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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1942年3月13日，一大早，我飞往南边的卑谬，在那里与亚历山大将军和两位被叫来开会的师长见面。缅甸第1师的师长是布鲁斯·斯科特（Bruce Scott）少将，印度第17师的师长是“重拳”考恩（‘Punch’ Cowan）少将。我应该万分感谢命运的安排，斯科特、考恩和我都来自廓尔喀第6团第1营。我们一起生活、服役了20余年，是彼此最亲密的朋友，我们的妻子也是，而我们的孩子则在这个快乐的集体里一同长大。我再也找不到有哪两个人能像他们俩一样给我信心，也不会有谁比我更愿意与他们共事。实际上，我们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在即将到来的艰难时期，对我们而言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意味着我们了解彼此，清楚对方会如何行动，无论进行怎样的探索与试验，我们都是最理想的一个团队。我从未听说过别的地方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军的指挥官和他的师长们不仅来自同一个团，还来自同一个营。如此绝无仅有的巧合似乎昭示着我的军会取得辉煌的成就。然而我们却一败涂地！但无论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一定不会是师长们的错。他们两人还是青年军官的时候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证明了自己，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他们一直在服现役，表现突出，可以说见多识广。他们现在是对付日本人的老手了，尤其是考恩，他曾是史密斯手下的副指挥，后来还作为他的继任者接手了那个师。我猜，他会比其他英国高级军官更加熟悉日本人的战术和处事方式。我为能在我的师里找到英国和印度军队悄悄培养的、数量惊人的新一代领袖而感到幸运，他们能力出众，受过许多训练，是真正的职业军官，然而他们的同胞却还在用“毕林普上校”（Colonel Blimp）
这一漫画形象嘲笑他们。
印度第17师的指挥官考恩少将（中间戴眼镜者）。
亚历山大将军发现不必向我的师长们介绍我后，便开门见山地向缅甸第1军下达指令。我被从机场直接接到了会议现场，对于我的军是怎样的、它在哪儿、它现状如何，都只有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大多数的地名我甚至还很陌生，只能在地图上逐个搜寻它们。但我还清楚记得两天前在加尔各答弄出来的简略图表，这回它帮上忙了。
简而言之，现在的状况是这样的，印度第17师在经历了锡唐河之灾后，还未完全重整与武装起来，目前在卑谬以南30英里左右的地方休整，与敌人并无接触。缅甸第1师在东面约80英里的同古附近，在密林斜坡的另一边，驻守着锡唐河河谷。中国远征军第5军正赶过来接替它，这样它就可以被调到伊洛瓦底江前线。由于中国人不会进至同古南部，因此需要缅甸第1军掩护卑谬。这样，当中国人集合完毕，我的军也集结在一起时，盟军会在缅甸境内保持一条大致平直的战线。
会谈很短，亚历山大将军在吃完午饭后马上坐着飞机离开了。我和斯科特聊了几句，见到我对他来说是个大惊喜，我让他在中国人到达后尽快把他的师带去与第17师会合。之后，我首次打量起了我的军部。
它由主要从缅甸集团军司令部抽调来的少数军官、几位文书、一支非常小的配备了4个无线电台的缅甸通信支队（Detachment of Burma Signal）组成。官兵加起来不到60人，他们坐在自己的行李箱或旅行包上。我询问了关于办公用具、食堂安排、帐篷以及交通方面的问题。让人感到荒唐的是，在任何一个单位里都是常规必备的这些东西，一个军的指挥部居然少得可怜。唯一真正让我安心的是，我的参谋长，“威尔士人”戴维斯（‘Taffy’ Davies），他曾担任过胡敦的参谋长。我认识他很久了，战争爆发时他曾在我的旅里指挥一个营。后来，他离开我前往冰岛担任参谋，然后从那里回了印度，又来到了缅甸。如果说我在师长的人选上撞了大运，那么在参谋长的人选上我也同样幸运。“威尔士人”戴维斯不只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参谋，他本身就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他高而消瘦，因在被拖延的撤退中不曾给自己一丝身体或精神上的休息，而显得瘦骨嶙峋。但他始终全力支撑着，维系着这个拼凑出的指挥部的运转。靠着自己的意志，他从无到有，一手组建并完善了这个指挥部。它的规模不足我见过的其他任何军部的五分之一，拥有的设施也没有它们的十分之一，但可能因为我们不用发布或者保留太多公文，我相信它真的会很高效。我们永远不会和我们的部队失联，能快速得知他们的位置和行动；我们从未在尽可能为士兵提供食物和弹药上出现差错，也从未在及时把命令传达给他们上失误过。坦白地讲，我们只是一个战术指挥部，我们的“G”
部门统共只有两辆吉普、一辆卡车、几辆摩托车，而且命令也常常不以书面形式发布。我猜，我们只发布过四条书面指令。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眼前这个指挥部干得出乎意料的不错，但在压力之下它必然不能持续运作超过几个月，士兵和军官都不能无限期地承受这种压力。除了戴维斯外，我还收获了一小群处于核心位置的参谋们，他们的精力、才干、无私和奉献精神甚至能与戴维斯相媲美。辛普森（Simpson），我们的助理副官及军需官（A.Q.
），负责噩梦般的临时后勤事务；帕特森-奈特（Patterson-Knight），辛普森的左膀右臂，从来没有什么能吓到他或者让他迷惑的事；G2情报组的蒙哥马利（Montgomery）似乎永远不需要睡觉；而创造了奇迹的工兵威尔森（Wilson），则在我们到达印度的时候因过劳而死。指挥官的一大特质，便是拥有遴选参谋和下属指挥官的睿智眼光，但我并不能宣称我在缅甸军中找到人是我的功劳，我想这该归功于胡敦。无论是谁的功劳，我都对他心怀感激。
当我与“重拳”考恩一同离开去视察他的师时，“威尔士人”戴维斯将我的指挥部迁到了卑谬法院。与此同时，可敬的帕特森-奈特正在努力拼凑出一个军官食堂，他从荒废的欧式房屋里捡来炊具、陶器和餐具，并从路边带回了一名炊事员。这个城镇源源不断地涌进各阶层的印度难民，如果一个路过的难民看起来像是做过服务员，那他就会被拽住询问，只要合适，就会被安排当厨师、服务员、洗碗工或者清洁工。实际上，这些可怜的家伙，大部分都巴不得马上成为某个能照看他们、保护他们、给他们一个依靠的组织的一员。这就是我们凑巧得到炊事员安东尼（Anthony）的过程。如果没有安东尼，我怀疑英军甚至都走不出缅甸。没了他，军部肯定没法继续运转。他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维持着一个相当体面的高级军官食堂，我们对他亏欠良多。我想，他一定会确保自己劳有所得，但谁会因此不满而拒绝给他报酬呢？
第17师正在向奥波（Okpo）南面的一个地区移动，考恩开着他的轮式装甲运兵车载我前往那儿。当我们沿着最重要的仰光公路行驶时，他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他的师在战争中的遭遇。他留下了重整一个师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这对他的部队和他本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慰藉。当我们到达设在缅甸村庄高脚楼里的指挥部时，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威尔斯曼（Welchman）准将。我曾在喀土穆（Khartoum）的医院里与他告别，我们当时因为在同一辆卡车上遭遇枪击而被从厄立特里亚（Eritrea）带到了那里。在东非的时候，他曾在我指挥的旅里担任炮兵团团长，也当过我的副指挥官、顾问和首席助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开朗，而且仍带着在非洲时陪伴他的长矛。威尔斯曼是我见过的仅次于考恩的最能激励士气的人了。我认为两个这样的人都在一个师的指挥部里是个错误，再加上我的军缺少一个炮兵指挥官，而他正是个极好的炮手，所以我把他从考恩那里调走了。
我们视察了第17师的很多部队，包括英国人、印度人和廓尔喀人的部队。他们看起来很疲惫，我对他们的设备之短缺和靴子、衣服的状态感到震惊，但考虑到他们最近所经历的一切，他们的精神算是好得让人惊喜了。锡唐河战役后，即使各个单位的兵力靠着征召我们的最后一批增援部队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但仍然低得让人不安。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仰光的陷落，它们就再也没有获得增援的希望了。
安斯蒂斯（Anstice）准将的第7装甲旅也在考恩的指挥之下，我很高兴能见到它，并注意到它的状态。它的两个轻型坦克团，装备着拥有“甜心”（Honey）绰号的美国斯图亚特（Stuart）轻型坦克。这种坦克只安装了一门两磅炮，而装甲薄得任何反坦克武器都能撕碎，显然不是这种地形下近战所需的理想装备。然而，坦克的任何弱点，都能被它们的坦克手弥补。第7轻骑兵团、第2皇家坦克团是我见到过的最优秀的英国部队。在来缅甸以前，它们在西部沙漠经历了许多场战斗，它们就像表现出来的那样，拥有一群自信、经验丰富、坚定不移的士兵。它们的支援部队——皇家炮兵第414连、第95反坦克团A连和西约克郡团第1营，和它们一样优秀。在视察过许多部队、面见过许多军官（其中一些是我的老朋友）后，我返回了我的司令部。
这不是第一次，也绝非最后一次我在局势不妙的时候接手部队了。我知道，在这种时候首先袭来的不安感，会让心情随着令人沮丧的现实而低落；然后是因激动而欣喜若狂，因为你的大脑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最后是神经轻微的刺痛和精神的豁然开朗，冲出去处理事务的强烈欲望会占据你的思维。然而经验告诉我，在匆匆行动之前，有必要先在脑海里清楚地得出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现在我坐下来思考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我们最急切的任务是：解决两支部队的编组问题，目前中国人在锡唐河河谷，英国人在伊洛瓦底江河谷；确保从卑谬到同古的那条横穿缅甸的前线的稳定性。但在这背后，目标是什么？总体目标又是什么？我们是要在某个地方做孤注一掷的努力，以获取缅甸的一部分吗？或者说，既然现在仰光已经失守了，那我们就该集中精力，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后撤，把军队完整地运回印度？我们是不是还应盼着中国人，以及我们剩下的资源，带给我们足以反击的力量？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每一次的中间行动如何操作，而所有这些都受战役的终极目标影响，但它是怎样的？现在还不得而知。实际上，不到最后阶段，这些答案从未明确过，而我想这一点会让我们在行动中遭受越来越多的挫折。
不过，无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后撤、坚守还是进攻，从各方面来看，我们都必须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主动权。这意味着我们一定要狠狠攻击敌人，直到把它打得失去平衡。我们能做到吗？我想是可以的。就目前得到的情报来看，我们第17师的对手是日军第33师团，它可能还有一些附属单位和数量不明的对我们怀有敌意的缅甸人。当缅甸第1师加入我们后，我们在前线的兵力应该首次足以与敌人抗衡，甚至超过对方。而日本人，从他们的最新状态判断，必然会发起进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穿过山脉，迂回到我们的左边。如果我们能有一支机动预备队，让他们承受敌人的攻击，然后用真正的力量从背后打击敌人，那么无论敌人是在丛林中进行迂回还是沿道路直奔目标，我们都可以给其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因此，我做出决定，我们在缅甸的作战目标应该是：集结我们的两个师，尽可能早地发动反击。
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里，当我在部队里走动，或者坐在前法官那阴暗的、堆着厚厚法典的房间，也就是我的办公室里时，几个情况（没一个能帮助我们的计划取得成功）在我心里越发清晰起来。
没有任何的缅甸情报组织，能给我们提供来自敌人后方或者我们自己领地内的消息。空中侦察必不可少，但我们非常欠缺，再加上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十分不利于空中侦察，因此也不怎么可靠。我们至今没有抓到过俘虏。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是通过辨认死者的尸体和在他们身上找到的有关文件来确认敌人的身份。而且，即便是这一消息来源的开发利用也是有限的，因为在整个军中只有一位军官能较好地读写日语。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但翻译上无法避免的延迟还是常常导致他发现的信息成了旧闻。毫不夸张地说，关于敌人的兵力、行动、意图，我们一点儿可靠或有用的信息都没有。我们最先得到的关于日本人行动的警告，往往是红色信号弹的流光和昭示着他们来到我们侧翼或后方的动物叫声。我们就像个蒙着眼的拳师想要击中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同时还要在敌人打到我们身上之前躲避我们无法察觉的攻击。这样的感觉真是糟透了。
很显然，日本人能够在我们认为无法穿越的丛林中一连几天地行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当地的缅甸向导带路，还因为他们的行军负重比我们轻，并且拥有更多的在这种地方生存的经验。我们所有的运输工具几乎都是机械的，这使我们的队列在穿过丛林中的单行道时被拉伸成好几英里长，无论从空中还是地面都极易受到攻击。我们的英国军队、印度 军队 和廓尔喀 军队 ，在硬碰硬的决战中和日军不相上下，但我们总是被迫钉在路上等待着失败的命运。它让我们被局限在狭窄的战线上作战，而敌人却可以在丛林中大步移动，包围我们，并且穿过唯一的道路把军队部署到我们背后。日本人把路障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对此束手无策。如果我们原地不动地与他们战斗，除非道路被重新打通，否则我们就是在做困兽之斗。因此我们不得不折返回去清除路障，而打破这些路障通常要折损一些车辆，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导致另一场撤退。
人员伤亡惨重，尤其是第17师；患病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除此之外，人们还担心，如果我们被迫进一步后撤，缅甸部队就会越来越多地弃我们而去。很显然，这些和日后的损失都是没法弥补的。我们只能通过飞机与印度保持联系，而我们的运输机数量却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个缺了200人的营在今天的行动中损失了50名士兵，那么第二天投入战斗时它就是一个缺了250人的营，如此这般它将被削减至毫无战斗力。此外，我们还得忍受无药可救的消瘦症的折磨。
这里没有任何具有乡团性质的缅甸本土卫队，甚至连提供向导或民用运输的组织都不存在。我相信，在让缅甸人团结起来抗击侵略者的事上，几乎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因为人们害怕，一旦承认英国有撤军的可能，必将引起恐慌、消沉甚至是背叛。几乎所有住在山上的部落都乐意为我们效忠，但住在平原地区（大多数战斗发生地）的缅甸人，却总体表现得冷漠而置身事外，以避免卷入任何一方中。一小部分服务于日本军官或其特务手下的缅甸人，对我们怀有强烈的敌意。我们战线后方的民政事务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尽管英国官员和大多数缅甸高级官员还坚守在岗位上，但他们的下属已经四散而去。
同古附近的缅甸第1师和赶来接替他们的中国军队，与位于卑谬的第17师之间隔着绵延80英里的勃固山脉。这些支离破碎、丛林密布的山地，没有公路通行，小路也只有几条。把兵力从一边转移到另一边是困难而缓慢的，并且出入口除非被一直守住，否则就会给日本人机会以施展他们最爱的包围战术。
这大概是我们将面临的最大威胁。部队在过去一直打得很好，但从未取得过成功。持续的后撤，令人焦虑的路障，新加坡和仰光的失陷，丛林中“日本超人”的传说，几乎缺乏任何物资的现状，都使士气急剧下降。眼下，锡唐河之灾对作战部队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并非无可挽回。然而，我们后方区域的士气给我留下的印象就不那么好了，那里有很多被吓坏了的人。
弄清楚哪里出问题是一回事，如何解决又是另一回事。我从不怀疑，如果胡敦有几个月的时间做准备，那么他会解决这里面的很多问题，甚至还会解决许多其他的问题。但就像他发现的那样，我也发现了，要在猛烈无情的枪林弹雨中修复过去的损失并非易事。
首先要搞好的是情报组织。在我们得到关于日军行动的比较可靠的预警和信息前，我们都不能奢望拉开和敌人的距离，更别说判断出击的时机和攻击的方向了。第17师的考恩同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开始着手组建覆盖战线的情报网，并为它取名“山脉情报部”（Yomas Intelligence Service）。这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比尔·冈恩（Bill Gunn），他是泛缅甸贸易公司的高级成员之一，很早之前就受雇于考恩，担任他的情报官。在战前的和平时光里，这一带的森林里散布着许多为冈恩的公司和其他公司砍伐与清理木材的缅甸人，他们中的监工和高级雇员成了我们这个情报部门的骨干。我们在热情的英国年轻雇员中物色到了军官。之后，我们开始把这张网延伸出山脉，并对它寄予厚望，希望日本人在我们的侧翼做细微的调动时我们能得到可靠的预警。在这些公司雇员里，我们加入了政府的林业官员和护林人，但当我想引入一些文官时，我发现我捅了马蜂窝。X先生和Y先生直截了当地拒绝在Z先生的手下办事！他们不喜欢后者，也从未喜欢过他，他是他们原本田园牧歌般的和平生活的破坏者。他们找了一些神经衰弱之类的理由作为拒绝的借口，但这样的争吵在战争时期是愚蠢的、不值得的、让人气愤的。我对他们中的一两个人恐怕有些无礼，但大家的责任感占了上风，因而工作未受影响地继续开展着。我提到它，只是为了举一个例子，以展示在压力下临时组建的这一军民组织所遭遇的诸多困难。实际上，我必须得讲，作为一个集体，我们最好的情报军官不是本国政府的文官，而是那些受雇于商业公司的该国国民，他们对这个国家和它的民众有着更接近真相的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议会制政府在缅甸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民政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它似乎迫使政府官员们越来越离不开办公室。综观缅甸的各个阶层，在主动服务方面，商业单位比政府部门受到的训练似乎更加优秀。
把这些年轻的英国雇员转化成军官非常简单。因为根本就没有训练时间，连把他们的名字通过正常途径上交并等待发表在《印度公报》上的时间都没有。我们现在就需要他们。所以，我和我的师长们告诉他们，现在他们就是军官了，并给他们安排了我们认为适合他们年龄和地位的临时军衔——少尉、中尉甚至是上尉。但是，由于物资匮乏，我们在为他们提供证明军衔的徽章时陷入了难题。有一位年轻人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他的黑色短袜（似乎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都用不上了）上剪出小小的正方形，然后将其缝在肩带上，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了他的新身份。我们把这当成了我们的常规解决办法。就像人们能想象到的那样，在后来这些非正规任命的军官在酬劳问题上遇到了好些困难，但幸运的是这些困难最后都顺利解决了。
我们临时组建的情报网有着相当大的弱点。第一，它需要时间去稳固自身。第二，到了公路的尽头，除了奔跑或者骑上最好的马以外，没有别的方法能把他们得到的消息传回去。第三，这个机构必须留在这里。无论我们是进是退，我们都会将组织里的缅甸人几乎全部留下，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的家园里工作。即使是那些跟我们一起走的人，在新的地方他们也不会像在这里那么有用。然而，如果我们有一点儿时间，如果我们还留在这里，他们就是无价的。
当然，我们急切地需要更多会日语的军官或士兵。我们被告知，有一批人开始在印度和英格兰的大学与班级里学习这门语言，一旦他们熟练掌握日语，我们就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我担心，日本人把我们撵出缅甸的速度比最聪明的学生学成离开学校还要快！
为丛林作战进行训练的难度，堪比提升一个人的智慧。日本人在丛林中自由穿行的能力比我们强，再加上我们依赖以公路为主的机械化运输系统，他们占尽优势，而这些优势都是他们争取来的。对我们而言，补救的方法是学会如何轻装上阵，如何适应丛林，如何在没那么多交通方式的情况下执行任务，如何提高我们对敌对行动的预警，以及最重要的，如何在敌人手中夺回主动权。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战术都被日本人的路障束缚着，这已经成了我军部队的梦魇。我想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以是在后方保留一支强大的预备队，把他们部署在敌人可能设置路障的地方，这样敌人来不及设障就会受到攻击。假使有部队能被这么安排，这将成为我们能够在丛林里移动前打破劣势的最好方法，但实际情况经常是，我们的人数正在减少，我们经常被压在前线，根本找不到这样一支预备队。
训练上的主要困难是没有合适的时机。如果要训练部队，就必须使部队脱离战斗，哪怕只有一个月。但我们不能那样做，任何一个有战斗力的人都是前线迫切需要的。经验能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但在教官是日本人的情况下这个学习方法的代价就过于高昂了。由集团军司令部开办的“丛林战学院”输出了少许受过理论训练的军官和士兵，但他们全都被派去组建小型的“突击队”了。我认为，把他们送去普通步兵营里提高总体水平，尤其是巡逻这项迫切需要执行的任务的水平，会是更好的做法。减轻装备负重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已经自行解决了。士兵和部队在意识到机动性和生存只能选择一个以后，抛去了越来越多的东西。然而，我们仍不能够从束缚着我们手脚的“铁罐头”——机械化运输工具中挣脱出来，除非我们被训练得可以更轻便地移动和生存，并且有了更多用于运输的畜力。我们也短暂地考虑过空中运输，它显然是一个解决方案，但在等待拥有足够的飞机上前景黯淡。由于师长们和旅长们孜孜不倦地设计和讲授新的战术，我军丛林作战的技巧与水平有了一点点提升，但并未真正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当时，我真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真正无法解决的问题很少，兵力消耗正是其中之一。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多是减缓消耗的速度。我们在后方仔细搜罗了作战人员和潜在的作战人员，然而在几乎所有行政人员都是缅甸人或者地位低下的印度人的战区，显然凑不到什么人。为了配合集团军司令部的行动，我们加快了士兵从医院返回部队的速度和伤员康复的速度，但这个方法不是没有危险的。我们的医疗卫生水平远在制定的标准之下，即使用尽全力，也没法降低疾病的发生率。实际上，现在的趋势是，随着医疗物资的减少，再加上人们长期忍受着压力、疲劳和物资匮乏的折磨，疾病肆虐得越来越厉害了。
在东非的时候，我们彻夜敲击埃塞俄比亚皇帝用于召集臣民的皇家大鼓，召唤皇帝在意大利军团的子民回去效忠他本人，那时我曾想：“当一个意大利军官是多么恐怖啊，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发现更多的人离你而去。”现在我切身体会到了那种感觉，缅甸部队中士兵逃跑的报告一直在增加。印度士兵忠于三样东西：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军团和军官。而缅甸士兵常常没有时间去培养对第三者的忠心，而且把自己毫无保护的家人留在日本占领下的缅甸使他们心生恐惧，这促使他们沿着丛林小路溜走回家。这种现象唯一的纠正方法，就只有胜利和前进。
因为不能寄希望于有足够的军队来防守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危险缺口，我们试着在“山脉情报部”之外，再弄几个由骑马步兵组成的机动单位。它的核心，由居住在缅甸的印度人组成的缅甸宪兵中的骑警部分构成，但在马匹上仍存在着巨大的短缺。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年迈、疲惫、沮丧的文官讨论过这些马儿的供应问题。在我看来，他在别的问题上都提不起兴趣，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站了起来，并变得很有活力。“哎！”他主动请缨。“马儿！你应该去找的人是X先生。他可以弄到任何数量的马，正是你要找的那种！”
战争中的缅甸士兵，绘于1943年。
“棒极了！”我激动起来，因为我们终于找对了方向。“他在哪儿？请他过来吧。”
“唉！”这位文官重新变回了他平日里悲伤的语调，“可怜的X先生！他三年前就死了！”
这些由骑马步兵组成的特遣队将沿着小路分布，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些哨所和据点，好让“山脉情报部”的人可以通过奔跑把报告送来。之后，快速把消息传回来就成了骑马通信兵的责任了，而岗位上的其他人，则会呼叫支援部队进行增援，用各种方式拖住日本人的部队。这是我们目前能想到的封锁或至少是看守缺口的最佳方法。
关于缅甸的文官系统，以及缅甸政府的崩溃，人们已经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有时也写了很多。我的笼统印象是，英国的许多高级政府官员都太老了，不仅思想僵化，精力和领导力也都太差了，根本无法应对入侵造成的巨大灾难和残酷现实。但在士兵提出太多批评之前，我想他们会牢记在缅甸的防御问题上，自与德国的战争爆发以来，最关键的决定都是作战部队做出的。什么军队会被调拨到缅甸，承担何种角色，这些都由参谋长决定；而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兵力的，则是多位总司令和他们在当地的指挥官。文职官员最多只能承认这些决定，并配合它们。毫无疑问，有些文官失败了，但军事上取得的成就，可以让我们的士兵忘记“住在玻璃屋里的人”
的谚语吗？我的经验是，除了极少数人外，英国文官——无论是服务于政府还是商业——与许多缅甸人一起，靠着勇气和奉献精神坚守在岗位上。在这片土地上，政府官员因为手下缅甸员工的倒戈而变得无能为力的情况，我们无法提前察觉到。一位督察，其手下的巡警大部分失踪了；某个市政主席的文书和公共机构的员工们走进了丛林；一位副局长，他的下属因为紧急的私人事务无限期地离开了。换成是一名士兵，情况就可能大不相同了，因为无论形势有多么艰难，总会有人执行他的命令。的确，人们可以反驳说，警察、文书、清洁工和其他小官员弃职而逃的事实，足以证明他们的长官有些地方做得不对。话虽如此，缅甸的文官，和他们的士兵同胞一样，擅离职守的真正原因，是怀疑我们的士兵和飞行员能否挡住日本人。我们唯一能帮到民政部门的，就是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样我们就能收集信息，根据自身的需要发出警告，并在维持秩序上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控制和疏散难民，还有别的上千件事。我请求派一位活跃的高级文官到军部来协助这种合作。我迎来了丹尼斯·菲利普斯（Denis Phelips）先生，他是无价之宝，这不仅体现在他被安排的工作岗位上，还体现在他的勇气、精力、智谋和奉献精神对我们所有人的感染上。他总是乐呵呵的，他的愉快在情况不妙的时候不仅不让人感到烦恼，反而还能振奋精神。他的笑声就像是我们的冲锋号角，而且我确定对日本人而言亦是如此，因为他们经常被迫听见它。菲利普斯是印度公务员传统的最佳典范，也是我们士兵的榜样。
军队士气的瓦解，是我们遭遇的最后与最根本的危险。士气取决于许多东西：精神、智慧和物质。如果你能取得胜利，那它将是建立和维持士气最简单的基础。即使没有胜利，领袖的自信也会给予士兵士气。在没有胜利的魔力加持时，士气很难提高，但现在我们的处境变得稍好了一些——集团军的指挥官（亚历山大将军）在敦刻尔克为自己至少在英国国内赢得了名声。他大胆地向前挺进，没有辜负自己的英勇声誉。我们手中用来鼓舞士气的最大底牌，是两个师的指挥官，他们有信心，也保持着信心，而且确确实实在很大程度上感染了他们的部队，不管是英国人、印度人，还是廓尔喀人。作战的艰苦考验也让一些杰出的人才脱颖而出，晋升为准将，如琼斯（Jones）和卡梅伦（Cameron），他们是真正的领袖。而且，他们还在将随时可能往下掉的士气始终维持高涨的工作中，扮演了崇高角色。
一个指挥官最重要的能力是他对士气的影响。许多高级军官都知道我，尤其是印度军队里那些营长以上的军官，但部队里的士兵却很少有人认识我。就士气而言，我是从零开始积累的，并且干得不错，而这可不是什么坏事。在战争中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军队遭遇了一段时间的败退后，会由一名新的指挥官接手战局，这时候他前任安排的增援部队、改进过的武器和增加的补给开始到达战场。当然，这不会减损新领导在使用这些新物资时所展现出的技巧，但它的确在士气这个基础问题上给了他巨大帮助。部队会自然而然地把他看成改善情况的人，于是他就拥有了现成的根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影响，直到他给他们带来胜利，从而用这唯一长久的方式把士气稳固下来。这样的优势，我和亚历山大将军都没有。我们不得不预计完全相反的情况。仰光的陷落，不仅意味着我们的物资和设施会日复一日地大量减少，而且，随着马来亚的陷落，增援的日本人会通过这个港口大批涌入。很显然，我得到部队里去看看他们，也得让我自己被他们看见。幸运的是，在我的指挥部里，没有用沉闷的鼓声欢迎我到来的公关部门。如果一个指挥官足够明智，他就会明白，他的部队在媒体或者别的鼓噪者忙于宣传他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了。所有这些，之后对你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在对情况进行调查后，我对士气和所有别的麻烦需要怎样解决有了大致结论，这一结论既不高明，也不新颖，那就是取得一场公认的胜利。我想，如果我们能调回缅甸第1师，重整第17师，并落实逾期已久的坦克维修工作，我们就有机会做到这一点，用一个重新团结起来的军反击回去。如果既不是日本人在前线给我们施加的压力，也不是别的地区发生的事情，迫使我们在做到上述这些事情之前就进行相对大型的作战行动，我们就有理由期待敌人会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把缅甸第1师调进卑谬地区。当然，此举全赖替换他们的中国人的到来。1月份，中国远征军第6军（第98师、第49师、暂编第55师）
已经进入掸邦地区；中国远征军第5军目前正向掸邦南面移动，但它不会越过同古。这是一件最不幸的事，因为这意味着向南打得还算不错的缅甸第1师不得不退回来，将锡唐河下游河谷一段不小的缺口留给敌人。考虑到补给问题，失去其中一个最好的稻米产区可谓损失惨重。缅甸第1师早前曾派出一些单位增援处境艰难的第17师，因此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进行这场撤退，这让士兵们十分沮丧，尤其是缅甸士兵，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正在抛弃他们的家园。日本人跟得很紧，尽管后卫部队奋力战斗，并因此损失惨重，但该师到达同古时依然累得精疲力竭。在这里，它穿过新到达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并在3月22日收到我的指令——前往卑谬以北约50英里处的、位于伊洛瓦底江河谷的达因达博（Dayindabo）—乔克巴当（Kyaukpadaung，又译为“皎勃东”）—阿兰谬（Allanmyo）一带集合。我选择这个地方而非卑谬本身或者与它相邻的地点，是出于后勤方面的考虑；此外就是，这个师必然是分批到达的，因此在没有被打断的情况下集结起来才是可取之策。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是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前，将该师的任何一部分投入行动。虽很难确定完成集合的确切日期，但估计是在10天到两周之内。
与此同时，第17师展现了它英勇的战斗精神。3月17日，年轻的卡尔弗特（Calvert）少校——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温盖特（Wingate）特种部队的指挥官——率军大胆地从河上突袭了兴实达（Henzada），一个敌人大有用处的港口。他拼凑出来的那伙突击队员和皇家海军，重创了由日本军官指挥的充满敌意的缅甸叛军。与此同时，第1格罗斯特郡团（1st Gloucester）在卑谬南面80英里外的礼勃坦（Letpadan）小镇，出其不意地袭击了驻扎在该地的一个日军营地，不仅给它造成了严重损失，还把敌人追到了丛林里，这真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显然，第17师经历了许多场战斗。
见过考恩后，我决定把他的师和装甲旅安排到离卑谬更近的地方。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离缅甸第1师更近，并缓解运输压力。我还认为，这么做可以减少敌人通过河道或者山脉绕后包抄他们侧翼的机会，而且紧挨着卑谬南部的田野也同样适合坦克作战。我很希望，这样的调动能够打消或推迟敌人的任何进攻计划。在这个阶段，我急切地想为军队争取集结时间。我觉得我犯了个错误。我应该留着第17师继续前进，并在卑谬附近集结缅甸第1师，这样做会更好。除此之外，以撤军命令开始我的指挥是一个错误，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无论如何，第17师撤了回来。一个在卑谬的旅（第63旅）负责掩护南边的主干道，另一个在辛米泽韦（Sinmezwe，又译为“新美锐”）—荷帽扎（Hmawza，又译为“摩萨”）的旅（第16旅）负责守住东南方向的通道，第三个旅（第48旅）列队回到了韦提甘（Wettigan）地区作为预备队，以应对敌人绕到侧后的威胁。在后面的是第7装甲旅和它的预备队，但愿能找到一个维修坦克的机会。左翼由“山脉情报部”和缅甸边防军（Burma Frontier Force）分遣队负责保护，右翼由在河面舰艇上的海军和与他们共事的伊洛瓦底江西岸突击队小组负责保护。现在，在卑谬的军部大概离真实的前线更近了，不过即使有机会让它避开，我也绝无那样的打算，所以它留在了那里。
卑谬被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通常，他们动用的力量不会太多，大概每隔一天来一趟，而且总在早餐时间来。我在以前就经常被轰炸，但从未在城镇里被轰炸过，而且我发现这比在沙漠或者灌木丛里挨炸要让人害怕得多。我们在控制突发的火灾上遇到了困难，有时甚至没有空中轰炸，火灾仍会发生。在我们占领的城镇里，谜一般的火灾成了战役中一个恼人的特征。有时候，我们会抓到一些正在放火的缅甸人，但并没有理会他们，因为我们发现这似乎是为数不少的“第五纵队分子”（Fifth columnists，泛指内奸）最喜爱的活动之一。不幸的是，卑谬是一片因敌意而备受关注的地区的中心。在空袭、火灾和难民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即使它有着吸引人的条件，有别墅和花园，也不是一个令人舒服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可怜的印度难民处境凄凉，其中有许多人患有天花和霍乱，他们在大街和码头上露宿，等着穿过伊洛瓦底江，沿着洞鸽（Taungup）的小道跋涉到若开海岸。此外，他们实际上快速削弱了城镇的防御，减少了它的水源供给，甚至还使军队要承受流行病的威胁。在我们的行政人员和武装小队力所能及的帮助下（虽然并不太多），当局全身心地工作并将成千上万的人运过河，最终使他们安全地到达了孟加拉。清洁街道也是个问题，因为市政管理服务在空袭下消失了。在相当程度上，我们靠把当地监狱里关押的囚犯们放出来，用释放他们为条件换取他们当几天街道清洁工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按罪行的严重程度从判决最轻微的人开始选，剩下的那些真正的坏人，那些暴力的罪犯，我们最后决定把他们逆流而上运到曼德勒监禁。然而运载他们的驳船被日军飞机袭击了，看守和囚犯一起掉进了水里。有些罪犯被枪毙了，有些被淹死了，但我想没有一个人到达了曼德勒或其他地方的监狱。我希望那些幸存者会成为日本人占领期间的大麻烦，而不是回到他们的同胞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