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

大约3年前，本书的作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教授发现，美国许多10～15岁的青少年订阅《连线》杂志（ Wired ）作为送给父母亲的圣诞礼物。这种现象深深打动了他。

因为这些孩子是用他们的行动在说：“爸爸妈妈，这本杂志谈的就是我的世界，你们了解吗？你们不想进来看一看吗？”

由此，尼葛洛庞帝决定为这些爸爸妈妈们写一本非技术性的、关于数字化时代的书，描绘数字新世界的各种面貌。

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正面临着哪些冲击？

善于运用计算机的新一代，将置身于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这就是尼葛洛庞帝试图通过《数字化生存》一书所回答的问题。此书一经出版便成为畅销书，事实上，不少青年购买它，就是为了送给父母看。所有为数字化而焦虑、担心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步伐的人都不妨读一读这本书，因为从广义上说，此书也是为他们而写的。

尼葛洛庞帝把《连线》杂志誉为“数字化生活方式杂志”，因为它的读者不仅仅希望了解有关数字化理论和设备的知识，更希望获取有关数字化生活方式和数字化一族的信息。有趣的是，尼葛洛庞帝自己成为这本杂志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也是缘于他儿子的推荐介绍。而本书基本上是根据尼葛洛庞帝几年来发表在《连线》上的专栏文章综合而成的。

尼葛洛庞帝断定，当听到一个成年人说，他最近发现了光盘的新天地时，他家中一定有一个5～10岁的孩子。而如果一位女士说，她刚刚知道了计算机网络是怎么回事，她的孩子一定正值花季。因为“在今天的孩童眼中，光盘和网络就好像成人眼中的空气一般稀松平常”。

所以，在尼葛洛庞帝看来，尽管许多人担心信息技术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使社会日益分裂为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匮乏者、富人和穷人，乃至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但最大的鸿沟将横亘于两代人之间。当孩子们霸占了全球信息资源时，需要努力学习、迎头赶上的，是成年人。

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在今天的数字化环境中，新的一代正脱颖而出，完全摆脱了许多传统的偏见。如果你不想与时代脱节，就必须重新开始学习生活，去深刻把握“数字化生存”的含义。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尼葛洛庞帝在本书前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贯穿本书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比特，作为“信息的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

比特与原子遵循着完全不同的法则。比特没有重量，易于复制，可以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在它传播时，时空障碍完全消失。原子只能由有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低；比特可以由无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高。

信息也许仍然是以报纸、杂志的形式（原子）传播的，但其真正的价值却在于内容（比特）。我们仍然用金钱（原子）来购买物品与服务，但是世界范围内的资金流——每天数以万亿计——却是通过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电子资金转账系统（比特）来实现的。现行社会的种种模式正在迅速转变，形成一个以“比特”为思考基础的新格局。作者甚至宣称，“后信息时代”已经悄悄来临。

工业时代可以说是原子的时代，它带来的是机器化大生产的观念，以及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统一的标准化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信息时代，也就是计算机时代，显现了相同的经济规模，但时空与经济的相关性减弱了。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制造比特。

而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这里的个化，不仅仅是指个人选择的丰富化，而且还包含了人与各种环境之间恰如其分的配合。其间，机器扮演的角色是使这种配合能够接近过去没有机器时的自然与和谐。这就要求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人不再被物役，而是物为人所役。在科技的应用上，人再度回归到个人的自然与独立，不再只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单位。

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把受制于键盘和显示器的计算机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我们能够相互交谈、共同旅行，能够抚摸甚至能够穿戴的对象。这些发展将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一句话，我们的生活方式。

而最明显的生活转变，将从我们每日接触的大众传媒开始。未来的信息传播者，将根本不知道所传播的比特最终将以何种面貌呈现，是影像、声音还是印刷品，决定权将完全操之于你——信息的接收者手中。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push）消费者，相反，人们（或他们的计算机）将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pull），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

这一变化的意义长久而深远。媒介不再是信息（The medium is no longer the message）。自从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以来，公众竭力试图理解电子时代信息产业的发展。然而，这么多年中，还没有另一部著作像《数字化生存》这样，在如此宽广的层面上启发我们对今日世界和它的奇妙未来的认识。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e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校园的一角，静静矗立着建筑大师贝聿铭（I.M.Pei）设计的一栋典雅的白色建筑。走进这座建筑，恍若置身于奇妙的未来世界，呈现在眼前的是电子控制的各种声光设备、可穿戴在身上的计算机，或如幽灵般悬浮在空中的立体影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可遏止的创新活力，更跳动着数字时代的脉搏。

这就是被称为“创造未来的实验室”的“媒体实验室”（Media Lab）。

11年前，一群被正统计算机科学界排拒在外的研究人员自成一派，创办了媒体实验室，并且形成了计算机科学界的非主流文化。他们相信，就好像19世纪的钢铁生产和20世纪初的电力发展一样，未来的关键科技将是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互动能力。这群人中有计算机专家、音乐家、艺术家、建筑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和大众传播专家，研究的领域横跨数字电视、全息成像、计算机音乐、电子出版、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艺术、人机界面设计以及未来教育等。维系他们的不是共同的学术背景，而是一致的信念：无所不在的计算机将不仅会改变科学发展的面貌，而且会大大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层面。

媒体实验室的宗旨是：不为当前技术所限，发明和创造性地利用新的媒体，以改善人类生活和满足个人需要。今天，媒体实验室利用超级计算机和新奇的人机交互设备进行实验，正是为了使之成为明日人们日常生活中平平常常的东西。媒体实验室的一个不那么隐讳的日程是，以崭新的洞见和突破性的应用来推动技术发明，打破工程僵局。人工智能的鼻祖之一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就在媒体实验室从事研究。今日被各种新闻媒体炒得火热的多媒体，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正是媒体实验室。

11年后的今天，媒体实验室已经成为全美最著名的研究机构之一，几乎美国所有的重要期刊或电视科学节目，都介绍过这个实验室。无数的观众跟随着摄像机的镜头，见识到了眼球跟踪器、电子乐器、虚拟现实等新科技，甚至连一本叫《媒体实验室》的书都曾掀起购买热潮。

而多媒体科技和人性化界面的蓬勃发展，更令媒体实验室多年来融合艺术与工程的努力备受瞩目。今天，媒体实验室的赞助者遍布全球，共有75家，包括计算机、通信、娱乐公司如苹果（Apple）、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R&T）；新闻媒体如《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和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ABC）；甚至政府机构。昔日的非主流文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主流文化。

领导这股风潮的正是媒体实验室创办人兼主任、本书的作者尼葛洛庞帝。尼葛洛庞帝从小就醉心于艺术和数学。大学时代，他原本主修建筑，进入研究所之后，却因为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而一头栽进了计算机科学的领域，无法自拔。此后，尼葛洛庞帝一直处在计算机与大众传播科技领域的最前沿，在不断宣扬科技进步的同时，不忘对人的深度关怀，被称为“数字革命的传教士”。

尼葛洛庞帝不仅宣扬数字革命，他自己的生活就堪称一种“数字化生存”。

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很少打电话，更不用说在纸上写信了。每天深夜花几个小时处理电子邮件，就好像早上起床吃早餐一样，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每年都旅行30万英里，飞往全球各地发表演讲，参加研讨会，或为各国政要及企业提供咨询。旅行时，他总是随身携带数磅重的电池，占据1/4行李箱的各种插头、插座和一部笔记本电脑。电子通信设备为他串连起麻省理工学院、他在希腊帕特摩岛的家以及他当时所在的任一地方。

对尼葛洛庞帝而言，数字化生存使他挣脱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原子”的束缚，得以遨游更为广阔的世界，接触更广泛的人群。

数字化生存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及每时每刻都与计算机为伍。尼葛洛庞帝说：“在广大浩瀚的宇宙中，数字化生存能使每个人变得更容易接近，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

既然我们的生存环境正变得越来越数字化，那么，为什么还要出书呢？书不过是一种过时的原子罢了。作者显然意识到有人会提出这种质疑，因而把本书的前言命名为“一本书的悖论”。明知有悖常理却仍然要写作这部书，尼葛洛庞帝给出了三条理由。

事实上，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争斗，注定要成为信息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直到电子媒介发出挑战以前，书籍一直是大多数社会用以审视自身的核心工具。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计算机业巨子比尔·盖茨（Bill Gates）要选择传统的出书方式来表达他对信息革命的看法的原因（他在1995年出版了《未来之路》）。

在这一争夺战中，发生了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但却还鲜为人所注意。1995年，电子百科全书的销量已经超过了用纸张印刷的百科全书的销量。人类获取知识和经验的途径正在发生根本改变。我们的生存，日益离不开“电子面条”的滋养。对于这一点，也许没有人比今天的教师和家长体会更深：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伴随着电视和计算机而成长的新一代。可惜的是，除了他们，仍有不少人无视“数字一族”的存在。

从这一点出发，本书的出版，乃至被翻译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的过程，都不会构成悖论。因为，正如作者曾经说过的那样，年纪比较大的人感谢本书描绘了他们的孩子正在做或以后将要做的事情；年纪轻一点的人会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得到理解和印证而振奋；年纪更小的人则可以及早开始新的梦想，因为他们才是后信息社会的真正主人。

翻译本书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有时候，回想一下技术变迁的历史进程是很有意思的。约翰·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15世纪在欧洲发明活字印刷术后，又过了一个多世纪，很多人仍然认为只有手稿才是有价值的，它的艺术魅力是印刷书籍根本无法匹敌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费德里戈·达·蒙泰菲尔罗（Federigo da Montefelerto）就说过，拥有印刷出来的书籍会让他感到羞愧。正是这种态度把人们同新的创见、新的技术隔离开来。由此，我们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让蒙昧的灰尘迷住双眼。

然而，提起这件往事，并不是想证明我们是坚定的技术信仰者。信息技术，不管其今天的成就有多么巨大，不管人们对之有多么惊奇，仍然远远落后于人脑的潜力。有研究表明，一个正常的人类大脑，其神经元之间的联系有10 15 条，这比过去10年中，所有美国人打的电话还多。

人脑的可能性，至少目前为止，还远胜于电脑的可能性。也许人类应该做的是在对技术的信仰和对人类自身的信仰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

无疑的，尼葛洛庞帝是一位优秀的未来学家。但在我们看来，他最出色的贡献不是这本书，而是一句话：“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

胡泳　范海燕
1996年7月于北京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