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我一直试图避免踏入情报界，理由很充分：作为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一名年轻军事历史讲师，曾有人告诉我与情报机构的任何接触，尤其是国外的但也包括本国的情报机构，会招致官方的反对（我本来应当回应我手中没有任何敏感的情报机构感兴趣的信息，但我没有）。之后因为我又先后担任了《每日电讯报》的防务记者和防务版块编辑，我确定与情报机构纠缠不清是不明智的，在这段时间，通过阅读、交流和一些个人观察让我得出结论，一个人如果认为混入情报界就能找到可资利用的联系人的话，他反而可能会被利用并因此而陷入不利境地。我至今依然坚信如此。

不管怎样，可能无法避免的是，由于我的职业生涯始于国防部，又当过记者，然后又成了军事历史学家直至今日，我逐渐认识的情报界人士比我原本打算会面的数量更多。我在桑德赫斯特的学生中有一些成了情报官，其中一个学生还英勇地死于爱尔兰共和军之手。我在桑德赫斯特的一些同事在特种部队中服役，而他们与情报机构更是关系紧密，经常充当后者的执行机构。虽然不大可能，但是学术生涯的确有时让我接触到了情报机构，尽管对方是分析部门而非行动部门。舰队街—1986年我加入《每日电讯报》时，该报的办公室仍在那里——当时，而且现在依然与情报机构有着非正式关系。从一开始，报社就鼓励我去结识那些被称为“联系人”的人。

我被派去会见的第一个联系人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联系人，是时任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联合情报委员会负责监督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与安全局（军情五处）的工作，这两个机构分别负责英国的对外和对内情报工作。按照安排，我本应在伦敦的某家绅士俱乐部会见我的联系人。不过，没人告诉我哪个人是他。但是我记得小说——约翰·勒卡雷的作品，舰队街的人也将带我去认识他——里说过，一个优秀的特工会坐在房间里一个既可以观察入口，又能通往两个分开的出口的角落。所以，我一到俱乐部就认出了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之后我又会见了军情六处的负责人，在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后，还见到了军情五处的首脑，斯特拉·里明顿女爵士。我毫不顾忌在此提到她的名字，因为她坚持在退休时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虽然这让她的一些同事感到很恼火。当时我的主编兼好朋友马克斯·哈斯廷斯邀请我参加他与里明顿的晚餐，这可能是为了让里明顿女士认为只是一次普通的社交活动，而不是为了从她嘴里套出一些信息。我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第三者——当然，在交谈中我还是插了几句话。几天后，我被盛怒的马克斯堵在了办公室，“你知道刚刚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什么吗？我们和特拉吃饭的第二天早上，她把就我们的讨论要点写在了发给白厅的电子邮件里。你觉得可能吗？”我的公务员记忆浮现了出来。“这太明显了，”我说，“她这是在进行报复，政府公务员很怕被指控与敌人交往。”

我发现美国的情报机构大多都要更加人性化一些。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偶然碰到了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知道我是个军事历史学家，于是就问我最喜欢军事的哪个方面。“作战序列分析。”我毫不犹疑地回答。战斗序列是一份参与军事行动的单位名单，通常很难整理出来。“是吗？”他说。一会儿之后，我就收到了一条信息，消息里说他正在培训美国政府的公务员，以让他们认识到战斗序列的重要性，并问我是否可以前往华盛顿就这个主题讲一次课。

结果，我去的不是华盛顿，而是弗吉尼亚的兰利。至于所谓的政府公务员，也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分析员们负责中情局其他部门的前线情报员所收集来的信息。我的讲课很成功。在第二次被邀请去讲课时，我发现被直接带到了中情局总部，而且还有一名官员陪同。中情局对于细节的关注令我印象深刻。“你需要一份通行证。”陪同官员说，然后他就拿出一份文件让我签字——这份文件里包含的我的个人信息比我自己能提供的还要多。“我们要去见局长。”他说，“不过，还要再等一会儿。我们先喝杯咖啡吧。”他带我去了喝咖啡的地方，经营咖啡摊的是一对盲人夫妻。

“现在我们去局长办公室。”他自信满满地起身出发，上了一层又一层楼，而我逐渐开始变得越来越心虚了。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向一个路人询问。他带着一点尴尬的表情说道：“我们走错地方了。”最终，我们到了一个所有的门看起来都一样的地方，在视线的水平位置以下都有一小块名牌——我们到了一个前厅，里面满是肌肉发达的小伙子，他们的腋窝位置衣服隆起，里面应该是手枪。其中一个人开口道：“局长在等你。”

我进了前厅隔壁的房间，里面的一个大块头在给我指了一下座位后就开始说话——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中情局局长，威廉·卡西。此时，我的直觉告诉我，中情局希望与《每日电讯报》沟通。但问题是，我不太清楚他们想要什么。我把椅子往卡西先生的桌子那边挪了一下，他继续说着话，但我还是听不大清。我继续偷偷向他靠近，这时我才知道卡西局长不是在谈论当前的情报业务，而是在谈论军事历史。他读过我的书，而且还想和我讨论技术问题。不过，他说的话仍然让人很难理解。

最后，他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这明显是会谈结束的信号。接下来，他从书架里面抽出一本书，在里面写了点什么之后就与我告别了。我发现这本书是卡西自己写的《在何处及如何作战》（Where and How the War Was Fought），这是一本从地理角度讲述北美革命战争的书籍。他在书里的题词里有提到，在编写这本书时曾参考了我的作品。我回到走廊时，还有点理不清头绪。之前陪同我的官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几个中情局的高级探员。“他说了什么？”这是他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不是很了解。”我回答。后来，我听说卡西又被称为“嘟囔者”，他被形容为“美国政府中唯一不需要保密电话的人”。

而我最后一次与情报界的接触则更为复杂，也更为敏感。20世纪80年代，我和当时出版业薪水最丰厚的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建立了联系。随后，我代表《大西洋月刊》前往仍在内战之中的黎巴嫩。接下来，我又去了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此时阿富汗与苏联的战争还没停止。我接受这些任务的理由很简单，我要为四个孩子缴纳昂贵的学费，而《大西洋月刊》给我的报酬是每篇文章1万美元，拿来交学费绰绰有余。我在《大西洋月刊》的最后一次任务是调查南非的安全状况，此时当地的种族隔离制度已濒临崩溃。

我的任务是由《大西洋月刊》安排的，该杂志在南非有联系人。我很感激《大西洋月刊》的出面，因为我此时仍然是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工作人员。而且，虽然我是在休假期间接受这些任务的，但我依然清醒地意识到在没有获得官方许可（实际上我也没去申请官方许可）的情况下，不应该代表一家外国杂志社前往一个非英联邦成员国家。我被告知在飞机落地之后就能立即与联系人见面，但我马上发现我是唯一一个丢失了行李箱的乘客。我在进行报失之后，就和向导去了比勒陀利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除了购买换洗衣物，我还参观了先民纪念馆、第一轻骑兵旅总部和南非国防部——在那里，一位南非海军准将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此后，我还去了普勒托利亚俱乐部，与南非前国防军事情报局局长杜·托伊特将军吃了顿饭。进餐期间，他漫不经心地问我：“你还在桑德赫斯特？”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之前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以一个自由记者的身份在进行这次会面。但是很显然，杜·托伊特将军并不这么想。这么看来，我的行李箱丢失这件事就一点也不简单了。

最终，在离开南非的前一天，我和我的行李箱在约翰内斯堡中央警察局再度重逢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渐渐忘记了这次旅途中的怪异之处。大约一两个月之后，国防部的某人给我打电话，问我能否与他共进午餐。可能我没听清楚，但不管怎样，我认为他隶属于国防情报局。在我记录一些自己不甚清楚的事情时，会经常打电话向国防情报局询问，而后者一直十分开放且提供了很多帮助。于是，我同意了会面。

国防部派来的是一个年轻人，他穿着体面，很有礼貌且谈吐得体。不过，在我这代人看来，可能会称他为圆滑。一番寒暄后，我表示自己很高兴能和国防情报局的人会面，因为国防情报局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此时，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下。很明显，我误会了。“我不是来自国防情报局。”他说。虽然他并没说明自己来自哪里，但却暗示自己来自另一个机构。于是，我立即意识到了他是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人。我很纳闷他为何要见我，但不久之后一切就明朗了。

出人意料的是，他直接告诉我，他了解我的过去，知道我在桑德赫斯特工作过，感觉可以信任我，并且阅读了我在《大西洋月刊》刊发的关于南非的文章——南非是他的任务区，他经常前往那里。我一下子警觉了起来，蹦出一个问题：“他们认识你？”他有点不安地回答：“他们知道我的一些化名。我希望他们没有掌握所有的情况，因为那得花费20年的时间。”在我试图理解他的话时，他继续说道：“我发现你在南非的采访记录十分有趣。你觉得你能再去趟那里，并提出更多的问题吗？我会告诉你该问些什么。当然，不会让你白干的。”这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最终，午餐结束时，他的告别词是，“你会跟你的主编谈起这次会谈吗？”我回答道：“你知道我会的。”当我回到办公室时，马克斯突然对我大吼道，“约翰，别碰这事。你没接受过间谍训练，他们能生吞了你。”对此，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这件事终结了我仅有的一次与秘密世界的深入接触。对于这种分手，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我很肯定自己没有为情报界服务的素质和勇气，以及最为重要一点——自信。另一方面，我很庆幸能与有这些素质的几个人见过面。虽然我不会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我要说的是，在我陆陆续续与情报界进行接触的过程中所认识的人里，有一个是20世纪著名的变节者。他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为西方服务——他是一个十分令人着迷的人。然而，我和我的妻子分享了对他的感觉，成功地让她燃起了爱国主义热情。在我和他仅有的一次会面之后，我的妻子说：“我喜欢这个人，但是我没法装作不知道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当叛徒。”

因此，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妻子——我挚爱的苏珊娜。此外，我同样感谢我的孩子和他们的配偶——露西和布鲁克斯·纽马克、汤姆和佩皮、马修和罗丝向我提供的帮助和支持，也感谢他们把自己可爱的孩子带入了我的生活：本杰明、山姆、麦克斯、莉莉、扎卡里和沃尔特。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不可或缺的助手林赛·伍德，感谢她和我的出版商安东尼·惠多姆、阿什·格林和威尔·苏尔金的帮助。另外，我对杰出的图片研究员——安妮·玛丽·埃里希和地图绘制大师雷金纳德·皮戈特也心存感激，因为地理是研究军事历史的关键。

在不违反保密规定的前提下，我同样想向艾伦·贾德、约翰·斯嘉丽、萨姆·史密斯、乔治·艾伦、威廉·凯西、比尔·盖茨、珀西·克拉多克、安东尼·杜夫、杰里米·菲普斯和约翰·威尔西致谢。在《每日电讯报》的同事中，我想感谢查尔斯·摩尔、迈克尔·史密斯和凯特·巴登。

最后，让我感谢我的文学经纪人，安东尼·希尔。他在赌马中发了财，成了富有的年轻人。当他从赌马事业中退出后，向作家们提供了帮助，我就是其中心存感激的一员。对于赌马，他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你知道的永远都不够多。”这可能是对本书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