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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教导生者。
——出处不详
从12岁起的每个周六和所有的学校假期，我都去倒腾肉、骨头、血和内脏，整整5年。我的父母抱持那种吓人的长老教会的工作观，希望我长到一定年纪，就做份兼职工作开始挣钱。所以，我就到因弗内斯市郊巴纳非塔克农场的肉店去工作了。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做学生期间做过的唯一一份工作，每一刻我都很享受。我的大多数朋友更喜欢在药房、超市和服装店打工，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会觉得我的选择异于常人，更没觉得这个选择隐约有些恶心。那时我并不知道法医学的世界正等着我，但如今回首，我的生活道路已有所显现，当时却谁也没往这方面想。
对未来的解剖学家和法医人类学家来说，肉店是极为有益的训练场，也是快乐有趣的工作地。我很爱屠宰技艺中如临床诊治般的精确。我学到了许多技巧：如何做肉糜，如何灌肉肠，最重要的是如何定时给屠夫们供茶水。看着他们拿着刀熟练灵巧地贴着不规则形状的骨头，推开深红色的肉，露出底下干净得惊人的白色骨架，我明白了尖锐的刀锋是何等重要。他们总是知道在哪里下刀能使肉讲究地翻卷成胸脯肉，或平整地片出适合炖煮的肉排。让人安心的是，他们每一次面对的解剖结构都必定一样，或者几乎是每一次吧：我也记得偶尔会有屠夫低声咒骂情况“不对劲”，看来牛羊也有解剖学变异，和人一样。
我了解了肌腱，知道了为何要把肌腱切除；知道肌肉之间哪里有需要剥除的血管；知道如何去除肾门处的结构会合点（吃起来太硬了），如何打开两条骨头的连接处，露出滑膜关节间隙中滑溜黏稠的液体。我发现当双手冰凉时——在肉店里，手似乎总是凉的——你会盼着屠宰场送来还带着温度的新鲜肝脏。将双手插进箱子里，那一瞬间它们会恢复知觉，因那温热的牛血温暖了你的血。
我习惯了不咬手指甲，绝不刀刃朝上将刀放在砧板上，我知道了钝刀导致的事故比利刃还多，虽然锋利刀刃一造成差错就尤其引人注目。我一直觉得，看到肉店里的伙计们庖丁解牛般的解剖活儿，筹划精确，下刀处理得恰到好处，再嗅到空气里一丝铁的气味，就让人极为满足。
要结束这份工作时我很伤心。我极其崇拜我的生物老师阿奇·弗雷泽博士（Dr. Archie Fraser），因此他说我应该做什么我就去做。所以当他告诉我应该去上大学时，我就去上大学了。我又不知道该学什么，看来最好就是跟随他的足迹，选择生物学。在阿伯丁大学的头两年，我是在心理学、化学、土壤学、动物学（在这门课上我第一次挂科了）、普通生物学、组织学和植物学中暗无天日地度过的。两年过后，我发现自己成绩最好的课程是植物学和组织学，但设想一下自己余生尽在钻研植物的画面，我就感到头疼。那就剩下组织学，研究人类细胞的学科。在完成组织学的所有课程后，我却再也不想低头看显微镜了——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是一堆粉色和紫色的不规则斑点。不过，我是由此进入解剖学殿堂，最终学会剖解人类遗体的。那时我只有19岁，从未见过尸体，不过对一个花了5年时间在肉店里切动物的女孩子来说，那能有多难呢？
可能那份周末零工让我为未来的工作做了少许准备。不过对所有人来说，第一次进入解剖室都是很吓人的。没有人会忘记那个时刻，所有的感官无不受到冲击。那时课堂上只有我们四个人，我现在还能听到那空旷、巨大的房间里回荡的声音。那是一间装着高高的不透明玻璃窗子，铺着图案错综交织的维多利亚式复合木地板，可能曾用作储藏室的教室。我也还能闻到那福尔马林的气味，这化学品的刺激气味重得能在舌头上尝出来。我能看到那玻璃和金属质地的沉重解剖台，表层的绿漆剥落，40来张这样的台子整齐排列，覆着白色单子。其中两张台子上，在那白色单子下，两具遗体等待着我们，两人一具。
这样的经验还会立即挑战你对自己和他人的感知。你感到自己渺小、微不足道，因你意识到有人在生前选择了在死后交出自己，供他人学习。这是高尚之举，我对此怀有的强烈敬意从未减轻。要是有一天我不再察觉此种赠予实为奇迹，那我就该收起手术刀另寻他业了。
我和解剖搭档格雷厄姆被随机分配了这位无私捐赠人的遗体，解剖技术员已熟练地将这具身体进行了处理，它就是我们整个学年要探索的天地。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名，宁可毫无创意地叫他亨利，即随了《格氏解剖学》（ Gray’s Anatomy ）的作者亨利·格雷（Henry Gray）的名字，这本书将要主宰我的一生。亨利，生于阿伯丁地区，死时已将近80岁，决定将遗体捐赠给大学的解剖学系，用于教学和研究。这事落实下来的结果，就是他成了我和格雷厄姆的大体老师。
意味深长的是，亨利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他未来的学生，还完全不知道他做出的这件将要塑造我一生的慷慨义举。当时我可能还在为了修习讨厌的动物学不得不解剖老鼠而唉声叹气呢。
他死的时候，我可能正在切开大学里无限供应的植物茎，好学习其细胞结构，对他的逝去一无所知。每一年和准备在大三进入解剖学操作的大一和大二学生谈话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他们将要与之学习、从中学习的人，此刻仍然在世。可能就在当天，有人决定了捐赠其遗体，他们的教育才从中得益。学生们领会到这个沉重概念时发出几声尖锐的抽气声，我才感到放心。想到一个人早上还走过街道，最终却上了他们的解剖台，总会有人反应强烈——他们应当如此。一个全然陌生的人做出此等大义之举，绝不应视其为理所应当。
亨利的死因登记的是心肌梗死（心脏病发作），他的身体从他去世的医院里被运出，由殡仪员送到解剖系里来。他有没有家人，家人支不支持他这个决定，没有举行正常的葬礼仪程他们感受如何，我永远不会知道。
亨利死后数小时，在马夏尔学院（Marischal College）解剖系地下室一个铺满瓷砖、冰冷而幽暗的寂静房间里，太平间里的技术员亚历克已除去亨利的衣物和个人饰品，剃掉他的须发，将四枚穿着绳子、印着序列识别码的黄铜标识牌拴在他小手指和小脚趾上。这几枚牌子将随着亨利度过大学里的时光。然后，亚历克在亨利的腹股沟皮肤上做一个切口，长约6厘米，切开上方的肌肉和脂肪，找到大腿上股三角区域的股动脉和股静脉。然后他会在静脉上做一个纵向小切口，在动脉上也切一个，插入管子，用线固定到位。管子与血管密闭贴合时，插管上的阀门打开，亨利上方悬挂的重力供料箱里流出福尔马林溶液，缓缓地漫遍他枝蔓交错的动脉系统。
这种防腐液将通过血管进入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进入他大脑中的神经元，他曾用它思考一切对他而言重要之事；进入他的手指，那手指曾握着他关心的人的手；进入他的喉咙，那里曾吐出他最后的遗言，可能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福尔马林溶液乘着这波不可逆的涌流缓慢注入他的身体时，他血管中的血液则被清出，最终大部分血液都被冲掉。这个安静、平和的防腐程序结束并被静置两三个小时后，他的身体会被包进塑料薄膜里储存起来，直到几天或几个月以后需要使用之时。
就在这个短暂的间隔阶段，由于他自己的意志，亨利从一个为家人所知所爱的人，转而变为一具只有一个数字标识的匿名尸体。匿名非常重要。匿名保护了学生，帮助他们从心理上将对一位人类同胞死亡的悲伤和手上的工作隔离开。要是在第一次解剖尸体时不曾削弱共情，他们就得一边保持对尸体的尊敬和维护尸体的尊严，一边又训练自己的心智将那个身体视为一个去人格化的躯壳。
当亨利的身体将在我们第一节解剖课上出现，他被放上一架推车，从一部摇摇晃晃、吱吱呀呀的老电梯被送上楼，送进解剖室，移到一张玻璃面的解剖台上，盖上一张白色单子，安静、耐心地等着他的学生到来。
如今我们会用很长时间将学生的第一次解剖营造得既难忘又不造成创伤。大多数学生和我当年一样，在这一刻之前从未见过尸体。在1980年，当我进行解剖学操作时，没有介绍环节，也没有渐进流程让我们熟悉将在未来几个月为我们担当无声老师的尸体。在那个星期一早上，我们四个三年级本科生吓得要死，手上只有《斯内尔医科生临床解剖学》（ Snell’s Clinical Anatomy for Medical Students ）、一部解剖手册——G. J. 罗曼内斯的《坎宁安实用解剖学手册》（ Cunningham’s Manual of Practical Anatomy ），还有包在黄褐色布巾里供我们选用的吓人的解剖工具，此外别无他助，我们就按手册第一页的内容开始上手。我们不用手套，不戴护目镜，实验服不能带出去清洗，很快就变得不堪入目。现在想来，世事变迁啊。
格雷厄姆和我在我们的解剖台上看到一排海绵，很快我们就明白过来，在解剖过程中一定得用海绵擦掉尸体上溢出的液体。我们得频繁地拧干海绵。台子下放了一个不锈钢桶，用来盛放当天解剖结束后收拾的组织碎片。这是很重要的事：一具身体的所有部分都要留在一起，即便只是一小块肌肉或皮肤，这样在被送去埋葬或火化时它才尽量保持了完整。在我们旁边，还守着一位影响卓然的导师：一具人造的人类骨架，帮助我们理解将要在亨利的皮肤和肌肉之下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
第一件要掌握的事，是怎样组装手术刀而不切掉自己的手指。用镊子夹住刀片，将刀片上的狭窄凹槽对齐刀柄上凸起的卡位用力，直到咔嗒一声卡到位。装上和卸下刀片都需要些巧劲，也需要练习。我常想，手术刀总能出现更好的设计吧。
我被警告说，要是你把刀切进尸体，看到尸体涌出鲜红的动脉血，要记住尸体根本不会流血，你切到的是自己的手指。手术刀刃极锋利，解剖室又极冷，你是感觉不到刀切进自己皮肤的。所以，要是你伤到自己，第一迹象就是看到鲜红的血液在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的淡褐色皮肤上积聚起来的画面。不用担心感染，因为你并不是在处理未经防腐的尸体，防腐过程实质上已经使尸体上的组织基本无菌了。幸好如此，因为手指冰冷，身体脂肪滑溜溜，要控制这些烦人的小刀片真是不容易。如今我们在开始这个教研环节时，会配发大批创可贴和手术手套。
手术刀片装在了刀柄上，你的手指也不再流血了，你向台子弯下腰，眼睛立刻就被福尔马林的气味刺激出了眼泪。解剖手册会告诉你从哪儿动刀，却没说切多深，切下去应该是什么感觉。对“亨利”的解剖亦如此，没有什么明确的注意事项或禁忌，所以我们也不清楚到底应该从哪儿切到哪儿才合适，这导致实操时好像怎么做都不对劲。这会让人觉得有点吓人，还有点尴尬。你停顿片刻，考虑如何在躯干前正中线做个切口，从颈部下方的胸骨上切迹一直切到胸廓下缘。你们两人哪个观看，哪个切？你的手在抖。每一个学生，无论表面上多老练，都会一直记着他切下的第一个切口。我闭起眼睛，还能记起那个切口的样子，记起亨利以无可挑剔的态度，容忍了我们年轻的笨拙。
那纹丝不动的老师耐心地静卧，等待你开始行动，你想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暗自向他道声对不起，生怕会弄得一团糟。右手持手术刀，左手持镊子……要切得多深？大多数学生开始解剖时从胸部下手，这并非偶然。胸骨与皮肤贴近，下刀再用力也不太会做错，就是不能切太深。你放低刀刃贴近皮肤表面，小心地沿胸壁划下，留下一条浅色的痕迹。
皮肤轻而易举地就分开了，真叫人惊异。它摸上去感觉像皮革，又冷又湿。皮肤从组织上分离开，在刀片下，你瞥见了与之对比鲜明的淡黄色皮下脂肪。你自信了一些，将切口从中间的胸骨延伸到锁骨两端，一直向外切到肩膀处，这就完成了你第一个T形尸检切口。所有的焦虑和企盼，片刻间都结束了。世界没有停止运转。你感到一种强烈的解脱感，此时才意识到整个过程中你都屏住呼吸。虽然心脏仍在狂跳，肾上腺素还在飙升，但你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害怕，反而被迷住了。
现在你要做的是让皮肤下的组织暴露出来。你开始剥去皮肤，小心地夹起胸骨中线与T字两臂交会处的一角。你用镊子钳住皮肤，使一点恰到好处的劲儿，刀刃就能将皮肤与组织分离，并不需要真的去切。黄色的脂肪露出来，碰到你温度稍高的手就液化了。操作手术刀和镊子突然不那么容易了，镊子从皮肤上滑走，脂肪和液体溅到你的脸上，几分钟之前那丝自信不翼而飞。没有人提醒过这事儿。福尔马林闻着恶心，尝起来更糟。这种错误你只会犯一次。
你继续剥离皮肤，开始看到小红点出现，意识到你还是切断了一条皮肤小血管。突然间你完全明了人体的庞大容量和其中的巨量信息。前一天你大概还在疑惑到底怎么才能将一整年都花在解剖一具尸体上，为何还得要三本大部头书来指导。如今你明白过来，一年时间你不过只能了解皮毛而已，自己就是个地道的新手。你想到对于要学的所有东西，自己永远记不住，吃透理解更是不可能，这让人感到绝望。
你在镊子和锋利的刀片上加了点力，刀轻而易举地滑进了结缔组织里，你简直感觉不到它碰到了什么。皮肤下的肌肉暴露出来以后，胸部两排墙垛一样的白色肋骨就从底下骤然凸出，看上去像漂白过的烧烤架子。你的目光打量着身边骨架上凸起和空洞的形状，指尖触摸着亨利的肌肉和骨骼。你开始辨别并叫出各种骨头及其组成部分的名字——它们是人体的支架，而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说一门全世界解剖学家都掌握的古老语言：现代解剖学研究的创始人、我少女时代一心爱慕的偶像——14世纪的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就熟知这门语言。
起先，经过防腐处理的肌肉看起来是浅棕色的均匀的一大片（让人放松下来，隐约想到金枪鱼罐头），但离近了看，你的眼睛开始能分辨出肌肉的纹理，辨别出纤维的走向和其间细细的神经。你找到肌肉的起止点，打量它包裹的关节，推断它的活动。你为你眼前这般精密的工程而折服。你是一个活人，与死亡相隔，但人体解剖那魅惑之美搭起了通向死者之国的桥梁，只有极少数人会走过这座桥，但无人会忘记它。第一次穿过那座桥的所闻所感，是永不再现的经历，极为特殊。
学生对解剖学研究的态度各执一端：要么热爱，要么痛恨。解剖学的魅力在于研究对象的逻辑和秩序；缺点则在于需要学习的巨量信息——还有福尔马林的气味。要是魅力胜过了缺陷，解剖学就烙在了你的灵魂上，你从此将自己视作一个精英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是被选中的少数人，有人愿意让他们探进自己的身体里去，他们得以眼见、聆听人类的构造之谜。我们站在学术巨人的肩膀上，站在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以及他们的继承者达·芬奇和维萨里的肩膀上，但真正的英雄，无疑是决定死后捐赠遗体供他人学习的超凡男女：遗体捐赠人。
在有形工作之外，解剖学还带来许多其他启示：教给学生生与死、人性与利他、尊重与尊严；也教会学生合作，注意细节之重要，耐心，冷静，手巧。我们在触摸中与人体交流，这是非常非常私密的体验。就学习手艺来说，任何书本、模型或电脑图像都和解剖操作不一样。只有进行解剖操作，才能成为一个正牌的解剖学家。
不过，这个科目曾担负污名，也曾受尊崇。从盖伦到格雷这些早期解剖学家的光辉岁月，一直到今天，解剖学都不时被恶人利用营利。在19世纪的爱丁堡，伯克和海尔两人犯下滔天罪行，通过谋杀来给解剖学校供应尸体。1832年的《解剖法》就是因此而颁布的。直至1998年，雕塑家安东尼-诺尔·凯利（Anthony-Noel Kelly）还从皇家外科学院偷窃人体器官，最终被送入监狱。这个案子引起人们对艺术伦理和捐赠供医学使用的人类遗体的法律地位的关注。在2005年，一个美国医疗组织公司的总裁被控非法采集人体器官并卖给医疗组织，公司因此关停。看来解剖学不能脱离供应和需求的经济链，也始终会受到不顾体面、尊严和礼仪的诈骗罪行的困扰。为此，确实应当维护我们的捐赠人，让他们受到法律的保护。
从死亡之中能挣钱，有钱可挣的地方，就总有人不吝跨越伦理边界，以赚取更多钱。在许多国家，买卖人类遗体是合法的，世界上也有许多机构会为一副清晰的人体骨架花大价钱，那么古老的盗墓行为到当代还以新形式延续也就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了。在20世纪80年代我还是学生时，解剖室里大部分的教学用骨架都是从印度进口的，印度长期被视为世界范围内医用骨头的第一来源地。虽然印度政府在1985年规定出口人类遗体非法，但供应全球黑市的行为却活跃至今。在英国，我们已经不容许人骨或其他人体器官的买卖，这是理所应当的。
和所有的社会态度一样，对于在人类遗体的处理方式中哪些是可接受的，哪些是不能接受的，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认知，有时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就发生很大的改变。目前，英国解剖学学生教学使用的骨架多数是塑料复制品。真品仍可在学校科学实验室、执业医师诊所和急救训练中心灰溜溜的旧柜子中找到，但许多合法拥有人体骨架的机构如今对保存骨架感到颇为尴尬。有些机构就将人体骨架捐给本地的解剖部门，作为回报，它们会得到一具人造教学用骨架作为替代品。
当今的解剖学家比先辈幸运，可以花大量时间用于解剖实践，从遗体上收获大量人类形态的微末细节研究。这要归功于数个世纪以来对人体防腐保存方法的研究。解剖学家最早只能解剖从绞刑架上卸下的新鲜尸体，在努力将尸体保存得尽量久的探索中，他们使用了食品业开发的技术，学习在酒精或盐水里泡制尸体，或者将其烘干冷冻。
1805年，纳尔逊爵士在特拉法尔加战
中殒命，其遗体在运回祖国举行英雄葬礼途中都保存在一大缸“酒之精华”（白兰地和乙醇）中。在酒精中浸泡一直是更受推崇的尸体保存方法，直至19世纪稍晚期，人们发现了一种令人生厌的化合物——甲醛，解剖学科因此而转型。甲醛是一种消毒剂、杀菌剂和组织固定液，效能出色，其水溶剂福尔马林至今仍是在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防腐剂。
但人们也留意到，甲醛对人类健康有害，最近几十年开始考虑使用其他防腐方法。其中包括速冻遗体，即将人体分解后冷冻，在需要解剖时解冻，并使用软修复法使遗体更柔软，在质地上更接近活体。在20世纪70年代，解剖学家冈瑟·冯·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率先尝试了塑化法，即在真空条件下将尸体内的水和脂肪抽出，灌入聚合物质。这样处理过的身体部件拥有永恒的生命，永远不会腐坏，结果我们成功设计出一种新的环境污染物。
无论我们在防腐保存身体或医学成像探索身体方向上取得多少技术进步，解剖学本身都不会变。维萨里在1540年剖开的遗体中看到的，或罗伯特·诺克斯在1830年看到的，与格雷厄姆和我在与亨利一起度过的一个学年中看到的并无两样。但维萨里和诺克斯只能解剖新鲜遗体，他们和一具遗体待在一起的时间有限，解剖人和被解剖人之间大概不会生出信任和尊重的纽带，而我幸运地与亨利建立起了这种关系。也可能，只是社会和文化态度随时间改变了。
对我来说，不会再有第二个亨利。对每个解剖学学生来说，他们自己的亨利都是特别的。在那一年，我学到的不仅关乎人体，还关乎自己。当回顾一生找寻快乐和满足的时光时，我总会追溯到亨利。那一年中每个时刻我都不愿与人交换，但要说所有的时刻都很好，那是骗人的。我讨厌切开他的手指和脚趾的甲床，我总会毫无理性地觉得，这样会很痛。还有，实在不会有人喜欢冲洗消化系统。
但对我来说，研究死者所得的回报远远胜过了这些令人不快的时刻，也胜过了意识到有多少知识需要掌握时突然袭来的纠结恐惧：要记住650多块肌肉，记住它们的起点、走向、神经分布和活动；要记住220多条已被命名的神经，记住神经根编码及其类型，是自主神经、颅神经、脊神经、感觉神经还是运动神经；要记住从心脏以树状生发出去，又回到心脏里来的几百条有名字的动脉和静脉，记住其起点、分支和相关的软组织结构；此外还有360多个关节，更别提肠道走向、组织胚胎学、神经解剖学和其中各神经束的三维关系。
就在你觉得自己开始掌握这些解剖结构的时候，它们又刺溜滑走了，像淋浴时肥皂从手中滑落一样。你又得全盘重新开始，十分气人。但反复记诵如山的实物和其联系，是学习和理解人体三维复杂结构的唯一方法。解剖学家不需要特别聪明，只需要有一个好记性、一个有逻辑的学习计划和空间意识。
亨利让我探究他身体运转的每一个细节，探索他的解剖学变异（他的上腹动脉异常贴近皮肤，我永远忘不了！），允许我在切了本不该切的地方时气恼，帮助我和肉眼根本不可见的副交感神经系统缠斗。他坚韧地包容了这一切，从不呵斥，不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逐渐地，我们之间的天平倾斜，在某种意义上，我学习到的关于他的事情，比他了解自己的还要多。
我发现他不抽烟（他的肺很干净），他没有饮酒过量（他的肝脏状态很好），他营养状况良好，也不暴饮暴食（他身材高挑细长，几乎没有身体脂肪，但并不瘦弱），他的肾看起来很健康，脑内没有肿瘤，也没有动脉瘤或缺血的表现。他的死亡原因记录为心肌梗死，但在我看来，他的心脏颇为强壮。不过，我知道什么呢？我只是个大三的小毛头。
也许他死去，只是因为他死亡的时刻到了，死亡证明上又得写点原因。我们的学生在探查遗体死亡原因指明的器官却没找到病变或异常时，常常会发出疑问。对于因年老而发生的死亡，死者又希望捐献遗体的情况，记录中的死亡原因就必然会被检验，被视为推测。确定死亡原因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尸体检验，但这个操作又会让遗体无法再用于解剖，这就和死者的遗愿相悖了。因此，只要不是可疑死亡，和死者的年龄相符，许多遗体的死因都被归于心脏病、中风或肺炎——这些疾病都被戏称为“老年人之友”。
我们完成了对亨利身体的检视记录，从头顶到小脚趾尖，没有一处我们没有检查过，没有一处我们不曾在书本中查询过、辩论过、检验又确认过。对这位我不能在他活着、呼吸着，能交谈和活动的时候认识，却以一种别人都不曾也无法再认识的方式，特别私密、亲密地了解的人，我感到如此骄傲。他所教会我的，从此一直伴随我，并将永远伴随我。
几个月后，该向亨利告别，并向他承诺我会好好使用他教会我的知识了。在阿伯丁的国王学院礼拜堂为遗体捐献人举行的一场感人的感恩节礼拜中，我与他做了最后的道别。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学院的员工和学生都参加了礼拜。在他们的名字被挨个朗读出来时，我不知道哪个名字是亨利的。我坐在唱诗席的硬木座位上，扫视礼拜堂中的各个面孔，猜测哪位悲痛的亲属正为他落泪。坐在那些陈年磨损了的长椅上的人，哪个是他临死前的朋友呢？我衷心希望他去世时不是独自一人。想到他所爱之人曾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说他们爱他，我会大为宽慰。
苏格兰的所有解剖学校每年都安排此类礼拜。我们由此得以向遗体捐献人的家人朋友表达敬意，表明他们的赠礼何等重要，我们无比珍视能造福于下一代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