详尽的分析。那个时候，德国军队试图创设出一种军事条令，以改正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错误。尽管总参谋部大多数人赞同运动战的进攻理论，但在军队内部还是有很多异议和争论，而且出现了许多替代理论。这种争论将在第三章进行阐述。
本书第二个主要部分讲述的是魏玛国防军战术的发展，这种战术是由冯·塞克特和总参谋部在第487号军队条令《合成兵种的指挥与作战》中制定，该条令是德国军队关于未来战争理论的主要体现。第四章至第七章将考察军队的训练组织和武器发展如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制定的战术条令相适应。对于德国早期装甲兵学说和空军理论的研究也会涵盖在内，因为这两方面的军事战术都被视为未来战争的重要要素。德国军队在这两个领域都进步巨大，且直接影响了这些武器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发展。
第三个主要部分考察20年代中期至后期渐趋成熟的魏玛国防军，他们当时已经制定战术条令，而且以之展开训练（主要位于第八章）。在这一时期，魏玛国防军通过大规模的演习和练习实践其战术体系，同时熟练地运用诸兵种合同战术进行运动战。
本书并非汉斯·冯·塞克特的个人传记，尽管他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军队的关键人物，并且从军队机械化计划到空军理论，他个人的战争思想都无疑塑造了德国的军事思想。对于1939年进军波兰和1940年入侵法国的那支德国军队而言，汉斯·冯·塞克特发挥的缔造作用无人能比。军史专家通常认为冯·塞克特的思想非常重要和有趣，但并不认为其特别具有创新性。我对此不敢苟同——我想要通过本书证明的是，汉斯·冯·塞克特在许多方面都是具有原创性的军事思想家，他视野清晰，全面了解未来战争，并且能够将自己的见解灌输给德国军队，这些都足以使他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军事思想家之一。
即使伟大的统帅可以提供视野并为军队制定大战略，但其宏伟愿景若是无法通过有才能的参谋和军事专家的具体工作加以充实，他（统帅）的所有努力便仍会归零。伟大的统帅和军事理论家只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卓越的理论若由平庸的军官来实施同样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魏玛国防军拥有一个才能卓著的高素质军官团。很多参谋和指挥官本身就是优秀的军事思想家，能够将冯·塞克特的战术和战略要点付诸实践。一些军官甚至能够修正和改进冯·塞克特提出的要点。
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伟大的军事理论家时，总是倾向于忽略那些使理论起作用的较低层级军官。我想在本书中纠正这种倾向，关注魏玛国防军中某些虽然不甚知名，但仍很重要的较低层级战术思想家。有一些军官，如恩斯特·福尔克海姆（Ernst Volckbeim）是德国首要的装甲战术专家，赫尔穆特·威尔贝格（Helmut Wilberg）则是魏玛国防军首席空军战术专家。他们虽然没有发布过重大战略原则，却为装甲战和空战创造了一套切实有效的战术，而这些战术在魏玛国防军和后来纳粹国防军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遗憾的是，不管德语还是英语方面的军史专家，都只是相对较少地提到福尔克海姆或威尔贝格。我们早就应该对这些军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尤其是赫尔穆特·威尔贝格，他完全值得后人为其出书立传。
本书会交替使用“魏玛国防军”（Reichswehr）和“德国军队”（German Army）这两个术语。1919—1935年间，德国陆军的官方称谓其实是“国家陆军”（Reichsheer），海军的称谓是“国家海军”（Reichsmarine），两者合起来的官方称谓则是“国家防御军”。我意识到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并依照惯常用法进行了解释。甚至20年代的德国陆军通常也被称为国家防御军，“黑色国家防御军”这个当时使用的术语就是证明，它具体指代秘密的预备役陆军。汉斯·冯·塞克特在1933年撰写了一本关于本国陆军的著作，其名为“国家防御军”。哈罗德·戈登撰写了一部优秀的通史著作，讲述1919—1926年间的德国陆军，他习惯使用的是魏玛国防军这个术语。尽管确切来讲是不正确的，但当今大多数德国军史专家仍喜欢用魏玛国防军一词来表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陆军。另一个容易引起混淆的术语是“临时国防军”。临时国防军从1919年3月起是德国军队的官方称谓，在当时包括志愿军团和前帝国军队；直到1921年1月1日，它被相应条约规定的组织所取代，且该组织将常规部队的规模限制为10万人。从此以后，这支军队就被称为魏玛国防军。
我同样会交替使用“总参谋部”（General Staff）和“部队局”（Truppenamt）这两个术语。当然从法律上讲，德国军队在20年代并没有总参谋部。总参军官的正式叫法是“指挥官助理”（Führergehilfen）。此外，我也会根据当时的用法来解释“总参军官”（Genaral Staff officer）这个术语。部队局（Truppenamt）就是总参谋部。甚至在公函中，德军军官同样经常使用“总参军官”（Genaral Staff officer）这个术语或刻意模糊其定义——我甚至认为除非是站在协约国军控委员会的监察官面前，否则在20年代不会有任何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自称“指挥官助理”。至于其他标准化军事术语，例如“战略”（Strategy）和“条令”（doctrine），我通常遵从的是公认的美国方面军事定义。对美国人来说，战略指的是整支军队或集团军的行动，即大规模战争。从政治方面形容大规模战争通常会将其称为“大战略”。我们所称的战略，在德国人那里被称为行动；我们所说的大战略，则被他们称为战略。“条令”（doctrine）这个词在英语中是个常见的军事术语，在德语中却不常见。实际上，从这个词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人和德国人的战争思维存在很大差异——这个美国术语指的是战术的固定化，是指应用战争原则的“正确”方法；而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从未以条令的方式定义战术和战略。德语中意思最接近的词汇可能是“概念”（concept）。军事战术是指一般性的指南，而不是字面的公式或战争原则。使用“条令”这个简单方便的词汇，是为了描述魏玛国防军的标准化军事战术。鉴于德语中没有确切的术语来描述标准化战术，我将使用“条令”一词，但此处不包含美国军队添加的“教条”这个额外含义。
本书将利用当代资料，重点关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军事思想。极为幸运的是，我在进行这项研究时恰逢德国重新统一。西方历史学家获准重新进入之前并不开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档案馆。我可以查阅这些档案并使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学者无法获取的各种材料。除此之外，关于德国军队的材料通常还可以从几个重要收藏处获得，尤其是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德国记录材料收藏处，以及位于西德布雷斯高地区弗莱堡的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特别重要的是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的克里勒收藏处，该学院位于安大略省的金斯顿。该收藏处是继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北美地区有关德国军队的最佳收藏处。克里勒收藏处拥有诸多20世纪20—30年代的图书、期刊和军事手册，凭借这些材料足以构建出20年代德国战术条令的清晰画面。我还附列了一份范围极广的书目，它远远超出了本书叙述重点，包括同时期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战术条令，从而帮助读者很好地将魏玛国防军的战术和组织与各个一战协约国进行比较。
虽然我使用的大部分文献多年以来其他历史学家也很容易获得，但我可以说自己使用的方式具有原创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多年，大多数学者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来使用这些文献，也就是考察魏玛国防军在魏玛共和国内扮演的角色。直到最近，像第487号军队条令之类的战术条令仍然相对不受重视，而魏玛国防军与政府之间的通讯往来则立马会有人进行考察——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都是如此。我的方法是分析这些条令，并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方的研究在创造军队战术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重要的文献，还有恩斯特·福尔克海姆和赫尔穆特·威尔贝格等人的著作被忽视了，这种忽视导致的结果就是20年代早期德国军事思想的质量和内容也相对被人忽略。我希望通过本书重新发掘魏玛国防军军事思想的主要趋势，同时证明这些趋势对于德国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的后续发展极为重要。
有关魏玛国防军的研究可以为现代军事领袖们提供若干经验。首先是冯·塞克特和总参谋部在战后立即制定的有效的改革方法。冯·塞克特1919年提出的那些问题是研究军队战时经验教训的基础，无论现在还是当时，对于研究作战理论都极具价值。进行全面性的战后调查，雇用数百名军官参与调查计划，这是高效客观地研究战争经验教训的范例。这个调查深刻分析了德国军队的战时表现，包括所犯错误，发展出了许多清晰并被事实证明为合理的行动方案和战术方案。
第二大经验是冯·塞克特和魏玛国防军指挥部营造的知识氛围。魏玛国防军虽然坚持部队应该采用共同的行动条令和战术条令，但避免了知识僵化，因为这是任何军队的最大敌人；他们在军事事务上允许弹性，并对争论表现出了足够的宽容。像是库尔特·黑塞（Kurt Hesse）那样反对新作战理念的军官也被允许公开提出激进的替代方案，同时不会受到惩罚。鉴于总司令部的态度，20年代的运动战理论逐渐转变成了30年代的闪击战概念。
第三大经验是训练至上。魏玛国防军重视军队成员，尤其是领导人员的训练，从上等兵直至高级总参军官均是如此。魏玛国防军的训练体制引入了很多创新举措，（该体制）既善于训练大部队，在单个士兵的训练上也同样表现卓越。除拥有合理的战术理论外，恰恰就是训练使得魏玛国防军超越了当时所有对手，确保了德国军队1939—1940年间的战场效率和战术成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德军的体制正是直接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失败的基础之上。
最后，对于魏玛国防军的研究还可以得出第四大经验，那就是个人在历史发展上的重要性。汉斯·冯·塞克特是努力重建和改革德国军队的核心，而且功劳的大部分也应该归属于他。那个时期的其他德军领导人几乎都不具备必要的能力、威望、知识和视野来鼓舞一支被打败的军队，进而极大地重塑其体制和条令。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和各种反对声音，冯·塞克特所取得成就无疑是非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