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进入缅甸

在伊拉克的沙漠里指挥一个师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当然，在任何地方指挥一个师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师”是军队里四个最佳指挥单位——排、营、师、集团军中的一个。排是你第一次指挥的单位，这个时候你还很年轻，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你会比排里士兵们的母亲更了解他们、更爱他们。营是一个有着自己生命的单位，它是好是坏只取决于你，这时候你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指挥官。师是一个完整的战争管弦乐队中的最小编队，也是让队伍里所有人都能认识你的最大编队。而集团军，它在战争中对意志力和领导力的锤炼，能让一个人类身上的情感与理智达到最完美的平衡状态。

指挥印度第10师是一件特别棒的事。作为师里的一分子，我们发掘了自我。我们曾在伊拉克叛乱的小规模冲突中艰难战斗，在叙利亚和法国进行过血腥但并不深入的交战，并且恣意享受着入侵伊朗的谐歌剧。我们在海法（Haifa）购买啤酒，在里海的海岸上将它们一饮而尽。我们能够行动，能够战斗，并且已经开始积累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成功的传统。我们有着军人般的、足够多的自负。而现在，1942年的3月，尽管顶着沙尘暴，面临着设备短缺、武器过时以及过量挖掘据点等问题，我们仍因身处关键地点而兴奋，等待着德国对土耳其的入侵。如果这真的发生了，那么当他们的装甲师隆隆作响地越过珍珠色的地平线时，我们在对方强大的军队面前就会成为“软柿子”。与此同时，每天在沙漠里颠簸上百英里，透过双筒望远镜来回扫视一大片毫无遮蔽的沙漠又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沙漠适合英国人，而战斗同样适合英国人，你看看你的士兵就知道了。

因此，当我在我的指挥部——位于哈巴尼耶湖（Lake Habbaniyeh）的残破的水上飞机基地，接到来自巴格达军队指挥官的电话，被告知自己将在接下来的三天内飞到印度时，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

“我是被解雇了吗？”我问。

“不，你有别的活要干。”

“但我不想干别的，我想和我的师待在一起。”

“一个好的士兵应该去他被派遣的任何地方，做被命令做的事！”

然后我的耳边响起了电话挂断的声音。

接下来几天，持续不断的沙尘暴阻止了我离开，延长了道别的不愉快，然而最后我还是不情不愿地去了哈巴尼耶湖乘坐水上飞机。沙子被风吹起来，打在我的脸上，我隔着风沙，看着来送我的6位军官，他们的身影快速消失在沙尘里，而我就像他们所见的那样孤独，弓着身子对抗着强劲的风沙。水上飞机隐隐可见了，我爬了上去，在低矮的入口处撞了一下头，我几乎总会撞到头。我听见乘员们讨论风沙太大是否无法起飞，但飞行员并不这么认为，我们就这样在惊呼声中起飞了。我想着发送给妻子让她到德里与我见面的电报，以此来让自己振作一点儿，但我仍然因为离开了自己的师而感到闷闷不乐。

第二天，我们在瓜廖尔（Gwalior）郊外一个水域萎缩的湖泊上降落了。在经历了乏味的火车旅行后，我在德里车站见到了妻子。次日早上，在印度的总司令部，似乎没有人能够或者至少愿意告诉我，我的工作是什么。唯一确定的是，我几乎立刻要与驻印度总参谋长莫里斯（Morris）中将一起飞往缅甸，而他正在视察前线以获得目前不太明朗的局势的一手资料。我并不知道为何我要随同前往，但这次我当了一个好士兵，去被派遣去的地方，做被命令做的事，不问缘由。

我们早早地出发了，在加尔各答过了一夜，然后飞到了缅甸若开（Arakan）海岸上的一个小港口阿恰布（Akyab）。它看上去是一个宜人、宁静的海滨小镇，比印度类似的地方干净得多，也保存得更好。实际上，所有的缅甸村庄和城镇都是这样。我们和指挥缅甸空军的史蒂文森（Stevenson）少将彻夜讨论局势。就在几天前，也就是3月9日，仰光沦陷了，英军艰难地撤出了这个地方，不过现在已经恢复了秩序并重新组织起来。然而，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在空中，形势都让人焦虑。

面对拥有明显数量优势的敌人，我们在空中无疑比在地面做得更加成功。在任何行动中，空中力量的重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在缅甸，从一开始它就成了主导因素。在日本发动袭击前制订的缅甸防御计划中，英军很大程度上依赖空军来阻止敌军或至少推迟敌军纵队前进的速度。而实际上，我们对空军寄托了太多的希望，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和日本人都会发现，单靠空袭无法成功阻止任何一方的行动。即使它有这样的能力，1942年在缅甸的英美空军力量也从未达到能正式尝试这种战术的规模。与其他一切资源一样，缅甸在飞机调配的优先级名单上排在了最后。1941年12月，在缅甸的盟军空军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只有一个配备了水牛式（Buffaloes）战斗机的英国皇家空军中队，一支配备了一些过时飞机的印度空军，以及配备了P-40战斧式（P40 Tomahawk）战斗机的飞虎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第三中队。本来还应该有一个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中队，但飞机一直被留在马来亚（Malaya），只有飞行员来到了缅甸。

富有活力的陈纳德（Chennault）上校所指挥的飞虎队目前的任务是保护滇缅公路。它的基地在中国昆明，但蒋介石对那条公路上唯一敞开的门户——仰光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于是派出了飞虎队第三中队去防御那里。飞虎队的飞行员是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里挑选出来的，在美国参战前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和日本人作战的经验，他们和你能在别的地方找到的顶级飞行员一样棒。虽然我们的皇家空军飞行员，相比他们的日本对手拥有非常明显的个人优势，但英美联军还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有人估计，除轰炸机中队以外，会有14个飞行中队被调遣至缅甸迎击日军。但当日军开始进攻时，那片地区只有2个战斗机中队、1个轰炸机中队和2个陆军协同作战中队。后来，3个主要配备破烂的飓风式马克Ⅰ型战斗机的飞行中队和1个配备布伦海姆式（Blenheim）轰炸机的飞行中队赶了过来。备用的飞机非常紧缺。为了打击这支小小的部队，敌人在泰国机场安置了150架作战飞机。

总的来说，除了零式，其他日本战斗机的性能都逊于飓风式和P-40，不过零式更容易受损，它和日本轰炸机一样，没有自封油箱和保护飞行员的装甲。然而，日本飞机在航程上有着相当大的优势，在一个面积广阔的国家作战时，这个优势将发挥很大的作用。以零式为例，它的作战半径是250英里，配备可抛式油箱时作战半径可达500英里，相比之下，飓风式Ⅱ型的作战半径只能达到135英里。因此，我们被剥夺了用战斗机对敌方机场上的飞机进行报复的权力。

日本飞机在数量和航程上的优势，并不是给我们制造困难的唯一阻碍。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我们的飞机想要避免在地面遭到破坏，就非常需要一个能保护我们机场的、行之有效的警报系统，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缅甸机场的布局让这一切成为不可能。它们几乎全都坐落在一条面向泰国边境的、南北走向的狭长地带上，从最南端的维多利亚角（Victoria Point），一路穿过丹老（Mergui）、毛淡棉（Moulmein）、仰光、同古（Toungoo，又译为“东吁”）、海霍（Heho）和南桑（Namsang），直到腊戍（Lashio）。这些缅甸的主要机场，无法得到足够的警报，除非我们的部队进入泰国，而这是从未被考虑过的情况。它们原本应该被建在伊洛瓦底江河谷的，而现在我们只在马圭（Magwe）、密铁拉（Meiktila）、瑞冒（Shwebo，又译为“瑞保”）和密支那（Myitkyina）建有辅助跑道。缅甸的公共工程部凭借如此之少的工程资源快速建成了这些全天候机场，这一点做得非常不错；至于把机场建在那里，只是他们被告知了错误的地点，这并不是他们的错。现实也给这个不幸的选址雪上加霜，我们只有一套无线电测向装置与微乎其微的高射炮，新组建的、只经过匆忙训练的缅甸侦察团没有无线电装置，因此只能使用仅有的民用电话与电报系统。我们这支微型空军所处的困境可谓一目了然。

仰光曾遭受严重的轰炸，但保卫城市的2个半英军飞行中队和1个美军飞行中队在头两个月里，在31次的昼夜袭击中击落了130架敌机（另有60架可能被击毁），还迫使日本在2月底以后放弃了空袭。大部分敌机是被飞虎队击落的，他们不仅拥有P-40这样优秀的战斗机，经验也比大多数英国飞行员要丰富。因此，最后的增援车队才有可能进入仰光，并在没有受到严重空中干扰的情况下，完成了爆破和最后的撤离。与此同时，P-40和水牛式战斗机（飓风式没有参加，因为这样的航程对它来说太远了）攻击了任何能飞抵的敌军机场，我们有几架轰炸机甚至深入了泰国。对一支规模如此之小的空军力量来说，能这般勇敢地战斗，并有效克服种种困难，是非常罕见的。

但这样的成就没能维持下去。1942年1月31日，我们的作战力量是35架飞机，对抗日本的150架飞机。呼叫增援的请求被驳回了，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仍享有飞机调配优先权。新加坡已经在2月15日沦陷了，此后日本的空中力量将得到大幅度增强。到3月中旬，日本航空部队部署了14个飞行中队，总共400架左右的飞机，来对抗他们在缅甸的敌人，而且每天能出动260架次。与此相反的是，我们每天的平均出击次数低于45架次。即使对英美的飞行员而言，条件也越来越不利了。

在阿恰布的那个晚上，我们坐着喝酒时，听到了很多诸如此类的消息。我们还了解到，随着仰光的沦陷，空军不得不撤回缅甸中部。没有撤走的人员被拆分成两个联队，一个留在马圭，一个前往阿恰布。我们被迫进行拆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后勤原因。我第一次意识到，在缅甸，补给和物资高于一切。随着仰光失守，空军和陆军一样，几乎必须要靠剩下的物资过活了。没有任何增援、补给能从陆路或者海路到达缅甸中部，只有空中的航线能提供一些少量的物资。我们统计了在缅甸的所有空军部队的维修资源和储备物资，并对这些物资能维持多久进行了计算，这将决定留在马圭的部队的兵力。剩下的人前往阿恰布，希望可以通过从印度到那里的海路来维持他们的补给。统计结果显示，留在马圭的联队由下列部队组成：

联队临时司令部（Improvised Wing H.Q.）

一个飓风式战斗机中队（英国皇家空军）

一个轰炸机中队（英国皇家空军）

一个陆军协同作战机群的分遣队（英国皇家空军）

驱逐机中队（飞虎队）

无线电测向站

到目前为止，飞虎队的中队十分虚弱，而我们最为珍贵的一个无线电测向站也岌岌可危了。剩下的部队待在阿恰布：

一个临时司令部

一个飓风式战斗机中队（装备过时的马克Ⅰ型）

一个常规侦察机群

一个通信机群的分遣队

马圭之所以被选中成为被称作“缅甸之翼”（Burwing）的缅甸空军联队的驻地，原因如下：

1.它覆盖着两条电话线，一条沿锡唐河（Sittang River，又译为“锡当河”）而下，一条沿伊洛瓦底江河谷而下。将缅甸侦察团驻扎在这里，可以提前获得一些预警。

2.马圭以南没有足够大的让现代轰炸机和战斗机起飞作战的简易机场。

3.这是唯一一个可以掩护向伊洛瓦底江撤退的军队的机场。

所以，即使有着种种缺点，马圭仍然是最好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唯一的选择。

我们还了解到，空军少将史蒂文森除了要对缅甸负责以外，他还被印度空军指挥官命令修建防空工事，以保护孟加拉的工业中心加尔各答、比哈尔（Bihar）以及位于阿萨姆地区迪格博伊（Digboi）的石油设施。他将继续组织从印度起飞的进攻性轰炸，以支援在缅甸的陆军，并侦察和攻击在孟加拉湾的敌舰。这个新的指令迫使他在加尔各答设立空军司令部，而他提议就在这几天内搬到那里去。

16个月前，我在苏丹吸取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那就是地面部队的司令部与支持它的空军的司令部必须待在一处。因此，当我发现在缅甸战役中，位于加尔各答的空军司令部和位于曼德勒（Mandalay）附近眉谬（Maymyo）的陆军司令部之间，空中距离有500英里，且陆上不相接时，我感到非常沮丧。甚至连在马圭的“缅甸之翼”，到陆军司令部的距离也有200英里左右。而且，直到1945年，防御加尔各答和缅甸战役对空军的这种拉扯，仍在持续着。由于资源贫乏，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却阻碍了空军在战场上的自由行动，空军指挥官们不得不顾此失彼。

第二天，我们从阿恰布出发到达马圭——我们目前在缅甸的空军主基地。我们飞越了若开山脉（Arakan Yomas），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缅甸那被丛林覆盖的山峦。飞越它们时，你就会理解它们对视野而言是多么大的干扰，但你一定不会真正意识到它们对行动的阻碍到底有多大。要真正体会这一点，你必须亲自在深深扎根的、死死纠缠在一起的植物中劈出一条路来，你需要爬上陡峭的斜坡，然后从另一边滑下来，这个过程没完没了，就像在看不见尽头的锯齿上前进一样。我常常希望我的一些访客，那些拿着小比例尺地图量距离，并对我提出的缓慢前进速度礼貌表示惊讶的人，亲自走而不是搭飞机来我的司令部。不过，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现在，我们开始呼啸着飞越那些一望无际的、周身覆盖着茂密植被的陡峭山峦。它们看上去就像是皱在一起的、厚重的暗绿色地毯，层层叠叠的褶子散落其间。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解脱，我的眼睛在过去的一年里一直盯着光秃秃的沙漠。突然，我瞧见了伊洛瓦底江，它在狭长的河谷地带奔涌而过，留下两旁相对开阔的田野。

在马圭，和一位非常自信的当地空军指挥官谈完话后，莫里斯和我乘一架小一些的飞机飞向曼德勒。飞机盘旋片刻后，降落在了一条开辟在稻田间的简陋跑道上，这里距离城镇还有几英里。我们只能孤零零地坐在那里，直到终于出现了一辆旅行车。然后，我们沿着蜿蜒的道路驶向缅甸的夏都——眉谬。那是一个赏心悦目的地方，有着最棒的萨里市富人聚居区风格的英式房子，每一栋房子都附带了宽敞的花园。

缅甸陆军司令部从仰光惊险逃脱后搬到了这里，很明显，其中一些人被这段经历极大地震动了。首先，缅甸陆军司令部没有被当成一个有能力在战场上指挥作战部队的移动司令部来组织、安排和训练。事实上，它是一个按照德里—白厅模式建立起来的和平时期的微型战争办公厅。虽然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入侵，它已经匆匆进行了扩张和增强，但离成为一个可以直接掌控战役的机构还差得很远。不幸的胡敦（Hutton）中将刚在缅甸接过指挥权，就碰上日军发起进攻，他作为一个战地指挥官，不得不在一个设计上完全用于不同目的累赘司令部工作，为此碰到了许多严重的阻碍。如果能有多一点儿的时间，我毫不怀疑有着优秀组织能力的胡敦能把它变成一个更合适的机构，但他马上就要面对严峻的战略形势了，在这个时候做那样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必因为我们参战时战场上连个优秀的野战司令部都没有而过分惊讶或愤慨，毕竟缅甸看起来比英国遭受攻击的可能性要小，而且即使是英国本土，也只有一个战争办公厅，直到危机降临时才会任命一个总司令、组建后方部队、成立一个能胜任工作的司令部。然而，一个不合适的司令部只是胡敦和他的部队在开战时遇到的严重障碍之一。

在缅甸，毫无防备的我们受到了极其猛烈的攻击，并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犯的最基本的错误是，不仅缅甸境内很少有人预料到这里会受到袭击，就连外界也没有人做此推想。而且，对于由谁负责缅甸的防御准备工作，以及一旦受到袭击由谁来负责实际防御等问题，一直没有做出长期有效的明确决定。虽然1937年缅甸在政治上与印度分离，但在国防的各个方面上，两国仍旧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实际上，缅甸是印度的防御性外垒，它的大部分军队都依赖印度，印度就是它的基地。因此，两个国家之间保持最亲密无间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缅甸的防御，如同其他所有活动一样，一直是由印度政府负责的，直到1937年从印度分离为止。随着政治上的分离，缅甸就要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负全责了。自从德国挑起战争以来，缅甸的形势发生了变化。1939年9月，出于作战目的，缅甸军队被置于英国总参谋部（British Chiefs of Staff）的指挥之下，但财政和行政仍由本国政府负责。1940年11月，缅甸军队的作战指挥权被移交给了新近在新加坡成立的远东司令部（Far Eastern Command），而行政责任则由缅甸政府和在伦敦的战争办公厅共同分担，后者为缅甸的国防预算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伦敦，自家门口的事务都比远方的缅甸要紧急。而且，把作战指挥权和行政责任分开本身就有悖原则，我从未见过有谁违背规则而不付出惨重代价的。事实上，新加坡和伦敦对缅甸都不感兴趣，这一点很明显，也不难理解，而当地指挥官与历任印度总司令则迫切要求缅甸重回印度。一年后的1941年12月12日，眼看日本人进攻在即，缅甸终于被交回给了印度，但并没有持续多久。同月30日，当日本真正开始进攻时，即便引起了当地和印度的抗议，缅甸还是被抛给了另一个更不情愿接手的组织，也就是新成立的西南太平洋地区指挥中心——美英荷澳司令部，出于对首字母的热爱，我们称其为“A.B.D.A.” 。在此机构中，缅甸战线的作战事务将在爪哇进行遥控，行政则由德里负责。日本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 后，美英荷澳司令部迅速解散了，于是缅甸又被推回给了印度。因此在这关键的16个月里，一共有5个各自独立的组织轮流负责过缅甸的防务，而且几乎整个时间段里其行政权都被单独分离了出来。仅仅是这些变化就必将导致延迟、疏忽、混乱和对当地困难的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用公路把印度和缅甸连接起来一事进展甚微，甚至没有进展，因此当战争来临时，印缅之间还是没有陆路上的交流。

雪上加霜的是，长期缺人成了部队的常态，即使这样，装备仍然不足以武装我们的军队。印度第17师是带着它从别的部队匆匆纠集起的旅来到这里的，而它就像所有印度陆军的师那样，所接受的训练和装备都是为中东的沙漠战准备的。它的运输工具全是机械化车辆，因而除了开阔地带以外，完全无法脱离公路行动。而在缅甸，根本没有几条公路。另一支部队，缅甸第1师，大多是没有作战经验的缅甸士兵，他们很多都是在最后一刻的混乱中被组织起来的，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传统可言。两个师都没有作战经验。他们分配到的火炮在数量上远远少于正常的师，而且常常都是些过时的型号。以一个反坦克炮连为例，其配备的是奥地利的77毫米火炮，它们是在1918年被意大利人缴获的，22年后在西部沙漠又被我们从意大利人手中夺了过来。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早该进博物馆的玩意儿，没有带刻度盘的瞄准具，而且所有的供给只够给每门炮提供120发炮弹。许诺从英国和非洲赶来的增援部队，已经在最后一刻被转移去了新加坡，以拯救这座要塞；或者像澳大利亚的师一样，转而去驻守被日本压倒性海军力量威胁着的锡兰 。因此，当我们仅有弱小的英美空军部队支持，又缺乏准备的两个师—一个印度师、一个缅甸师，第一次遭到日本人的猛攻时，它们要应对的是装备良好、经验丰富、受过丛林作战训练的日军陆军以及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航空兵。

在地理位置上，从第一次冲突起，我们就饱受主要交通路线，即平行并靠近泰国边境的那条从仰光到曼德勒的南北走向铁路，极易受到来自东面的攻击之苦。由于这个原因，最初的防御计划束缚了我们大半兵力，包括缅甸师的大部分部队，都被绑在了掸邦（Shan States）南部；因为我们预料日军将从景栋（Kengtung）方向发起主攻，直击这条薄弱的道路。另一个让我们分兵守护的地方，是缅甸地图上那条细长的“尾巴”——德林达依（Tenasserim），它向南延伸400英里，而平均宽度却只有40英里。从缅甸的角度来说，放弃这片领土会更好，但这片地区的机场有着双重重要性。首先，到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空中航线需要它；其次，如果它落到了敌人手里，将对仰光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因此，我们还是试图用小股分散的守军来守卫它。

然而日军主力并没有如预料的那样取道掸邦，而是越过高加力（Kaw Kareik）山口，取道德林达依到达毛淡棉。由于害怕引起中立国泰国的反感，我们没被允许在该国建立任何的情报组织，结果我们对日本人的动向一无所知。驻守山口的分遣队首先被击败，一场战斗过后，毛淡棉也被从南面突进的敌人占领了，第17师的主力部队不得不向北退守至比林（Bilin）。在那里，它英勇地与数量占优势的敌人进行了战斗，但最终在被包围的威胁下被迫再次后撤。而在德林达依的小队守军，已经在空中和地面的攻击下通过海路后撤了。紧接着，2月22日和23日，灾难在锡唐河上降临。沿着通往锡唐河的丛林小道后撤的第17师，因为他们的摩托化交通工具而不得不被钉在道路上；但他们发现了一股强大的、围绕其侧翼移动的日军，插进了正在渡河的先头旅和师余下的部队之间。仍在河东岸的两个旅绝望地奋力战斗，以期脱围并到达由他们战友所驻守的锡唐河铁路桥，那是他们和车辆越过600码宽的河流的唯一希望。此后悲剧降临。师长半夜被叫醒，被告知河东岸的小型桥头堡守不住了，日本人就快踏上桥梁了。他必须做出决定，是冒着让日本人直通仰光的风险将大桥完好无损地拱手相让，还是把它炸毁，将他的大部分部队切断在河的另一边，这么做能在日本人到首都的路上给他们留下一个棘手的障碍。最后，他下令将桥炸毁。桥头堡的守军退到了西岸并炸毁了大桥。批评这一决定是很容易的，但做出这个决定却并不容易。只有那些曾被迫在同样残酷的取舍问题上马上做出选择的人，才会明白这位指挥官所肩负的压力有多重！

爆炸声像是一个信号，给战场带来了片刻寂静。双方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对日本人来说，无论如何激烈地攻击，他们都不可能占领那座大桥；对英国人来说，他们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处境。通过最后一搏突围到河岸的英军，惊恐地看着那座断桥，把车辆和火炮运过去的希望彻底落空了。这些东西最后被尽可能地销毁了，士兵和军官，或独自或结队地脱掉自己的衣服走向水中。有人把他们的手臂搭在简陋的木筏或者汽油桶上，设法穿过河流；而大部分人只能借着竹子的帮助游过去。没有人能够背负装备、武器游到对岸，即使他是一个非常强壮的善泳者。许多人溺水而死，另一些人则在过河时中枪了。直到24日下午，被切断的8个营中，到达西岸的官兵总共不到2000人，他们只有550支步枪、10挺布伦式轻机枪和12挺汤姆逊冲锋枪。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靴子，大部分人只剩下了内衣裤。

这是第一场战役中的决定性战斗。在此之后，无论我们的军队如何英勇地作战，守住仰光的希望都很渺茫。而当仰光在3月9日陷落时，在缅甸的所有军队都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一如锡唐河东岸的那两个旅。

难怪之后当我在眉谬第一次与亚历山大将军见面时，这位刚刚从仰光侥幸撤出的将军，即使如往日一般平静，也难掩对形势的担忧。胡敦，他的前任和他现在的参谋长，这个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健康的人，正努力摆脱造成混乱的复杂因素和困难，把秩序带回正轨。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一直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而且在不久前他刚刚遭遇了一次特别严重的空难，他的飞行员死于这次事故，而他自己也被摔得很惨。如果是一个不甚勇敢的人，他会因此在医院里待上好几周。而胡敦，我猜他的身体状况仍然被那次意外影响着。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是胡敦，还是接替他的亚历山大将军，两人都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正常英国将军在战争爆发后都会面对的糟糕境地——被要求以他所能获得的资源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刚才我提到，亚历山大将军是侥幸逃出仰光的。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不是某个日本师团指挥官 对他收到的一纸命令的典型愚忠，整支驻缅英军，连同亚历山大将军和他的司令部，都会被摧毁。日军从东面而来，沿着贯穿丘陵和丛林的小路突袭仰光。但这名日本师团指挥官曾被命令先绕过仰光向北，然后转向从西面，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袭击仰光。当越过仰光北部时，为了掩护自己的侧翼，这名日军师团指挥官在主要的卑谬（Prome）公路上设置了牢固的路障，于是就这样把想要逃出去的英军封在了“瓶子”里。那些路障受到了好几次攻击，但是日本人的顽强程度足以与英国人和印度人的英勇程度一较高下。障碍始终无法突破。当时，日本指挥官所要做的就是保证他们的路障在该在的位置上，同时让余下的部队攻击分散在沿途40英里的我军纵队。没有什么能拯救英国人，他们的机械化运输方式将他们与蜿蜒的公路绑在了一起。对英国人来说，幸运的是，当日军主力部队开始向西进军时，考虑到他的“侧翼卫士”已经完成了任务，日军指挥官撤回了路障。因此日本师团从西面进入缅甸，一如他们之前的计划；而英国人，发现“瓶塞”被拔走了，便带着他们的行李向北鱼贯而出，一如他们之前的计划。

我和亚历山大将军之间的对话并未持续多久，他忙着赶去与总督会谈。我对他们这次会谈能否愉快进行心存疑虑，因为市政上的前景并没有比军事上的光明多少。这个国家的人们对入侵无甚准备，当英国人接连遭受兵败之苦，日本人却一路横推、势如破竹时，缅甸人对他们骨子里认为不可战胜的强国的溃败感到震惊。绝大多数缅甸人认为战争事不关己，只希望躲过它；少数缅甸人，主要是士兵和军官，则非常乐意为英国人效忠；而数量大致相等的民族主义政治家、1924年叛军的幸存者、学生和一些政治僧侣（佛教徒）则对英国人怀有强烈的敌意。这些不利因素，随着被日化的缅甸人的引导、侵略军的进入以及被掠夺战利品所吸引的土匪和恶人的不断加入，而变得更加难以应付。随着日军不断向前推进，擅离职守的风气开始在警察、所有公共机关的下级职员和文职官员中蔓延。对城镇的空袭，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火灾破坏。成群的印度难民，与其说是在飞也似的从日本人手里逃走，不如说是在逃离与他们一起生活的缅甸人，所有这些都加剧了控制和交通的崩溃。缅甸的民政管理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就已经濒临崩溃了。

然而，在这灰暗的一幕里，出现了一点明亮的光芒，那就是中国人。在1941年的圣诞节，蒋介石慷慨地派来了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6军，与我们协同作战、保卫缅甸。韦维尔（Wavell）将军马上接手了现成的中国远征军第6军第93师的指挥权，并将其调入掸邦。同样隶属第6军的第49师则将取道腊戍，到达萨尔温江（Salween）边的达高（Takaw）。第三个师，即暂编第55师，还处于松散状态，不像别的师那样有所准备，它将在畹町（Wanting）集结，在那里受训并武装起来。1942年1月底，3个师的补给安排被匆匆制定出来后，蒋介石在胡敦的请求下，同意由中国远征军第5军接管同古地带。这个军由新编第22师、第96师和第200师组成，被认为是装备最精良、训练最有素的中国部队。2月，中国部队在缺乏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开赴缅甸。

对英国指挥官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受所有被派遣来的中国军队的谴责一直很多，但之后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这些军队寄希望于靠当地国家提供补给，几乎完全没有物资供应和交通工具，除非临时成立一个机构以处理这些事情，否则是不可能维持或者调动这样一个大单位的。由于能让他们移动的交通工具是如此短缺，而公路又只有一条；因此即使马上接手了所有的中国部队，他们能不能比现实情况早一步到达缅甸，仍是存在疑问的。贸然那样做，他们的补给会处于最不稳定的境地。无论如何，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中国新编第22师、第96师的行动都推迟了。与此同时，他还改变了对在缅中国军队的指挥部署。直到1942年3月中旬，中国远征军第5军只有一个师——第200师，到达了锡唐河河谷的同古，余下的部队缓缓跟随在后。中国远征军第6军还在它们后面。这让亚历山大将军能适时把缅甸第1师调离同古，使其横穿伊洛瓦底江河谷，与印度第17师会合。届时，他手上就有了两队人马——中国人和英国人，他们被丛林密布、犬牙交错的勃固（Pegu）山脉分割开来。

中国军队方面，指挥权的不确定性给亚历山大将军增加了困难。3月中旬，美国指挥官史迪威中将赶到缅甸，他现在有着双重身份：所有在缅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与蒋介石的参谋长。以第一个身份出现时，史迪威中将是亚历山大将军的下属，但当他使用第二个身份时，显而易见就不是了。军官不足，沟通外界的无线电信号微弱，使史迪威受阻颇多。此外，来的还有一位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将军，史迪威所有的命令都要通过他来下达给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们。而这些军官在选择接受哪些命令上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有时甚至连师级指挥官都会在执行命令上表现出挑拣的倾向。他们可以用名正言顺的理由来为他们的抗命做出解释，因为蒋介石实际上并没有给史迪威代表总司令的印绶。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在腊戍的中国特使中，有一位林蔚将军 ，他是蒋介石的直接代表。这位将军虽然温和地表示过，他不对任何作战行动负责，但他也谦逊地表示，他会给部队施加一点儿“轻微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意思是，只要他不答应，那么没有一个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会执行亚历山大、史迪威、罗卓英的任何命令。

中国远征军的一个军，在编制上和欧洲的一个军相同，通常由两个到三个师组成。不过，一个中国师的规模比一个英国师或美国师要小，有着7000 ～ 9000人的兵力，而且只有三分之二的人被武装了起来，剩下的三分之一人员则被用来替代短缺的畜力或汽车，充当运输工具。因此，在一个满编的中国师里，持枪的战斗力通常很少超过3000人，它只配备了两三百挺轻机枪、三四十挺重机枪、几门3英寸迫击炮（82毫米口径）。除了偶尔出现的几门小口径反坦克炮外，他们没有炮兵部队，也没有师属医疗队，只有少量的劣质通信设备、一两辆指挥车、六七辆卡车以及两三百匹毛发杂乱、状态很差的矮种马。然而，中国的士兵顽强、勇敢、经验丰富，毕竟他们已经孤军奋战了好几年。他们是联军中的老兵，到目前为止，比起其他军队更能成功地挡住日本士兵。实际上，为了到达前线，他们曾在对抗敌军分队的行动中，赢得过几次小规模但值得被铭记的胜利。

在眉谬，我和许多参谋军官谈话，他们基本上是过去那些年里与我共事过的老朋友。我还参加了许多会议，包括与一位中国将军的会谈，他曾在中国对日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战役——长沙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把他拉到一边，通过翻译仔细聆听他对那场会战的战术分析。他解释称，日本人出于对自身力量的自信，经常在后勤处于危险边缘时发动攻击。他估计，日军部队通常不会带超过9天的补给。如果你能在这段时间内抵挡住日本人，防止他们掠夺你的补给，然后再反攻他们，你就能战胜他们。我听得津津有味，毕竟他是我唯一听说过的在一场战役中打败了日本人的盟军军官。当然，把这一理论运用到实际中肯定会遇到各种阻碍，但我觉得它的原理听起来不错。我记住了它，并在之后开始践行。

我仍对自己为什么被带到缅甸来感到非常迷茫，而且看起来这一次也没有人愿意向我说明。我骨子里害怕的是，我将被告知取代胡敦成为亚历山大将军的新任参谋长，而他会飞回印度。作为上级，亚历山大将军魅力四射、慷慨无私，然而除了我作为一个参谋军官无法与胡敦相提并论这一事实外——他在这方面的能力非常出众，我也从未设想过待在那个位置上。10年前，当我还在印度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二等参谋军官；到了1941年年初，我则短暂地成了一名准将参谋长。我有足够的经验说服自己，于是我想，我也能说服其他人：无论我作为一个指挥官干得怎样，都不会比我待在参谋的位置上干得差。

有一天，我们在曼德勒等候飞机，这给了我们一个到处看看的机会。我们看到了 许多 因为种种原因从战斗中撤出的部队，它们有的正在进行重组，有的则将被用于增援。而零零散散的小队和个人则如大杂烩般混杂在一起，他们中既有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失去了火炮的炮手，也有被打散的残兵或失去部队的军官。英国人看起来忧心忡忡，印度人看起来很迷惘，而缅甸人则闷闷不乐。我想，若没有一个能很快控制住局面的人，那么后方的形势就会迅速恶化。

我们踏上了返回印度的行程，而关于我未来职务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我开始为一个或许更加糟糕的命运而感到害怕——我有可能注定要在印度从事些参谋工作。然而，担心也没有什么用，我应该很快就会被告知结果。我来到了距离加尔各答不远的地方。我到达那里的当天，便在早餐后因为韦维尔将军的命令来到了阴森森的、我猜也不怎么卫生的总督府里。我到的时候，他正以一贯的坚定姿态站在一个会客厅里。他曾见证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以及远东的盟军海空力量，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被席卷一空。那时，他正负责驻守在世界上最难指挥的地方——印度和缅甸。只要看着他，就能给人以信心。我曾见到他站在耀眼的成功之巅，冷静地像在思虑着什么一样看着我，和他现在看我的眼神如出一辙。他问了我几个有关缅甸见闻的问题。我回答之后，他说，“我知道了”，然后我们陷入了沉默。毫无预兆地，他突然打破了沉默：“我想让你回到缅甸，去指挥即将在那里组建的部队。”

我的心怦怦乱跳。这可比一份参谋工作要好！但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足以让我意识到，在缅甸当指挥官更可能是一场艰难的考验，而不是什么荣耀。

就像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一样，他继续说道：“亚历山大肩负着一个最艰难的任务。而你会发现，你的任务也不会很容易。”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你越早到那里越好。”

“我明天早上就出发。”我向他保证。

“我知道了。”

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

我斗胆向他提问，为何新加坡就那样沦陷了？他平静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告诉了我原因。他祝我好运，并和我握手，之后我就离开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我坐在一台慢慢转悠的电风扇下沉思。是该好好想想我来缅甸以来的所见所闻和韦维尔将军告诉我的关于新加坡的事了。看着放在膝盖上的地图，我开始反思我对缅甸的了解有多浅薄。我做了我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会做的事情——把地图简化成一张粗略的图表，并将重要地点之间的距离标记出来。当你头脑中有了这样一份图表时，你就有了当地地形的“骨架”，之后就可以用进一步得到的信息和特征赋予它“血肉”，而不会违背现实。我同样反思了自己对日本人、他们的战术和他们的指挥官是有多无知。1938年，当我指挥廓尔喀第7团第2营（2/7 Gurkhas）在西隆（Shillong）周围的山地进行年度训练时，我就把日本人当成过假想敌。我也曾任用过一支控制着东部边境部族的部落武装——阿萨姆民兵团的官兵，来指导我们进行丛林作战。坐在总督府里，我自负地想，我的部队是大英帝国里为数不多的做过一些丛林作战训练的单位，但再想到它现在正和我的老朋友——印度第10师一起在沙漠作战，我就苦笑起来。训练英军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从来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有太多健谈的顾问指点我们了！我试着回忆起我在那次作战训练中了解到的日军的组织形式，但我学到的知识非常粗略，而且回忆也变得模糊不清了。我知道的的确太少了。

然后，更加迫切的个人琐事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一向轻装出行，携带的行李箱不会超过二三十磅。我的行李，连带我所有的扎营装备和一些别的东西，都放在巴格达和孟买之间的某个地方。我拦下一个侍从官，让他给我找来一个印度裁缝。来的是一位乌尔都裁缝，他在半小时内用皮尺帮我量了尺寸，并将量出来的数据记在了报纸边缘。离开时，他带走了我的订单：3件卡其色的训练用军装衬衫、3套休闲裤和衬衫，并且必须赶在明早5点之前完成。他发誓他会完成这笔订单，他确实做到了，为此，他坐在凳子上缝了一整晚。

那天晚上，在总督府的大餐厅吃过晚饭后，我们去了一家有空调的影院开派对。把留在文明社会中的最后一夜用在看常见的无聊电影上，似乎是一个愚蠢的行为，但这座城市有益身心的娱乐资源有限，而且我也不觉得在自己的房间里继续思考能有什么进展。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把裁缝的劳动成果打包进我的行李箱，准备出发。然而，一通电话打了进来，告诉我飞机未按预定的时间准备好，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了。我在乐于助人的侍从官的陪伴下，花了好几个小时在购买一些别的东西上。这个年轻人在我身上下了很大功夫，运用他所有的魅力——当然他有的是魅力——来说服我把他带去缅甸。然而，我并不愿意带走他，除了不愿意让我热心的东道主——总督本人损失一位副官外，还因为我发现这个小伙子其实仍未从他在北非受的重伤中恢复过来。不过，他的初心是好的。

按照调整过的时间，我到达了位于加尔各答外围的达姆达姆（Dum Dum）机场。对一个乘客来说，这是一个让人生气的地方，该机场的秩序直到1945年空军元帅克里顿（Coryton）下令重整才有所改善。我经历了通常会遇到的困难，才终于找到了对我的旅程和其他事情都了如指掌的飞行员，以及会带我前往缅甸的吕山德（Lysander）轻型飞机。飞行员是一位在印度空军服役的年轻开朗的锡克教教徒，让人啧啧称奇的是，早在伊拉克时，他就已经载过我一两次了。我们扣上降落伞，爬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而这架飞机却启动不了。在之后的半个小时里，它始终无法启动。我的锡克教小伙儿，一如既往地开朗，他走下飞机，去寻找另一架吕山德。最后他找到了，于是我们转到这架飞机上起飞。

可怜的油量迫使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短途飞行才能不停前进。在吉大港（Chittagong），我们在降落前必须想办法把地面上成群的苦力驱散开，我想我那无忧无虑的锡克教小伙儿可能会带着我一起撞倒他们中的某些人。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是技术最精湛的飞行员。时间转瞬即逝，喝完一杯茶后，我们再次起飞，飞越那似乎延绵无尽的丛林。太阳落山时，储油量有些低了，突然，波光粼粼的伊洛瓦底江映入眼帘。在黄昏中，我们从一座白色佛塔旁飞过，穿越伊洛瓦底江。我的飞行员导航能力一定很棒，他在飞越河流时所选择的位置刚好在我们的目的地——马圭机场的对面。我们在天上盘旋，等待着地面的信号，但没有灯亮起，于是我们只能自行降落并在跑道上滑行。没有一个人出现为我们指路，我们在跑道的尽头停了下来，但还是没人出现。夜幕快速降临，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只有紧靠着泊在一起的飞机。我从飞机上下来，走向一排小屋，它们肯定是管制站。第一个小屋的门开着，这是一间办公室，然而空空如也，其他的也一样。我的飞行员和我一起搜寻着，随后我们发现，机场以及大多数的英国飞机完全被遗弃了。锡克教小伙儿发现了一部电话，但拨通以后并没有在另一头得到任何回应。不过他还是抱着希望继续拨号，我则到机场边缘的道路上查看，最终等来了一辆载着几个缅甸民兵的轻型卡车。打完招呼后，我带着飞行员上车，接着车子驶入了两三英里外位于马圭的英国皇家空军联队司令部。在那里，我发现所有人精神饱满，心情愉快。当我提出，把那么多飞机留在一个荒废的机场，而周围还有不少不太可信的人员是否有些鲁莽时，我被告知保证它们的安全是陆军的事。尽管我知道任命告示已经从印度发出，但我不知道我的到来是否真的被期待。我的抵达过程就非常奇怪，另外，无论是缅甸管理工作的标准，还是我们珍贵的飞机的安全状况，都不怎么让人放心。 nSOSE4RXq6b8/HZrqgFJo0VmtMBUJY1uvIMh13T/Zcd+MaEsWDmseyhlFyzbuX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