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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走戈壁之路的时候，在想什么？当我们走完戈壁之路的时候，除了完成了自我挑战和团队建设，拍了很多照片，吃了很多土和沙，还有没有什么感悟呢？有没有想过，自己走过的这条路经历过的那些历史巨变？
如果大家能够细细体会，一定会有很多的感悟，但这也需要一些背景知识和引导。下面我从五个维度引导大家发散思维，不断地进行深度思考，以获取与众不同的深刻感悟。这五个维度分别是探索、传承、对抗、缓冲和生态。每一个维度又分三个层次循序渐进：第一个层次是情感的体验，第二个层次是知识的更新，第三个层次是行动的启发。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朝刚刚稳定下来，百废待兴。当时，唐太宗规定不许出国，可是长安城里的一位年轻的法师玄奘却想去“西天”取经，他向皇上打报告申请西行求法却没得到批准。怎么办？玄奘心意已决，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偷偷出了长安。
我们来看看玄奘当时的历险。他先是到了凉州，当时的西北重镇，位于现在的甘肃武威。玄奘在这里开了好几场讲座，他是当时名气最大的僧人之一，来听讲座的人很多，大家纷纷给钱，玄奘就通过这种方式筹到了路费。玄奘要偷渡国境时，在当地收了一个胡人徒弟叫作石磐陀，据说他就是《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真实原型。然而，石磐陀并没有像孙悟空一样，追随玄奘一路走到“西天”，他只是给了玄奘一匹马。这匹马也不是《西游记》里的白龙马，而是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但是就是这匹马，最后救了玄奘。
行到瓜州时，玄奘遇到了一个重要挑战就是怎么冲破瓜州的五个烽火台防线取水。
沙漠里面最缺的就是水，而附近的水源都在烽火台下面，任何人取水，烽火台上的岗哨都是能够看到的。玄奘在第一个烽火台时就被发现了，险些被乱箭射死。幸运的是，驻守在这里的校尉王祥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不仅放走了玄奘，还告诉玄奘不要去第二个、第三个烽火台，而是直接到第四个烽火台，因为那里的校尉王伯陇是他的亲戚。于是，玄奘就直接去了第四个烽火台，王伯陇不但热情地款待了他，还送了他一个大皮囊。然而，当玄奘出了烽火台进入八百里流沙，也就是莫贺延碛时，他不小心打翻了大皮囊，皮囊里面的水全部洒了。
在沙漠里没有水，是怎样的处境？据说玄奘有五日四夜滴水未进。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玄奘时刻：到底是回去呢，还是继续朝前走？众所周知，玄奘是下定了决心朝西走的：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那匹老马救了他：老马自己找到了一处泉水，让玄奘脱离了险境。
讲到这里，大家是否已经能够感受到玄奘当年所经历的种种险境呢？
玄奘在历史中的贡献有多大呢？这就要从佛教传入中国说起了。大约在汉朝初年，佛教就已经传入中国。东汉年间，洛阳已经成为佛教的中心。魏晋时期，佛教已经被很多知识分子和王公贵族接受。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一边讨论玄学，一边讨论佛学。到了南北朝时，佛教在西北一带更流行了。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统治西北的都是胡人，胡人认为自己是胡人，而释迦牟尼也是胡人，那胡人就应该信释迦牟尼的佛教。其实，佛教流行的历史背景是连年战乱，生死莫测，让人很容易产生幻灭感，需要寻找精神寄托。在玄奘的历史贡献中，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把佛经带回了中土。玄奘取经回来，适逢唐朝盛世，河清海晏，荣宠加身，这是时代对他的加持。当我们去戈壁的时候，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玄奘时刻”，但更重要的其实应该是“玄奘时代”。
听了玄奘的故事，又了解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我们能获得什么启发呢？
第一，一定要相信长期主义。如果玄奘真的退缩了，那就没有现在的戈壁挑战赛，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强大的精神榜样。
第二，一定要坚持做自己。玄奘去的时候经历了重重阻碍，但他坚持了下来，最后可谓载誉归来。所以，坚持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目标越是宏大，能够激发的潜能越大。
第三，我想提醒大家尤其注意，当一个人已经能够坚持长期主义、做好自己之后，他需要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时代的加持。玄奘时代要比玄奘时刻更重要，更能够把做的事情放大。玄奘做的事情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所处的时代很伟大。有了时代的加持，人或事都会自带光环。
北魏的第三个皇帝叫拓跋焘，是当时的雄主，南征北战，打的几乎都是胜仗。公元439年，拓跋焘率兵亲征，攻破了姑臧，也就是凉州，在当时是北凉政权的首都。北凉被灭后，北魏把原来住在这里的居民迁往内地。《魏书》里写道：“徙凉州民3万余家于京师。”那时候北魏的京师（首都）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
在南北朝的时候，河西走廊这一带出现了五个政权：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号称“五凉”。在五凉时代，河西的人口大约是100万人，按一家三代5口人来算，北魏迁走的凉州市民不下15万人，将近1/6的人口都被迁走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被人忽视的一件大事，关乎中华文明的传承。没有这件事情，中国历史或许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让我们再回头去看看河西走廊的历史。
在河西走廊这个地方，早期汉人并没有来到这里定居，原住民是月氏和乌孙两支胡人。之后，匈奴崛起，并成为汉朝最大的敌人。我们知道张骞出使西域，其实就是想联络月氏和乌孙一起攻打匈奴，东西夹击，斩断匈奴的臂膀。然而，当张骞好不容易找到月氏时，人家早已迁到了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不愿意再打仗了。攻打河西的时候，汉武帝派霍去病攻打匈奴，并采用匈奴的打法，主要依靠骑兵，长途奔袭。后来，汉朝自己灭了匈奴，并在这个地方设了州郡。我们来看看现在留下来的那些名字：武威，意思是汉朝在这里用武力显示出了威风；张掖，意思是汉朝张开了它的臂膀；敦煌，敦是大的意思，煌是光明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伟光正”的意思……当时住在河西一带的匈奴，比如休屠王、浑邪王的部下，都被迁到了内地；大量的汉人迁到了河西。
到了晋朝，永嘉之乱时期，中原一片涂炭。当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衣冠南渡，也就是中原人，尤其是有钱的、有文化的，都逃到了江南，所以江南才变成了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二是士族西迁，当时河西走廊比较和平，很多汉人迁过来，在凉州这个地方形成了凉州文化，即汉族的文化与当地胡人的文化进行了融合。
然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当北魏统一了北方，把凉州的这些士民迁到内地之后，出现了中国文化从西向东的“反哺”。我们过去学中国历史的时候，常常觉得中国历史一直是一脉相承的，然而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个帝国，一个是秦汉帝国，另一个是隋唐帝国，它们的文化基因非常不同。比如说着装上，秦汉时女士的着装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到了隋唐的时候，女士的着装换成抹胸，这就是从西域演化过来的。陈寅恪先生告诉我们，隋唐的制度来源非常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来源来自河西，也就是说，当中原文化快要灭绝的时候，凉州文化传承了原来的中原文化，然后又回过头来在中原把我们的文明发扬光大，形成了这样一种迂回的过程。
如果我们不到凉州，不去理解凉州，就很难理解隋唐时期发生的这种文化基因的变化。
举个例子，在我们所走的玄奘之路上有一个锁阳城。在锁阳城的南边大概十里地处，是瓜州县四道沟老城，在东汉的时候它是敦煌郡的渊泉，那里就是著名书法家张芝的老家。张芝是王羲之的前辈，也是草书的发明者。原来的草书叫章草，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张芝把它变成了今草，更加潇洒、龙飞凤舞。可能现在在那里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当年的痕迹，但是那里就是当年张芝练字的地方。所以，在我们走玄奘之路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一不小心就会邂逅当年繁华的凉州文化。
玄奘之路和河西走廊的历史启迪我们：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边缘地带，真正的创新来自混搭；我们经常要重新定义谁是我们、谁是他们，我们会变成他们，他们会变成我们；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多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哪个行业，有时候，我们在哪个行业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哪个生态体系里。
——何帆
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第一，每一个做企业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基业长青，但从这段历史中我们会看到，基业长青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讲中华民族这三千年来一直没有被外族灭过，但事实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直经历着磨难。没有凉州文化的反哺，也可能中原从此就是蛮族牧马的地方了。
第二，从凉州东迁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承很可能不是主流传承下来，而是边缘传承下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居然是一个边远的地方、一个叫深圳的小渔村，把中国经济的活力传承了下来。所以，请记住，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边缘地带。
第三，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创新是来自混搭。我们现在熟悉的中华文明自古就是由当年的汉人和胡人共同创造的。
我们知道，安史之乱之后，整个河西走廊就被吐蕃占领了。吐蕃让汉人穿上了胡人的衣服、讲胡人的语言，河西一带很快就陷入一片凋零。后来，一个叫张议潮的汉人带领当地的百姓起来造反，他不仅联系了汉人，还联系了僧人，因为当时有个吐蕃国王在搞灭佛运动，所以很多和尚也参加了起义军——这支队伍叫作归义军，归就是归队的归，义就是起义的义。为什么叫归义呢？因为张议潮在赶走了吐蕃之后并没有自立为王，而是归顺了朝廷。
我曾在敦煌文献里看到张议潮写给上级的一个折子，上面写道，他们当时正在和一个叫嗢末的蛮族打仗。他还说，经过调查，这些嗢末人其实是汉人，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结果国家没有保护好他们，他们被吐蕃抢走了，这才变成胡人。张议潮建议，要采用抚柔的政策，把他们争取过来。
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谁是汉人，谁是胡人，其实是很难讲清楚的。陈寅恪先生曾说，当我们讨论汉人和胡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讨论的不是人种的问题，而是讨论的两种制度、两种文化。隋唐时期，我们经常说起“独孤”“长孙”这些姓氏，这些原本都是胡人的姓氏；李唐家族的血脉中也流淌着胡人的血脉。
到唐朝的时候，河西一带胡汉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举几个唐诗里面的例子，比如，张籍在《陇头行》里写道：“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王建在《凉州行》里写道：“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白居易在《缚戎人》里写道：“自云乡贯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着皮裘系毛带……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如果我们仔细看当时留下的壁画，就会看到两种文化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胡人的生活方式与汉人的农耕方式出现在同一幅画里，《惜别图》中骑马的是一个汉族的小哥哥，而旁边为他送行的是一个胡人小妹妹；等等。
那么，这些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
第一，我们要重新定义谁是我们，谁是他们。我们有时候会变成他们，他们有时候会变成我们。比如说，到了戈壁，谁是我们，谁是他们？北大汇丰商学院的队员如果看到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队员，会觉得光华管理学院的队员是“他们”，还是“我们”？如果他们同时又看到了上海交大、复旦大学的队员，会觉得光华管理学院的队员是“我们”，还是“他们”？会不会觉得，“嗯，我们都是北大的”？那么，如果一个人走在戈壁上，前面后面都没有人，突然看见前方有一个人，他会怎么想？是不是才不会管这个人是哪个学校的，能看到一个人就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第二，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对手，因为对手和我们往往是水平不相上下的。尽管在戈壁挑战赛中我们可能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们是互相尊重的竞争对手。
第三，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华文明是一个大熔炉。在中国，真的只有一个民族叫中华民族，只有一种文明叫中华文明！
大家都知道隋炀帝生活腐化堕落，喜欢下江南，搞得民不聊生。隋炀帝除了下江南，还有一段故事，他刚刚登上皇位没几年，就曾经搞过一次西巡，一直走到张掖。这就是典型的隋炀帝做派，到了张掖之后，好大喜功，搞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各国的官员，安排了各种表演节目，来彰显其伟大。但是，我们要再想一想，隋炀帝到那个地方去，真的只是去寻欢作乐吗？
我们来看一下隋炀帝走的路线。这条路线很怪，从长安出发，经过现在青海的湟水，到了张掖这个地方；他回去的时候，原本可以选择一条更便捷的路，从张掖顺着河西走廊，经过武威回到长安，但是他非要按原路返回，经过一个叫大斗拔谷的山谷，并在那里遇到了暴风雪，死伤惨重。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绕这么一个大圈子？因为他要到湟水这个地方去。当时有一个传说，说湟水这个地方的湖里面有很多龙，龙到了特定的时候，就会从水里出来，跟当地的马交配，生下所谓的“天马”，也就是良种马。当时隋炀帝去湟水的真正目的就是找当地的良种马，也就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因为当时隋朝在东边还有一个威胁，为了能够在跟高丽的对战中打赢，他一定要在西部先找到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由此可见，看起来荒凉偏僻的西部对中国有多么重要。
清朝末年，朝廷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到底塞防重要还是海防重要？一方面，19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被阿古柏势力侵占。1871年，沙皇俄国打着替清廷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伊犁，其后又欲以同样的手段进军乌鲁木齐。伊犁将军荣全呼吁清廷出兵新疆，收复乌鲁木齐等重地；另一方面，当时日本入侵中国台湾，而清廷竟然无力抵抗。海上的敌人越来越多，恭亲王呼吁拨款多买军舰。当时曾有人建议，新疆大部分都是沙漠也没有多少人口；而左宗棠力排众议，他表示，丢了新疆就丢了蒙古，丢了蒙古就会丢了大清的龙脉……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当时中国真的丢了新疆会怎么样？如果中国丢了新疆，国防前线就在嘉峪关；如果国防前线在嘉峪关，那么真正的国防前线其实是西安。河西走廊非常狭窄，很多补给很难运送。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新疆是确保内地安全的重要缓冲地带。
回顾这段故事，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启发？
第一，为什么左宗棠当时的决策是对的？管理一个企业，要了解表面看起来“冗余”的意义，容许组织里有适当的冗余，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
第二，这就提醒我们，在稳定和效率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我们过去学习管理学时过分强调了效率，无论是剥离“非核心业务”还是实现“零仓储管理”等，这些措施在正常时期都是适用的，但如今我们正处于疫情期间、经济低迷的危急时刻，就需要思考稳定是否比效率更重要。
南北朝时期，北凉国王蒙逊带兵攻打敦煌，当时敦煌是西凉太守李恂把守的，李恂闭门不战，蒙逊久攻不下，就想了一条计谋，他挖开了一条河，“以水灌城”将敦煌攻破。这条河就是党河。如果你现在到敦煌，依然还能见到党河，河里还有水，但这是后来人工修筑的。真正的党河，河床上是一片一片翻起的泥片，早已经没水了，让人很难想象出这是当年能把敦煌给淹了的那条河。
我们现在走玄奘之路看到的景色，和几千年前、几百年前大不一样。玄奘出国境之前在瓜州逗留了一个多月，是因为葫芦河发大水难以渡过。葫芦河，就是现在我们行走玄奘之路时会路过的疏勒河——等见到了疏勒河，沧桑巨变近在眼前。河西走廊是夹在南北两座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过去是由一个个绿洲串在一起的。过去的绿洲比现在大，因为过去的河水比现在多。河西走廊自西向东，有几条较大的内陆河，河的尽头是一片湖泊，现在已经没有了。事实上，一直到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最大的一条河黑河，还可以通航和运货。
可能人们会说这完全是我们人类的原因，使得这些河流都没有了。虽然有人为破坏环境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气候的变化。据记载，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国所在的这片地方，经历了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的气候变化。夏商的时候，气候比现在暖和。我的老家在河南，河南的简称是豫，豫字的右边是个“象”字——当年黄河流域的气候和现在的长江流域，甚至和华南是差不多的，非常潮湿，有大象，也有鳄鱼。周朝后期，也就是春秋战国的时候，气候比现在寒冷。三国的时候，气候也比现在寒冷。之后出现了一阵“小阳春”，气候比现在暖和，但到了宋朝，气候又变得比现在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气候变得更加反复无常。虽然我们不能说天气变冷或变热会影响到政权的兴衰，但不可否认气候确实对生产活动有影响，对技术演变有影响，自然也会对政治有影响。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分析历史的框架：首先要关注地理的因素、资源的因素、气候的变化，因为这些因素构成了我们人类历史活动的舞台。人类所拥有的资源决定了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了我们如何去组织生产，套用大家熟悉的术语，就是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会影响到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因此，我们世界观的底层逻辑实际上是由自然条件、资源决定的。如果我们能够完整地把这个逻辑串起来，或许会比别人看得更远。
那么，这又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第一，有时我们自己做得多好并不是最重要的。这就像按照戈壁挑战赛的规则，我们任何一个人自己跑第一都没有用，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个体在团队里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企业可能都想当行业里的老大，但其实有时候行业第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哪个行业里。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在哪个行业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哪个经济生态体系里。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充分利用我们在一个生态系统中能够拥有的资源。
第二，我们要研究气候，不能只看天气。我们很多企业家，总会担心中美贸易摩擦到底会怎么样，央行会不会降息，人民币汇率到底会不会破7，这些都属于天气的变化。天气变化固然很重要，但如果放大时间的范围，我们会发现更重要的是气候的变化。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企业所面临的全球政治经济生态的变化。
第三，总有一天，我们会恍然大悟地意识到，其实我们就是所在时代的产物。一个人能做多大事，能走多远路，不是由他的才华决定的，而是由他所处的舞台决定的，也就是由历史的剧情决定的。
最后，我希望与大家分享一句名言，即著名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讲过的一句话：“要真正研究一个民族的天才和风尚，应当到边远的省份去……”
（作者何帆先生，经济学家，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