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陈瑸放“犯”

陈瑸首先四处张贴安民告示，本府将重新审理因征税引发的案件，一定秉公处理，同时派衙御逐一到各村寨传话，准许囚犯家属探视和送衣物食品。

此前他召集监狱所有公差训话，约法三章，不许克扣送给犯人的食品，更不准据为己有，一经发现，便以贪污盗窃论处，严惩不贷。狱吏摄于陈瑸的严厉，谁都不敢造次，故而囚犯都得以善待。

囚犯能与亲人见面，不带任何条件，这在以前简直不可能，以往家人要见关在里面的犯人一面非得上下打点不可，今日陈知县无条件准许家人探监，实在是菩萨再造，皇恩浩荡呀。

探监之际，个个感激新知县的恩典。

其情其景自然通过来探监的人带回到各村各寨，知县陈瑸就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陈瑸这个官府中人就被台湾的黎民百姓奉为上帝。

陈瑸上任之后台湾官民关系开始好转，局势也日趋缓解。

经过一番清理，民变的案情已经十分清楚，陈瑸认为，民变责任完全不在民众，而在官府。他在日记中写道：“然贪婪之吏，以宦为贾，舞弄文墨，剥民肌膏，三年报罢，满载而归，而台湾府县之缺，遂为巧妾所争也。”

仔细想想民变之由来，实乃：“所以常闻蠢动者，始由官以吏役为爪牙，吏役以民为鱼肉；继则人民以官吏为仇敌，词讼不清，而械斗扎昔之端起，奸艽得志，而竖旗聚众之势成。”

现在摆在陈瑸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按照现在统治模式，按部就班，认可前面台湾知县所做的一切，然后照着人家的路走下去，肯定会是民变不断，矛盾重重，民不聊生，民众饥寒交迫，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这样做自己会好过，没有责任，上面说了怎么办就怎么办，民变多了就派军队来镇压，谁也不会追究到他的头上来，但如果那样，台湾永无宁日，百姓永远遭殃，这不是陈瑸要走的路；第二条路，不按照上面的人走的路走，自己拿出自己的主见，该怎么治理按自己思路进行，也就是必须改革，思变！但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甚至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陈瑸想了很久，他是绝不会走第一条路，比方，他现在了解了民变的原因，他觉得这些民变案子实乃冤案，既然是冤案就必须平反，现行的政策必须改革，必须调整，也就是他将选择第二条路走。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布满棘刺，前面万丈深渊，在别人看来就是一条死路！陈瑸明明知道他要做的一切都可能是跟胡知府对着干，可不对着干他还有别的路可走？看着那三百名根本没有罪的所谓“犯人”天天坐在牢里他能心安？为什么还要按照错误的路走下去？为什么就不能改变？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全部放回家去？

把这批犯人释放，一个不剩地释放。

陈瑸萌发了这样一个想法。

这需要勇气，需要巨大的勇气，这三百人全部是上一任知县关进来的，罪名是抗税，现在他要把这三百人放走就等于是对前任的否定，这个前任要是不在台湾还好，陈瑸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问题是这个前任就是现在的知府大人，陈瑸的顶头上司胡德，陈瑸可以跟别人叫板，比方在古田的时候他可以跟当地的地主豪绅叫板，变着法子让他们乖乖缴税，现在，他能跟自己的顶头上司叫板吗？真要跟顶头上司叫板就会彻底得罪顶头上司，得罪顶头上司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以后还怎么在台湾呆？什么人都可以得罪，就是不能得罪顶头上司，陈瑸不是不知道。

可不得罪顶头上司又怎么办？他在台湾县还怎么施政？明明知道顶头上司关的人不应该关还要将错就错？那以后他这个知县还怎么当？难道就只能上面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明明知道上面错了还跟着犯错？明明知道这是坑害百姓还要跟着去坑害百姓？

是要三百个还是要一个？三百个是代表民心，民心所向，一边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一边是天下百姓，他应该站在哪一边？他应该帮谁？如果按部就班什么都不干就能跟顶头上司保持高度一致，什么风险也没有。自己是没风险，可老百姓却有风险，明显的，那三百个人就是在水深火热之中。

选择是极其艰难的，是残酷的，要么得罪顶头上司，要么让这些无辜同胞继续受苦受难，他可以选择后者，没人说他的不是，可他自己不能原谅自己，他自己过去就是个普通百姓，如果自己平白无故被官府抓了会怎么想？会怎么痛恨官府？人没有任何罪却被当成有罪抓进了大牢，身心是多么难受？难道他还要跟着知府去坑害这些无辜的百姓？按照陈瑸的性格，他是不会迁就的，是不会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罪的，他办事有两条原则，一，上看朝廷，看皇上是怎么要求，二，看百姓，可是不是对百姓有利，现在，如果他沉默，也许不得罪顶头上司，可得罪的是百姓，是让百姓受罪，这也不符合皇上的真正意图，皇上的真实意图是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把这三百人再关在牢里能让台湾的百姓安居乐业？显然不可能，现在自己想做的只要符合皇上的要求就大胆去做，放走这三百个犯人实际上是能够真正稳定台湾，有利于解决台湾的根本问题；这样做既符合皇上的意图，又有利百姓，放走这三百个犯人绝对会受到台湾人民的拥护，有了这两点，陈瑸觉得这事必须要做，所以他最终决定选择民心，选择跟顶头上司叫板！

陈瑸向知府胡德递送了一份呈文，就处理台湾民变一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第一，降低税额，参照福建山区丁银，每丁比往年减半；第二，凡属在征税中受到牵连入狱之人一律释放。

胡德知府一看陈瑸的呈文，气得火冒三丈，口里骂道：“反了，简直反了！”胡知府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陈瑸新官上任三把火竟然烧到自己的头上来了！跟他接风洗尘的时候他是那样尊敬他，逢人便夸陈瑸是贤能，是干才，这下好了，贤能，干才，一上来就跟自己干上了，就把靶子对准了自己，就拿自己开刀了！表面上看陈瑸是要减税放人，实质上是翻他的老底，这所有一切都是他在台湾当知县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他作出的，人是他抓进去的，税是他逼着要交的，陈瑸这样做等于是把他的做法彻底推翻，对他工作的全盘否定，而他关押的这些对象又都是符合朝廷的精神的，治理民变必用重典，我哪里有错？这不是有意和我过不去吗？

断不可接受陈瑸的呈文！断不可听信陈瑸的一派胡言！胡德以不能放纵“生番”滋生民变为理由，断然批下八字：“一派胡言，予以驳回！”从而坚决否定了陈瑸释放在押山民的呈文。

陈瑸收到知府的批复已经到了腊月二十七了，离过春节只有两天了。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无论是汉民还是高山族人，都非常在乎回家过年，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说的就是人们对年的在乎，陈瑸认为知府的批复完全没有道理，他有充分的理由、确凿的证据判明这是一宗系列冤案，知府不同意他突然想到了福建巡抚梅鋗，梅大人不是说了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他，在古田的时候他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也就没有找过梅大人，可一到台湾就遇到麻烦了，这麻烦大得去了，人命关天，牢里的三百名犯人他是决计要放的，呈报知府被打回来了，现在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福建巡抚梅鋗大人了，陈瑸呈报立即另写一份呈文，六百里加急直呈福建巡抚梅鋗。他相信，梅大人一定会支持他的。

年关已近，父老乡亲都盼望着狱中的亲人回来过年。陈瑸自己也有三年多没有回家过年了，思家心切，自己是朝廷命官，公务在身，已经无暇顾及，可想想那些无辜的关在牢里的人，将心比心，更觉得自己应该为民做这一件好事，如果狱中的亲人能够回家过年，对老百姓的安抚比什么语言都有说服力，做一实事比说一万句话有用。他在呈文中这样写道：“然抚垦虽兴，而番害尤烈。长治之计在于协和。化行风美，斯为善也。夫天下大器也，聚众而成家，聚众家而成国。国之厉害，犹家之厉害也，故治爱家者必之爱国。”

陈瑸从老百姓的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去考虑，平反冤案不仅仅是台湾的治安问题，稳定问题，也是关系到天下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是政治问题。有虑于此，上面巡抚的批复还未到，虽然他相信梅大人应该会同意他的看法，会批准他的呈文，可年关在即，没时间再等了，转而又想，要是梅大人不同意呢，不批复呢？一切都不敢想象。

陈瑸觉得，自己看准了的事情就得做，于己，这是当官履行自己的职责，知错就改；于人，这是做好事，这些没罪的人过年了为什么不能跟家人团聚？于国，这是为了一方安宁，唯一没有上峰的批文，这事他觉得该做。

林伯一直跟着陈瑸，对陈瑸在官场上要做什么事情从不过问，他也不懂，可这回老爷要把牢里的犯人放走他还是知道是回什么事情，一下要放走三百个，这不是个小事，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情，老爷做什么事情他都觉得是对的，唯独这一次，他觉得不对，牢里的犯人是能放出来的吗？别说三百个，就是一个都不行，大清的法律他还是知道一点，放一个犯人就是大罪，要放三百个犯人，那是什么罪？是多大的罪？死罪！绝对是死罪！所以当陈瑸决定要放犯的时候，林伯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

“使不得，千万使不得，老爷。”林伯对陈瑸说。

“哟，你还知道使不得？你知道怎么使不得？”陈瑸倒觉得紧跟着他不离不弃的林伯挺有味的，怎么他都出来阻拦，难道我真的做错了？

“牢里的犯人是放不得的，莫说三百，就是一个都不行，老爷，您可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放了就麻烦了。”林伯说。

“放心吧，林伯，老爷知道怎么做！”陈瑸说道。

“老爷，您要是真把他们放了您自己就得进去。”林伯也不知道说别的什么道理，一个简单的道理，放走了朝廷的犯人自己就得成为朝廷的犯人，就得进去。

“怎么？怕了？！”陈瑸问。

“不是怕，是不值，只要您不把他们放出来，您说什么都可以，一旦放他们出来您就真的只能进去了。”林伯回答。

“放心吧，不会的，老爷都想好了，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你就别操心了吧。”陈瑸很有把握地说道，他只没有告诉林伯，他已经把公文六百里加急送到福建巡抚梅鋗大人那里去了，梅鋗大人绝对会支持他的，眼看就要过年了，既然决定了要放他们出去就必须在年前放，过了年放就没有意义了。

实际上是冒险，冒巨大的甚至是杀头的风险。

但陈瑸已经义无反顾，决心已定，就在春节的前一天，陈瑸把涉嫌民变并且是他认为无罪的共三百零一名“犯人”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