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作为理解框架的欧亚大陆

在进入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之前，有必要先来谈谈“欧亚大陆”。对于这一整块大陆的重新认识，可作为理解那些内容的宏观框架。

这难免就要兜个不小的圈子，也只好请读者稍微耐点性子。回想起来，早在六年之前，还刚在清华园里聆听他的讲演，我就已经暗自在肚子里打鼓，觉得真该把杰克·古迪也同时请来，显然他跟包华石很有共同语言。而等时光再迁延至今，又来开读他据此整理出的讲稿，更是黯然生出“悔之晚矣”的感受，因为那位杰克·古迪先生，竟已在两年前溘然辞世了！——别的先不说，就连他这个“西中有东”的标题，虽说考虑到他的美术史出身，应是脱自东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句式，然而这不也跟古迪那本《西方中的东方》，遥遥地存在着某种呼应关系吗？

那么，就从《西方中的东方》这本书讲起吧。基于他自己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考察，当然也是在前辈学人戈登·柴尔德的启发下，杰克·古迪正是立足于这一整块“欧亚大陆”，而对以往那种固化的“东西分野”进行了挑战： “我们可以从两种不同的途径来考察欧洲和亚洲大陆的历史，即用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来强调两个大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区别：西方世界源自于希腊和罗马等地中海社会的古典传统，并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西欧工业革命时期达到了巅峰；而东方世界则来自于大不一样的‘其他’源头。但作为 另外一种选择 ，我们也可把着眼点置于 欧亚两大区域的共同遗产上 ——来源于青铜器时代的都市革命及其新的交流手段（书面文字）、新的生产方式（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包括冶炼、耕犁和转轮等）和新的知识系统的运用。许多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历史学和人文科学所强调的是前者，从而造成了看待西方与东方这两个大陆的不同路径。我们并不否认文化传统（包括欧洲文化传统）方面所存在的特殊性，但不可过于夸大这些特殊性，尤其是在涉及我们自己的社会（尽管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的时候。”

对于前一种理解途径，大家想必早都烂熟于心了，那令人想起吉卜林一句臭名昭著的话——“ 哦，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能相聚 ”（Oh,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而我在前不久，也刚在一篇言简意赅的提纲中，针对这种“欧洲从来就只是欧洲”的生硬论调，提出了完全不能苟同的反诘： “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借一个杰克 · 古迪爱用的术语，为什么即使到了全球化的今天，还是只提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的欧洲’呢，而不是一块‘我们可以共居的 欧亚大陆 ’呢？还想如埃斯库罗斯当年写作《波斯人》那样，强行划定欧洲和亚洲间不可逾越的边界吗？须知在历史上，这块大陆从未这么壁垒森严过，就连你们此刻想要保守的基督教，以及你们想要排斥的伊斯兰教，原本也都并不属于你们想要予以封闭的欧洲，而统统来自位于西亚那个小城 —— 耶路撒冷。”

而事实上，正如吉卜林的一位著名同胞——当然也是杰克·古迪的著名同胞——大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指出的，这种“两者永不能相聚”的说法，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也早已属于过了时的“陈词滥调”： “为某些晚近历史学家潜意识追随的这种心理类型的原始性，通过这种原始心理类型的某些飘浮在意识层面上的残片表现出来，就像沉船上的漂浮物出现在海面上一样。这些不加批判接受下来的理智的陈词滥调的标 本是套用的术语：‘欧洲’‘来自以色列、希腊和罗马的欧洲遗产’‘一种中国式循环’（或许，毕竟不比坦尼森未能活着经历的最近‘欧洲五十年’更糟）和以堕落、萧条、腐败、专制、狂热、迷信及非理性等轻蔑的抽象名词称谓的‘东方’。”

所以，心同此理的是，就像我在自己的那篇提纲中，也曾提到了杰克·古迪的名字，以及他所主张的“欧亚大陆”一样，包华石同样在他的这本新作中，多次提到了作为理解框架的“欧亚大陆”，不管他当时是在处理怎样的具体话题： “可以说， 横跨欧亚大陆 ，中古时期的社会形态拥有 许多共同之处 ，这就导致了类似的形象化模式。最为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广泛使用宗教教条来取代事实与逻辑。宗教教义涉及的是真理，而不是事实，所以中世纪的画家们对于空间的信息、时间的效应、季节的变迁，或者是植物与动物的物理状态等方面都没有什么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佛教极乐世界的景象，就像一幅上帝坐在其权座上面的绘画一样，也不会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真实世界的消息。相反，这样的图像描述的是一种想象与永恒的真理。”

另外，作为一种追加的佐证或呼应，还可举出韩可思（Chris Hann）最近发表在《中国学术》上的一篇文章，它同样在挑战那种把“西方与东方”“欧洲与亚洲”判然分开的僵化观点，指出那不过是一种源自希腊的偏见。因此，当下对于“欧亚大陆”这种框架的坚持，也是意在针对已被习焉不察的古代偏见的纠正： “众所周知，欧洲与亚洲的命名来自古希腊人。将二者视为西方的与东方两个旗鼓相当的大洲，这种狂妄之想早已被人们识破；因而，坚持使用‘欧亚大陆’一词便是去 纠正一桩古代偏见 。这个复合词让人注意到‘欧洲’和‘亚洲’的用法中那些建构性特征。这也让人去反思许多其他分类中的任意性（比如，中国社会在西方传统中被视为‘东方’，而中国自己则认为是‘中央之国’），让人去反思‘大洲’的概念究竟为何，以及这样的‘元地理学’（metageography）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后果。”

由此可见，即使还不能占据当今西方的主流，这种观念也总算一股很强劲的思想潮流吧？而这样的潮流显然是在主张，在“欧亚”这一整块的“大陆”上，各个文明——特别是经过了“轴心时代”之后的几个主要文明——原本就既属于齐头并进的，又属于各有千秋的；而且，它们之间还并非“老死不相往来”的，倒毋宁是互有借鉴的，乃至于你追我赶、交错领先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如果利用“知识考古”的方法，和“文化比较”的方法，就有可能切实找出它们影响的轨迹，从而既在“并驾齐驱”中见出相互的差异处，又在“分道扬镳”中见出彼此的共通点。也是唯其如此，我们方有可能既从“一中见多”，又从“多中见一”，乃至找出“通分”历史的统一标尺，并且寻觅到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向。

只不过，如果真想走向那样的目标，就应当在心情上保持“虚壹而静”，尽量平心地去做到“同情的理解”。具体说来，是不能单纯为了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就心胸狭隘、画地为牢地去制造“他者”；也不能为了标志自身的文明与进步，就以邻为壑地去渲染或虚构那个“他者”的“野蛮”；或者为了主张自身所持的理性法则，就去人为夸大那个“他者”的匪夷所思或蛮不讲理；更不能为了保持这种纯属主观的边界，就处心积虑地抹杀文明间的交流痕迹。——凡此种种，也正是杰克·古迪通过“偷窃历史”这种说法，想要出语惊人地警示与激发世人的：“ 欧亚大陆本身几乎没有排外性的西方概念，正如它们作为独特的实体直观地展现自己以供分析——除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观区别以外。从地理上看，欧洲和亚洲形成了一个整体——欧亚大陆，但希腊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地中海海岸两边划出了界限。虽然希腊从古代就在小亚细亚建立了殖民地，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亚洲的的确确是历史上的他者，是异教和异族的故乡。后来的‘世界’宗教及其信徒，对空间和时间的控制一样贪婪，甚至试图用基督教的术语正式定义新欧洲，虽然欧洲的历史实际是与这片陆地上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信徒的出现连在一起的……”

把话铺垫到了这里，便可以顺势引入包华石的论说了，他显然也是在杰克·古迪的意义上，来揭露那种“偷窃历史”的恶劣行径。更进一步，他还不光是在针对“两者永不能相聚”的意义上，去解构以往在“欧亚”之间的本质主义划分，如他在这本书中雄辩指出的： “通过采取文化本质主义（cultural essentialism）作为其分析框架，费正清提倡一种历史的种族主义视角，暗示西方 —— 正如杰克 · 古迪后来总结的 —— 具有‘深层的社会——文化层次的优越性’。然而同样如古迪注意到的那样，这种视角唯一的问题在于‘相关证据寥寥无几甚或子虚乌有’……” 而且，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又着意揭露了被他称作“文化政治”的策略，即不光没有合乎常情地投桃报李，反而去倒打一耙和反客为主，强说那些从中国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原本就属于他们天然固有的东西，且又反而是中国人一向都缺乏的东西。说到根子上，这样的一种“偷窃”或“强盗”行径，也正是欧洲当年又从“中国热”转向“中国冷”的深层心结，正如包华石在他的新作中所揭示的： “上述这些行为均受到一种爱国热潮下的文化态度所驱动，因此，当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当时的价值刻度与中国价值刻度之间的相似性时，他们的否定就变得更加猛烈了。这种否定在黑格尔、赫尔德和兰克那充满种族色彩的理论中达到顶峰，而正是这些理论为现代社会思想奠定了基础。”

而在另一处，包华石更举出詹姆斯·罗伯茨的例子，来演示“是与非”是如何在“中与西”之间，不可思议地简单掉过个儿来的。如果说在18世纪，罗伯茨是根据传教士李明的介绍，才“ 将我们称之为依照法律的规则与依照人意的规则这两件事情并列起来了，后者在当时的英国就是一个标准 ”， 那么，到了19和20世纪，一旦西方人借助于文明间的仿效，领悟到了更高的政治组织标准，随即就“有意识遗忘”了它的发明者，甚至把刚从自己那里摘下的帽子，顺手就戴到了那位老师的头上： “罗伯茨将上述两个在根本上就不同的政治组织模型并置，这在英语中是首次。而恰恰是这种并置成为冷战时期民族主义史学的 突出特点之一，鼓吹冷战的人将中国投射到罗伯茨给予英国的角色之上，并将‘西方’投射到罗伯茨给予中国的角色之上，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 fjqWRI0iR29yUri/yRpTny+qT9yYPlxIpIHVgZqV/R9ha16nXxFF54T53lIVPfR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