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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1916年12月15日，梁启超在南洋公学讲演后，晚上又到上海青年会（梁为该会会员）作讲演，听讲对象主要为青年学子。讲演辞后发表于16—18日《时事新报》。这篇讲演辞初步阐发了梁启超的人格主义哲学思想。这一思想初步形成于1910年代，192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此讲演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人”学概念，即人是合神格和兽格二者而成者：所谓神格主要指人的精神、理性，所谓兽格主要指人的生理、欲望。但二者常常矛盾，主要表现为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现在与未来的矛盾、个性与群性的矛盾。如何调和这些矛盾，使人格得到发展、完善？梁启超提出了具体的修身工夫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发达身体，注意兽格；二是当兽格和神格相冲突时，服从良心之第一命令；三是扩充自己的人格，使个人人格与社会人格相一致，合小人格为大人格。其中，后二者乃是儒家工夫的具体运用。
启超为会员已四年，愧无所尽，今晚得与一堂相会，极以为幸。今所欲言者，或者诸君以为太迂远，但启超常以为不从改良社会下手，则中国决无可为。但言改良社会者甚多，而可观效果甚少，推求其故，则中国一般对于高尚理想，不能听受故也。此种风气不先改造，则社会改良亦为无根。所以改造之者，则输入与时势相应之学说，且使人人对于此种学说，发生信仰，然后空气一变，根本已定，而枝叶处自易易矣。青年会于改良社会最为尽力，故极愿以青年会为机关，而传布一己所怀抱。虽今晚所言，为不成系统之论，然启超所以尽力于中国之理想，即在于是，故以今晚为发端，而与诸君讨论之。
讲演之题，为“人格之养成”。“人格”二字，蔡公松坡于云南誓师时，尝有“为国人争回人格”之语，诸君当知之。故近来“人格”二字，为社会流行语。然此二字作何解释，法律学者、哲学者，千言万语，尚不能尽，以启超学力，何足以当此？且亦决非一场演说所能尽，故但就所想到之一部分而略言之。人格者，简言之，则人之所以为人而已。中国先贤有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然则先贤之意曰：若何若何则为人，否则非人，其限界虽严，而差别而甚微。究其所以为人之处安在？启超尝为杜撰一名词
，曰：人者，合神格与兽格二者而成者也。昔人有言“与天地合其德”，此为神格；人生不能无男女饮食之欲，此为兽格。夫神与禽兽，两不相容，如何合在一处？而不合则不成人，何也？但有皮骨固不可，而但有灵魂，又安在其可？若是乎，取此二者而合之，亦大不易，故为诸君论人格之调和发展。一人身上，矛盾处极多，现实与理想相矛盾，现在与未来相矛盾，个性与群性相矛盾。譬如四肢五官，因生理作用之冲动，有不能不听其所至之时。饥则不能不食，学则非休息不可，受人怒骂非生气不可，见奇象非战栗不可，皆生理上之冲动也。
自生理言，则人与禽兽无异。然有不同处，则禽兽有食即食，其为他兽而设与否不问也。惟人不然，其饥而求食也同，但下手之前，常先自问曰：此食究属我欤？非为他人设欤？食而过多，不能无病欤？食后不至生后患欤？凡此种种，不以求食之故，而忘社会中人我之界。此外，若男女、财产，无一而不经此阶级
。此何物乎？曰理性是也。有理性然后能判断研究，而人之所以为人者，于是乎在。然一人之身，理性与生理常起冲突。譬之人当饿时，不至任意夺人之食；然饿至不了时，常人耐四五时之久，再上者耐至七八时，再上者耐至十二时、二十四时，谓自甘坐毙，不思得粒食以自饱，世间决无此理。此现实与理想之矛盾者一也。为将来饱食暖衣计，则目前不能不操作；为将来学问大成计，目前不能不勤苦。如是欲求将来安乐，则现在不能不劳苦；现在不劳苦，将来必有受苦之日。如是将来乐，现在苦；现在乐，将来苦。此现在与未来之矛盾者二也。人与禽兽〔不〕同，爱己而外，则爱人。爱己不学而能，爱人亦不学而能。老母之爱子也，可谓至矣、尽矣，此爱人之超乎其极者也。其他若爱夫妇，爱亲戚朋友，推而广之至一乡一村、一县一省、一国一世界，程度有浅深，范围有广狭，要其为人，则一而已。然常人因一己之故，至于排斥他人，此则一时间人己之冲突；而为永久计，势不能独爱己而不爱人，或爱人而不爱己。此个性与群性之矛盾者三也。夫一人之身，备此种种相异之性，此为一种不可解之秘密。而为人之道，则取此不相容者而调和之耳。调和则人格完全，不调和则为人格分裂。诸君闻分裂之说，当以为奇闻。昔人有五马分尸之说，既无五马，既非尸，何得谓分裂？应之曰：不然。人身之矛盾性质，若是其多，苟非有以调和之，则偏轻偏重，莫知所向，而心境之不安，莫此为甚，故曰分裂焉。譬之有人刻意求作坏人，则不过一坏人耳，而人格不为分裂。抑知人总是人，求为一完全禽兽而不可得。当其重现实也，则理想扰之；当其重现在也，则未来一念扰之；当其重个性也，则群性扰之。此憧憧往来之状，天下痛苦莫甚焉，虽不谓为人格之分裂，安可得乎？考中外古今之学说宗教，不外二者：其一重现在实际，譬诸伦理中之功利主义，政治学上之多数幸福，此为乐天主义，此偏于兽格之学说也。其二则以现在为污浊，为苦恼，为过渡，而究竟则在将来，死后则升天国，此偏于神格之学说也。两者均不免有弊。盖人自比于禽兽固不可，然不顾血肉之躯，而但求灵魂之超脱，是否可能，原属疑问。即能矣，而谓人生在世，专为受苦，必到天国，乃有乐境，则人世之无意味，莫过是矣。夫所以为世界者，求人类之安全，求文明之进步，必焉锲而不舍，然后有日新月异之象。如其不然，离人事而讲超脱，则世界安有进步可言乎？由此而知，所以贵有人格者，则将理想施之于现实，将未来显之于现在，将个性充而至于群性，此其要义也。
然诸君必问曰：此工夫之下手处若何？则我以为人而无肉体，其精神亦无所附丽。此在上帝容或能之，非所语于人类也。故为人者，第一贵在发达身体，注意兽格一方，简言之，则成一强而善之动物而已。既言动物，则动物之所能者，当尽力学之。譬诸动物学者，谓动物平均寿命，视长成期加四倍。如马之长成为两年，故其寿命为八年。人之长成期，或云二十岁，或云二十五岁，如是人之寿命，应为百岁。伍秩庸
自言必活至百余岁，此并非奇论，乃人类当然之权利也。然古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则以用力、用脑之处，有所偏胜，乃致夭折，不独己也。先天之传授有厚薄，因而身体有强弱，又不独一家以内已也。或以瘟疫而死，或以战争而死，此则意外之事，非人所能用力。人所能用力者，则本身范围以内而已。然公众之责，亦不能不尽，如防疫、卫生之类是也。一己方面与社会方面，既做了若干年，则以后数十年平均寿命，必从而增进。欧美人寿命，较中国长，现在欧美人寿命较二十年前长，其效大可见矣。故兽格之不可抹杀有如是者。若就反面之神格言之，其理正与此同。今有人焉，专重精神，而不知身体之可贵，不特身体不保，且精神受亏。譬诸讲演，讲与听皆精神事业也。若无此健康之躯，安从而听而讲？且有时因生计不足，而精神痛苦而人格不保者有之矣。如是不独身体，即家计亦不可不管。然既有身体，既有精神，而二者常相冲突，或以现实害理想，或以现在害将来，或以己害一群，则如之何而可？启超有一简单之语告公等，则在服从良心上之第一命令而已。诸君知良心为物，时时对于诸君而发言，即诸君不愿听，而良心之发言自若。而第一句大抵真语也，第二、第三则有他人为之代发言者矣。譬诸父母病则之良心第一语必曰：君非回去不可。而第二句则曰：奈我外间妻子之乐何，奈我海上逍遥之乐何；第三、第四句或者曰：父母虽亲，奈路上辛苦何，奈归而无益何。此皆自行掩盖之语，非真语也。听第一语，则精神安而身体必不痛苦；听第二、第三语，则身体受亏，而精神永无安宁之日。又如与外国战争，第一命令则曰：汝非去不可；其第二、第三语则曰：路上辛苦，性命宝贵。然当知人孰无死，死又何足惜！或者临阵而逃，则刑罚随之，其痛苦为何如乎？由此言之，良心之第一命令出于天然，本于公理，有归束，有折衷，而人格调和之大方针也。所谓调和发展者如此。次论人格之扩充普溥。
人之在世，惟其有我而又有人。我之外，则以与我同者，谓之为人。如是，一世之内，不能但有我而无人，灼灼然也。我固当重，而人亦不可不重，故尊重自己者，非尊重他人不可。人与动植物异者，以凡称物者，其本身无价值，必有人用之，而后价值乃生。譬之狗之为用广矣，可守夜，可为猎狗，故有人出重金以购之者，如广东人之嗜狗者，则杀而食之而已。又如一完具之茶杯，当其供饮也，则用为杯；忽而需杯之磁片，则惟有碎之而已。故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夫上帝视人，或者与人类之视禽兽同，吾侪不得而知之。但以物与人较，则物者，人类之器械，而非有自觉者也。至于人则不然：以身为人用固不可，以他人为我用亦不可；以身为人有固不可，以他人为我有亦不可。今论至此，则蔡将军所谓“争人格”之语，可得而明矣。袁世凯以金钱、以权力奔走一世，视天下人若器械，视天下人如妾妇，视天下人为奴隶，苟有不从者，则从而驱除之。蔡将军之所争者，即争此物也。夫所谓不可为人所有者，则以中国伦理，有子为父有、妇为夫有之说。此非孔子之真学说，后儒附会，乃生此谬论。夫人而可以为人所有，则人可以为货物，岂不与人格之说大相冲突乎？此义既明，乃可语人格之扩充。孔子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尽其在我，更推我之所有者以及乎人，则人之天职尽矣。故人既不可自贬以与物同，亦不可贬人以与物同。不自贬、不贬人固善矣，更推而上之，求所以立人达人，则社会道德有不进于高明者乎？夫袁世凯之可恶，固尽人而知之矣，然诸君当知今党派之现状，正与袁氏同。甲持一说，乙持一说，对于反对之见解，则唾骂其人，视为大逆不道，则以去袁为心者，孰知其不能尊重他人意思，与袁氏等乎？夫人各有一意思，此何奇之有？我而欲强人从我，则劝导之而已。一次不从，则再劝导之。若曰：不准不从，不从不可。则天下宁有此理乎？如启超之讲演，以吾之意见与诸君相交换，一次不足则二次，二次不足则三次，如是方得谓为尊重他人人格也。如骗钱者，乘他人精神上之不防备，从而有所取盈。人知骗钱之为可耻，抑知不尊重他人人格者，亦无非强夺巧取而已，而世不以其事为可耻，抑亦奇矣。第一段中既言一己之当修养，惟一己不能独存，必赖他人维持，故人格之扩充尤为可贵。今欠钱而不还，或受恩而不报，人必曰此人无人格。然诸君亦知，吾侪人人对于社会，乃一大债务者乎？惟社会有无穷恩典与我辈，而我辈乃得生存。诸君读《罗滨生漂流记》
，罗氏以一人开辟荒岛，作舟则采木，求食则自耕。故无社会之境，非人人自为罗滨生不可而已，用刀非先开矿不可，捕鱼非先结网不可，结网非先求麻不可，如是尚可以为人乎？吾侪出世以后，有室可居，有路可走，皆先辈心血所造成，传于吾辈之遗产。而生斯世者，则日取此公共遗产一部而消费之。专为己而不为社会者，是专以浪费为事者也。家中子弟，专以嫖赌为事，遗产荡然，则家不能存，而国亦犹是耳。常人常曰：此物是吾所有。而实则可以为一人所有者，亦仅矣。譬诸衣服，则原始以来，以有养蚕者、种麻者，乃得而成，无养蚕，无种麻，则衣服何由而来？然则所谓自己所有者，实皆社会之赐也。吾著一书，曰梁启超之著作，此皆无耻之言也。何也？使中国无文字，则书何由成？无尧、舜、禹、汤、周公、孔子之思想，则书何由成？又如新学家读了外国书，受了外国教育，乃有种种新著作。然则大圣、大贤与夫大思想家、大学者，皆吸尽社会精华，占尽社会便宜，多分了此社会公共社产，乃以有成者也。诸君既明此义，则知非有社会，一人不能造成。然则人之所尽于社会者，宜何如耶？夫取产业一部而消费之，此本无伤。然一方消费遗产，而他方则发达之，乃为尽一身之天职。况以四千年古国如中国社会，皆圣贤、豪杰心力所造成。则今日中国人所以增加此遗产之义务，为何如耶？过去之人而无此义务心，则社会已早消灭；现在之人而无此义务心，则社会早晚间必归于尽。可不惧哉！欧美义务心强，故遗产厚；中国义务心弱，故遗产薄。今后而不想增加，不想报答，则中国之遗产其殆矣。如是人格之溥遍云者，当知一人不能离社会而独存，而二者一体者也。有社会的人格，有法律的人格。地方团体，法律上之人格也；社会者，事实上之人格也。二者皆合无数小人格，乃造成大人格。大而不发达，则小不发达；小而不发达，则大亦不发达。一人为我，而与我相关者，有县、有省、有国，故以启超言之，则为我新会，我广东，我中国。我固当重，而凡可以与“我”字相联属者，不可不同时使之发达也。此之谓人格之扩充、溥遍。
现在社会风气日坏，非人人心目中有高尚理想，则社会无由改良，而青年为尤要，故略述所怀，使启超所言，有一二语可以为诸君受用者，启超之幸，何以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