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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中文版问世20年推荐序

从“数字化”到“生存”
——重读《数字化生存》

文/段永朝

20年前胡泳、范海燕翻译的《数字化生存》,是中国互联网启蒙的经典著作,打那以后,尼葛洛庞帝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相信很多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记得自己一口气读完后,那种心潮澎湃的思绪。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迄今仍精心收藏着这部译作1996年的首版,以及夹在书中业已泛黄的读书笔记。

两句话的震撼

《数字化生存》留给我最深印记的,是两句话。一句是译者序的结束语,“ 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另一句是印在图书封面上的“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这两句话每次读来,似乎都让人醍醐灌顶。

从第一句说,对当年那些刚刚了解“实事求是”是什么意思,刚刚了解尊重客观规律意味着什么,刚刚明白科学预测、科学决策、科学管理重要性的人来说,“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无疑是一声惊雷。这是全新的未来观,更是响亮的行动主义宣言。

从大洋彼岸的硅谷吹来的阵阵新风,用80286、386、486一代又一代超级计算机,用炫酷的多媒体终端,用雅虎、美国在线、亚马逊电子商务网站、谷歌搜索,用泥巴(Mud)游戏、卡斯帕罗夫与IBM深蓝计算机的人机大战,向这个心神不宁、燥热喧闹的国度,一次又一次地宣布“正在到来的未来”。

未来,不再是满怀憧憬的期待,或者站在原地的等待。我们奔跑、追赶,一次又一次地看见前方被“造出来”的路,一次又一次惊叹于这种被“造出来”的感觉。

老实说,这种感觉已经存在了20年。

老实说,这种感觉越来越不那么单纯是兴奋、震惊,或者醍醐灌顶;这种感觉,越来越五味杂陈。20年后重读,尤为如此。

另一句话,“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句话,刚开始听上去有点玄虚,还有点庄重。可以说,《数字化生存》整本书,就是为了论证这一句话。今天,这个判断似乎已经成为常识。数字化浪潮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工作、组织、学习、生产、消费等各个角落,而且,脚步并未减缓。

尼葛洛庞帝书中大篇幅地讲述的数字电视、电子书、交互游戏,早已稀松平常;尼氏畅想的智能手表、可穿戴装置、家用机器人,正热火朝天。他在书中忠告的箴言,业已成为数以亿计网民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交互设计、个体化时代到来、去中心化、数字化赋权、原子向比特迁移、距离消失,等等。

尼葛洛庞帝预言的“奔向临界点”、“重建世界/信息DNA”的浪潮,正在以他那个年月尚无法想像的方式,以无人驾驶、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脑神经网络、意念控制、纳米医学、“更具有人格的计算机”的方式,汹涌而来。

这两句话,依然震撼,但今天重读,又不止是震撼。

媒介与信息

2016年,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出版20周年。3月底在杭州参加阿里巴巴湖畔大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与胡泳在一起,他提到正筹备《数字化生存》20周年纪念版的事情,并向我约稿。

这部书在我自己的阅读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于是我满口允诺,写一篇纪念文字。

几个月过去了,交稿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却怎么也找不到思路。

重读畅谈未来的著作,最大的诱惑、也是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盘点作者的全部“预言”。我从书架上找出这本书,努力把记忆拉回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渐次梳理一年又一年跌宕起伏的业界风云,常常止不住地赞叹作者深邃的洞察。当然,也有个别笨拙的“失言”之处,但统统不要紧(比如第177页,尼氏猜测2000年世界网民就会达到10亿,实际达到这一数字要到2006年)。如果苛求作者每言必中,那倒是显得多少有点浅薄。恰恰是作者彼时彼地的时代处境,让那些睿智与迷障共处同一时空。

尼葛洛庞帝是媒体情结很浓厚的人。他调侃起传统媒体的败相来,毫不留情。比如这句,“高清晰度电视就是个笑话!”(P30)还有这句:“ 著作权法已经完全过时了。它是谷登堡时代的产物 ”(P51)。

作为媒体中人,我钦佩尼氏对媒介的洞悉,并从我自身在媒体从业15年的历程,得到会心的印证。诚如尼氏所言,站在传播者一端,以广播模式传播的旧媒介已经消亡,“ 数字化会改变大众传播媒介的本质,‘推’送比特给人们的过程将一变而为允许大家(或他们的电脑)‘拉’出想要的比特的过程 ”(P79)。

但是,重读《数字化生存》,在为尼葛洛庞帝点赞的同时,也不由得有一点后知后觉的感悟:尼氏用大量篇幅,描绘了一幅个性化的、流动性的、随处感知的新媒体形态,“ 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 ”(P171),并断言“ 界面设计的秘诀 ”,就是“ 让人们根本感觉不到物理界面的存在 ”(P87)。

这些睿智十足的预言,听上去无疑是合情合理的,但道理何在?这恰恰是尼氏未加以深入分析的,也恰恰是今天自媒体、互媒体、社交媒体等四面开花的时候,人们急迫地想探究的。

关于媒介演变的实质,尼氏仅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媒介不再是信息 ”(P55)。

这句有模仿“嫌疑”的话,与被模仿者、被誉为数字媒介领袖的麦克卢汉完全不同。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断语流传甚广。两位为何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至少从尼氏的著作中,我没有找到答案。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信息,是试图解构媒介形式与内容的两分法。媒介即信息,是麦克卢汉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的观点。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所表达的内容,再也不能与承载内容的形式割裂开来,媒介形态本身就在影响、塑造人们的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本身就已经具备信息的价值。麦克卢汉是在电视与广播媒介,以及电信技术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做出这一阐述的。与传统的印刷媒介不同,电媒(包括广播电视和电信)本身即具有强力的时空穿透力和行为塑造能力,以至于麦克卢汉说“ 电光,就是纯粹的信息 ”。

有趣的是,尼氏做出的媒介不但是信息的论断,也是从技术这一角度来看的。通过数字化、计算机和网络,媒介已经不单纯是信息的传递载体,也不单纯是承载意义的信息,媒介就是存在本身,就是意义本身。如果说麦克卢汉的媒介-信息关系论,指向的是媒介的去中介化的话,尼氏的媒介信息关系论,就彻底消解了媒介存在的理由。

但遗憾的是,尼葛洛庞帝并未就此深入写下去。他还是依旧沉浸在对数字改变世界的极度兴奋中,不厌其烦地做出一个又一个描绘和断言。

重读尼葛洛庞帝,如果这些曾经令人信服、如今疑窦重生的词语涌上心头,我觉得这反倒是对作者的敬意,而不是苛责。

姜奇平在2016年5月20日网络智酷举办的《新经济:信息时代中国升维路线图》(王俊秀著)一书的研讨会上,对诸如此类的现象,有一个新的解释,他称为“ 复杂性的升维 ”。

界面的消失、媒介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物物理形态的消灭,而在于这种存在物存在形态的演化,及其与人的关系的深刻变化。

正如尼葛洛庞帝在书中期待的那样:“计算机将为人们读报,看电视,而且还能应人们的要求,担任编辑工作。”“《纽约时报》先发送出大量的比特,可能包括5000篇不同的文章,你的电子装置再根据你的兴趣、习惯或者当天的计划,从中撷取你想要的部分”(P12)。

这并非简单地将主导权从编撰者交到消费者手里,不是简单的物理转换,而是复杂性范式的内化。

数字化带来的世界面貌的改变,并非将世界从内到外统统简单化了。这个世界的复杂度依然如故,甚至更加复杂。认识这个世界的路径也依然复杂,知识的构建远未停止,世界依然隐藏在海量数据的扑朔迷离的面纱背后。但是,媒介不再具备这种可能,即将客观如实的所谓真相,直通通地从a地搬运到b地。尼氏所期待的未来媒介,表面上看已经智能化到这种地步,TA聪颖过人、智慧超群,TA善解人意、八面玲珑,能个性化地替每一位特定需要的个体,找到所需的资讯,汇聚碎片化的信息,展现隐藏在复杂数据关系背后的画面。

换句话说,新的媒介,其交互界面已经傻瓜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人感觉不到界面的存在(界面消失了),但隐藏在界面背后的更加复杂的范式,正开足马力,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智能代理服务等技术,将信息用可视化的、人性化的方式,呈现在自然场景中。

复杂性并未消失,复杂性只是被再度包裹起来,变成了隐身衣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说,尼氏所言媒介不再是信息——媒介不再更多地拥有信息的价值与功能,不正是如此吗?或者换句话说,麦克卢汉所谈论的那个致力于塑造智慧、塑造人性的基于“媒介使用行为”的旧媒介,业已完成自己的使命。新的建立在广泛的数字化、智能化基础上的媒介,将完成“再中介化”的转变。

一段插曲

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标识。它完美地象征着数字时代的开启。对中国人而言,这一象征的意味还要更多一层,这多一层的意味可以用这样一件事来叙说。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微信上给胡泳提了一个问题,《数字化生存》英文原版是1995年出版的,在此之前,也就是1994年,凯文·凯利的《失控》一书也出版了。我问胡泳:如果当时这两本书同时摆在你面前,你会选哪一本?

胡泳回复: 还是会选择《数字化生存》。

我问: 为啥呢?

胡泳回复: 因为生存之意义大哉!

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出乎我的意料。“生存”这件事,对当下这片土壤的中国人而言,意义非凡。

2015年冬天,有一位去波士顿游学归来的朋友,讲述了这样的心得。她说,四五十位国际学生,参加为期一周的创新课程学习,他们分为6个小组。每个小组都需要提出自己的创意项目,方向不限。有两个有趣但发人深思的现象:一个是亚裔面孔的人,愿意分在同一组;另一个是欧美同学的项目,大多围绕环保、贫困、低廉卫生的饮用水等,她们这一组,提的项目是“互联网金融”。

平心而论这倒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引人思考的是:这种志趣的差异,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恰好可以作为观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理解什么是生存的一点脚注。

生存不仅仅是活着。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雅典饮鸩而亡,这事关生存;公元前212年,罗马士兵攻占西西里岛叙拉古,当剑架在阿基米德脖子上的时候,他依然要淡定地算完最后一道题,这事关生存;公元1600年,布鲁诺宁愿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火刑柱上,也要誓死捍卫日心说,这事关生存。

生存,以及对生存的忧虑,应该说是质朴的人类精神活动的起点,是观照生命的第一缕阳光。年轻的耶路撒冷大学70后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迅速成为全球畅销书,或许可以看作新生代人群,对“生存”这一亘古未变的母题的再度关注。

在高级宗教盛行上千年之久的日子里,历史一次又一次无法令耶路撒冷圣城免于战火,西方的人们不得不一再返回去重新审视何谓“生存”。在奔走呼号、摩顶放踵的孔学,与见性成佛、隐别山林的释道共同浇铸华夏民族国民性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代复一代的学人,对“活着”做出的冗长聱牙的注疏和经解。

今天,历史终于抵达了这样一个交汇点:“活着”和“生存”的交汇点。思考“生存”的人们,日益感念于活着的轻灵与质朴,他们再一次眼睛向东;玩味“活着”的人们,每每惊叹于生存的深邃与博大,他们再一次眼睛向西。

但文化、文明交融的相向而行,这一次有了全新的寓意。

从作者尼葛洛庞帝的中文译名,或可领略胡泳的良苦用心。他有意选择“帝”而弃用“蒂”,背后的心思正在于他认为尼氏提出的“生存”问题,好像恺撒大帝渡过卢比孔河对罗马的意义一样,他试图用这样一个谐音字的选择,大声呼喊:人类正在开启一个全然不同的新时代。胡泳在1998年1月尼葛洛庞帝来访之际,代表数字论坛将总顾问聘书郑重递交给尼葛洛庞帝的时候,讲述了尼氏中文译名的内心想法。译者期待,借着这一波汹涌而来的数字化浪潮,中国,中国人,能透彻地领悟到“生存”的非凡意义。

数字化生存,一个全新的开始

20年间,互联网显然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睁眼看手机,泡在网上,低头刷屏,极度依赖Wi-Fi,碎片化,下单,交友,导航,支付——所有这一切,已经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了。但这依然是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活着,而不是尼氏所言的“数字化生存”。

1978年,斯隆报告提出认知科学的革命,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认知塑造的新阶段。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互联网爆发的这20年,猛然发现生存的含义,并非仅仅是电脑、连线、游戏、智能代理这么简单,而是来自另一条日益鲜明的暗线。

这另外一条线就是“认知与行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日益改变着这个世界,也改变着人们的行事方式,更改变着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种认知,事关未来的“生存”。

2000年,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商务部(DOC)共同资助了50多位科学家,开展了一项旨在展望21世纪未来科技前景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成果是一份480多页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聚合四大科技,改变人类未来( 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 Nano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聚合四大科技(NBIC),指的就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以及认知科学。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些突破又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速度,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之前,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参见报告原文第102页)

这是事关生存的大事。

引人深思的是,对生存问题的思考,在这片土地既显得生涩乏力,又缺乏与西方话语对话的可能。当我们也用同样的流水线技术制造电脑、用手机下载游戏、用电商平台开展全球贸易的时候,我们似乎依然停留在“活着”这一层面。个中缘由,或许是这一“数字化生存”的景观、画面、路径、光泽,是“别人”描绘的,我们只是这个时代的某种“回声”。

回顾我自己过去20年里写下的评论文章,其中有30多篇与《数字化生存》、与尼葛洛庞帝直接有关,但大多都流露出这样一种担忧:这到底是“谁的”未来?

比如这样一件事:2000年元旦过后,尼葛洛庞帝二度来华,当时的媒体评论中,我听到的最有“骨气”的一句话是:上次(指1998年春天那次)来的时候,我们仰视他,而这次我们可以“平视他了”。我随即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是否可以平视尼葛洛庞帝并不重要”。文章里有这么几段:

按照我的想法,如果尼葛洛庞帝有什么可以值得仰视的地方,大概就在于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提出了多媒体之类的设想,从而具有了预见性;在于这个《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将比特的重要性凌驾于原子的重要性之上,从而具有了清新耳目的新颖性;在于其“未来就是你所造出来的那个东西”的论断的爆炸性。

如果尼葛洛庞帝不幸被平视,大概就在于用多媒体赏玩VCD之类已经为分析家们所熟识;在于“比特世界”、“数字化生存”已然成为分析家们自己能够独立鼓噪的熟语;在于我们的未来真的成为了“别人所造出来的”那个样子。

依着别人的存在的影子,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毕竟不具有“原创”的属性。

重读《数字化生存》的意义,恐怕不是再次复盘、印证、检视尼氏说了些什么、说准了哪些,还有哪些不太准,不是把尼氏当作大仙来看待。不过说老实话,这些年来,国人这个毛病并未改观。据说凯文·凯利惊讶于他的《必然》一书竟然很短的时间里卖掉数十万册,还据说一些所谓国际大咖到中国演讲走秀,报价高得惊人——种种现象,我还是那个想法:就算我们今天买得起、消费得起最先进的产品、最抢眼的大咖,也并不表明我们对“生存”的理解比之20年前,有了足够的进步。路还很长,要有耐心。

在更大的背景下重读经典

说到“重读”的意义,末了我得提这么一件事:《杜威全集》中文版的出版。这又是一件大事。

2015年,由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与美国南卡大学杜威研究中心合作的这套37卷外加一卷索引的《杜威全集》,历经10载寒暑,终于出齐。我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界、读书界的一件大事。重读杜威,对中国人而言意义非凡,对美国人来说,也如是。

杜威可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19年到1921年,两年多的时间,杜威逗留中国,在北京、杭州、上海等地访问、讲学、游历。他大约是20世纪思想家中唯一一位在中国连续驻留这么长时间的人。此外,杜威还恰好是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的见证者:中国正发生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通过胡适、傅斯年、陈独秀、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的引介、诠释,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可谓深入人心。赛先生、德先生成为百年来最富有时代气息的符号。然而,100年后再看这段历史,不由得让人唏嘘。在20世纪初叶逼仄的历史舞台和局促的历史时空下,实用主义很快蜕变为“只问结果,不问缘由”、“真理即有用,有用即真理”的庸俗哲学的模样,迅速与功利主义挂起钩来。赛先生,也旋即成为古史辨派、整理国故派的重要理论出处。

在美国,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第三代传人的杜威,也更多以教育家的面目出现,而不是哲学家。20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哲学如万花筒般流派众多,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等,不一而足。美国主流哲学基本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天下,“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两分法,基本框定了20世纪哲学主流的疆域。

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种局面正缓慢地发生巨变。

首先,是心灵问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这次不是詹姆斯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复兴,更不是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延展,而是一系列亚文化的汇流——从嬉皮士到雅皮士的中产生活;白领中悄然兴起的灵修运动、瑜伽运动;对“言必称希腊”的两希文明的反思;线粒体DNA考古对“夏娃”的发现;认知科学的兴起等思潮汇聚而成洪流。

这一洪流,与信息时代、第三次浪潮、数字化革命的同频共振,在暗流涌动30余年后,终于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大画面,这幅画面所映射出的几个耀眼的光斑,则包括——世纪末“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兴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21世纪的崛起;“9·11”带来的巨大震撼,以及美国文化界、科技界、媒界、政商各界,重新思考和寻求“9·11”之后美国哲学和美国精神的支柱;世界政经社会秩序正在纷繁复杂的状态下走向重构。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已经收获了太多令人震惊的成果——这一切,都与世界网民超过30亿人、网民对网络的依赖超过传统媒介的总和这一基本事实相契合。

问题的溪流已经汇聚成滔滔江河。最后的“大问题”业已清晰可见,我们如何重新看待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未来我们将如何生存?

其次,杜威哲学呈现出某种“重整哲学”的契机。在杜威看来,人类(主要指西方)面向“确定性寻求”的两条道路,看上去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一条通过宗教、祭祀,另一条通过发明艺术(参见杜威晚期著作第四卷《确定性的寻求》第一章)。之所以失败,杜威认为根源在于长期以来西方思想观念的进路,被锁定在有关“观念/理念”、“行为/实践/经验”等各种名目的两分法中,这也是百多年来“主义盛行”的根由。更重要的是,“观念/理念”(用杜威的话说就是对确定性的寻求)占据形而上的位势,而实践、经验则被贬抑为粗糙的、不确定的、充满偶然性、复杂性的形下之事物。

现象学转型之后,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思想者(诸如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心理分析学家荣格、美国哲学家罗蒂、历史学家沃勒斯坦、英国生态学家拉夫洛克等)认识到,人既是自然的生物,也是社会的生物,人的生命源自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动态交互和共生演化。与外部环境和内心世界永不停息的交互活动,不但塑造着整个世界的样貌,反过来也塑造着人本身的认知。进一步地,这种认识并未与行为剥离、割裂开来,而是形成“认知—行为”交叉缠绕的“共生运动”。

这正是连接一切的互联网所展现的新世界、新空间。这也正是虚拟实境与物理世界、观念世界、符号世界交相辉映的新存在、新命运。

重读杜威,正是这样一种历史契机下出现的现象。美国正在寻求哲学意义上的“重启”,而不仅仅是再工业化、重整世界政经秩序和输出西方普世价值观。或许可以说,遭20世纪轻视、误读的杜威哲学,是独立的美国哲学思想最好的“备选品”。

实用主义哲学如果不甘沦为二流的生活哲学乃至庸俗哲学,那它就必须在彻底重新审视西方2500年以来文明传统的基础上,在充分汲取包括中国的、印度的、两河流域的、埃及的文明营养,以及诸多区域文明营养的基础上,走向文明的融合。尤其重要的是,这次重读,不止是美国思想界自己的历程,而是一个广为开放的历程。不止是重读杜威,而是需要以100多年前尼采那样的勇气,重估一切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重读《数字化生存》,把关键词从“数字化”转向“生存”,或许是一个绝佳的历史契机。从大的历史尺度看,生存问题,对东方文化而言,依然是一个尚未破题或者说需要“重新破题”的大问题,在当今世界,这个问题的迫切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

(段永朝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网络智酷总顾问) rQHKZexKO5SRqueL/IUTrUPwPIsPyQ/yZI821l2VVSythbjs8nh/45YWVNmXfS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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