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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生命中的最大损失不是死亡，而是当我们活着时就在我们心中死去的东西。
——诺曼·卡森斯，政治记者（1915—1990）
关于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大概死亡及其相关之事是充斥着最多陈词滥调的。死亡成为邪恶的化身，是疼痛和不幸的先声，是在阴影中出没、猎获的捕食者，是夜间险恶的窃贼。我们给她安上不祥的恶名：冷酷的割麦人、无差别的轧路者、黑天使、苍白骑士。我们把她画成藏在黑色连帽斗篷里的残破骷髅，舞弄着一把置人于死地的镰刀，她只需一挥，就将我们的灵魂从身体中带走。有时她是一个长着羽毛的黑色幽灵，凶恶地在上空盘旋，我们只能蜷缩在角落而毫无还手之力。在许多区分了名词性别的语言（如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立陶宛语、挪威语）里，死亡是阴性名词，但她却常被描绘成一个男人。
尖刻地对待死亡很容易，在现代世界，她已经成为一个与我们敌对的“陌生人”。人类取得了无数成就，但要对生与死的复杂关联做解释，我们并不比几百年前进步多少。在有些方面，我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理解死亡。我们大概已经遗忘死亡是什么，她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先人可能把她看作朋友，我们则把她当作不受欢迎的邪恶对手，要躲着她，或者令她臣服——越久越好。
对于死亡，我们的默认态度是要么丑化她，要么神化她，有时在这两端之间摇摆。不管是哪种态度，不到万不得已我们都不愿提及她，免得一提她就会靠得更近。生命是轻盈、美好和幸福的，死亡是黑暗、邪恶和悲伤的。善与恶，奖与惩，天堂与地狱，光明与黑暗——我们具有那种林奈式的分类喜好，将生和死干脆划分为对立的两头，于是就安心地怀抱着对错分明的幻象，却可能不公平地将死亡驱赶到黑暗中去。
结果我们开始畏惧死亡，仿佛她会传染，要是吸引了她的注意，她就会在我们还没准备好停止生命之前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要么虚张声势地演绎，要么取笑她来麻木自己，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恐惧。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当自己的名字排在她手里名单的首位时，我们是笑不出来的，她最终总会叫到我们的名字。所以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对死亡抱着虚伪的态度，一面嘲弄她，一面深深地敬畏她。为了将她的利刃磨钝，缓解痛苦，我们习得新的语言。我们说“失去”了某人，悄悄谈论他们的“逝去”，用庄重尊敬的语调和其他人一同哀悼一位所爱之人的“离去”。
我没有“失去”父亲——我完全知道他在哪儿。他埋在因弗内斯城里的唐纳赫里奇公墓，在殡仪员比尔·弗雷泽给的一个可爱木匣子里。父亲本人也会喜欢那匣子，不过他可能会觉得它太贵了。我们把他放进地上的一个洞穴里，放在他父母快要散架的棺材上，那两具棺材现在盛的不过是他们的骨头和死时仅剩的几颗牙齿。父亲没有逝去，没有离开，我们没有失去他：他就是不再呼吸了。其实他最好是什么地方也没有去，不然他惹了大麻烦，太不为人着想了。他的生命消失了，世界上的任何委婉修辞都没法把生命带回来，没法把他带回来。
我在一个规矩严格、毫无废话的苏格兰长老教会家庭长大，我们把铁锹叫作铲子，经常把同理心和感伤看作弱点，这种教养令我务实、不顾颜面，成为一个实务者，一个现实主义者。论及生死之事，我没有什么误解，讨论时也尽量诚实坦率，但这并不是说我就毫不介怀，面对他人的生死时没有痛苦、哀恸，没有同情。邓迪大学的菲奥娜牧师总能启迪人心，她曾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在安全距离外说温柔的话，带不来一点安慰。”
在21世纪，我们已经如此成熟，为什么还是选择躲在熟悉又安全的从众和拒斥之墙后面，而不能敞开心扉，想想死亡可能并不是我们害怕的那种魔鬼？她不一定骇人、残酷、粗暴，她可以沉默、安宁、慈和。也许问题在于，我们不信任她，是因为我们不愿去了解她，在一生中都不愿费事去尝试理解她。要是我们能理解她，也许就能认识到，我们可以将死亡作为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接受。
我们将出生看作生命的起点，将死亡看作生命的自然终结。但要是死亡只是存在的另一个阶段的起点呢？这当然是大多数宗教的前设，好教我们不害怕死亡，因为它只是通往前方更美好生活的入口。这种信念世世代代相传，安慰了许多人，可能正是我们的社会日渐世俗化所留下的空白，促使我们对死亡及其所有标志的那种古老的、本能的、未经证实的憎恶再次升起。
无论我们怀有什么信仰，生与死就是同一条线上必定相连的两个部分。一方不脱离另一方存在，也无法脱离。无论现代医药如何干预，死亡总是最终得胜。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最终回避它，专心改进和品味我们出生和死亡之间的阶段——生活，可能更好。
法医病理学和法医人类学的根本差异，就在此处。法医病理学追溯的是证明死亡原因和方式的证据，死亡是旅途的终点。而法医人类学则重建旅途本身，也就是生命的全过程。我们的工作是将生时构建的身份和死后身体的遗存结合起来。因此，法医病理学和法医人类学在死亡一事上搭档工作，在破获罪案上当然也是如此。
在英国，人类学家和病理学家不同，人类学家属于科学家而非医生，因而没有医学资格证实死亡或死亡原因。现今科学知识持续拓展，病理学家也无法成为所有事情的专家，人类学家就在牵涉死亡的重大罪案调查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医人类学家协助解读与受害人身份相关的线索，由此可以帮助病理学家判断死亡方式和原因。在停尸台上，各个学科贡献技艺，互相补足。
举个例子。在一张停尸台边，我和一位病理学家面对的是深度腐坏的人类遗体，其颅骨碎成40余块混在一起。病理学家作为具有医学资格的从业者应判定死因，她认为，死因很可能是枪伤，但还不确定。她将灰色金属台子上那一堆白色骨头碎片检查了半天，很是沮丧，对我说：“我没法辨别这些部位，更别提把它们组装起来了。那是你的活儿。”
法医人类学家的职责首先就是帮助确认这个人生前是什么人。他是男性还是女性？是高还是矮？是年老还是年轻？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骨骼有没有外伤或疾病的表征？有的话就可能联系上医疗或牙齿治疗记录。我们分析骨头、头发和指甲的成分，是否能说明这个人住在何处，吃哪种食物？在眼下这个案子里，我们能不能做一个人类三维拼图，不仅揭示死因（确实是颅骨枪伤导致死亡），而且显示死亡方式？收集了这些信息，完成拼图，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年轻人的身份；并且我们确认子弹是从脑后射入，从前额双眼间射出，从而验证了目击证人的证词。这是场近距离射杀，受害者跪着，枪就抵在他的后脑上。他只有15岁，是因他的宗教信仰而被杀的。
另一个案子也可反映人类学家和病理学家的共事关系。案中一个不幸的年轻人在屋外街道上撞见了一伙正要砸车的少年，被殴打至死。他的身体曾被拳打脚踢，致命伤在头上，表现为多处颅骨骨折。在这个案子里，我们知道受害人的身份，病理学家可以确定死因是钝器创伤导致大量内出血。但她也想在报告中指出死亡是怎么发生的，尤其是最可能的凶器种类。我们辨识出每一块颅骨碎片，将它们重组，然后病理学家就发现，由锤子或类似形状的凶器在头部的一次击打，造成了一处集中凹陷骨折和多处放射状骨折，导致颅内出血，最终致死。
对一些人来说，生命的起点到终点之间有漫长的距离，甚至超过一个世纪；而对这些谋杀事件的受害人来说，生与死之间的间隔就短多了，有时可能只隔着飞速流逝的宝贵数秒。从法医人类学的视角来看，长生当然好，生命越长，其经历就会在身体上书写和存储更多的痕迹，遗体上的印记就会更加清晰。对我们来说，解锁此类信息就犹如从书里阅读，或者像从U盘里下载一样。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趟尘世旅程最糟糕的结果就是生命被截短，但我们如何评判怎样算是短命？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在出生之后活得越久，生命迟早要结束的可能性就越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90岁时都比20岁时更接近死亡。从逻辑来说，比起眼下此刻，我们以后与死亡的关系只会更近，不会更远。
那有人死去时，我们为什么惊讶呢？每年全世界有超过5 500万人死去，一秒死去两个。死，是我们在生活中能绝对肯定将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当然，这并不会消解我们在亲密的人死去时的悲伤和哀恸，但死亡不可避免，这就需要一个有用、实在的处理办法。我们不能对自己生命的创造施加影响，生命的结束又是不可避免的，那或许我们应该注重能够调整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对从生到死之距离的期待。也许，就是这种期待，才是我们应该尝试更有效处理之事，要量度、承认和颂扬这段距离的价值，而非其长度。
过去，要延迟死亡不那么容易，那时我们似乎更善于调整对生命的预期。例如在维多利亚时代，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没有人会因一个孩子活不到一周岁而感到惊讶。那时，一个家庭里好几个孩子都取同一个名字并不罕见，这样即便那孩子没活下来，名字也活下来了。而在21世纪，婴儿的死亡罕见多了，但要是有人对99岁时的死亡还感到震惊，就完全不合理了。
对每一个努力击退死亡的医学专家而言，社会预期是个战场。他们能希求做到的，最多就是赢得更多时间，拉大生死之间的距离。他们最终总是要输掉的，但不应为此阻止他们，也阻止不了他们继续尝试。每一天，在全世界的医院和诊所里，生命都在延续。然而，实际上，有些医疗成就只不过暂缓了死亡的发生。死亡还是要来的，即使不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
数个世纪以来的社会都会记录和量度预期寿命。预期寿命是指在统计学意义上我们最可能死去的年龄，或者积极点看的话，它是指我们预计活着的最长时间。寿命表是很有意思也有用的工具，但它也很危险，因为它会造成人们对寿命的预期，但有些人达不到，有些人会超过。我们没办法知道自己会是那个平均线上的标准“老李”，还是个例外，我们会落在寿命钟形曲线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
要是我们发现自己是在曲线的某一边，就会产生情绪。我们活到超过预期寿命就会自豪，因为这事让我们觉得自己以某种方式战胜了困难。要是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的年纪，我们撒手人寰之后，亲友会觉得所爱之人的生命被夺走，由此感到愤怒、苦痛和挫败。但寿命曲线的本质恰是如此：标准只是标准，我们大多数人都落在这一标准的周围。怪罪死亡，控诉她残忍地窃取生命，是不公平的。死亡总是诚实地表明，我们的生命长度可能落在人类生命范围内的任何位置。
世界上已证实的最长寿者，是法国女性让娜·卡蒙（Jeanne Calment），她在1997年去世时年纪为122岁又164天。1930年我母亲出生时，女性预期寿命是63岁，因此她在77岁去世，就超出标准14年。我的祖母干得更出色：她1898年出生，那时的预期寿命只有52岁，但她一直活到78岁，超出了26年，这反映了她有生之年医学的巨大进步——尽管她吸的烟最后没帮上忙。我在1961年来到这个世界，预测大概有74年的生命，那现在我只有15年可活了。我的天，怎么会这么快？不过，基于我目前的年龄和生活方式，我现在能实实在在地预计活到85岁，那我可能至少还有26年时间。顿时松一口气。
这样，我在生命历程中有望额外获得11年。很棒吧？不一定。问题在于，我不能在20岁甚或40岁时得到这11年，要是我能得到这11年，那得在我74岁的时候了。青春总被虚度，唯愿在年少力强时获赐光阴啊。
对预期寿命的计算逐渐准确，我们已知在下两代，即我的子辈和孙辈，会出现人类历史上最多的百岁寿星，但我们这个物种能够生存的最大年限却没有增加。剧烈变化的是我们死亡时的平均年龄，所以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个体落在那条钟形曲线极右边的区域。换言之，我们在改变人类人口结构，由老年人口增长引发的健康和社会问题激增，由此可一窥此种变化的社会影响。
生命延长一般是要庆贺的，但有时我也怀疑，是否不惜一切代价挣扎着活得尽可能久，实际上只是在延迟死亡而已。预期寿命可能会变，但死亡总是会如预期般到来。哪天我们真的征服了死亡，人类和地球才真正陷入了麻烦。
我每天的工作都是与死亡为伍，我慢慢地开始尊重她。我没有发现什么理由让人恐惧她或她的作用。我认为自己已经相当了解死亡，因为我们用于交流的语言直接、平白、简单。她结束她的活儿，我才能开始我的活儿。而且有赖于她，我的事业得以持久、卓有成效、兴味盎然。
本书不是传统的关于死亡的论著，不走列举高屋建瓴的学术理论和文化奇谈的熟门套路，也不调制温暖的鸡汤。我只会试图探究自己了解到的死亡的多个面貌，包括她已经展现给我的，以及大约30年后她最终将要向我显露的那一面，要是她容许我活那么久的话。法医人类学追求的是通过死亡重建生时的故事，本书同样既关乎死，也关乎生，它们是整个连续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只向你要求一件事：暂且放下你对死亡的既有成见，放下不信任、恐惧和厌恶，或许你就会开始像我一样看待她。你或许还会开始因她的陪伴感到温暖，更了解她，不再害怕她。据我的经验，和她打交道有压力，也令人着迷，从不枯燥。但她很复杂，有时无法预测，令人讶异。当你直面她时，你并不会失去什么，或许你会发现，和一个认识的恶魔打交道，总好过与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魔鬼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