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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不仅是近现代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而且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其人早慧，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24岁主办《时务报》，名噪一时，以至上自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几乎“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898年与康有为等人发动戊戌变法，史称“康梁”。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先后创办、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虽身居海外，仍执国内言论界之牛耳。民国初期，梁氏先是活跃于政界，出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并与蔡锷一起策划起兵反对袁世凯。后息影政坛，耕耘于教育界、学术界，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活力和影响，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
在梁启超这些成就的背后，有他的人格力量在作支撑，而其人格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中国古代一门根本性的学问——修身之学。尽管这门生命的学问在近现代因不被重视而逐渐湮没，但梁氏却浸润其中，生命得以涵养，人格得以陶铸。正因为深受其益，所以他不仅通过著述挖掘、整理修身之学（其主要成果，便是我们称之为“梁启超修身三书”的《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而且还以讲演的方式在中国各地宣扬此学。
其实，中国古代修身之学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内核。传统中国人以此安身立命，成就了士君子乃至圣贤之人格境界，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这正是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梁启超说：“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曾文正公嘉言钞序》）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选编出版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梁启超修身讲演文集的原因。
梁启超重视修身之学，既与他的教育、修身实践有着内在的联系，又与其中晚年思想的转变密切相关。
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偏居一隅，历史上曾属文化落后地区，但在明代出了一位心学大家陈白沙。白沙心学，开明代学术之端绪：其学以修身为主，偏重内圣，注重人格涵养。一代大家在这一民风彪悍之地向导士风，化民成俗，功显当时，且泽及后世。故直至清后期，新会人仍延续着陈白沙的思想脉络，乾嘉考据时风熏染不到。梁启超的祖父、父母乃至自己无疑受到了这一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
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是一名秀才，禀承白沙心学传统，在日用酬酢间践行儒学，砥砺人格。他以宋明义理、名节教导后辈，日与后辈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多举亡宋、亡明国难时先贤志士之事诲人。父亲梁宝瑛是一位乡绅，也持守着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梁启超《哀启》）母亲赵夫人，知书达理，相夫教子，谨守家风，以贤淑名闻乡里。祖父、父母的善言懿行、精神人格如时雨之化，渐渐滋养着梁启超的德性生命，并培植了其修身之学的根基。
梁启超对儒家修身之学有一个认识、感悟、体证的过程。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曾文正公家训》，稍大一点，读全祖望写的黄宗羲、顾炎武两篇墓志铭，内心受到激励。古代儒家哲人的修身智慧如电光石火，开始在幼年梁启超的心灵中闪耀。而梁启超真正关注修身之学是在万木草堂受教于康有为时期。康氏的修身之学主要禀自其师朱九江。朱氏之教，德性和学问并重，授学者以“四行五学”。其中，“四行”即是德性之学，包括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此外，康有为隐居南海县西樵山达四年之久，独力为学，以陆王心学和佛学自修自证。康氏的教学重德育，居其教学内容十之七，尤喜以孔学、佛学和陆王心学施教。受此影响，梁启超开始着力读修身之书，如《明儒学案》就是常读的。尽管梁启超也常研究西学、史学等知识性学问，但从未丢弃过这门生命的学问——修身之学，1897年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习时，修身之学即成为其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此期间，梁启超通过对前期经历的自省和反思，行动和主张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自我修养工夫更加落实和深入。1900年因读《曾文正公家书》，“猛然自省”。这在梁启超的人生修养中，应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他开始深刻反省自己，觉得“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此年，梁启超设日记自修，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而每日记意过者，乃至十分之上。此后通过自己的探索、实践，并借鉴古代儒者的修身经验，梁启超最终形成了自己常用的修身法门：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主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
另一方面，通过对变法失败的反思，他认为，要有新国家，必须先“新民”，于是在1902年创办了《新民丛报》，并开始连载系列文章《新民说》，阐述其新的理论探索。所谓“新民”，意在培养新式现代国民，塑造平民人格。按照梁氏的设想，新民必须兼具中西道德文化素养。所谓“新”有二义：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前者是指发扬光大中国旧有的道德、文化，后者是指吸收、融入西方新的道德、文化。但在实际的思想建构中，《新民说》的前期文章主要是用西方的道德、法律观念来塑造国民，并希望全体国民以此自新。然而，到了《新民说》写作的后期，梁启超认识到了“新民”本身的艰难。这一认识的产生，当然有他平时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方面的因素，而其“新大陆之游”，则是一个重要的触媒。
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开始游历美洲。美洲新大陆之游为梁氏打开了一个新鲜而广阔的西方世界。他既目睹了它的文明和繁荣，也洞察到了它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这使他对原先理想中的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中在旧金山华人区的考察，对他触动尤为强烈。如旧金山华人区报馆之多，令他吃惊；各会馆的运作也仿照西人党会之例，似乎非常文明和缜密。然而他发现，华人只学到了西方文明的形式，其本质依旧未改变，华人区仍是旧时的中国社会。旧金山之行，使梁氏亲身体会到了国民改造之不易，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新民”问题。因此旅行结束后，他写了《论私德》一文。这是《新民说》后期的一篇重要文章，作者意欲修补其前期过于西化的主张。该文的出现标志着梁启超“新民”思想乃至整个德育思想的转变。
梁启超将道德分为私德和公德，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学问主要属于私德领域。在《新民说》前期，他将公德与私德并列，且着重于引入公德。而在《论私德》中他认识到二者应该是根本与枝叶的关系，“新民”应以私德为本，如果没有私德的培养，“欲以新道德易国民，是所谓磨砖为镜，炊沙求饭也”。公德乃私德在公领域的推广，“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是故欲铸造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因此，梁启超转而求助于中国传统的道德学问，即儒家修身之学。此时他实际上回到了儒家“修齐治平”的思路，即以修身为本，然后推己及人乃至家国天下。其国民改造或德育思路可以说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重国民的改造转为重士人的培养。因他看到改造普通民众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于是将目光转向了社会精英，认为应先塑造精英，再影响民众。写于1903年的《论私德》，是梁启超的德育思想由“新民说”回归儒家修身之学的前奏。之后，他于1905年又编纂了《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而1916年编纂的《曾文正公嘉言钞》则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1918年“一战”结束，梁启超与张君劢、丁文江等一行七人，从该年12月28日到1920年1月23日，在欧洲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考察，并写出长篇论述性游记《欧游心影录》。“欧游”的经历使梁启超从更为广阔视野以及特殊的历史境遇认识到中国古代修身之学的重要价值。
“一战”后，欧洲不仅陷入了经济危机，而且陷入了价值危机中。欧洲人普遍处于一片迷惘的状态中。“一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唯科学主义思潮勃然兴起，实证科学一统天下，而人的意义、价值等问题被忽视。胡塞尔说：“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西方思想家在反思自身文化的同时，又将目光投向了东方，试图从东方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中寻找解救危机的思想资源。亲历欧洲之动荡不安的梁启超对唯科学主义思潮和人生观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欧游心影录节录》）他认为欧洲在最近一百年处于在一种病态的发展状态中，如果中国效法这种病态，绝对不能成功。于是梁启超彻底扫除了以往对中国文化不够自信的文化自卑心态（这也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人的普遍心态），精神得以振作，确信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地位。他说：
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淘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
启超确信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皆能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位置，亟宜爬罗其宗别，磨洗其面目。
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按：大乘佛教主要发展在中国），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人。（《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
以上所列者，其核心内容正是修身之学，是中国文化固有之基础，梁启超认为此可以挽救西方科学主义思潮之沉疴，最为当时世界所需，故我们应励志前行，大力传播、弘扬、发展之。
然而，反观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教育，日益物质化、机械化，学校几乎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而修身之学则弃之如敝屣，全面退却、衰落。同时，上层社会人士的精神人格也日益堕落。如此下去，中国很有可能重蹈西方之覆辙。想到此，梁启超简直不寒而栗，于是心急如焚，不仅探索在现代教育中融入古代书院修身之学的教育传统，而且通过讲演大声疾呼重视修身之学，大讲修身之学的好处（当然，“欧游”前，梁启超已在讲演修身之学，而此后则更加重视，更加坚定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修身之学的信心）。
1912年，梁启超结束流亡日本14年的生涯回到故国，此后十余年几乎每年都有讲演，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文学、学术研究等，其中修身之学是最重要的内容。1917年，他与《大公报》记者谈其今后的社会事业，认为国人精神界有二大弱点，一为思想卑下，一为思想浮浅，因此欲以周历讲演的形式来救治这种精神界的毛病。其讲演的内容有二：一为人格修养（即修身之学），一为学问研究法。“人格修养者，教人之所以为人，使其有高尚之思想，用以治思想卑下之病也。学问研究法者，教人得自立讲学之法，使其有绵密之头脑，用以治思想浮浅之病也。”（《与〈大公报〉记者谈今后之社会事业》）按照梁启超当初的设想，拟下三年苦功，周历各处。每处以一个月计算，三年之间，可到二三十处。每处讲演三四周，每日讲演两小时。尽管这一设想后来没有完全按计划实行，但其讲演一直延续到去世之前（1928年）。
由于梁启超自24岁主办《时务报》以来，一直为舆论界的风云人物，故其讲演，常常所到之处，盛况空前，大家争相欲睹其风采，听众常达数百人，甚至数千人。如在一些学校的礼堂讲演时，往往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有时甚至安排到大操场上举行。梁启超为文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端常带感情，胡适说他“为文善用开阖之姿势，抑扬之音调，说至透辟处，往往入木三分，阅者无不感动，故能具有一种特殊势力”。（此下，包括题解所引关于梁启超的评论、回忆，皆参考了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不再一一注明。）日本人称他为“太平洋大文豪”，行文跌宕充沛，为善于养气者。梁启超的气势和情感在讲演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故常有一种浓厚的气场和震撼人心的力量。下面列举几则听讲演者的记载，体验一下梁启超讲演的现场感及其魅力和效果。
梁启超1912年自日本归国初期，到处受邀讲演，其中几次在北京一广场，张嘉森记载：
乃诏其徒，排日择广场置高会，会者数百人或数千人，咸屏息听梁先生。先生每演说，恒数万言，言各不同，若深博无涯涘，要皆精义，根据于学理，切中时事窾要。意气声容，恻怛悲壮，闻者舞蹈感泣，万态呈露，莫不各得其意以去。去而告人，人又莫不叹恨，以为不获闻梁先生言。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演，梁实秋的记载甚为形象生动：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一个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丰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洪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都能背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1923年，梁启超在新月社讲演，熊佛西描述道：
某日，同仁请先生讲述《桃花扇传奇》，先生热情如火，便以其流利的“广东官话”，滔滔不绝的将《桃花扇》作者的历史、时代背景以及该书在戏曲上、文学上的价值，一一加以详尽透辟的解释与分析。最后并朗诵其中最动人的几首填词，诵读时不胜感慨之至，顿时声泪俱下，全座为之动容。
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到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深入其境。
不过，也有听不懂他的广东官话的，有一次演讲蔡锷事，陈登原记载：只见他在台上东蹦西跳，手舞足蹈，但闻“蔡公蔡公”而已。但至少也一睹了其讲演时生动活泼的形象。
梁启超讲演前经常不写讲稿，讲演辞多由听讲者记录而成。有传说他在打麻将时起腹稿，王森然记载：学界常请梁先生讲演，而事到眼前，绝不作预备，而是“红中白板”声如故，同座代为着急，而先生笑曰：“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故每赌必输，或有劝止者，先生曰：“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苦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闻者粲然而笑。此虽是趣闻，但梁启超的才华可见一斑，所以讲演才有迷人的魅力和神奇的效果。
本书全面收集梁启超关于修身方面的讲演稿，几乎包括了他中晚年所有的此类文稿，时间跨度为1914年至1927年，共31篇。文献来自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和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本书对所选文献进行编辑、整理，体例如下：
一、导读。正文前置一导读，介绍梁启超修身之学所产生的思想背景以及其周历各地讲演的动因、效果等。
二、标题。原文标题已表明讲演内容，或讲演中指出本次讲演的题目者，以此为正标题，另以讲演的时间、地点等作为副标题。个别讲演的正标题系本书编者根据讲演内容添加，会在题解中说明。
三、题解。所选讲词按时间顺序排列；每一篇前加题解，介绍该讲演的背景、因缘、现场氛围、主要内容，并略加评点，以引起阅读的兴趣。
四、标点。选自《饮冰室合集》者只有句读，现加新式标点；选自《〈饮冰室合集〉集外文》者则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整理，改正了一些不规范或错误的标点。
五、校勘。对于原文的文字讹误处，核查相关文献，加以校勘，大都径改，少量出校记说明。缺字尽量据文意补出，外加〔 〕，以示区别。
六、简注。对所选文章中的外来词语、人名字号以及引文等，适当加以注释。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这些讲演的听众大多为青年学子（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青年教师等），故这本《讲演录》尤其适合青年人阅读，对于他们立志为学、磨炼身心将大有裨益！
2017年4月江右彭树欣识于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