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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胡泳、范海燕翻译的《数字化生存》，是中国互联网启蒙的经典著作，打那以后，尼葛洛庞帝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相信很多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记得自己一口气读完后，那种心潮澎湃的思绪。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迄今仍精心收藏着这部译作1996年的首版，以及夹在书中业已泛黄的读书笔记。
《数字化生存》留给我最深印记的，是两句话。一句是译者序的结束语，“ 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另一句是印在图书封面上的“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这两句话每次读来，似乎都让人醍醐灌顶。
从第一句说，对当年那些刚刚了解“实事求是”是什么意思，刚刚了解尊重客观规律意味着什么，刚刚明白科学预测、科学决策、科学管理重要性的人来说，“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无疑是一声惊雷。这是全新的未来观，更是响亮的行动主义宣言。
从大洋彼岸的硅谷吹来的阵阵新风，用80286、386、486一代又一代超级计算机，用炫酷的多媒体终端，用雅虎、美国在线、亚马逊电子商务网站、谷歌搜索，用泥巴（Mud）游戏、卡斯帕罗夫与IBM深蓝计算机的人机大战，向这个心神不宁、燥热喧闹的国度，一次又一次地宣布“正在到来的未来”。
未来，不再是满怀憧憬的期待，或者站在原地的等待。我们奔跑、追赶，一次又一次地看见前方被“造出来”的路，一次又一次惊叹于这种被“造出来”的感觉。
老实说，这种感觉已经存在了20年。
老实说，这种感觉越来越不那么单纯是兴奋、震惊，或者醍醐灌顶；这种感觉，越来越五味杂陈。20年后重读，尤为如此。
另一句话，“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句话，刚开始听上去有点玄虚，还有点庄重。可以说，《数字化生存》整本书，就是为了论证这一句话。今天，这个判断似乎已经成为常识。数字化浪潮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工作、组织、学习、生产、消费等各个角落，而且，脚步并未减缓。
尼葛洛庞帝书中大篇幅地讲述的数字电视、电子书、交互游戏，早已稀松平常；尼氏畅想的智能手表、可穿戴装置、家用机器人，正热火朝天。他在书中忠告的箴言，业已成为数以亿计网民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交互设计、个体化时代到来、去中心化、数字化赋权、原子向比特迁移、距离消失，等等。
尼葛洛庞帝预言的“奔向临界点”、“重建世界/信息DNA”的浪潮，正在以他那个年月尚无法想像的方式，以无人驾驶、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脑神经网络、意念控制、纳米医学、“更具有人格的计算机”的方式，汹涌而来。
这两句话，依然震撼，但今天重读，又不止是震撼。
2016年，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出版20周年。3月底在杭州参加阿里巴巴湖畔大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与胡泳在一起，他提到正筹备《数字化生存》20周年纪念版的事情，并向我约稿。
这部书在我自己的阅读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于是我满口允诺，写一篇纪念文字。
几个月过去了，交稿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却怎么也找不到思路。
重读畅谈未来的著作，最大的诱惑、也是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盘点作者的全部“预言”。我从书架上找出这本书，努力把记忆拉回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渐次梳理一年又一年跌宕起伏的业界风云，常常止不住地赞叹作者深邃的洞察。当然，也有个别笨拙的“失言”之处，但统统不要紧（比如第177页，尼氏猜测2000年世界网民就会达到10亿，实际达到这一数字要到2006年）。如果苛求作者每言必中，那倒是显得多少有点浅薄。恰恰是作者彼时彼地的时代处境，让那些睿智与迷障共处同一时空。
尼葛洛庞帝是媒体情结很浓厚的人。他调侃起传统媒体的败相来，毫不留情。比如这句，“高清晰度电视就是个笑话！”（P30）还有这句：“ 著作权法已经完全过时了。它是谷登堡时代的产物 ”（P51）。
作为媒体中人，我钦佩尼氏对媒介的洞悉，并从我自身在媒体从业15年的历程，得到会心的印证。诚如尼氏所言，站在传播者一端，以广播模式传播的旧媒介已经消亡，“ 数字化会改变大众传播媒介的本质，‘推’送比特给人们的过程将一变而为允许大家（或他们的电脑）‘拉’出想要的比特的过程 ”（P79）。
但是，重读《数字化生存》，在为尼葛洛庞帝点赞的同时，也不由得有一点后知后觉的感悟：尼氏用大量篇幅，描绘了一幅个性化的、流动性的、随处感知的新媒体形态，“ 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 ”（P171），并断言“ 界面设计的秘诀 ”，就是“ 让人们根本感觉不到物理界面的存在 ”（P87）。
这些睿智十足的预言，听上去无疑是合情合理的，但道理何在？这恰恰是尼氏未加以深入分析的，也恰恰是今天自媒体、互媒体、社交媒体等四面开花的时候，人们急迫地想探究的。
关于媒介演变的实质，尼氏仅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媒介不再是信息 ”（P55）。
这句有模仿“嫌疑”的话，与被模仿者、被誉为数字媒介领袖的麦克卢汉完全不同。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断语流传甚广。两位为何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至少从尼氏的著作中，我没有找到答案。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信息，是试图解构媒介形式与内容的两分法。媒介即信息，是麦克卢汉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的观点。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所表达的内容，再也不能与承载内容的形式割裂开来，媒介形态本身就在影响、塑造人们的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本身就已经具备信息的价值。麦克卢汉是在电视与广播媒介，以及电信技术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做出这一阐述的。与传统的印刷媒介不同，电媒（包括广播电视和电信）本身即具有强力的时空穿透力和行为塑造能力，以至于麦克卢汉说“ 电光，就是纯粹的信息 ”。
有趣的是，尼氏做出的媒介不但是信息的论断，也是从技术这一角度来看的。通过数字化、计算机和网络，媒介已经不单纯是信息的传递载体，也不单纯是承载意义的信息，媒介就是存在本身，就是意义本身。如果说麦克卢汉的媒介－信息关系论，指向的是媒介的去中介化的话，尼氏的媒介信息关系论，就彻底消解了媒介存在的理由。
但遗憾的是，尼葛洛庞帝并未就此深入写下去。他还是依旧沉浸在对数字改变世界的极度兴奋中，不厌其烦地做出一个又一个描绘和断言。
重读尼葛洛庞帝，如果这些曾经令人信服、如今疑窦重生的词语涌上心头，我觉得这反倒是对作者的敬意，而不是苛责。
姜奇平在2016年5月20日网络智酷举办的《新经济：信息时代中国升维路线图》（王俊秀著）一书的研讨会上，对诸如此类的现象，有一个新的解释，他称为“ 复杂性的升维 ”。
界面的消失、媒介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物物理形态的消灭，而在于这种存在物存在形态的演化，及其与人的关系的深刻变化。
正如尼葛洛庞帝在书中期待的那样：“计算机将为人们读报，看电视，而且还能应人们的要求，担任编辑工作。”“《纽约时报》先发送出大量的比特，可能包括5000篇不同的文章，你的电子装置再根据你的兴趣、习惯或者当天的计划，从中撷取你想要的部分”（P12）。
这并非简单地将主导权从编撰者交到消费者手里，不是简单的物理转换，而是复杂性范式的内化。
数字化带来的世界面貌的改变，并非将世界从内到外统统简单化了。这个世界的复杂度依然如故，甚至更加复杂。认识这个世界的路径也依然复杂，知识的构建远未停止，世界依然隐藏在海量数据的扑朔迷离的面纱背后。但是，媒介不再具备这种可能，即将客观如实的所谓真相，直通通地从a地搬运到b地。尼氏所期待的未来媒介，表面上看已经智能化到这种地步，TA聪颖过人、智慧超群，TA善解人意、八面玲珑，能个性化地替每一位特定需要的个体，找到所需的资讯，汇聚碎片化的信息，展现隐藏在复杂数据关系背后的画面。
换句话说，新的媒介，其交互界面已经傻瓜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人感觉不到界面的存在（界面消失了），但隐藏在界面背后的更加复杂的范式，正开足马力，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智能代理服务等技术，将信息用可视化的、人性化的方式，呈现在自然场景中。
复杂性并未消失，复杂性只是被再度包裹起来，变成了隐身衣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说，尼氏所言媒介不再是信息——媒介不再更多地拥有信息的价值与功能，不正是如此吗？或者换句话说，麦克卢汉所谈论的那个致力于塑造智慧、塑造人性的基于“媒介使用行为”的旧媒介，业已完成自己的使命。新的建立在广泛的数字化、智能化基础上的媒介，将完成“再中介化”的转变。
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标识。它完美地象征着数字时代的开启。对中国人而言，这一象征的意味还要更多一层，这多一层的意味可以用这样一件事来叙说。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微信上给胡泳提了一个问题，《数字化生存》英文原版是1995年出版的，在此之前，也就是1994年，凯文·凯利的《失控》一书也出版了。我问胡泳：如果当时这两本书同时摆在你面前，你会选哪一本？
胡泳回复： 还是会选择《数字化生存》。
我问： 为啥呢？
胡泳回复： 因为生存之意义大哉！
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出乎我的意料。“生存”这件事，对当下这片土壤的中国人而言，意义非凡。
2015年冬天，有一位去波士顿游学归来的朋友，讲述了这样的心得。她说，四五十位国际学生，参加为期一周的创新课程学习，他们分为6个小组。每个小组都需要提出自己的创意项目，方向不限。有两个有趣但发人深思的现象：一个是亚裔面孔的人，愿意分在同一组；另一个是欧美同学的项目，大多围绕环保、贫困、低廉卫生的饮用水等，她们这一组，提的项目是“互联网金融”。
平心而论这倒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引人思考的是：这种志趣的差异，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恰好可以作为观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理解什么是生存的一点脚注。
生存不仅仅是活着。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雅典饮鸩而亡，这事关生存；公元前212年，罗马士兵攻占西西里岛叙拉古，当剑架在阿基米德脖子上的时候，他依然要淡定地算完最后一道题，这事关生存；公元1600年，布鲁诺宁愿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火刑柱上，也要誓死捍卫日心说，这事关生存。
生存，以及对生存的忧虑，应该说是质朴的人类精神活动的起点，是观照生命的第一缕阳光。年轻的耶路撒冷大学70后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迅速成为全球畅销书，或许可以看作新生代人群，对“生存”这一亘古未变的母题的再度关注。
在高级宗教盛行上千年之久的日子里，历史一次又一次无法令耶路撒冷圣城免于战火，西方的人们不得不一再返回去重新审视何谓“生存”。在奔走呼号、摩顶放踵的孔学，与见性成佛、隐别山林的释道共同浇铸华夏民族国民性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代复一代的学人，对“活着”做出的冗长聱牙的注疏和经解。
今天，历史终于抵达了这样一个交汇点：“活着”和“生存”的交汇点。思考“生存”的人们，日益感念于活着的轻灵与质朴，他们再一次眼睛向东；玩味“活着”的人们，每每惊叹于生存的深邃与博大，他们再一次眼睛向西。
但文化、文明交融的相向而行，这一次有了全新的寓意。
从作者尼葛洛庞帝的中文译名，或可领略胡泳的良苦用心。他有意选择“帝”而弃用“蒂”，背后的心思正在于他认为尼氏提出的“生存”问题，好像恺撒大帝渡过卢比孔河对罗马的意义一样，他试图用这样一个谐音字的选择，大声呼喊：人类正在开启一个全然不同的新时代。胡泳在1998年1月尼葛洛庞帝来访之际，代表数字论坛将总顾问聘书郑重递交给尼葛洛庞帝的时候，讲述了尼氏中文译名的内心想法。译者期待，借着这一波汹涌而来的数字化浪潮，中国，中国人，能透彻地领悟到“生存”的非凡意义。
20年间，互联网显然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睁眼看手机，泡在网上，低头刷屏，极度依赖Wi-Fi，碎片化，下单，交友，导航，支付——所有这一切，已经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了。但这依然是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活着，而不是尼氏所言的“数字化生存”。
1978年，斯隆报告提出认知科学的革命，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认知塑造的新阶段。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互联网爆发的这20年，猛然发现生存的含义，并非仅仅是电脑、连线、游戏、智能代理这么简单，而是来自另一条日益鲜明的暗线。
这另外一条线就是“认知与行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日益改变着这个世界，也改变着人们的行事方式，更改变着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种认知，事关未来的“生存”。
2000年，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商务部（DOC）共同资助了50多位科学家，开展了一项旨在展望21世纪未来科技前景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成果是一份480多页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聚合四大科技，改变人类未来（ 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 Nano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聚合四大科技（NBIC），指的就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以及认知科学。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些突破又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速度，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之前，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参见报告原文第102页）
这是事关生存的大事。
引人深思的是，对生存问题的思考，在这片土地既显得生涩乏力，又缺乏与西方话语对话的可能。当我们也用同样的流水线技术制造电脑、用手机下载游戏、用电商平台开展全球贸易的时候，我们似乎依然停留在“活着”这一层面。个中缘由，或许是这一“数字化生存”的景观、画面、路径、光泽，是“别人”描绘的，我们只是这个时代的某种“回声”。
回顾我自己过去20年里写下的评论文章，其中有30多篇与《数字化生存》、与尼葛洛庞帝直接有关，但大多都流露出这样一种担忧：这到底是“谁的”未来？
比如这样一件事：2000年元旦过后，尼葛洛庞帝二度来华，当时的媒体评论中，我听到的最有“骨气”的一句话是：上次（指1998年春天那次）来的时候，我们仰视他，而这次我们可以“平视他了”。我随即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是否可以平视尼葛洛庞帝并不重要”。文章里有这么几段：
按照我的想法，如果尼葛洛庞帝有什么可以值得仰视的地方，大概就在于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提出了多媒体之类的设想，从而具有了预见性；在于这个《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将比特的重要性凌驾于原子的重要性之上，从而具有了清新耳目的新颖性；在于其“未来就是你所造出来的那个东西”的论断的爆炸性。
如果尼葛洛庞帝不幸被平视，大概就在于用多媒体赏玩VCD之类已经为分析家们所熟识；在于“比特世界”、“数字化生存”已然成为分析家们自己能够独立鼓噪的熟语；在于我们的未来真的成为了“别人所造出来的”那个样子。
依着别人的存在的影子，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毕竟不具有“原创”的属性。
重读《数字化生存》的意义，恐怕不是再次复盘、印证、检视尼氏说了些什么、说准了哪些，还有哪些不太准，不是把尼氏当作大仙来看待。不过说老实话，这些年来，国人这个毛病并未改观。据说凯文·凯利惊讶于他的《必然》一书竟然很短的时间里卖掉数十万册，还据说一些所谓国际大咖到中国演讲走秀，报价高得惊人——种种现象，我还是那个想法：就算我们今天买得起、消费得起最先进的产品、最抢眼的大咖，也并不表明我们对“生存”的理解比之20年前，有了足够的进步。路还很长，要有耐心。
说到“重读”的意义，末了我得提这么一件事：《杜威全集》中文版的出版。这又是一件大事。
2015年，由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与美国南卡大学杜威研究中心合作的这套37卷外加一卷索引的《杜威全集》，历经10载寒暑，终于出齐。我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界、读书界的一件大事。重读杜威，对中国人而言意义非凡，对美国人来说，也如是。
杜威可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19年到1921年，两年多的时间，杜威逗留中国，在北京、杭州、上海等地访问、讲学、游历。他大约是20世纪思想家中唯一一位在中国连续驻留这么长时间的人。此外，杜威还恰好是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的见证者：中国正发生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通过胡适、傅斯年、陈独秀、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的引介、诠释，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可谓深入人心。赛先生、德先生成为百年来最富有时代气息的符号。然而，100年后再看这段历史，不由得让人唏嘘。在20世纪初叶逼仄的历史舞台和局促的历史时空下，实用主义很快蜕变为“只问结果，不问缘由”、“真理即有用，有用即真理”的庸俗哲学的模样，迅速与功利主义挂起钩来。赛先生，也旋即成为古史辨派、整理国故派的重要理论出处。
在美国，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第三代传人的杜威，也更多以教育家的面目出现，而不是哲学家。20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哲学如万花筒般流派众多，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等，不一而足。美国主流哲学基本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天下，“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两分法，基本框定了20世纪哲学主流的疆域。
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种局面正缓慢地发生巨变。
首先，是心灵问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这次不是詹姆斯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复兴，更不是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延展，而是一系列亚文化的汇流——从嬉皮士到雅皮士的中产生活；白领中悄然兴起的灵修运动、瑜伽运动；对“言必称希腊”的两希文明的反思；线粒体DNA考古对“夏娃”的发现；认知科学的兴起等思潮汇聚而成洪流。
这一洪流，与信息时代、第三次浪潮、数字化革命的同频共振，在暗流涌动30余年后，终于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大画面，这幅画面所映射出的几个耀眼的光斑，则包括——世纪末“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兴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21世纪的崛起；“9·11”带来的巨大震撼，以及美国文化界、科技界、媒界、政商各界，重新思考和寻求“9·11”之后美国哲学和美国精神的支柱；世界政经社会秩序正在纷繁复杂的状态下走向重构。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已经收获了太多令人震惊的成果——这一切，都与世界网民超过30亿人、网民对网络的依赖超过传统媒介的总和这一基本事实相契合。
问题的溪流已经汇聚成滔滔江河。最后的“大问题”业已清晰可见，我们如何重新看待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未来我们将如何生存？
其次，杜威哲学呈现出某种“重整哲学”的契机。在杜威看来，人类（主要指西方）面向“确定性寻求”的两条道路，看上去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一条通过宗教、祭祀，另一条通过发明艺术（参见杜威晚期著作第四卷《确定性的寻求》第一章）。之所以失败，杜威认为根源在于长期以来西方思想观念的进路，被锁定在有关“观念/理念”、“行为/实践/经验”等各种名目的两分法中，这也是百多年来“主义盛行”的根由。更重要的是，“观念/理念”（用杜威的话说就是对确定性的寻求）占据形而上的位势，而实践、经验则被贬抑为粗糙的、不确定的、充满偶然性、复杂性的形下之事物。
现象学转型之后，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思想者（诸如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心理分析学家荣格、美国哲学家罗蒂、历史学家沃勒斯坦、英国生态学家拉夫洛克等）认识到，人既是自然的生物，也是社会的生物，人的生命源自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动态交互和共生演化。与外部环境和内心世界永不停息的交互活动，不但塑造着整个世界的样貌，反过来也塑造着人本身的认知。进一步地，这种认识并未与行为剥离、割裂开来，而是形成“认知—行为”交叉缠绕的“共生运动”。
这正是连接一切的互联网所展现的新世界、新空间。这也正是虚拟实境与物理世界、观念世界、符号世界交相辉映的新存在、新命运。
重读杜威，正是这样一种历史契机下出现的现象。美国正在寻求哲学意义上的“重启”，而不仅仅是再工业化、重整世界政经秩序和输出西方普世价值观。或许可以说，遭20世纪轻视、误读的杜威哲学，是独立的美国哲学思想最好的“备选品”。
实用主义哲学如果不甘沦为二流的生活哲学乃至庸俗哲学，那它就必须在彻底重新审视西方2500年以来文明传统的基础上，在充分汲取包括中国的、印度的、两河流域的、埃及的文明营养，以及诸多区域文明营养的基础上，走向文明的融合。尤其重要的是，这次重读，不止是美国思想界自己的历程，而是一个广为开放的历程。不止是重读杜威，而是需要以100多年前尼采那样的勇气，重估一切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重读《数字化生存》，把关键词从“数字化”转向“生存”，或许是一个绝佳的历史契机。从大的历史尺度看，生存问题，对东方文化而言，依然是一个尚未破题或者说需要“重新破题”的大问题，在当今世界，这个问题的迫切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
（段永朝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网络智酷总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