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出版结缘

我的菩提树

“菩提”一词为梵文Bodhi的音译，意思是觉悟、智慧。佛门中，菩提树是圣树，相传佛陀是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的。世俗语汇里，菩提树是一棵觉悟的智慧之树。出版工作也是需要大觉大悟、大智大慧的。回望我的出版生涯，最初的觉悟之地就在学林出版社，所以，它不仅是我出版工作的出发地，也是我出版事业的“菩提树”。

学林出版社成立于1981年3月，在当时上海市出版局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以出版学术理论著作为特色，属于综合性出版社。出版物布局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在全国首家承办自费出版业务。成立之初，由出版局副局长刘培康同志兼任社长，编政由柳肇瑞、欧阳文彬两位同志主持。由于欧阳文彬同志不久就请了创作假，去写小说《在密密的书林里》了，日常工作就由柳肇瑞同志具体负责。

1977年3月，我从沈阳军区第360团复员回到上海。由于我在部队担任过《前进报》《沈阳日报》等报社的通讯员，并曾被评为优秀通讯员，所以徐汇区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安置办公室将我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工作，先是在组织处任干事，一年多后经我反复请求，组织上同意我到出版局资料室担任资料管理员，同时编辑一份内刊《编辑参考》。

机关资料室在常人眼里只是一个小角落，资料员当然仅是一个小角色。但是出版局资料室却是我的大学。在部队服役期间我的学习先是广泛涉猎文史哲经领域，后来主要转到政治经济学上，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出版局资料室藏有“文革”前所属出版社出版的所有样书，我十分得意于这片小天地，在这里精读了《资本论》等经典著作，通读了“文革”前出版的各类经济学专著及“文革”前、“文革”中专供高级干部阅读参考的灰皮书、白皮书系列（以西方前沿的经济学、国际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浏览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理论读物。随着阅读的厚实、丰富，我对中国经济的思考与写作也随之活跃，恰逢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很多，也很迫切，我的一些理论思考很得报刊的青睐。

1980年我曾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接着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把计划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一文，之后时有文章见诸报刊。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同志读到这些文字后把我借到该社参加编辑《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和《西方经济学名词解释》，还约我为他主持编写的《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书撰写有关消费的部分。总之，在转身做图书编辑之前，我的阅读生活、写作生活都积累了一定的“底气”，很渴望延伸到编辑工作中去弄大潮。恰逢其时，学林出版社成立，我作为第一批编辑人员加盟，负责经济学读物。

三十年后，回首自己编辑生涯的起步，依然十分欣慰，我是将桅杆、风帆都准备停当之后才“出海”远航的。我常常对青年编辑们说，编辑最重要的是他的学术积累，以及由这份积累所生发出来的学术眼光和思想境界。好书是如何产生的？王一方同志在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时对此有一段阐述，我很赞同。他说：“好书是一个爱读书的人（编辑）与另一个爱读书的人（作者）共同寻找、商讨话题，谋篇布局而成，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人（作者）与另一个会写文章的人（编辑）共同切磋文字，怀着‘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追求反复打磨出来的。”

一般说来，初创的新社缺乏积累，主要还不是在经济与经营上，而是在作者的人脉资源（背后是作者的信任度与出版社的美誉度）上，新社要克服后发劣势，短期内追赶甚至超越大社老社（常常聚集着一批大师与专家），就要寻找新的竞争战略，出奇兵（差异性）则是关键。刚当编辑时，与许多新编辑热衷于向名家大师组稿一样，我也尝试过向大牌经济学家组稿。由于对经济学有系统的阅读，很熟悉这个学科的资源地图，全国哪所大学及研究院所，在哪个分支学科具有优势，有哪几位领军人物，我心中都有一本细账。我曾先后给吴敬琏、张卓元、赵人伟等诸多著名经济学家发过约稿信函，但均石沉大海；我曾多次登门组稿也几乎是全无效果。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观烈教授的拜访。陈观烈教授是国内顶尖的货币银行学专家，他在复旦大学开的货币银行学一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我知道后便约他的学生陪我去其府上组稿，想出版他的货币银行学讲义。当我谈完组稿的想法后，陈教授很坦然地告诉我，他已经被京沪两地的大出版社“包围”了，稿约都排到了数年之后，作为一个学者他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不到深思熟虑未敢轻易立论著述，言外之意，我还听出了即便他有了自己满意的作品也不会轻率地“许配”给新成立的出版社。

这番话虽然逆耳，却道出了许多大学者心中真实的出版思维。毫无疑问，老一辈的名人是各家出版社“争夺”的对象，不过，因为自然规律的作用，他们的新作总是有限的。如果眼睛只盯住他们，出版社的路将越走越窄。所以，不久我就把注意力放在努力开掘新人新作上。我暗自揣摩，要将眼光更多地瞄准甚至锁定经济学界的新生代，倾心于那些未来十年、二十年后的学术大师。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执拗，也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学术发育机制要求我这样做的。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开放与繁荣的年代，中国经济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代际更替”恰好与“理论大转轨”时期重叠，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又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这给新生代经济学家的崛起提供了比常规时期更大的平台与空间，更宽阔、快速的上升通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一夜之间需要数以千计的新锐经济学家，时代呼唤着青年学人迅速成长，快速递进，出版人在其中应发挥重要的作用。把握了这一新时期学术成长的规律也就坚定了组稿的方向。于是，我经常梭行在各所大学的校园里，手拿自己悉心整理的中国经济学前沿选题清单，与这些青年学人讨论、争论，不久，就碰撞出一串串鲜活的思想火花和新的著译书单来。

学林出版社成立后进了一些有出版理想和文化志趣的青年编辑，如曹维劲、陈达凯等，他们后来都担任了出版社的重要领导职务。对青年学人的培养和发掘是我们这些青年编辑当时议论的主要话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社领导柳肇瑞同志等的支持下，1985年我们几个青年编辑策划了“青年学者丛书”，这是全国第一套面向青年学人的丛书，我负责其中的经济学选题。

“青年学者丛书”开宗明义地指出：“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理论界有一股颇为引人瞩目的‘前喻’文化潮流。一批青年学者奋然崛起，以犀利的锐气、独到的见识和严谨的学风，向我们展现了不少令人振奋的新的研究成果。”“面对学术理论界新人辈出的形势，出版工作者有责任把他们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这对于我国学术的繁荣和新人的成长都是十分有益的。”这套丛书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高度好评，一时间全国的青年学人纷纷聚集旗下，希望能在其中有出版的机会。

学界对这套丛书评价最高的是其中的经济学著作。

陈琦伟的《国际竞争论》旨在通过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探讨和对学术界国际分工理论论战的分析，提出一种反传统的、新的国际分工理论——国际竞争型分工论，及其相应战略——国际竞争力导向型战略，试图为我国对外经济开放提供一种有战略意义的理论依据。该书一出版就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还得到了日本经济学家的好评，并荣获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不久陈琦伟还当选了上海社联副主席。

符钢战、史正富、金重仁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是中国第一部运用现代经济学框架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的著作。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首届“中国图书奖”。评奖时有个小插曲，因为此书刚刚上市，东北地区一时还未到书，著名经济学家、辽宁大学副校长宋则行教授作为评委拿到样书看过以后，马上请人复印一册，置于案头研读。金重仁还被匈牙利科学院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请去，就此专题做了一周的演讲。

此外，还有张志超的《汇率论》、周八骏的《国际收支论》，它们均填补了我国金融学领域的空白。杨鲁军的《论里根经济学》出版后，1988年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杰·格雷斯在访华期间专门到上海，接受杨鲁军的赠书。随后香港中华书局和台湾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此书的香港版和台湾版。

“青年学者丛书”中的这些经济学著作为中国早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引领。我的这些作者如今还很怀念他们的处女作，很感念我最初对他们的“另眼相看”，在他们学术的初创阶段使劲助推了一把，让他们心中燃烧起巨大的学术自信，树起高高的学术桅杆，鼓起丰满的奋斗风帆，并迅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骄子。比如，陈琦伟的《国际竞争论》，是我在《世界经济》杂志上看到其发表的两篇论文后，专程到华东师范大学找到他，请他在这两篇论文的基础上扩充成书。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一书，从选题、提纲到内容都是我和作者一起反复讨论和修改后成书的，那时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到符钢战位于南市区的小屋里一起讨论书稿修改事宜。

时光荏苒，三十年过去了，回头思考，我的编辑成长之路与一代经济学家成长之路相互重叠、相互攀援、互相交映、互相砥砺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份时代气韵与个人命运共同编织的机缘，如果说当时我大力拔擢新人、新作的出版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是逼出来的，那么与他们深度地精神交流，分析、捕捉中国经济的时代命题，切磋、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前沿地带、敏感话题，发出振聋发聩之声，推出有品质、成系列的主题丛书，则完全是出自“有准备的心智”“有谋划的战役”。

过硬的案头功夫也是一个编辑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在学林出版社工作期间，我在这方面得到了很好的磨炼。这首先要感激柳肇瑞同志的引领。柳肇瑞同志编辑任何一本书，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小册子，都会字斟句酌，推敲到家。他常常对青年编辑说：“做出版工作首先应该做一个细心人、有心人，一个遇事认真的人，就像汪原放当年秉烛夜校《水浒传》，没有一丝不苟的‘水磨’功夫，是不可能做好编辑工作的。”

当时我的策划胃口很大，手上待编的书稿很多，但丝毫不敢“快吃萝卜不洗泥”，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和晚上的业余时间，全身心沉浸在书稿中，梳结构，顺逻辑，斟酌词句，复核文献，丝毫不曾懈怠，而且还不能随手就改，必须与作者坦诚沟通，让他们按照我的意见去修改订正，并举一反三，实现书稿的整体提升。记得我在学林出版社编辑的第一本书稿是《人口浪潮与对策》，该书的主要作者是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且是第一次写书，书稿的结构、文字都有很明显的硬伤，我前后花了八个月，几上几下，反反复复，退修三四次，才敢发稿。这本仅仅十五万字的书稿要用如此之多的时间进行编辑工作，对于今天的编辑来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钢铁只有这样才能炼成，文字功夫只有这样才能提高。

严谨是学林出版社的良好作风，体现在每一个编辑的工作中，尤其是老编辑雷群明、林耀琛、沈兆荣等更是为人表率。我曾经编过一本小册子，叫《记忆惊人的途径》，作者的文字功夫相当好，我顺顺当当地发了稿，但时任副总编辑雷群明决审后还是挑出了不少瑕疵，此事让我汗颜不已，深深感到案头功夫也无止境，需要历练。以后我无论是做编辑工作还是写文章，总是习惯于多查词典，定稿后还要推敲一两遍，以尽可能地避免出现不应有的错误。

1987年1月，我担任了学林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半年后因工作需要，我被调任上海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告别了我出版事业的菩提树。学林六年工作的时间很短暂，却是一段令我难忘的岁月，在那里我初次领悟了出版是干什么的，体验到了出版的价值和尊严，选择了出版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 XiyLoksZGEMvI9vJi0FyPX5fq6OyIK2Qk2NTM7eh0GnETDgnADuf0KsKA49bUc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