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些文字的开头三节，占眼下全文的不到八分之一，曾经以《为中国人民声辩》为题，作为对包华石讲演的现场评论，附到了他的《西中有东》一书之末，先拿到坊间去印行过一回。——此后，又不免趁着刚刚的寒假，照例来到三亚的家里写作。而既然又得以“面向大海”，我照例又把想象力“放开”，继续沿着以往的思想余绪，可着劲儿地往下发挥，不觉间已是越写越长了。

这当然也可说是“将计就计”，正好找一件最“过瘾”的事，把自己心甘情愿地“禁闭”起来。还不是因为，刚来到这边才几天工夫，武汉那边的疫情便传开了？就连每日必去散步的楼下海滩，也失去了昔日熙攘喧闹的人潮，几乎就是光秃秃的空无一人了，大家都只能龟缩回斗室，憋在阳台上呆望着大海。所以呀，要不是摊开了写作的摊子，这个春节还真的很难熬过去。

要搁在寻常年份，每逢来到这边“度写作假”，很快也就进入“心如止水”了，只可惜以这次的心气儿，却实在很难做得到。虽已躲到了天涯海角，连屋门都不再迈出了，但隐隐地还是能感觉到，此次疫情肯定是非同小可：它所带来的深层心灵创伤和所暴露的深刻社会问题，都将作为不再能抹去的阴影，对于整个中国的长远走向，产生出无可估量的、眼下却还祸福未定的影响。

也实在是太凑巧、太蹊跷了！正在这边奋笔疾书呢：到底什么是历史中的“偶然”与“运气”，什么是人事中的诡谲与多变，什么是文明中的曲折与蜿蜒……而身边突然爆发的这一切，竟这么历历在目、毋庸置辩地佐证了自己。有谁能在哪怕只在两个月前，就预想到了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这个陡然的转折？由此，这至少也有助于未来的读者们，接受本书中间的一个小标题吧——“水流到底会在哪里决口”？

另一方面，在这场如临大敌的“抗疫”中，也是要借这样的写作来宽慰自己：除了像在薄伽丘的《十日谈》里，就被这么囿闭或流放起来，总算还有件意义重大的事，值得自己去为之心无旁骛，乃至也能留下相应的时间刻痕。无论如何，至少在眼下写作的过程中，我还宁肯这么来激励自己：等到这些文字全都写成型了，也就有助于解释当今的危局，而且，没准儿还能沿着文中的逻辑，来展望何以走出这种危局。

需要交代的是，写进这本书中的文字，起因于一场跨国的学术对话。早在复建“清华国学院”之初，我之所以要设计出这“三大讲座”，正是为了像梁启超当年那样，以“讲学社”这样的民间机构，来多方邀请国际学术名家，促进中外文化的深度交流。如今，借助于这次不期而至的“闭关”——它使我记起了张爱玲笔下的那篇《封锁》——这样的交流总算又深入了一步，至少它的后效是大大延长了，乃至至今都余音不绝于耳，触发了自己欲罢不能的文思……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当然也是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尽管稍有自信地反忖起来，至少是横向地比较而言，我这人还不算太过“狭隘”的，或者还不能算太过“匠气”的，总还是愿意“遇书无所不读”的；可即使如此，如果按照平时的工作节奏，还真是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能把这些无可回避、念兹在兹的问题，都长篇大论地发挥出来，毕竟它并不是自己的“规定动作”。

可是，既然生存在这个扭结错乱的当代中国，谁又能在既夜深人静，却又无法入眠的时刻，不为这些火急火燎的问题而愁眉百结，而牵肠挂肚呢？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这次“信马由缰”的、由着性子的写作，可以算是某种“意料之外”的收获，不过到了事后再来回想，却也算是在无形中检验了一番，自己在经年累月的、夜不成寐的阅读中，究竟涉猎过多少这方面的著作？

由此或许也不妨说，这次看上去“出乎意料”的写作，到头来又全然是“意料中事”。尤其是，到了这光秃秃的海滩上，除了随身携带的那几本书，以及平时顺手记下的一些札记，就再也找不到什么参考材料了。于是，只有在以往切实读过了什么，在工作间歇时曾经想过了什么，此刻才能下意识地联想到什么。当然话说回来，这样的写作条件也给自己这本书，带来了无可讳言的材料限制，只有留待今后再来补充了。

再向身边望望，其实越到了学术生涯的这个阶段，仿佛“天下无人不识君”的样子，就越需要默默地、多多地看书，尤其要看那些以往未曾涉猎的、未曾有幸去识其“玄奥”的书。这是因为，你这时即使还会走进课堂，也只是去那里传授自己的知识，而你本人已经无缘再从这样的地方，借别人的讲解来方便地获得新知了。且不说，那些纯粹为了糟蹋经费的会议，也只能白白地耽误你的功夫，绝不会发现多少有启发的情报。所以，越是那种到处“赶场”的学者，也就只能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丢人现眼、寿多则辱地重复“车轱辘话”。

不过，无论尚有什么材料上的缺憾，也只有留待今后再去增补了。而眼下心里边还不住念想的，则是越到了快要杀青的时候，越是隐隐地冒出了一丝不安：或许只是由着性子往下写了，就太过贪图一时间的“过瘾”了，遂又弄得跟去年暑假一样——上次就是在青岛的另一个小家里，把原本作为导言来写的《前期与后期》，一发不可收拾地写成了同名的小书——又把这篇评论的内容发挥得过长了，以至于只好另起一个题目，而单辟一本著作了。

只是这却又无法可想：这就是自己眼下的工作状态！只要是觉得兴之所至而不能自已了，就很难再刻板地进行“计划写作”了。当然话说回来，这也就在无形之中，记录下了自己眼下的生命状态。至于这种状态的具体特点，我也在去年那本《前期与后期》中，尽心尽力地描摹和抒发过了，那正是于生命困境中激发出来的、时不我待的“后期写作”状态。

还需要再向读者们说明，尽管这本将要单独成册的著作，大概还是会收进属于我本人的小小系列中，而不是自己主持的那套《讲学社丛书》。不过，一旦它真正被印行了出来，最好还是把这本《我们共通的理性》，跟包华石先前的那本《西中有东》，正式地摆到一起参照对读，既用上一本书来铺垫和印证这一本，也用这一本书来回味和追问上一本。毕竟从根由上讲，我这本书的话题还是由他率先挑起的，尽管我后来竟做出了篇幅几乎相等的、大概也远远超出他所意料的发挥。

无论如何，只要是立足于这类精神创造的领域，不管是学者还是艺术家，都常会进行这类的应答、唱和与发挥，以尽量去挖掘某个主题的潜力，往往是在向哪位同行致敬，或也不免有相互“呈技”的意思。比如正当我敲下这几行字时，书桌上那台差强人意的小音响，也正放着勃拉姆斯的《海顿主题变奏曲》，由伯恩斯坦在对着维也纳爱乐来挥棒。虽说如果按照音乐史家的考证，那套《室外管乐组曲》并不算海顿的原作，可它却真实地激发了勃拉姆斯的“思古幽情”。

更不要说，上学期临到快要结束的那个月，我才又在清华家中的跑步机上，对着那套专供锻炼用的视听设备，接连重听了几遍由巴伦博伊姆弹奏的、整套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全都是由“乐圣”献给老师海顿的。尽管根据新见到的传记材料，看来是出于屠格涅夫意义上的、可说是千古如是的“父与子”情结，贝多芬明里虽然把奏鸣曲题献给了海顿，暗里 “却让自己相信这个老头子其实是心里‘嫉妒’ ”……

再接下来，如果在这里还能允许我，再就这一番对话来发挥联想，那就是不知道将来的学子们，一旦从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碰巧又翻检出这两本小书来，会产生出怎样的阅读效果——他们是会重新接过书中的问题，继续为它们绞尽脑汁、相争不下呢？还是会因为我们这些百结的愁肠，对于他们早已“不成问题”了，而嘲笑我们的目光短浅、枉费心机？

当然这类心结在这时候，也只能先“随他去了”。——不过，还是同样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又并不妄自菲薄地寄望着，自己于孤寂海岸边所写的这本书，还是不无可能有助于，在布满凶险旋涡的九曲长河中，去力排众议地澄清中西之间确曾有过“你追我赶”的竞逐局面，以及它们确曾“交替领先”“不断竞逐”的不争史实。而由此一来，这本书也就不无可能有助于，从那缭乱纷繁的历史表象中，剥离出那种已被掩埋得太深的、一般已不为大众所知的、潜藏于人类自身的“趋同性”。

甚至于，乘着上述大胆想象的翅膀，我还敢再进一步勇敢地奢望：这本小书或许又不无可能，有助于总体人类去反躬自觉到那种足以构成他们“潜在共性”的，向着“公平正义”之理想目标的，既不可泯灭，也不可欺辱的至上企求，以及同样构成了他们“潜在共性”的，从而暗中支撑着整部世界文明史的，且还在不断谋求自身成长的“有限理性”。

2020年2月25日
于三亚湾·双台阁

合上了包华石的这本样稿，跳到自己脑际的第一个句子，就是写到了第一章小标题上的——“为中国人民声辩”。

不过，随即又生出了一点迟疑：就这么来套用弥尔顿，会不会有点牵强或生硬？毕竟，当年的那位英国斗士，是在为自己祖国的人民来声辩，有着强烈的乃至冲动的主观性；而眼下的这位汉学家，则只是在保持平和的前提下，也顺便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尽量客观平心地讲几句“公道话”。——我甚至都不敢说，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中国，是否也能算得上他的“第二祖国”？虽说我们常在一起喝酒，而且最过瘾的还是中国黄酒，到了酒后自然也是无话不谈，可我就是忘了问问他这个。

可即便如此，还是忍不住写下了这个标题，反正印象刻到心里就抹不掉了。——无论如何，即使写在这本书中的内容，有不少也曾被写进了洛夫乔伊的书中、写进了安田朴的书中，乃至写进了杰克·古迪的书中。而且，那后两位作者也都充满了“论辩性”，或者说，是针对“偷窃历史”现象的不平之鸣。可话说回来，他们都还没有把话讲得如此鲜明执着，以致在这么整整的一部书中，所念兹在兹而抓住不放的，就是进行这种执拗的“声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