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厄运之章

当我们在陆地上只取得了几个小小的进攻胜利时，在缅甸的皇家空军已经取得了更加引人注目的成就。3月20日的侦察报告称，作为重兵增援的一部分，从另一条战线调来的50架日本飞机飞抵仰光附近的敏加拉洞（Mingaladon）机场。第二天一早，我军动用马圭和阿恰布所有能用的飞机，对该机场进行了一次轰炸。9架英国轰炸机和10架飓风式战斗机组成的小队，在距离仰光大约70英里的地方遭到了零式战斗机的拦截，但它们在战斗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成功进行了轰炸并用机关枪扫射了机场，接着闯了出来。有11架日本战斗机被我军从空中击落，另有16架则是在地面上被直接炸毁。尽管我们所有的轰炸机都被敌人击中了，但都成功返航了。此次行动，我们全部的损失是1架飓风式战斗机。

我们的空军部队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当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想。正当他们准备在3月21日下午故技重施时，马圭机场突然被数量上占压倒性优势的日本战斗机和轰炸机袭击了。在接下来的25个小时里，接连发生了6起袭击。敌人总共出动了近250架飞机，其中150架是中型或重型轰炸机。第一次空袭时，我们对是否有收到警报是存疑的，后面几次则没有一点儿预警。第一拨敌机抵达时，着陆场上有12架能启用的飓风式战斗机。它们中的一些起飞了，并在拦截行动中击落了4架敌机，但这时，“重拳”已经挥到家门口了！到22日早上9点，在日军的连续攻击下，我军只剩下3架飞虎队的P-40和3架飓风式战斗机还能飞，而这之中只有飓风式适合战斗。我们因未能为我军的飞机提供机棚和疏散地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飞虎队的指挥官报告称，由于缺乏预警，袭击的规模又空前巨大，他别无选择，只能撤回他所有还能飞的飞机，并在下午就带着它们去了垒允（Loiwing，今云南省瑞丽市弄岛镇）。下午3点半的时候，最后剩下的3架飓风式战斗机起飞了，去阻截1架敌军侦察机。下午4点半左右，就在它们再次降落时，又迎来了日本人的袭击。这次，对方动用了约50架轰炸机，并以强大的战斗机护航，分成两拨进行轰炸。这最后一击几乎摧毁了我们所有的飞机。傍晚，那些还能飞的飞机启程去了阿恰布。第二天，即3月23日，一大早，“缅甸之翼”的司令部及其中队的全体人员急匆匆地去了腊戍和垒允。3月23日和27日，日本人在阿恰布重复了之前对马圭的袭击，结果如出一辙。阿恰布被抛弃了，最后一批皇家空军也离开了缅甸。

空军离开后，愤怒的士兵们说了些很难听的话，特别是关于空军抛弃马圭的速度和撤离时的混乱。然而他们也该好好记住，同样是这支小小的英美联合空军在空中击毁了233架日本飞机，在地面上摧毁了58架日本飞机。其中，飞虎队击毁了217架，英国皇家空军击毁了74架，而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在空中被击毁46架，在地面被击毁51架。换句话说，在空中，我们与敌人的交换比是1 ∶ 5。即使在地面上，航程和预警对他们都很不利，他们也做到了以一换一。

从那以后，我的部队就完全失去了来自空中的侦察、防御和支援了。我们在空中看见的任何飞行器都是怀有敌意的，而且在未来，我们还将看到更多。我们比以前更瞎了，被迫越来越多地在夜间行动，并且在白天分散得更开。建筑物成了要避开的死亡陷阱，我们更多地走进了丛林里。事实上，即使日军航空队取得了绝对的制空权，但给我军造成的实际伤亡却小得惊人。对士气的影响，也没有预想的那般大，虽然刚开始影响很严重，但后来部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这种接连不断的空袭，并且调整了自身的状态。

随着银色轰炸机巨大的楔形机身嗡嗡作响地在空中飞过，一个又一个缅甸城市被喷吐的火舌吞没，在轰鸣的大屠杀中化为乌有。卑谬、密铁拉（Meitila）、曼德勒、达西（Thazi）、平满纳（Pyinmana，又译为“彬马那”或“彬文那”，今缅甸首都内比都）、眉谬、腊戍、棠吉（Taunggyi，又译为“东枝”），这些城镇大多是用木头建造的，全都遭到了破坏与焚烧。日本人采用的是地毯式轰炸，飞机以完美的队形赶来，先不慌不忙地进行一两个假动作，然后把所有的炸弹都扔下去，给目标一个惨痛重击。他们很精准。我们总是说，他们每个编队里只有一个能瞄准的领队，其他人则从容不迫地跟着他行动。这当然是高效的，但我个人更喜欢意大利人在没有空中对抗的情况下所采用的方式。他们的飞机在天空盘旋巡游，一次只同时扔下几枚集束炸弹，下一枚炸弹何时扔下始终留有悬念。但日军的攻击就快多了，你要么在攻击中死亡，要么还能活到下一次袭击。不过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对平民都足够有效。警察、医院的工作人员、空袭预警单位、公共事业单位和铁路部门全都崩溃了，劳动力消失在丛林里，城镇被疏散一空，只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英国人、英缅混血人（Anglo-Burmans）和缅甸人可敬地继续承担着自己的职责。

我们被告知，偶尔会有从加尔各答或者印度别的地方起飞的轰炸机袭击仰光，然而这只会在部队中引发战场指挥官的“苦笑”。韦维尔将军已经认定，唯一听起来还行的出路，是在印度尽他所能地拼凑出一支空军，以便在时机合适时建立起能保卫该国的力量。在没有预警组织的情况下，将他那少得可怜的资源投入缅甸前线，对抗具有压倒性兵力优势的敌人，恐怕最终难逃被敌人摧毁的命运。留在缅甸的军队必须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挣扎求生，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然而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无用的安慰，它只会让我们通过反击夺回主动权的机会大大减少。

随着我方空军撤退的新闻而来的，还有别的令人不安的消息，而这些消息不仅将影响到缅甸军的计划，甚至还会影响到整场战役。位于同古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几场小胜利，但在3月24日它突然被日军第55师团联合其他部队给截断了。紧随第200师的新编第22师，离第200师距离最近的一个团当时在60英里外的平满纳，其余部队则在腊戍，离第200师超过300英里。第三个师，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96师，才刚刚到达缅甸边境。由于道路单一，难以通过中国远征军第6军所在的地区，以及其他麻烦，中国远征军第5军的南进速度被拖慢了。在同古的中国人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与此同时，新22师向前推进，赶去为他们解围，形势千钧一发！3月28日，亚历山大将军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令我马上发动进攻，以缓解中国军队的压力。史迪威的两个下属也来找我了，带来的信息再次强调了他的要求。

在军队集结完毕之前就发动进攻，完全违背了我们对当地的所有构想。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们能做什么让已经投入与中国人对抗的日军部队转移兵力，也是值得怀疑的，并且这可能会阻止更多的部队被派往前线。不过，亚历山大将军在对影响的判断上要比我更加可靠，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地去帮助我们的盟友。

我们得到的消息，对于展开一次进攻行动而言并不怎么友好，这种战斗上的失明真是个可怕的障碍。我的军还未集结完毕，同时第17师也在努力重新武装自己。我执行亚历山大将军指令的最好办法，就是命令考恩带着他能动用的最强大力量，去：

1.跨过主干道和铁路，向位于卑谬东南约60英里的奥波进发。

2.在奥波以北15英里的只光（Zigon）建立一支分遣队，来作为后备部队，并看守东翼。

3.守住卑谬以南23英里的、位于伊洛瓦底江边的尼昂扎耶（Nyaungzaye），以保护西翼，并防止敌人渡河。

4.消灭所有在前进中遇到的敌人，并尽可能在当地取得胜利。

鉴于考恩指挥的已经是这片地区的所有战斗部队，我能给他提供的全部帮助就是，组织一支在伊洛瓦底江西岸行动的，由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和缅甸边防军组成的小型分遣队。据报告，一支日缅军队驻扎在卑谬以南约25英里的河边小城通布（Tonbo）。我们希望我们的分遣队、河面上的小型装甲船队以及我们在空袭下的卑谬辛辛苦苦造出来的水栅，能阻止敌对势力绕到考恩的后方到达河流的东岸。除了被敌人绕后带来的威胁外，我们的船只还有被对方从远处开炮轰击的危险，而且我们也没什么多余的部队了。

我给考恩的命令相当含糊，但他用他惯有的充沛精力解决了它。就在命令发布的那天，格罗斯特人在一次勇敢的出击中袭击并夺回了榜地（Paungde）——一个位于卑谬以南30英里的大型村庄，还杀掉了不少敌人。由于该营落单了，考恩把它召了回来，但在收到了军部的命令后，他下令组建了一支由安斯蒂斯准将指挥的攻击部队——由1个坦克团、1个炮兵连、3个步兵营和1个野战连（由工兵和扫雷兵构成）共同组成，并指示他们再次占领榜地，为向奥波挺进做准备。这是一支临时拼凑的部队，由于他的师还在整顿中，所以各营只有两个连的战力。接近榜地时，安斯蒂斯接到了一份报告，称一支日军分遣队正在向他们身后的公路进发。一部分部队被他拨去处理这个威胁，剩下的部队则在同一时间攻击榜地，结果他们发现榜地的日本驻军异常强大。接下来是一场混战，其间我们的部队取得了一些成果，进入了榜地，给敌人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最终还是被从村子里赶了出去。一位从安斯蒂斯那儿返回师部的联络官受到了惊吓，他发现瑞当（Shwedaung），一个位于卑谬以南大约10英里的主干道旁的小镇，里面全是日本人，这些人可能是从西南方过来的。其余日军小队似乎也渗透到了安斯蒂斯的后方，于是考恩下令他让后撤。为了帮助安斯蒂斯突围而出，他派出了两个印度营从北面清除在瑞当的敌人。

瑞当被一段长约两英里的公路横穿而过，公路两边的区域各宽约一英里。用武力打通这条公路是必须的，因为这里没有别的道路能供车辆行驶。晚上6点刚过，安斯蒂斯的先头部队攻击了设在镇子南端的一个路障；同一时间，另外两个营攻击了北面郊区的敌人。然而，这两次攻击都被房屋和竹林引起的大火阻碍了。到了晚上，安斯蒂斯用更多的兵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但在取得一些进展后就被镇里的主路障遏制了。晚上7点，攻击重新开始，到了次日早上，我们的军队终于冲开了障碍。交通开始恢复，但仍然被在镇子北端的障碍限制着，所以车辆都堵在了路上。瑞当现在剧烈地燃烧着，许多卡车也着了火，而日本飞机对队伍进行的持续扫射，则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那两个营再次从北方发动进攻，之后南面来的坦克冲破了障碍物，一队卡车、载满伤者的救护车紧跟着突围而出，但也有很多车辆由于空袭、燃烧和堵塞而动弹不得，最后不得不被抛弃。几百个日本人和缅甸叛军在试图逃离燃烧的小镇时被抓获，并被处死。

与此同时，被派去保卫伊洛瓦底江西岸安全的由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和缅甸宪兵队组成的分遣队占领了巴当（Padaung）村。村民们对他们表示欢迎，还给他们带去了食物。派出去的一支侦察队报告称，南面18英里内都没有敌人。但实际上，一支日军一直潜伏在村子里，因此当他们出现时，我们正在休息的士兵感到非常震惊。我们进行了不顾一切的徒劳抵抗，有人逃掉了，但更多的人被日本人或叛民当场杀死。有12个受伤的英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被留到了第二天，他们被日本人绑在树上，用于向崇拜他们的村民演示如何使用刺刀。这只是日军对无助的战俘们——那些英国人、印度人、廓尔喀人和中国人，犯下的许多兽行中的一例，而这样的暴行贯穿了整场战争。一个战俘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由俘虏他的反复无常的军官决定，他可能会在遭受虐待后被残杀、枪毙、用军刀刺死，或者仅仅是挨饿、被虐待、被关起来挨打。也有战俘没怎么被虐待的例子，但这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几乎不会发生在英国战俘身上。日本人在战场上与战俘营里加诸战俘身上的一切，会成为他们记录上的永恒污点，那些曾与他们作战过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所作所为。

自我们损失了在西岸的分遣队后，敌人开始大规模渡江。他们之中有好几百个身着蓝色制服的缅甸人，这是傀儡军队——“缅甸国民军”（Burma National Army）的士兵，他们被安排在由日本军官指挥的部队里。刚开始，他们在瑞当及其附近狂热地战斗，并相信自己在子弹面前是无敌的，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严重错误后，热情就开始消退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为我们的撤军增加了麻烦。这次在瑞当的行动中，双方的伤亡都颇为惨重。我们失去了10辆坦克、2门炮、许多车辆，仅步兵就有超过350人伤亡。在我们减少的力量没有希望得到补充的情况下，这样惨重的损失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尽管让人很不愉快，但瑞当之战的影响远不及同期在锡唐河战线发生的同古失陷那样严重。被阻截在镇子里的中国第200师，进行了强而有力的抵抗，但中国远征军第5军的两个预备团以及新22师，先后漠视了史迪威的进攻命令。几乎毫无疑问，这样的抗命让我们付出了同古陷落的代价。新22师解围失败的结果是：第200师除了饿死或投降外别无他选，除非这支部队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第200师正是这样做的，但这也让它不得不抛弃所有的车辆、火炮和几乎全部的装备，并在幸存下来的部队分成小队展开突围时，承受了超过3000人的伤亡。之后，中国军队全面撤向平满纳。同古的失陷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灾难，仅次于我们在锡唐大桥上的失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继续驻守卑谬？横穿缅甸的防线，如今东半部分已经消失了。卑谬这个城镇，沿着河岸绵延数英里，到处都长着灌木丛，它需要一个大兵营来防守，但即便如此还是很容易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日本人已经在为靠近我们的位置忙活了，而且还占领了对面西岸的一部分地方。这个镇子已身处绝境。在一次特别严重的空袭后，它几乎被里里外外烧了个彻底，霍乱在难民之间滋长，甚至在部队中也出现了几个病例。如果不是河边码头上堆放着大量物资（主要是大米），坚持守在这里并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还很危险。集团军司令部似乎也这么认为，因此我们在3月的最后几天收到命令——带着所有物资往后撤。由于没有从卑谬到北方的铁路，我们能用的公路运输又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我们只能完全依赖河运。在平时，卑谬的内河航运吞吐量很大，运送几千吨大米不成问题，但现在的情况困难多了：民用蒸汽船队自然不情愿去卑谬那么南的地方；卑谬的河流水位低得反常，这使得夜航变得危险起来，而白天日军的航空部队只会使渡河更加危险；并且频繁的空中轰炸，驱散了所有的劳动力。不过，在亚历山大将军的首席行政军官——常常来看望我们的戈达德（Goddard）以及我自己的下属们的能力和精力的协助下，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我的司令部搬到了向北大约35英里的、位于河边的阿兰谬，原因是卑谬现在显然离前线太近了。4月1日在阿兰谬，韦维尔将军和亚历山大将军前来进行了视察。在复盘了整个局势后，韦维尔将军做出决定——进一步的撤退是十分必要的。我被命令加快物资后撤的速度，并将部队集中在阿兰谬—乔克巴当—德耶谬（Thayetmyo）一带，以防守油田和上缅甸。我为采取这样的决策而感到高兴。除了对第17师的阵地有些紧张以外，我认为即使我的军已经集结完毕，我们在卑谬发起反攻的机会也不如在阿兰谬发起反攻的机会大。缅甸第1师正在斯科特的催促下尽快赶来，但无可避免地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先被整合到一起。我被他们装备的规模之小吓到了。在这方面，它甚至从未达到过第17师的规定标准：整整一个师，只能凑出一个临时运输排，而不是每个营都有一个；并且火炮奇缺。这个师的步兵和后勤单位里有相当大比例的缅甸人，因此尽管它本身表现出色，但发生了很多起逃跑事件，就算有许多出色的英国军官和缅甸军官，情况也没有变好。尽管我从不愿意这样做，但随着敌人在西岸的威胁逐渐增加，拆分师建制成了必要之举。缅甸第2旅被送过河去驻守德耶谬南部，这是一个位于阿兰谬对面的城镇。

4月1日，也就是韦维尔将军在阿兰谬召开会议的那天晚上，日本人在我们是否应该驻守卑谬这一问题上给出了他们的回答。第17师被拆分成3个旅进行分守：一个旅（第63旅）在卑谬城内及城镇南部，一个旅（第48旅）在卑谬东面4英里外的荷帽扎附近，而第三个旅（第16旅）在卑谬北部5英里的克村（Tamagauk）附近。日本人发起的第一拨攻击是针对驻守城镇南部的印度营的，但被击退了。而在接下来的第二拨攻击里，一些敌军渗透过我们的阵地，来到了城镇里。在黑暗中，第63旅发现自己似乎被包围了，于是退回了城中，然而在房屋之间该旅失去了凝聚力。虽然日军对第63旅其余部分的袭击失败了，但向南的缺口还是让日本人鱼贯而入，冲进了城中，并从后方发起了进攻。经过一番混战后，整个第63旅退出城镇，并向第16旅驻守的克村撤退。与此同时，第48旅受到了猛烈的袭击，但它通过血腥的战斗击退了敌人。

敌人冲出卑谬，继续前进。与此同时，另一支强大的日军部队正试图绕到荷帽扎东部。第48旅从侧翼截住了这支部队，并给它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没过多久考恩就令该旅向主干道移动，阻截从卑谬进犯的敌军。第7装甲旅和第16旅被派了出去，掩护第63旅与师部运输队向克村撤退。早上10点30分，考恩在他的指挥部（设在卑谬—阿兰谬公路一带的保护林里）里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他得到了可靠的报告：一支在他身后、位于北面16英里处的达因达博的强大敌军部队，正在绕着他的左翼移动，继续下去就会切断他的部队。他向我请示，应该坚守在原地，还是退回阿兰谬？我并没有很多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但如果有日本军队插入我和考恩之间，我们除了缅甸第1师两个弱小的旅以外，就再也没有能阻止他们到达仁安羌（Yenangyaung）的部队了。我的目标依然是把军队集结起来，而在两个师之间冒出的日本人对此可没什么好处。我知道考恩所处的位置，那个地方无论是从防守还是从价值上来说都乏善可陈，而且我已接到命令，要把军队带回阿兰谬。因此，我命令他继续向阿兰谬撤退，并派了缅甸第1旅去达因达博，以便在该地受到威胁时进行防守，并帮助第17师通过。4月2日傍晚，该旅已经准备就绪。

考恩的人进行了一次艰苦的行军。4月2日的整个晚上与次日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战斗。天气炎热，尘土飞扬，路上没有任何水源。此外，日本航空部队也没有给他们喘息之机，一直在不停地扫射和轰炸他们。尽管如此，4月3日，它还是在缅甸第1师的掩护下通过了达因达博，并且还挺完整，队形也没有太糟。我们是幸运的，精疲力竭的日本人没有坚持追击。尽管有一名巡逻的军官声称目击了他们，但后来被证实没有日军部队威胁到达因达博。我收到的报告显示，它没有什么重大损失，而这不过是完全缺乏空中侦察，以致快速核对信息变得完全不可能的其中一个例子。

我的军现在集结起来了，但不是在我原先希望的地方，也不是以我希望的方式。尽管如此，它仍然被集结了起来。现在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我要怎样完成我的任务，拒敌于油田之外，并防守上缅甸。首先要选择的，是在哪里立足并战斗。原本，我们可以建立一条合理的防线，它会从阿兰谬一直延伸到西边的高地，但这样一来，我们和中国人之间会出现一条宽许多英里的缝隙。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亚历山大将军令我派大量兵力防守东敦枝（Taungdwingyi），将其作为中国军队战线和我军战线的连接点。要在阿兰谬守住伊洛瓦底江两岸，以及东北偏北通往东敦枝的50英里长的道路，意味着我要把我那两个十分虚弱的师（现在他们的兵力加起来还不及一个满编师）分散部署在超过60英里甚者更多英里的地域上。我认为必须缩短战线，而我唯一能采取的方法，就是移动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直到离东敦枝足够近。因此，我决定退到马圭南部，坚守东西走向的马圭—东敦枝公路以南的地方。我不喜欢再次撤退这种主意，我们正在快速接近一个危险的境地——所有解决威胁的办法就只有后撤，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后撤。

我们驻守阿兰谬南部的时间之久，足以让我们拆除掉河对岸的小油田。4月8日，我们撤离城镇，并通过一个靠后的位置撤到了最终防线上。日本人并没有派兵大举追击，我们到达新防线时只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很显然，呆坐着什么都不做，只是精神恍惚地等待敌人的袭击是无用的，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集结一支攻击力量为反攻做准备。这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我的一个旅必须留在河流西岸，而两个疲弱的师，在缺少这支分遣队的情况下，分布在长达40英里的战线上，这让我们几乎没什么希望能凑出一支真正有效的反击力量。因此我强烈要求集团军司令，让现在在平满纳及其北部的中国人接管我部防线的东端。他同意了。史迪威下令中国远征军第5军的军长杜将军 派一个团——后来增加为一个师，到东敦枝地区减轻我的压力。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和史迪威接触，他比我晚几天到达缅甸。他以脾气暴躁和不信任世界上大多数人而闻名。我必须承认，当他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上说，“将军，我必须告诉你，我在所有交易中的座右铭都是‘买家自己当心’”时，我感到有些惊讶。事实上，就我看见的而言，他从来没有遵守过那个老马商的座右铭。他已经60多岁了，但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显得十分剽悍。他可以像一头骡子一样固执；也可以出于不怎么合理的理由，对那些他不喜欢的人粗鲁至极。但他言出必行。这是真的，前提是你能让他相当明确地承诺他会这么做，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一旦他说了，你就知道他会信守承诺。他有一个特别让人安心的习惯，那就是他虽然在争吵中会异常坚决地反对某些意见，但当他的目光越过眼镜的上方看着你时，会带着笑意地说：“那现在告诉我，你想让我做什么，我会去做的。”他就像是两个人，在有听众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和你单独谈话的时候又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我认为，他在公众面前，尤其是在他的下属面前，保持“醋乔 、硬汉”的形象，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无论美国人喜不喜欢他——他在美国比在英国树敌更多——他们都害怕他。他有常人少有的勇气和动力十足的决断力，这种决断力常常被他用于千钧一发之际。他不是一个最高意义上的伟大士兵，但他在战场上是一个真正的领袖。除了他以外，我认识的人里没一个能让中国人做到现在这种程度。他无疑是东南亚最出彩的角色，我喜欢他。

我军现在进入了缅甸的“干旱地带”。田野不再被厚厚的绿色植被覆盖，变成了裸露的褐土，偶尔能看见一些干枯的树丛。贯穿低矮丘陵的水道，在炎热和尘土的共同作用下干涸了。地形被峡谷和石山分割得极其细碎，这让摩托化交通工具无法脱离公路自由行驶。我们竭尽所能地重新安排了作战部队的运输方式。现在，一部分步兵旅靠自身背负行囊，而一个师里的车辆也被减少到仅仅能满足他们必要需求的地步。这样，节省下来的车辆组成了部队的机械运输队，并按要求留下和进行分配。除了战术上的原因外，如果我们要继续为部队提供补给，我们就必须进行这种改组，因为我们的车辆在空袭中蒙受损失、在战斗中遭到毁坏，最重要的是，我们缺乏合适的维修设施和备用零件。这样，后方部队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结合在前进过程中增加的个人负重的方式，我们希望，我们的突击力量在集结完毕后，能从侧翼攻击任何穿过前线的日军部队。

托中国人答应接管位于前线末端的东敦枝的福，我们计划以缅甸第1师师部、缅甸第1师第13旅、第17师第48旅以及第7装甲旅为基础部署打击力量。有限的供水迫使它们分为两组，且每组之间的位置相距甚远。第48旅和第7装甲旅在科科格瓦（Kokkogwa），这个地方位于东敦枝以西10英里；第13旅在瑟亚高克（Thityagauk），此处在前者以西8英里。这条“防线”需要由军余下的部队驻守，第17师（第48旅除外）在左边，而剩下的两个缅甸旅则到伊洛瓦底江两岸去。被推出前线，以预警敌人接近的，是缅甸边防军的分遣队。在中国人到达东敦枝以前，最终部署无法被执行，突击力量也无法聚集。我们热切地盼着他们的来到。

我们徒劳地等待着。我把指挥部设在了东敦枝，希望能借此和中国人直接联系。通过缅甸集团军司令部和史迪威发来的消息，我们得到了模糊不清的回复——那个团正在路上。它第二天就会到来，也就是说还有两天！但现在，它因补给困难停滞不前，如果我们能为他们送去大米，他们就会尽快赶来。我们的一些军官被派出去寻找它。报告一会儿称它在这里，一会儿称它在那里，随后报告又被撤回了。终于有几个中国人联系上了我们，但他们很快又消失了。这种情况重复发生，就像是引诱一只害羞的小麻雀停到你的窗台上。我们每次都把大米放在离东敦枝更近一点儿的地方，最后一支中国部队终于出现在了那里。但是，这不是原先承诺前来支援的团，只是一支很小的游击营 ，他们装备严重不足，无法接防这条防线上的任何一段。所以第17师不得不继续待在镇子里或镇子附近，这把当地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要塞。很大一部分土地因为有计划的焚烧而变得平整，这样做不仅提高了射界，增加了移动的自由度，还能避免在卑谬发生的全军覆没的惨况。这样的清场工作，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的空袭。

某次袭击发生时，师长和其他人正在军部开会。警报响起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刚刚吃完早餐。我们一群人走向狭长的散兵坑，我还捎上了一杯茶。抬头往上看，我们能瞧见由二三十架轰炸机组成的常规楔形编队，以紧凑的队形径直飞来。食堂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也看见了它们，于是开始跑向庇护所。我一向主张，人们不能在这种时候乱跑，因为这样做会引起恐慌，于是我们继续保持着缓慢而有尊严的步子。我大声招呼他们别跑了，走路来得及。我记得我用印度—乌尔都语大喊：“有很多时间，别着急！”这句话足以入选最著名的遗言大全。就在那一刻，我们听到了炸弹落下时发出的尖啸声。两三名将军和六七名高级军官抛弃了尊严，直奔最近的堑壕。斯科特不愧是一名运动健将，第一个到达那里，以摧枯拉朽之势落在了几个已经蹲在那里的印度清洁工身上。事实上，在跳下去之前，他并没有看见他们。我带着那杯茶紧跟在后，而我后面还跟着其他人，他们只能匍匐在最上面。在一阵可怕的爆炸声中，一连串炸弹被集体引爆了。

可怜的斯科特，被我们所有人压在下面。他突然感到有温暖的液体滴在身上，还以为我是被炸飞进战壕的，现在正在他身上流血将死。他挣扎着想要帮助我，这真是一个英勇的行为，但对压在最底下的可怜的清洁工们而言，几乎会要了他们的命。我们爬出战壕，并把印度清洁工也拉了上来，然后带着一丝羞愧的神色，回到了我们的会议室里。

4月8日，我把军部迁到了马圭，它在东敦枝的另一边，是一个更好的通信中心，这里远离前线，尽管同样被空袭所扰。马圭同样靠近主干道，并且离仁安羌更近，而仁安羌的油田正准备被拆除。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从马圭到东敦枝的横向公路上，它位于我们的前线后方，我想不会有一条路比它更让人讨厌了。它的大部分路段都毫无遮拦地暴露在空中，在白天的任何时候，都有两三架日本战斗机在监视它。吉普车是最安全的车辆，在里面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天空，而且可以轻松地从座位上一跃而起跳到壕沟里。有人经常这么做！有一次，我去视察第13旅旅长柯蒂斯（Curtis）的辖区，他开着一辆封闭的车子走在前面，旁边坐着一名恩尼斯基伦（Inniskillings） 上校。一架日本战斗机突然猛扑过来，打得他们的车子后方全是弹孔。上校当场被打死，我们赶过去发现柯蒂斯有三处伤口在流血，所幸都是皮外伤。他缠上绑带，不显一丝慌乱，并带我四处视察他的工作，没有再提起那次事故。我几乎找不出比这更好的关于镇定自若的例子了。

很快，日本人就准备向油田发起一次强力攻击。就我们看到的迹象而言，他们的主攻力量会直接来到河流东岸。我们知道日本人的增援正通过仰光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他们的老部队得到了强有力的补充，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还会组建新的部队。当这场打击降临时，一定是雷霆万钧。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渴望把第17师从东敦枝撤出，哪怕仅仅是把第48旅解放出来作为突击力量也好。然而承诺中的中国团并没有出现的迹象，并且集团军司令部坚持认为，应该在东敦枝驻留一支强大的部队。是的，它毕竟是盟军部队之间的连接点；但我想，当我说服不了集团军司令部答应削弱驻守部队时，我可以自己去做。

敌军在4月10日发起了意料之中的进犯，由伪装成村民的缅甸叛民和日本人组成的众多小分队进行掩护。我们很难对这种战术进行反制，因为乡间到处都是试图逃出交战区的真正难民。对我们的人而言，判断那群徘徊着试图通过哨所的、带着他们嘎吱作响的牛车的缅甸男人、女人和孩子，到底真的如他们外表看起来的那样是平民，还是藏着机枪的日本人，是非常困难的。

11日一早，缅甸第1师的前哨就碰到了大群有组织的敌人。过了一会儿，主干道南边的第13旅和一个日军联队进行了交战。第48旅则在对付另一批日军部队，这些敌人有时甚至会乔装成中国人，试图通过哨所，渗入北部。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日军真正的攻击来势汹汹，他们同时袭击了位于我们右边的缅甸第1旅和在科科格瓦的第48旅。两边的攻击都被击退了。对第48旅的那场袭击，是整个战役中我们打得最艰苦的战斗之一。敌人的攻击狂热而强力，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被暴烈的雷电断断续续照亮。直到12日黎明，在进攻和反攻中经过反复的拉锯与激烈的肉搏后，日本人被赶了回去，坦克开始大开杀戒。然而不幸的是，在击退日军对缅甸第1旅和第48旅的进攻的同时，一支可观的日军渗透到了我们的部队之间，并且在能向路上开火的位置站稳了脚跟。在这一整天中，东岸的压力不断增加，敌人的飞机持续打击着我们的行动部队。

我带着亚历山大将军视察了两个师的师部，并一起目睹了一场战斗的开始。在斯科特的师部里，我们被来自空中的机枪扫射了，尽管师部在大片的树林中隐蔽得很好，但我猜是树木间的路径或是缅甸间谍出卖了它。亚历山大将军和往常一样平静，但他不肯像我那般跳进战壕里躲避，而是笔直地躲在一棵树的背后。我对他的这种行为感到气恼，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个莽撞之举，还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地不让别人这么做。这么做已经让我们失去了不少人。如果敌机只从一个方向飞来，并且没有投下某些战斗机会携带的小型杀伤性炸弹，那么这么做是可以的。但如果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做了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对每一个没有躲进堑壕的人或者在地面上的人而言，结果往往是不愉快的。这不是唯一一次，我发现集团军司令的勇气超过了我的标准。

当天傍晚，我们从东敦枝回来，发现第48旅刚刚清除了意图在主干道上横放路障的大群日本渗透组织。我们的车辆被挡住了，因为战斗仍在公路南边800码左右的地方继续着，一队似乎有着一门步兵炮的敌人，正在炮击我们要通过的桥梁。他们的炮击不是很有效，却可能及时击中目标，因此我召来了几辆待命的轻坦克，提议亚历山大将军乘坐其中一辆过桥，我则坐另一辆过桥。

“那我的车和司机怎么办？”他马上问我。

“噢，他得要站在尾气里碰碰运气了。”我回复他。

“但这样对我和他同样危险！”

“是的，但他不是集团军的指挥官。”

“好吧，”亚历山大说，“那你去坐坦克，我待在车里！”

当然，最后我们都坐在了车里。

在4月12日至13日的晚上，日本人重新发动了进攻。第48旅再次狠狠地击退了前线的一支敌军，然而在侧翼的缅甸第1旅就没那么幸运了。12日，料到会有此攻击的斯科特，下令增援河岸的先头部队，并准备在第二天一早用他主要的机动预备队突袭他侧翼的敌人。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师严重缺乏通信装置，尤其是无线电台，而且电话线也经常被破坏分子和特工弄断。结果，命令无法传达，行动也被推迟了。与此同时，夜色中，伪装成缅甸民兵团（Burma Rifles）成员和平民的日本人，打了在河岸挖壕沟的缅甸民兵团和缅甸边防军一个措手不及。强大的日军部队紧接而至，我们被推迟的增援部队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于是他们第二天早上抵达时遭到了伏击。虽然他们重整旗鼓，反击并救回了一些昨晚被俘的战友，但他们不得不后撤，并使北边的道路向敌人敞开。日本人施加在缅甸第1旅身上的压力持续增加，多股敌军小队对我军进行了大量渗透，我们中的一些部队阵地失守了。我军的突击力量从主动攻击转变成被动反击，陷入了与敌人的一系列交战之中，并为了对付他们而不断行军或停下来战斗，搞得自己精疲力竭。最后，缅甸第1旅在混乱中退回到了主干道，暴露了我们的整个右翼，使得敌人在通向马圭的路上畅通无阻。

我们在军部收到的第一条消息是来自斯科特的警告，他说河岸的形势并不明朗，但他担心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紧接着，几个败兵赶来报信，他们用逃亡者的狼狈形象，描述了刚经历过的英勇战斗，并向我们保证他们是仅存的幸存者。我有足够的经验，知道事情永远不会像第一个来报告的人说的那样糟或那样好，然而这次的情况显然很严重。我们一定要马上做些什么来重组我们的右翼，但能动用的力量很少。实际上，除了寥寥几个被调出来进行短暂休整的疲累单位外，我们再没有别的部队了。他们被匆匆组织成一支部队开赴战场。首先，人员薄弱的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第2营（2nd king’s Own Yorkshire Light Infantry）去防守敏贡（Myingun），阻止敌人沿河前进；跟随他们的是同样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的苏格兰步兵第1营（1st Cameronians），以及一支印度骑马步兵分遣队。我还从缅甸第2旅调来一个营，安排它回跨过河，组成一支新的预备队。

军部无论怎么说都受到过几次空袭的考验，于是我们的人很快就收拾好了，准备搬走。也只有在这些常常发生的意外中，我们才能为人员短缺和装备之轻而祝贺自己。

4月14日早上，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两个师之间有一条很宽的裂缝，从马圭到东敦枝的道路被完全切断了，非常强大的日军部队盘踞在第13旅和第48旅之间。这两个旅现在都不处于攻势，而是处在艰难的防御性战斗中。我同意斯科特的说法，现在再把他的突击力量投入战场上去也是无用之举。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通信上的失败，缅甸师几乎没有控制事态的可能，因此我把第48旅调回了第17师。在我们的南部，被送去重新巩固侧翼的临时组织的部队陷入了激烈的交战中。约克郡人被围困了，但他们最后英勇地开辟出了一条道路，不过其剩下的人员没有力量再去对付日本人了。除了把这一翼撤回到印江（Yin Chaung）那深陷地表的干涸河道外，别无办法。这条河东西流向，发源于东敦枝北部，在马圭以南约8英里处汇入伊洛瓦底江，我们试图用缅甸第1师守住这个天险。如果我们不成功，那么之后我们的下一个落脚点，考虑到水源供给，就必须设在位于仁安羌以北的滨河（Pin Chaung）。换句话说，我们要放弃油田。

事实上，很明确的一点是，除非我们能快速集结我们的两个师，否则很难抵挡住敌人。我确定这已经到了必须要撤回第17师的时候了，但亚历山大将军不愿做任何可能会对中国人造成不利影响的事。他坚持要把第17师留在东敦枝。幸运的是，在军部还在那里时，我们就已经通过拆除铁轨，用木板铺平从北边出城、通向乔克巴当的铁路桥，把这条轨道变成了粗糙的公路。如果没有这么做，马圭公路被切断后我们甚至没法供给第17师。把铁路改成公路，是工兵们在频繁的空袭下完成的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由第7装甲旅的坦克尽心掩护的缅甸第1师，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撤回了印江。在4月16日至17日的晚上，日本人沿着印江这个绊脚石袭击了缅甸第1旅。刚开始，这个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通过伏击给敌人的先头部队造成了可观的损失，但是缅甸民兵团的人让开了一条路，导致一个印度营被包围了。印度人虽然杀了出来，但整个前线都被击破了。人们要记得，这时候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很虚弱，只有少数几个营能达到300人，他们不仅疲惫不堪、饥肠辘辘，还缺乏装备。缅甸第1师除了尽可能保存实力外别无他法，它下令第1旅和第13旅后撤，穿过郊区来到马圭—仁安羌公路。

我们已经把大部分行政单位和一部分军部成员转移回了仁安羌。当一门山炮在我军指挥部后方开始射击时，我出去询问他们射击范围是多少。“2000码”，一个军官告诉我，但这时他又补充说，“我们刚减少到了1500码。”我觉得是时候让军部的其他人离开了。

途经油田的后撤开始了…… iq14ugIneMneS2XmLbAYv/vTBKlaBIrW4dF9cvRfh6gWcrOE6Fm98Dx4DA/+J0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