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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中文版问世20年推荐序

一本关于“智能时代”的“说明书”

文/吴伯凡

一本好书是经得住回头再读的,它似乎能在时间中悄悄生长,多年后再读它,你会惊奇地发现它在你面前已焕然一新。其实不是这本书变了,而是你变了——随着你见识和阅历渐增,当初那些无缘、见面不相逢的内容对你悄然显现。所以古人说,读书随年龄、阅历的不同有三种状态,初读如“隙中窥月”,再读如“庭中望月”,三读如“台上赏月”。

至今仍记得20年前一个朋友把《数字化生存》这本书送给我时说的话:“好好读读,接下来是个全新的时代,这本书就是关于这个时代的‘说明书’。”于是我郑重其事地读完了这本书,并且在各种场合谈论、引用它,越来越相信自己读懂了它。

20年后重读这本已经被我翻得破旧的书,看着自己在书中画下的线、写下的批注,不禁对自己那种不得要领的认真觉得好笑,同时对尼葛洛庞帝惊人的洞察力油然而生敬意。

书中有不少“20年后……”之类的句子。在视频通话、直播已稀松平常的今天,读到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很亲切:“20年后,当你从视窗中向外眺望时,你也许可以看到距离5000英里和6个时区以外的景象。……阅读有关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材料时,你会体验到身临其境的感觉。你一边欣赏威廉·巴克利的作品,一边可能和作者直接对话。”

但作者的预言并非都已成真。比如,他说:“20年后,你可能对着桌上一群八英寸高的全息式助理说话,声音将会成为你和你的界面代理人之间最主要的沟通渠道。”语音识别在今天固然是热门话题,但这种技术成熟到成为主流的人机对话方式还有待时日。他还断言,“未来5年”(2000年),“可穿戴设备可能会成为消费品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事实上,可穿戴设备最近两三年才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而且雷声大雨点小。

好技术、好产品、好市场之间的距离常常是似近还远,有时还会是“望山跑死马”,确定时间点的难度远大于预见大趋势的难度。一个初现端倪的市场在到达“奇点”之前,其进展的速度往往慢得让很多人丧失耐心和兴致,只有极少数在奇点临近时痴心不改并且幸运地熬过信心和耐心考验的坚守者,方能赢得“大爆炸”的市场机会。

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已经完成了项目的90%,接下来我们要完成剩下的90%。”相对可控的微观层面也会出现日程滑坡,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更是不言而喻了。尼葛洛庞帝是技术专家,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对技术产品和产业的预言都是从技术角度出发,而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常常是技术、商业生态、产业政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制约的结果。技术提供了可能性,但技术不能信马由缰,而且技术本身的发展也越来越呈现为非匀速、非确定性。在一个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时代,确定地预言未来的风险性越来越大。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预见未来,抵制关于未来的预言。不管承认不承认,人在当下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对未来的某种预判,即使我们明知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只不过,这样的预判是需要快速迭代(短周期的、持续不断的微调)的。快速迭代是在不确定时代化解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战略短视症与战略远视症的有效工具。它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世界观,它让我们在VUCA(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即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雾霾中感知未来,让我们保持预判的同时调校预判,又在随机应变中葆有确信。

从卜筮问天到大数据技术,人类对预见未来的渴求从未改变。然而“先知”的角色一直是尴尬的——既受到推崇和追捧,又受到冷落和排斥。特洛伊公主卡桑德拉被宙斯赋予预言未来的能力,同时又受到宙斯的诅咒——她所预言的都是真的,但她的预言都不被相信。预言是一种资源(而且常常是并不稀缺的资源),但相信预言是一种能力——如何相信、如何对待预言。平庸和懒惰让我们相信——进而唾骂——算命先生“铁嘴直断”的预言,困难而且真正值得做的是从预言中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答案。这需要智慧、勇气和毅力。预言是一段包含各种颜色的光谱,一端是常人一听就懂的常识,另一端是让梦想家着迷的幻想,前者是廉价的,后者是危险的。在二者之间,隐藏着关于未来的、只对独具慧眼者显现的秘密。重要的不在于预言者说出了什么,而在于预言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什么信息,而在于它提供了怎样的知识和体验的视角,以便我们构想我们自己的剧本。

重要的是,尼葛洛庞帝在谈论“全息式助理”和“可穿戴设备”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这是我们20年前读他的书最容易忽略的。我们一直把他当作是所谓“互联网时代”或“信息时代”的预言家,而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尽管他花不少篇幅谈了比特与原子的区别,谈了环状结构的电视网与星状结构的互联网之间的不同,谈了互联网对物理空间的消解导致社会、民族、国家形态和地位的巨变。但这本书并不是为当时刚刚兴起的网络大潮而写。20年后重读此书,我注意到了这段话: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清界面代理人的构想和目前大众对互联网络的狂热以及用Mosaic浏览互联网络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网络黑客可以在这种新媒体上冲浪、探索知识的海洋、沉溺于各种各样崭新的社交方式。这种环球同此凉热的互联网络发烧现象不会减轻或消退,但它只是行为的一种而已,更像在直接操纵,而不是授权代理。

相对于“直接操纵”的上网行为,作者更关心的是“界面代理人的构想”。二者之间的差别何在?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互联网,其基本功能是信息的传输和连接,互联网产业理所当然地被当作信息产业。而事实上,信息的互联互通只是互联网最直观的表象。当移动互联网逐渐将传统互联网(以PC为终端)边缘化的时候,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互联网与其说是信息的传输,不如说是人与人的连接。传输、搜寻、获取信息只是手段,比信息重要的是我们用信息来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无须我们去做,有人(代理人)来帮我们来做。

比如说,我们在谷歌(搜索引擎)上输入一个地名时,马上会得到与这个词有关(包括许多我并不需要的信息)的各种信息,我必须调动我的智能来筛选、识别出我真正需要的信息。我搜索一个地名的直接目的是去那个地方,所以我还得把这些信息在我的头脑里还原为一幅地图。如果我是在地图(谷歌地图)上搜索,得到的信息就更直观了,更有助于我驾车到达那个地方。但如果这不只是一幅地图,而是能一路上导引我驾驶的导航应用(谷歌导航)就更好了。这还不够。最理想的是,如果我完全不用开车,而只需告诉我的汽车(谷歌无人驾驶汽车)我要去那个地方,它就把我送到那个地方。

从搜索引擎到无人驾驶汽车,这是一个信息(information)的功能份额递减,而智能(intelligence)的功能份额递增的过程。换言之,这是一个从“直接操纵”到“授权代理”的过程。

20年后再来读《数字化生存》,我终于明白了尼葛洛庞帝在书中特别强调,而让读者觉得突兀甚至大惑不解的概念——“后信息时代”。记得当年尼葛洛庞帝在北京演讲时,有一个听众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中国今天刚刚说要迈进信息时代,你却在讲什么后信息时代,你的理论对中国有指导意义吗?你的后信息时代到底是指什么?”由于我当时与提问者有相同的质疑和不认可,对尼葛洛庞帝的回答完全没听懂,所以现在一句也记不起来。到了今天,我可以大致想象尼氏当时说了些什么话,因为在《数字化生存》中,对于人类(当时)正在进入的是后信息时代而不是信息时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大家都热衷于讨论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转变,以致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进入了后信息时代。”在他看来,在后信息时代里,人们并非不再需要信息,相反,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更加迫切,只不过,他们需要的不是数量巨大但相当粗放、个人针对性甚微的信息。比如说,人们还会需要看新闻,但既非在电视上、报纸上看新闻,也不是“上网”去看新闻,而是通过私家编辑(智能传输端)或私人秘书(智能接收端)来获取新闻。前者“就好比《纽约时报》根据你的兴趣,为你度身定制报纸”。后者是一种智能筛选系统,好像是对你个人兴趣(包括隐秘的偏好)了然于胸的私人秘书,“根据你的兴趣、习惯或当天的计划,从中撷取你想要的部分”。

在这里,最重要的(当然也是最难的)不是信息,而是智能——对个人需求的深度认知,并基于这种认知进而对信息进行的精准识别:

在后信息时代中,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所有商品都可以订购,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当传媒掌握了我的地址、婚姻状况、年龄、收入、驾驶的汽车品牌、购物习惯、饮酒嗜好和纳税状况时,它也就掌握了“我”……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而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

说得更直接些,在信息、产品、服务变得“极端个人化”的后信息时代,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拥有极度善解人意的“代理人”。“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这回我们谈的不只是要选什么汉堡佐料那么简单,在后信息时代里机器与人就好比人与人之间因经年累月而熟识一样: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它甚至连你的一些怪癖(比如总是穿蓝色条纹的衬衫)以及生命中的偶发事件,都能了如指掌。”

这样的话,所谓“信息产业”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生产和传输信息,它更像是“裁缝业务”,以信息为原材料,量身定制各种产品和服务。“下一个10年的挑战将远远不止是为人们提供更大的屏幕、更好的音质和更易使用的图形输入装置;这一挑战将是,让计算机认识你,懂得你的需求、了解你的言辞、表情和肢体语言。”设计问题将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但这种设计远不同于通常的工业设计,而是围绕设备如何善解人意而展开的界面设计。“无论你把计算机应用在什么地方,都必须把丰富的感应能力和机器的智能两者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最有效的界面设计。”

20年前读《数字化生存》,颇为不解的是作者如此关注界面这样一个“面子”(边缘)问题而不是像计算机的算法、性能等“里子”(核心)问题,现在明白了:界面绝非一种外在装饰和表现,唯有“慧于中”的内核方能呈现为“秀于外”的界面,要实现真正的人性化界面,计算机必须拥有灵敏的感应能力和强大的智能。

但我们尴尬地发现,今天的计算机(包括手机)与20年前的计算机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所谓“智能终端”的智能程度低得可以忽略不计。它们仍然是需要我们费劲地操作才能执行命令的工具,而不是主动感应、识别我们的意图、不动声色地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机器仆人、电子秘书。正如尼葛洛庞帝说的,从某个角度看,计算机的智能化程度甚至比不上“装了传感器的现代盥洗室”——当我们夜里走近盥洗室的门的时候,里面柔和的灯光就自动亮起来。而计算机(包括今天的智能手机)远没有这样贴心,这样“有眼力劲儿”,它们仍然需要我们用键盘、鼠标、手势来费劲地下达命令,我们与它们朝夕相处,但它们对我们了解和体贴微乎其微。换言之,它们仍然是冷冰冰的机器,而不是有温度的“代理人”。

“我对界面的梦想是,计算机将变得更像人。”计算机将具有对人的识别能力。每个人的脸其实是他的“显示设备”,其他人能够从你的“显示设备”快速地解读出你的需求和意图,并随之做出反应。所谓计算机变得更像人,就是让计算机与人通过彼此的“脸”(“界面”的本义即“交互的脸”,Interface)进行顺畅的沟通和交流,使“人与计算机的对话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谈话一样容易”。

尼葛洛庞帝把他想象中的真正具有人性化界面的智能设备比作“老练的英国管家”。这样的管家能替你“接电话,识别来话人,在适当的时候才来打扰你,甚至能替你编造善意的谎言。这位代理人在掌握时间上是一把好手,善于把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懂得尊重你的癖好”。应该说,这样的管家不是一个具体的代理人,而是一个“代理人系统”。你今天早晨要坐的航班晚点了,这个代理人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这个信息,并自动改变你的闹钟设置,根据实时的路况确定你出发到机场的时间并约好车准时接你,你坐上车上时代理人系统已经悄悄地帮你办好了值机。它是你的管家,也是你的私人秘书,在各种场景下卓有成效地代表你去完成你授权给它的种种事务。这样的秘书的智能性不仅仅在于它有高智商,而在于你与它之间有深度的共识,它能时刻“为你的最佳利益着想”,它拥有一种“爱因斯坦也比不了”的高智能。

高智能与高智商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呢?说得通俗点,二者的不同相当于情商与智商的差别。我们在选择管家和秘书的时候,真正看重的是其情商而不是智商,因为你在与他相处时的体验的优劣取决于你与他之间的默契——无非明示的无缝沟通和协同。信息传输的硬条件是信息量(比特数)和带宽,二者决定了信息传输的效率,但比效率(efficiency)更重要的是效果(effectiveness)。

尼葛洛庞帝讲到了一个假设的场景。他和妻子与另个四个人一起吃饭,大家谈到了某个人,谈得好不热闹,说到某件事的时候,他向坐在对面的妻子眨了眨眼,她的妻子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有一个人注意到了,饭后就问他当时眨眼提示妻子什么事情。尼氏告诉他,他们夫妇俩正好头一天晚上与他们谈到的这个人吃饭,了解到这个人的很多事,但他们之间的沟通只需要一个眼神。他想说的是:“传输者(我)和接收者(我太太)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采用简略的方式沟通……当你问我,我和她交流了什么时,我不得不把所有的10万比特全部传送给你。”人性化界面要解决的,是如何用1比特的带宽占用传递10万比特的内容,如何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实现沟通的高效能。

由此可见,沟通核心不是信息(information),而是智能(intelligence)。尼葛洛庞帝所说的“后信息时代”,其实就是“智能时代”:

当我谈到界面代理人时,经常有人问我:“你指的是人工智能吗?”答案是“没错”。

但是这个问题中夹杂着些微的怀疑,主要是因为过去人工智能给人们许多虚无的希望和过高的承诺。此外,很多人对机器能够拥有智慧这样的观念,仍然深感不安。

计算机科学在发展中不知觉中剑走偏锋了——沉溺于计算和信息处理,而将智能置之脑后。图灵首创了“机器智能”的概念,在他的设想中,计算机器要完成的任务是“智能”,而不仅仅是信息处理。衡量计算能力的标准,不是计算机如果高效率地生产和处理信息,而是实现智能。后来,明斯基等人工智能的先驱关心的仍然是认知和识别,如何识别文本,了解情绪,欣赏幽默,以及从一组隐喻推出另一组隐喻。也就是说,如何让计算机具有“人情味”,具备人的常识。一个能以高速运行的计算机能够高效地处理信息,但却分辨不出猫与狗这两种动物,而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尽管不知道猫和狗的定义,不了解猫狗差别的关键数据,但他具有计算机不具备的能力——直觉,仅凭直觉(而不是计算和推理),他就能做出判断。

与机算机相比,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还有巨大的优势:他是通过“并行信道”(手势、眼神、脸色、说话语气等多种“语言”)来与他人进行沟通的——说不清楚时可以“比画”清楚,听不明白可以看明白。事实上,成人之间最有效、最默契的沟通也是通过“并行信道”(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来实现的。尼葛洛庞帝说,假如你只会讲一点点意大利语,和意大利人通电话将会非常辛苦。但当你住进一家意大利旅馆,发现房间里没有香皂时,你连说带比画,就能让服务生把香皂给你。他是在提醒我们,以高性能的计算能力、高带宽的传输能力为目标的信息技术并不能为我们高便利地服务。论单纯的计算能力,智商最高的人也比不过一个普通的计算器,但若论包括常识、直觉、并行信道沟通、模仿式学习,最先进的计算机还是学龄前儿童,所以,代信息时代而起的,一定是智能时代。

从1776年瓦特发明蒸汽机至今,人类一直用技术在再造我们的世界。物质、能量和信息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蒸汽机解决了物质在物理空间的自由移动,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可以称之为“老IT”(Industry Tech,工业技术)。电气(发电和电子传输)技术解决了能量的自由移动,也部分地解决了信息的自由移动(如电报、电话、广播电视),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彻底解决了信息的自由移动,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类技术可以称为“旧IT”(Information Tech,信息技术)。无论是“老IT”还是“旧IT”,都是在消除物理空间距离,即解决因“身无彩凤双飞翼”而导致的空间阻隔问题,这些技术是对人的体力、感官能力(如听力、视力)的延伸,也部分地解决了人的脑力的延伸(通过计算机)。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早期,在物理的距离消除之后,人类开始试图消除人与机器的心理距离——赋予死板、冰冷的机器以智能(而不是单纯的计算能力)和“温度”,让人与机器在整体智能层面上进行平等、无障碍的沟通,这种技术可以称为“新IT”(Inteligence Technology,智能技术),在人与机器之间实现“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就是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我们已经进入的“后信息时代”。这本20年前写的书,就是关于“新IT”时代,即智能时代的说明书。

(吴伯凡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国际互联网研究院研究员) CwPvqZCdo1oSySaE+LKD0KFsf4D5jqSlctuEmHM7Kp40+6YRp35PLnp/+y7huaer



译者前言

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

大约3年前,本书的作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教授发现,美国许多10~15岁的青少年订阅《连线》杂志( Wired )作为送给父母亲的圣诞礼物。这种现象深深打动了他。

因为这些孩子是用他们的行动在说:“爸爸妈妈,这本杂志谈的就是我的世界,你们了解吗?你们不想进来看一看吗?”

由此,尼葛洛庞帝决定为这些爸爸妈妈们写一本非技术性的、关于数字化时代的书,描绘数字新世界的各种面貌。

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正面临着哪些冲击?

善于运用计算机的新一代,将置身于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这就是尼葛洛庞帝试图通过《数字化生存》一书所回答的问题。此书一经出版便成为畅销书,事实上,不少青年购买它,就是为了送给父母看。所有为数字化而焦虑、担心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步伐的人都不妨读一读这本书,因为从广义上说,此书也是为他们而写的。

尼葛洛庞帝把《连线》杂志誉为“数字化生活方式杂志”,因为它的读者不仅仅希望了解有关数字化理论和设备的知识,更希望获取有关数字化生活方式和数字化一族的信息。有趣的是,尼葛洛庞帝自己成为这本杂志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也是缘于他儿子的推荐介绍。而本书基本上是根据尼葛洛庞帝几年来发表在《连线》上的专栏文章综合而成的。

尼葛洛庞帝断定,当听到一个成年人说,他最近发现了光盘的新天地时,他家中一定有一个5~10岁的孩子。而如果一位女士说,她刚刚知道了计算机网络是怎么回事,她的孩子一定正值花季。因为“在今天的孩童眼中,光盘和网络就好像成人眼中的空气一般稀松平常”。

所以,在尼葛洛庞帝看来,尽管许多人担心信息技术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使社会日益分裂为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匮乏者、富人和穷人,乃至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但最大的鸿沟将横亘于两代人之间。当孩子们霸占了全球信息资源时,需要努力学习、迎头赶上的,是成年人。

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在今天的数字化环境中,新的一代正脱颖而出,完全摆脱了许多传统的偏见。如果你不想与时代脱节,就必须重新开始学习生活,去深刻把握“数字化生存”的含义。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尼葛洛庞帝在本书前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贯穿本书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比特,作为“信息的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

比特与原子遵循着完全不同的法则。比特没有重量,易于复制,可以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在它传播时,时空障碍完全消失。原子只能由有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低;比特可以由无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高。

信息也许仍然是以报纸、杂志的形式(原子)传播的,但其真正的价值却在于内容(比特)。我们仍然用金钱(原子)来购买物品与服务,但是世界范围内的资金流——每天数以万亿计——却是通过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电子资金转账系统(比特)来实现的。现行社会的种种模式正在迅速转变,形成一个以“比特”为思考基础的新格局。作者甚至宣称,“后信息时代”已经悄悄来临。

工业时代可以说是原子的时代,它带来的是机器化大生产的观念,以及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统一的标准化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信息时代,也就是计算机时代,显现了相同的经济规模,但时空与经济的相关性减弱了。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制造比特。

而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这里的个化,不仅仅是指个人选择的丰富化,而且还包含了人与各种环境之间恰如其分的配合。其间,机器扮演的角色是使这种配合能够接近过去没有机器时的自然与和谐。这就要求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人不再被物役,而是物为人所役。在科技的应用上,人再度回归到个人的自然与独立,不再只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单位。

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把受制于键盘和显示器的计算机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我们能够相互交谈、共同旅行,能够抚摸甚至能够穿戴的对象。这些发展将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一句话,我们的生活方式。

而最明显的生活转变,将从我们每日接触的大众传媒开始。未来的信息传播者,将根本不知道所传播的比特最终将以何种面貌呈现,是影像、声音还是印刷品,决定权将完全操之于你——信息的接收者手中。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push)消费者,相反,人们(或他们的计算机)将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pull),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

这一变化的意义长久而深远。媒介不再是信息(The medium is no longer the message)。自从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以来,公众竭力试图理解电子时代信息产业的发展。然而,这么多年中,还没有另一部著作像《数字化生存》这样,在如此宽广的层面上启发我们对今日世界和它的奇妙未来的认识。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e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校园的一角,静静矗立着建筑大师贝聿铭(I.M.Pei)设计的一栋典雅的白色建筑。走进这座建筑,恍若置身于奇妙的未来世界,呈现在眼前的是电子控制的各种声光设备、可穿戴在身上的计算机,或如幽灵般悬浮在空中的立体影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可遏止的创新活力,更跳动着数字时代的脉搏。

这就是被称为“创造未来的实验室”的“媒体实验室”(Media Lab)。

11年前,一群被正统计算机科学界排拒在外的研究人员自成一派,创办了媒体实验室,并且形成了计算机科学界的非主流文化。他们相信,就好像19世纪的钢铁生产和20世纪初的电力发展一样,未来的关键科技将是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互动能力。这群人中有计算机专家、音乐家、艺术家、建筑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和大众传播专家,研究的领域横跨数字电视、全息成像、计算机音乐、电子出版、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艺术、人机界面设计以及未来教育等。维系他们的不是共同的学术背景,而是一致的信念:无所不在的计算机将不仅会改变科学发展的面貌,而且会大大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层面。

媒体实验室的宗旨是:不为当前技术所限,发明和创造性地利用新的媒体,以改善人类生活和满足个人需要。今天,媒体实验室利用超级计算机和新奇的人机交互设备进行实验,正是为了使之成为明日人们日常生活中平平常常的东西。媒体实验室的一个不那么隐讳的日程是,以崭新的洞见和突破性的应用来推动技术发明,打破工程僵局。人工智能的鼻祖之一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就在媒体实验室从事研究。今日被各种新闻媒体炒得火热的多媒体,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正是媒体实验室。

11年后的今天,媒体实验室已经成为全美最著名的研究机构之一,几乎美国所有的重要期刊或电视科学节目,都介绍过这个实验室。无数的观众跟随着摄像机的镜头,见识到了眼球跟踪器、电子乐器、虚拟现实等新科技,甚至连一本叫《媒体实验室》的书都曾掀起购买热潮。

而多媒体科技和人性化界面的蓬勃发展,更令媒体实验室多年来融合艺术与工程的努力备受瞩目。今天,媒体实验室的赞助者遍布全球,共有75家,包括计算机、通信、娱乐公司如苹果(Apple)、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R&T);新闻媒体如《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和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ABC);甚至政府机构。昔日的非主流文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主流文化。

领导这股风潮的正是媒体实验室创办人兼主任、本书的作者尼葛洛庞帝。尼葛洛庞帝从小就醉心于艺术和数学。大学时代,他原本主修建筑,进入研究所之后,却因为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而一头栽进了计算机科学的领域,无法自拔。此后,尼葛洛庞帝一直处在计算机与大众传播科技领域的最前沿,在不断宣扬科技进步的同时,不忘对人的深度关怀,被称为“数字革命的传教士”。

尼葛洛庞帝不仅宣扬数字革命,他自己的生活就堪称一种“数字化生存”。

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很少打电话,更不用说在纸上写信了。每天深夜花几个小时处理电子邮件,就好像早上起床吃早餐一样,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每年都旅行30万英里,飞往全球各地发表演讲,参加研讨会,或为各国政要及企业提供咨询。旅行时,他总是随身携带数磅重的电池,占据1/4行李箱的各种插头、插座和一部笔记本电脑。电子通信设备为他串连起麻省理工学院、他在希腊帕特摩岛的家以及他当时所在的任一地方。

对尼葛洛庞帝而言,数字化生存使他挣脱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原子”的束缚,得以遨游更为广阔的世界,接触更广泛的人群。

数字化生存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及每时每刻都与计算机为伍。尼葛洛庞帝说:“在广大浩瀚的宇宙中,数字化生存能使每个人变得更容易接近,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

既然我们的生存环境正变得越来越数字化,那么,为什么还要出书呢?书不过是一种过时的原子罢了。作者显然意识到有人会提出这种质疑,因而把本书的前言命名为“一本书的悖论”。明知有悖常理却仍然要写作这部书,尼葛洛庞帝给出了三条理由。

事实上,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争斗,注定要成为信息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直到电子媒介发出挑战以前,书籍一直是大多数社会用以审视自身的核心工具。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计算机业巨子比尔·盖茨(Bill Gates)要选择传统的出书方式来表达他对信息革命的看法的原因(他在1995年出版了《未来之路》)。

在这一争夺战中,发生了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但却还鲜为人所注意。1995年,电子百科全书的销量已经超过了用纸张印刷的百科全书的销量。人类获取知识和经验的途径正在发生根本改变。我们的生存,日益离不开“电子面条”的滋养。对于这一点,也许没有人比今天的教师和家长体会更深: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伴随着电视和计算机而成长的新一代。可惜的是,除了他们,仍有不少人无视“数字一族”的存在。

从这一点出发,本书的出版,乃至被翻译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的过程,都不会构成悖论。因为,正如作者曾经说过的那样,年纪比较大的人感谢本书描绘了他们的孩子正在做或以后将要做的事情;年纪轻一点的人会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得到理解和印证而振奋;年纪更小的人则可以及早开始新的梦想,因为他们才是后信息社会的真正主人。

翻译本书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有时候,回想一下技术变迁的历史进程是很有意思的。约翰·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15世纪在欧洲发明活字印刷术后,又过了一个多世纪,很多人仍然认为只有手稿才是有价值的,它的艺术魅力是印刷书籍根本无法匹敌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费德里戈·达·蒙泰菲尔罗(Federigo da Montefelerto)就说过,拥有印刷出来的书籍会让他感到羞愧。正是这种态度把人们同新的创见、新的技术隔离开来。由此,我们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让蒙昧的灰尘迷住双眼。

然而,提起这件往事,并不是想证明我们是坚定的技术信仰者。信息技术,不管其今天的成就有多么巨大,不管人们对之有多么惊奇,仍然远远落后于人脑的潜力。有研究表明,一个正常的人类大脑,其神经元之间的联系有10 15 条,这比过去10年中,所有美国人打的电话还多。

人脑的可能性,至少目前为止,还远胜于电脑的可能性。也许人类应该做的是在对技术的信仰和对人类自身的信仰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

无疑的,尼葛洛庞帝是一位优秀的未来学家。但在我们看来,他最出色的贡献不是这本书,而是一句话:“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

胡泳 范海燕
1996年7月于北京中关村 CwPvqZCdo1oSySaE+LKD0KFsf4D5jqSlctuEmHM7Kp40+6YRp35PLnp/+y7hu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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