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文化链接】 |
|
对于21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何在呢？难道在这样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我们还要提倡学习似乎早已过时的儒释道哲学？这个问题，不光当下的我们要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也曾经困惑过、探索过。
当时的中国处在亡国灭种的边缘，学习西方成了自救的一种策略。从洋务运动学习技术，到戊戌变法试图模仿政治制度，再到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否定不断升级。
在当时，中国文化缺乏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几乎成为共识。在进化论盛行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似乎变成了落后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意味着更高的进化阶段，西方文化的优点被无限放大，中国似乎只有认同西方文化才有出路。
在这一问题上，知识界分化成壁垒分明的几种人。一类人倾向于学习西方，甚至主张全盘西化。比如傅斯年说：“觉得欧美的东西都是好的，固然是荒谬极了，但是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
陈独秀曾提出“欧化”，钱玄同甚至提出要废除汉文。比较复杂的是胡适，他一面赞成全盘西化，一面又说只有全盘西化才能得到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文化，这样看来，全盘西化似乎只是一个策略。一类人倾向于传统文化，如提倡古文的林纾，拖着长辫子的旧派人物辜鸿铭，提倡国粹的刘师培等人；还有一类是主张兼收并蓄，融合东西方的中间派，以梅光迪、吴宓等人为骨干的学衡派为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后来观点发生了改变。比如傅斯年晚年主张青年学生读孟子，回归到他年轻时批判的传统文化。再如梁启超曾极力鼓吹西方文化，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漫游满目疮痍的欧洲，心灵受到极大震撼，写下了《欧游心影录》。他认为欧洲的战乱，是过分崇拜科学、只重视物质的恶果，应该向西方推广重视精神生活的中国传统文化。他还明确提出了中西文化融合的主张。
20世纪末以来，文化多元论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各个民族无不一面注重吸纳外来文化，一面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以便本民族成员确立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也就是对“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哈佛大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文化认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
。不同民族的人们有各自的文化认同，借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回答“我们是谁”的正是民族文化中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精神。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大约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文明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这些思想家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直到今天，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一次次地从这些思想中汲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