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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伯勒公爵曾写道，“缺乏早期和优质的情报就无法顺利地开展作战。”乔治·华盛顿对此深以为然，“获取优质情报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无须就此进行过多讨论。”对此，任何有头脑的士兵、水手或飞行员都不会有异议。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军事领袖就一直在寻求获得敌人的信息，如敌人的实力、弱点、意图和部署。当亚历山大大帝在还是一个男孩时，就开始代替外出作战的父亲菲利普统治马其顿。令访客印象深刻的是，亚历山大向他们详细询问了各自国家的各种信息：人口的多寡，土地是否肥沃，道路的走向以及是否被河流横穿，城镇、港口和要塞的位置，以及有哪些重要的人物……而这些国家不久就被亚历山大所征服了。年轻的亚历山大所收集的信息，现在被称为经济、地区和战略情报，他积累的知识在他入侵地域广阔、构成复杂的波斯帝国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亚历山大之所以能取胜，不仅在于他率领了一支效忠于马其顿君主制的、由勇猛的部落战士所组成的部队，还在于他成功地瓦解了波斯帝国，击中了它的弱点并利用了它内部的分裂。
分化征服的战略，通常需要依靠对地区情报的掌握，这一战略是许多庞大帝国建立的基础。不过，并非每个帝国都是如此，比如蒙古人就喜欢进行恐吓，利用他们即将到来的流言来瓦解抵抗。如果骗术能增强他们恐怖的名声，那就更好上加好了。1258年，旭烈兀的部队突然从沙漠中冒出来，直抵巴格达城下。旭烈兀向伊斯兰的精神领袖、穆斯林帝国的统治者哈里发许诺，只要献出巴格达就可免于一死。而哈里发却在投降后被勒死了，然后蒙古大军继续前进。然而蒙古人也是一个大范围活动的部落民族，他们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知晓很多信息，在没有战争时也愿意进行贸易。贸易市场除了货物之外也是重要的信息交流中心，而且劫掠者们通常也会要求开展贸易——如匈奴人之于罗马，维京人也是如此——他们要求可以在定居点的边境设立市场。商贸通常是劫掠的前奏。虽然维多利亚时代通常是先征服再进行贸易，但在大多数时候却是恰恰相反的。
对于一个崛起的帝国来说，游牧部落只是癣疥之疾而不是心腹大患，因此他们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他们把发放和收回在边境进行贸易和设立市场的许可作为一种专门的边境控制手段。 1 不过，他们同样会采取积极的“前进”政策。埃及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们不仅在埃及和努比亚之间的边境上修筑宽阔的堡垒地带，还组建了一支前沿部队并长期维持活动状态。这支部队的任务是阻止努比亚人入侵尼罗河河谷，同时深入沙漠进行巡逻并报告敌人的行踪。在底比斯保存的一份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报告记载着“我们发现了32个人和3头驴子的踪迹”——这份报告虽然已有近4000年历史，但看起来却好像是在昨天书写的。
古埃及的边界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狭长的尼罗河谷四周环绕着沙漠，使防御者的负担降低到了最低程度。作为相反的例子，罗马帝国则是强敌环伺，入侵者既可能来自陆地，也可能来自海洋，需要综合使用精心构筑的工事与机动部队来进行防御。在罗马帝国武力的巅峰时期，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偏好积极而非消极的防御策略，他们在前沿后方的战略要地维持着强大的打击力量而不是将其部署在第一线。只有在罗马军队的实力下降，而入侵者因此相对变强时，罗马帝国的边境防御工事才会得到加强。
然而，不管是在上升时期还是在衰弱时期，罗马帝国都为收集情报而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在恺撒征服高卢的过程中，情报的运用起到了和罗马军团的强大战斗力同等重要的作用。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费尽心思收集了高卢的经济和地区情报，而且他对高卢人的民族缺陷，以及虚张声势、朝三暮四、不堪一击和一触即溃等表现做出了冷静而客观的评估。他积极地积累民族志知识，了解各部落的特点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并运用这些知识去击败他们。除了战略情报之外，恺撒还拥有一套发达的战术情报系统，使用中短程的侦察部队在主力前进方向之前30公里左右进行侦察，在他发动会战前刺探敌人的领土和兵力部署情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作战原则，而且这些侦察部队可以随时直接面见恺撒。
不过罗马帝国的情报系统并非是由恺撒发明的，而是来自积累了数百年的军事经验。有证据证明，在高卢战争（公元前一世纪）之前这套系统就已存在了，证据显示当时的罗马已经开始用不同的术语来称呼不同类型的侦察部队了：前锋骑兵，在部队前方担任近距离侦察的单位；侦察兵，负责远程侦察的单位；密探，负责深入敌军领土进行侦察的单位。此外，罗马军队也会使用当地的情报员（探子）、战俘、敌方逃兵和绑架来的平民。 2 恺撒即使不是这套系统的创始人，也有功于将其专业化，并进行了一些重要措施的制度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让侦察兵获得了直接面见指挥官的权利。此外，恺撒本人也会亲自前去探查敌情，虽然有点危险，但却是必要的直接干预。在公元四世纪时，罗马帝国陷入了危机，以至于需要一位（之后有两位，甚至更多）皇帝长期待在军中。而这直接引发了一个偶然事件，导致罗马帝国失去了一位皇帝并逐渐走向衰落和覆灭。公元378年的那个灾难降临之日，虽然罗马皇帝瓦伦斯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与前锋骑兵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而后者也准确地将哥特人的实力和部署报告给了他，但罗马军队仍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这一系列事件证明了一个深刻而长存的真理：“想要在战场和政坛幸存，可不能仅仅依靠情报。” 3
不过，除非环境变化，否则情报体系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从罗马帝国的巅峰时期往后推五个世纪（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四世纪），大环境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在这一时期，侦察靠的依然是耳朵和眼睛，通讯靠的依然是嘴巴或纸张，情报传输的速度也不会超过最快的马。罗马时期的理论，甚至在一千五百年后依然无法撼动。
罗马帝国体制在公元五世纪时的崩溃，也导致了有组织的情报机构的解散，随之而去的还有情报机构提供的诸如出版情报指导手册和地图等辅助支援（尽管在我们眼中罗马地图很奇怪——他们经常采用路线图而不是二维坐标来显示地形特征，但对于作战指挥官来说，这些地图的失传仍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令罗马的情报体系雪上加霜的是，罗马的道路体系在逐渐衰败并最终被荒废。罗马的道路是为了进行快速的全天候军事转移而修建的，由罗马军团负责维护——罗马军团不仅是战斗部队，也是工程兵部队。罗马军队的快速消亡导致了罗马运输体系中的关键节点，如桥梁和渡口很快停止了建设。当然，在罗马征服时期罗马的道路体系是不存在的，恺撒不得不依靠向商人和当地人问路并强征向导才穿越了高卢人的领地。但是，罗马的道路在五个世纪里帮助帝国进行了自卫，因此当它们的硬化表面碎裂后，快速进行远距离作战就变得不再现实了。
对于蛮族首领来说，谁继承了罗马帝国无关紧要，只要他们还能在自己的领地维持权力即可。但是在公元八世纪和公元九世纪，加洛林王朝试图重建罗马帝国的疆域时，碰到的第一个阻碍却是没有道路。当加洛林的军队试图穿越在旧罗马帝国疆域之外的德国地区时，这一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了。在这些蛮荒之地，既没有道路也无法轻易获得情报。
后世对于中世纪作战所面对的困难的认知，部分来自条顿骑士在公元14世纪试图征服波罗的海沿岸并传播基督教时的经历。条顿骑士是一个十字军组织，他们致力于使普鲁士人和立陶宛人皈依基督教，本身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很高的组织性。他们依托绵延分布在波罗的海沿海的城堡开展行动，这些城堡是他们的庇护所和向欧洲腹地发起十字军远征的出发地。
条顿骑士的主要行动地域之一是东普鲁士到立陶宛之间的一块100英里（1英里约合1.61千米）宽的动荡地带，这是一个由沼泽、湖泊、小河、灌木丛和森林构成的迷宫，几乎难以找到出路。条顿骑士们征募了当地人为侦察兵，以开辟道路和报告敌情。后来，他们的情报被汇总到了一本大约在1384年至1402年之间编成的军事指导手册《立陶宛道路指南》中。书中有一个例子，条顿骑士希望从万德齐奥加拉前往萨莫吉提亚——这两个地方都在现在的考纳斯附近，按今日的路程两地相距大约35英里，但是当时需要沿着小路穿过一片灌木丛，然后再穿过一大片森林，条顿骑士需要在里面清理出一条路。之后，是一片荒原和另一片荒原，然后是第二片森林——“即便是只有十字弓射程这么近的距离，也得自己开辟出道路”。最后，是第三块荒原和第三片森林。穿过这些地带之后，条顿骑士才刚刚站在了真正的荒原面前。
一封描述这一路程的普鲁士侦察兵的信件被复制到了《立陶宛道路指南》中，信中写道：“有件事得告知您一下，上帝保佑，盖杜特（人名）和他的小队安全地回来了，他们完成了您交代的所有任务，沿着一条横穿涅曼河并直通立陶宛的路线，在涅曼河靠近我们这一侧，标记出了长达4.5英里的道路。”报告中的口吻令人想起了3000年前刚从努比亚巡逻归来的埃及边境巡逻队。而1941年时，德国北方集团军群向列宁格勒进军时所跨越的，正是信中所描述的地方，德军所遇到的障碍对于条顿骑士们来说一定是再熟悉不过了。 4
奇怪的是，圣地十字军在11世纪时却没费多大劲就抵达了耶路撒冷。在1394年，条顿骑士团总团长在回应勃艮第公爵菲利普询问第二年是否会发起波罗的海十字军东征时回答道：“我无法预测未来的意外事件，尤其是为了参加远征我们不得不以危险的方式独自越过大洋，一路所能指望的几乎只有上帝的意志和处置，以及良好的天气。”虽然换做一位现代的情报官来进行回答，措辞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内容肯定会是几乎完全一致的。反过来，圣地十字军却找到了简单得多的办法，要么走海路，要么沿着意大利残存的罗马大道，或者进入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在南欧的领土——此地有当地政府持续维护和修整的道路。一旦抵达君士坦丁堡，他们又能得到向导和护卫，并沿着旧罗马帝国的军事道路前往托罗斯山脉。但是当他们到了今日的土耳其东部地区后，由于当时此地已经被来自中亚的塞尔柱土耳其移民所入侵，这些十字军会发现当地道路已经年久失修，其他便于行军的设施也差不多如此了——蓄水池被毁、水井干涸、村庄被废弃。这是骑马的游牧民族以掠夺和遗弃的方式摧毁一个文明的乡村的征兆。前往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段路，比十字军刚离开欧洲时难走百倍。 5 在西欧本地经历了整个中世纪时代的军队领袖会发现，阻碍发起有效行动的因素一直存在。主要问题是长期缺乏金钱，这使得军队领袖几乎没法招募军队和为军队提供食物与其他补给。在这一时代，转移部队也很艰难——这不仅是因为缺乏全天候可通行的道路网，还因为缺乏足够的情报——统治者无法把部队部署到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在公元9世纪维京人入侵时，这一痛楚尤为尖锐。维京人凭借速度极快且十分适航的长船在机动性方面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能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任何地方，以猛烈的攻击打得防御方措手不及。而且在维京人对基督之地的第二阶段恐怖攻击中，懂得了在他们上岸的地点夺取大量马匹以摧毁和劫掠更深入内陆的地方。根治维京侵掠的特效药是建立海军，但这超出了中世纪君主的能力；而另一个办法就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维持一个情报系统，以提供早期的预警——这一任务的复杂性更是远远超出了公元9世纪时王国的能力范围。此外，维京人的领地也不是好奇的陌生人所能待下去的——即便你有钱让人说漏嘴。况且，掠夺比当情报贩子在金钱方面收益更高，而维京人还很享受屠杀的快感。 6
到了14世纪，后罗马时代的战争条件已经变得十分有利于本地统治者了。压制游牧民族——西边的维京人、南边的撒拉逊人和东边的骑马民族——的需要，刺激了固定防御工事的修建，包括连绵的屏障和城堡链，这些设施巩固了前沿地带，安定了边界，使得贸易得以恢复，而贸易又使国王能够积聚更多的财富来雇佣更多士兵。同样地，金钱还可以用来购买情报和雇佣间谍。间谍可以坦然地混迹于旅行商队中，或者假借宗教使命不受怀疑地来往于各个国家。在英法百年战争中，间谍已经十分普遍了，以至于不属于双方的负责仲裁战场礼节的裁判们需要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公正的名声——虽然英法的大使也这么做了，但显然没多少人相信他们。
到了14世纪中叶，英国间谍已经在法国北部和尼德兰建立了庞大的间谍网，用金钱从当地人中获得情报。而法国间谍常常是以英国政府认可的外籍僧侣和旅行修士的身份作掩护，具体的情况现在已经很难了解了。这些间谍的情报的价值，现在同样难以评估了。此外，在通信手段得到改善的时代依然存在的问题是，信息在中世纪仍然难以进行快速传输。道路糟糕，骑马送信不可靠，海洋是天然的障碍，尤其是在英格兰和法国之间。英国国王试图让道路通畅起来。法国北部的维桑港是离多佛最近的港口，是前往英国的常用出发地，这里的渡海费用是有法律规定的。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英国政府出资维持了一支驿马队伍用来传递官方信息。有证据证明，传递信息的报酬很高。1360年3月15日，法国攻击温彻斯特的消息被送到了位于雷丁的英国议会。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英国情报部门对此提前发布了预警。 7
在中世纪，除非距离很短，否则是很难获得实时情报的——它无法快到在敌军动身之前到达。而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几个世纪。有时即便在狭小的战场范围内，关键情报也无法传递。例如在吕岑，1632年11月16日发生了“三十年战争”中最关键的战役之一，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人）和瑞典军队在当天日落时各自后撤。此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已经被杀了，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华伦斯坦再度发起进攻，瑞典人可能会一败涂地。然而，双方都没有察觉到对方的动作。第二天瑞典人杀了回来，缴获了神圣罗马帝国因为没有马匹拖曳而留在战场上的火炮，后者因此而失去了一场本来属于他们的胜利。 8 与“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军队相比，18世纪的欧洲军队已经变得更加专业化了。即便这样，他们也感到难以获得实时情报。不过，腓特烈大帝在1745年指挥的霍恩弗里德堡战役却是个例外。在这次战役中，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人）的军队集中力量试图从普鲁士手里夺回在1740年被腓特烈非法占领的西里西亚。虽然腓特烈大帝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动向的概略报告，但是他需要足够的时间以把军队部署到有利于抵抗的位置上，他需要把对手从四周的山地中引诱到西里西亚的平原上。腓特烈大帝先是安排一个由他掌握的，身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总部的意大利双面间谍，让他散布普鲁士军队正在撤退的谣言。然后，腓特烈大帝把军队隐藏在复杂的地形之中等待奥地利人的出现。奥地利人对自己的行踪毫不掩饰，因此当他们进入腓特烈大帝的视线中时，他可以通过观察获得所谓的简单的即时情报。其中，扬尘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物。“空中有一大片像云一样的灰尘表明敌军的搜粮队就在附近。如果有同样的灰尘出现，但却看不见搜粮队，则表明随军的小商贩和粮秣已经被送往后方而敌军将要开始行动。浓重但孤立的塔状烟尘表明敌军已经开始以纵队形式行军。”其他的参照物还包括在晴朗的天气下，最远能够在1英里外进行辨认的佩剑和刺刀反射的太阳光。与腓特烈大帝同时代的法国元帅德·萨克斯曾写到过“如果（刺刀反射的）光芒向你直射而来，就代表敌军正在向你靠近；而如果这些光芒是散乱和稀疏的，那么就代表敌军正在撤退”。 9
6月3日，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已经进入了一处能够控制霍恩弗里德堡前方平地的制高点。临近下午4点时，他发现了一片烟尘。透过烟尘，在明亮的阳光下逐渐可见奥地利军队排成了8个巨大的纵队向普鲁士军队开来。在夜幕降临时，腓特烈下令在夜间进军。第二天早晨，霍恩弗里德堡战役打响了。
虽然获得了情报方面优势，但腓特烈也赢得并不轻松。奥地利军队不仅拥有人数上优势，还在夜间和盟军一起移动到了普鲁士军队的侧翼。而且一如既往地，拥有火力优势的一方会更容易获得胜利。腓特烈一开始在情报方面取得的先机被抵消了，后来是依靠他在激烈战斗中的敏捷思维和普鲁士士兵的猛烈反击才扭转了战局。 10
而在之后的战争里，同样的事情也还在继续上演。欧洲军队在欧洲之外的战斗中，尤其是在北美的森林里，就算他们的印第安盟友熟悉这片土地并且还是侦察和奇袭方面的大师，在森林深处他们依然遭遇了惨败。1755年，布雷多克将军的部队在今日匹兹堡附近的莫农加希拉遭遇到了灾难性的失败，一支庞大英军部队在短短数小时内就被敌人消灭干净了，而这要完全归咎于他们在印第安盟友的指引之下，盲目地踏入了法军在未曾开辟和未经侦察的林地中所设置的陷阱。在这场被双方都称之为“北美战争”的战争中，情报依然占据了重要地位，常常是胜利或失败的根本原因。
而在英军熟悉的欧洲战场上，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1792—1805年）的战争中，情报却很少单独带来胜利。即便在1808—1814年的半岛战争中，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对阵法军时也是如此。当时的情报虽然可靠，但却因传递得太慢无法带来即时的优势。实际上威灵顿所依靠的情报手段，和公元3世纪时期西庇奥在西班牙对付新迦太基人时没什么两样。威灵顿、恺撒和西庇奥在搜集情报时使用了完全一样的办法，他们最先关注的是掌握当地地形（威灵顿是个杰出的地图和历史文件收藏家）和敌军的特点。至于战术情报的收集——何人在何时位于何地、他有何意图与能力，则是每天、每周和每个月都在进行的。 11
威灵顿在人数方面占有优势，因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站在他这一边。作为入侵者的法国人则受人憎恶，而在1808年的暴行之后，则更被人痛恨。威灵顿没必要去寻求情报，情报就会自己蜂拥而来，他的问题是如何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对他很有启发的例子，同时也可以作为前电器时代情报收集的范例的，是威灵顿自己之前在未被征服的印度作战时运用的情报组织。1799—1804年威灵顿（阿瑟·韦斯利）在印度是代理指挥官。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在西孟加拉邦、孟买和钦奈控制了大量的飞地，但是南亚次大陆的大片土地还控制在当地军阀或部落手里。法国人利用外交手段，以贿赂和直接插手的方式，试图把大多数反英势力拉拢到自己一边。威灵顿指挥的军队规模较小，而且混合了英国人和印度人，主要是对付那些孤立的印度统治者，如蒂普苏丹和海德尔·阿里——这两者都是没落的莫卧儿王朝的封臣，但都能有效地管理自己的军队与国家。
为了获胜，威灵顿需要稳定的最新信息来源，包括近处和远方的，以便预测敌军的活动，获知盟友转变阵营的预警，搜集敌军储存物资、招募士兵和其他准备发动进攻的征兆。获取此类信息来源的传统手段是利用现有的部队或者从当地人中征募组建侦察部队。不过英国人和印度人有资源创造第三种办法，他们接管了之前已经存在的情报系统并让其为自己所用。
印度拥有独特的“哈卡拉”（Harkara,意为信使）体系。因为南亚次大陆幅员广阔，地形复杂，在英国统治印度并修建铁路和主干公路之前，印度境内一直缺乏长距离道路，权力难以超出本地范围。即便16世纪莫卧儿征服者建立了集权统治，印度实际上仍然十分分散。位于德里的莫卧儿王朝依靠下放权力进行统治，要么是任命有权势的地方官员，要么就是与地方权贵通婚，尤其是在印度西部和南部。只有下级的法院定期向上提供事件报告，这套制度才能运作。有两类人负责进行信息的传递：一种是写手，他们通常是印度的高种姓学者；另一种是信使，他们负责快速在远距离之间传递口头的和书面的信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系统衍生出了一个印度独有的产物：简讯——通常是用波斯语书写的，这也是莫卧儿法院的工作语言。简讯使用了高度程序化的语言，基本以一周为周期进行发送。简讯一开始只是官方文件，但是随着写手甚至信使获得了自主权，让它逐渐变成了一种私人报纸。最终它也没变得十分私密，“哈卡拉”可以决定向谁发送简讯，“哈卡拉”体系中的人员身份也变得模糊了，有时是情报搜集者，有时是传递者。同时“哈卡拉”人员还获得了一些独特的权利，除了一定会获得报酬外，还成了法院的某种地方通讯员，而众所周知的是，他们还为远方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服务。
“哈卡拉”体系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因为它对于体系两端的人来说具有不可或缺性，“哈卡拉”人员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独立性，模糊或者误导性的新闻可能会导致无辜的人受到惩罚甚至丧命。然而对于“哈卡拉”人员的惩罚却只是针对个人的，并非想要破坏体系本身。在18世纪末英国人逐步取代莫卧儿帝国的统治地位时，印度的政治和军事生活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这个体系之中。想要在莫卧儿帝国的权力基础之上重建有效统治的英国人，并没有摒弃这个体系，而是直接将其接管。英国人“在自己的亲自控制下重建了印度古典的情报系统，将博学的婆罗门写手的写作技能与知识和部落与低种姓人结实的身体与长跑技能结合了起来”。 12
离开了“哈卡拉”，威灵顿是没有办法成为殖民军中的杰出将领的，他的手腕既文明也残暴。而他的继任者也延续了他的做法。直到19世纪中叶电报和印刷报纸到来之后，“哈卡拉”体系才走向消亡。但是即便这样，对长距离信息传递的培训仍然坚持到20世纪20年代，因为印度人对于新闻的巨大需求，以及“哈卡拉”体系相对于官方的独立性，对于南亚次大陆的生活来说是一个独有的优势。有人说印度之所以成为并依然是第三世界最大的和仅有的民主政体，正是因为它的公民对于信息有永不满足的渴求。
“实时”情报最好的定义，可能就是在充足的时间里某人知道了能有效地利用某事的信息，这是现代信息处理的黄金标准。不过，它即便是在威灵顿的时代，经常也不是一个重要军事考虑要素。亚历山大、恺撒、威灵顿在指挥作战时都受到了特定的约束，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就是在任何无法使用传令兵或快马抵达的距离范围内，通讯速度都十分缓慢。据称，最快的“哈卡拉”人员能在24小时内跑100英里，但是质疑者认为他们最多只能跑50英里。现代马拉松参赛者的最好纪录，约为3小时跑完26英里，这可以作为参照物很好地衡量电气时代之前实时情报的传递速度。电气时代之前的陆军和海军，作战时的情报范围都在100英里之内。因此过去的指挥官极其重视战略情报的重要性：敌军的特点、敌军的实力和规模、敌军的位置、敌军作战区域的地形特点，以及更加笼统的，敌军军事组织所能依靠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前现代世界的将领正是依靠对于这些因素的猜测来制定计划的。“实时”情报——敌军昨日在何处，此时正在向哪个方向进军，今天敌人可能出现在哪里——都是神秘莫测的信息，几乎很难在真实的战场上获得。最迟到1914年，10个法国骑兵师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试探了差不多两周，都没发现有数百万德军正在开进。1940年，法国的侦察部队又在同样的地方栽了跟头。战略情报当然是值得拥有之物，但是它很少能带来现实的空间和时间上的优势。为此，还需要其他的一些东西。具体来说是什么呢？如何确保能在关键的问题上——何事、何故、何地和何时——得到有利于己方而非敌军的答案？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获得实时情报的首要因素，就是指挥官拥有比敌军在地面上或水上移动速度快得多的通信手段。直到19世纪，通讯的速度比部队的移动速度快得有限。一支军队的行军速度约为每小时3英里，而骑马侦察兵的速度大约是他们的6倍，但是侦察兵必须在敌军与己方之间折返，所以速度差要减半。而且，在此期间敌军依然还在前进。因此在古代战斗中很难实现突然性是并不奇怪的，除非出现叛变行为或缺乏侦察，或两者皆有之，正如1071年曼齐刻尔特战役时拜占庭军队的遭遇一样。当时拜占庭军队失去了骑兵的掩护，这使得他们的指挥官对于战况一无所知。
曼齐刻尔特战役是一场遭遇战，双方的部队都在同时开进（当时更常见的情况是一支军队撞上了另一支处于防守状态的军队的前哨）。此时，双方都发出了战斗警报——不是像大多数遭遇战一样先出击再后退，而是直接后退并向大部队提供早期预警。例如在滑铁卢战役时，威灵顿的部队对法军来说只是战略上的意外而不是战术上的突然性。当法军接触了英军的前哨后，威灵顿于6月16日在卡特勒布拉打了一场迟滞战，并在两天后撤到了之前已侦察过的，位于滑铁卢的主阵地。
直到最近的几次战争中，在海战中实现突然性与在陆地上一样困难。实际上，海战中的老大难问题就是双方的舰队如何发现彼此。因此海战往往发生在狭窄的水域，或者说“航道”中——这通常是以前发生过战斗的水域。理论上，随着19世纪初旗语编码的发明，一位海军将领如果把船只以目视可见的最大距离（12英里）为间隔来布置队形，如果他的指挥链足够长，那么他可以创建一个覆盖几百英里海面的预警屏障。然而事实上，没有哪位海军将领拥有足够多的船只，而且不管怎样他们也更愿意把船只集中起来，因为船只分散的风险远大于被突袭的风险。能被指挥官召回的船只才能实现突然性，而分散在外进行侦察无法被随时召回的船只则办不到。直到20世纪初电报的发明并在战舰上得到应用，海军将领才能指挥远洋海军。即便如此，旧的习惯依然难以改变，水手们还是喜欢目视可见的信号。
目视当然是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获取实时情报的手段。在电报出现之前是这样，在电子视觉显示的时代也是如此。而在两者之间，即从19世纪中叶电报发明到20世纪初无线电出现之前，听觉曾一度成了最重要的情报传输手段。当然，现在它也具有某种同等重要的地位。从战略情报角度来讲，听觉不如以电子通讯传输的书面情报（如传真和电子邮件）重要，而战术情报则讲究直接与快速。在激烈交战时，指挥官与前线或前线与指挥官之间主要是用语音进行通讯，这从公元前57年恺撒在桑布雷河亲自指挥第十军团与内维尔人交战以来就是如此。恺撒呼喊着百夫长们的名字，并大声鼓舞其他人，改变了战斗的节奏，为罗马人赢得了心理优势，并最终征服了高卢地区。
听觉通讯的黄金时代——伴随着莫尔斯电码的嘀嗒声，以及无线电中传来的人的声音——相对来说是短暂的。它在军事舞台上从19世纪50年代活跃到20世纪末左右。但是这段时间内听觉通讯依然存在着令人遗憾的不足，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东西线固定的阵地承受着猛烈的炮击，这使得电线经常在战斗开始之初就被炸断了。而此时，不依赖于笨重的电源的紧凑型无线电还未问世。因此，无法实现实时情报传输。指挥官会在短时间内失去和前线的联系，甚至失去与所有部队的联系，而战斗也会朝着混乱的方向发展。
不过，在海上却是另外一种情况。由于使用轮机驱动的战舰能提供足够的电力，1914年时舰队内部以及各分舰队之间使用无线电通讯已经成为标配。不过这也并非完美，由于还无法通过定向无线电传输来排除干扰，一旦舰队行动紧张起来，舰队指挥官依然要依靠旗语来控制分舰队。不管怎样，在1918年时，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未来的海军通讯将属于无线电。
不过，无线通话（R/T）与无线通信（W/T）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用语音广播而后者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无线通话很不安全，因为敌人会和预定的接收者一样方便地听到内容。当然，无线通话也不是不能保密，比如可以使用甚高频进行定向发送，就像反潜护卫队在北大西洋战役时使用的舰船间无线电通话（TBS）系统那样。但是作为安全的通话手段，甚高频无线电通话的有效距离过短。利用无线电波在远距离传送信息的唯一办法是加密，而这实际上是回归了无线电报的途经。因此矛盾的是，无线电语音通讯因为不安全而失去了在战略和战术上的灵活性与即时性。随着20世纪的发展，伴随着雷达、声呐和高频测向等无线电衍生品的兴起，海战的指挥变得越来越电气化了。但是由于需要进行加密和编码，高层级、远程的通信仍然停留在使用莫尔斯码的无线电报上。
无线电报会造成延迟，这也是为什么对通信有着同样要求的陆军和空军而言，在深陷近距离作战时，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加密或者编码，也不能自由地用无线电通话的原因。因此，战术编码被发明了出来——例如英国陆军的Slidex编码体系——但是即便是使用Slidex也很费时间。在单座战斗机的座舱里，是没法进行任何形式的加密的。因此所有的陆地和空中部队都设立了监听部队——在英军中他们被称为“Y”部队，主要负责监听对手的无线电通话。 13 “Y”部队经常能提供高价值的战地情报。例如，在不列颠战役时，英国的监听站经常能偷听到德国空军机组人员之间在法国机场起飞前的交谈，并以此向英国的雷达网提供早期预警。
不过，“Y”部队只能提供有限和局部的情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重要的无线通信都一直要经过加密和编码，一支军队只有做到能把加密信息当成日常交流的手段，才有与敌人对等交战的机会。主要大国在这方面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例如，英德两国在20世纪长达四五十年的斗争中，德国的海军密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被破解了，而且再未恢复安全性。英国人靠缴获密码本，以及最主要的是靠在破解方面下功夫，于1914年就复原了德国人的密码本，之后就可以随意阅读德国高层的通讯了。一战结束后，因为在秘密通讯上取得的成就，所以英国人自大地认为自己的密码是不可破解的——其实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破解了英国的密码，并同时创造了一种机器加密系统，即“恩尼格玛”密码机。这一机器号称能让德国的敌人，即波兰、法国和英国都无计可施。虽然在1939年之前，波兰就成功破解了“恩尼格玛”密码机，但在战争爆发前夕，德国人又改进了自己的加密技术，让波兰人前功尽弃。
除了眼看和耳听，还有其他获取实时情报的办法，特别是通过摄影情报提供的间接目视情报，以及今日的卫星监视；人力情报——或可称之为间谍——在某种场合也能达成同样的效果，也能传递紧急信息。不过，上述两种手段都会出现延迟和缺陷。不管怎样获得的图像，都需要判读——它们通常都很模糊，并因此而导致不同的判读专家得出相反的结论。举例来说，1943年英国对德国佩内明德无人武器工厂的航拍侦察，就并没有发现德国的V-2和V-1导弹。这两种武器在一段时间内没被发现，其中V-2是因为竖立在发射装置上而没被判读员发现，而V-1则是因为在照片上显得太小，直径只有2毫米，所以没被识别出来。然而这些武器的照片证据还相对清晰，并得到了其他情报的支持——这些情报已经提示了判读人员应该寻找什么。他们知道要找的是类似火箭和小飞机的东西——即便这样，他们也未能辨认出近在眼前的证据。当判读员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时，对航拍照片的辨认就很困难了：例如“基地”恐怖分子的藏身处、伊拉克非法武装的兵工厂。图像情报已经多到近乎泛滥，在里面寻找有用的信息犹如大海捞针。
而人力情报可能存在不同的限制，如首先是难以与大本营进行有效沟通，其次是无法使大本营相信收到的信息的重要性。人力情报里充斥了太多虚假信息，难以对其实用性进行判断。举个例子，在1973年遭到攻击之前，以色列对外情报局就已经掌握了一个身处埃及高层的特工。由于埃及政府对是否发起进攻犹豫不决，所以这个特工发出的情报前后矛盾，结果当阿拉伯联军真的发起进攻时，以色列军却毫无戒备。不管这个故事真实与否，都说明了有关人力情报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工该如何与后方进行实时通信？对理查德·佐尔格来说，这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仅身处地方高层，还装备精良，能通过秘密无线电进行通信。他所面对的难题是——当然他自己没意识到——他的话没人听。佐尔格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和资深的共产国际特工，在二战之前就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德国驻东京记者。作为纯正德国人和德国公民，他也被认为是完全忠于德国的，并因此与德国大使馆的关系紧密——从向外交官报送有关日本事务的有用信息，到后来开始协助德国大使起草向柏林提交的报告。因此，在1941年的严峻形势下他能够向莫斯科发送日本不会北上的信息。他在早些时候就发出了令人信服的德国即将入侵苏联的警报，甚至提到了确切日期。6月22日，斯大林还收到了其他方面的情报，其中还有丘吉尔的警告，但和佐尔格的情报一样，它们都被斯大林无视了。开战的想法实在令人不舒服，斯大林更愿意相信他能用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资源来收买希特勒。由于得到了日本不会入侵西伯利亚的确切情报，有证据表明6月22日之前斯大林已经把部分部队从西伯利亚撤出了。而佐尔格的情报，被采信的部分看起来也不是关键的战略情报。 14
二战中其他著名的人力情报组织，如位于德国内部的“红色管弦乐队”和位于瑞士的“露西情报网”，也出于不同原因，而没法传递实时情报。佐尔格几乎是人力情报界独一无二之人，他不仅可以获得高价值的情报，还有能力将情报快速传回大本营。“红色管弦乐队”则是由一群偏左的德国上层人士组成的，由一个拥有双姓的德国空军军官领导，他似乎因为这些“不轨”行为而感到兴奋。他们对于莫斯科而言没什么重要性，而且因为安全意识与安全措施的薄弱，他们很快就被盖世太保一窝端了。而“露西情报网”——实际上只是一个叫罗德福·罗斯勒的人——在战争期间从瑞士向苏联发送的情报，有很大部分是他从对德国媒体的研究中获得的，而其余情报则来自与德国军事情报局有来往的瑞士人。瑞士担心德国会在获得重大胜利后，将自己强行并入第三帝国。虽然德国军事情报局对渗透不在行，但也习惯做情报交换。因此，罗斯勒大概属于那种依靠贩卖情报发财致富的人。 15 而且不管怎样，他也没有与莫斯科联系的无线电。
拥有快速而安全的通讯能力，是实时情报的核心。但是即使在虚构的间谍小说中，无所不能的特工也很少拥有这种便利。真正的特工在试图与接头人联系时——不管是使用死信箱、在平常信件中插入微点照片、与信使直接见面，还是使用无线电发报机，他们都身处巨大的危险之中。真正的特工传记的最终结局，几乎一直都是因为联络失败而暴露。二战时，英国特别行动处在法国的很大一部分特工都是被德国无线电反情报手段所发现的；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比利时，这事已经众所周知了——在一段时间内，所有在荷兰空投的特工落地后就会被德国人抓获——德国能够模拟特别行动处的无线电网络。即使反间谍工作进行很松懈，例如在“失踪的外交官”一案中，唐纳德·麦克莱恩的罪行也很快就被确定了，因为他习惯于一周离开华盛顿两次，前往纽约去会见他的苏联上级。 16
实际上，沟通的内在困难是最限制特工的实时有效性的一个因素。作为对比，如果能快速破解敌人自身的加密通讯，根据情报的性质，将会提供高质量的实时情报。
因此，军事情报史的“何故、何事、何处、何时”很大部分指的就是信号情报。当然，人力情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之后的航拍和卫星监视也是如此。然而，从原则上来说，信号情报本质是对敌人自身的信号进行不受察觉的监听，从而获知敌人对于对手有何种意图与能力，并因此采取应对措施。
接下来的案例研究将会支持这一论点（但不是全面支持这一论点），其中一个例子是，德国1941年5月在克里特的空降行动，被特别选来证明，即便拥有最好的情报，如果防御能力太弱，也无法因情报带来的先手而受益。至于其他例子，例如北大西洋战役强调了非情报因素，反德国V型武器作战则强调了航拍与人力情报对于应对威胁的重要性。本书的开头，研究了一个无法通过监听获得信号情报的时代。1798年纳尔逊在地中海的作战和1862年“石墙”杰克逊在谢南多厄河谷的战斗，会使那些对现代情报收集者与解读者期望过高或过低的人好好重新思考自己的观点。
情报是军事行动成功的必要因素，这已经是传统智慧的一部分了。更理智的人会认为，虽然情报很重要，但它不一定能带来胜利。战争中的决策总是妥协的结果，而且在战斗中意志力总是比先知先觉更重要。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人，可以拿出实例来进行反驳。
1. N.奥斯丁及N.兰科夫著，《探索：罗马时期从第二次布匿战争到阿德里安战役的军事和政治情报》（ Exploratio：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 the Roman World from the Second Punic War to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 ），伦敦，1995年，第26—27页，第209—210页。
2. 同上，第9—10页。
3. 同上，第246页。
4. E.克里斯汀森著，《北方的十字军东征，1100—1525年波罗的海和天主教徒的前线》（ The Northern Crusades, The Baltic and the Catholic Frontier, 1100—1525 ），伦敦，1980年，第161—163页。
5. S.伦齐曼著，《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The First Crusade ），剑桥，1951年，第三卷，第2和第3章，第四卷第1章。
6. P.孔塔米纳著，《中世纪的战争》（ The War in the Middle Ages ），M.莫里森译，牛津，1984年，第25—30页，第219—228页。
7. J.R.阿尔班及C.T.奥尔蒙德所著文章《14世纪的间谍和间谍活动》（ Spies and Spying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出自C.T.奥尔蒙德所著的《中世纪末的战争、文学和政治》（ War,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Middle Age ），伦敦，1976年，第73—101页。
8. T.巴克尔著，《军事情报与战役，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与三十年战争》（ The Military Intellectual and Battle, Raimondo Montecuccoli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纽约，1975年，第160、第242页。
9. C.杜飞著，《理性时代的军事经验》（ The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Age of Reason ），伦敦，1987年，第186页。
10. C.杜飞著，《腓特烈大帝，戎马一生》（ Frederick the Great.A Military Life ），伦敦，1985年，第59—64页。
11. N.奥斯丁及N.兰科夫的著作，第15页。
12. 关于哈卡拉体系及其被英国人控制的过程，参见C.A.贝利的《帝国与信息，1780—1870年印度的情报搜集与社会沟通》（ Empire and Information,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剑桥，1996年，尤其是第2章。
13. “Y”代号的来源已经是个谜。它可能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炮兵军官用于指代声音测距单位的符号，“Y”的三条杠可能指代一个中央拦截点收到的声波。
14. 对于佐尔格是否影响了苏联的决策，以及他是否得到苏联的信任，参见F.W.迪金和G.R.斯托瑞的《理查德·佐尔格案》（ The Case of Richard Sorge ），伦敦，1966年，尤其是第13章。同样可以参考沃尔特·拉克尔的《秘密世界，情报的使用与限制》（ A Secret World. The Uses and Limits of Intelligence ），纽约，1985年，第236—237页，第244页。佐尔格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都不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尽管从性格、个性和经历来说他是那种典型的因为意识形态而志愿在高危环境中工作的特工。佐尔格才智过人，勇气可嘉而且信仰坚定，但实际上毫无疑问效忠的是一个并非自己祖国的国家。
15. 沃尔特·拉克尔著作第244页，及第381页的脚注20。
16. A.波义尔著《叛国成风》（ The Climate of Treason ），伦敦，1979年，第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