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潜入历史，化作永恒

我常说，我是一个幸运的出版人。这是因为四十年前我有幸在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发祥地上海投身出版事业并守望至今，上海出版界一百多年形成的传统和作风熏染了我，老一辈出版家的学识、胆略、智慧浸润了我，他们的言传身教鞭策了我。还是因为我亲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出版业所发生的巨变和进步。在上海这块出版沃土上，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我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出版观。

我刚参加出版工作那会儿，在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处任干事，正赶上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接待过不少前来找领导解决遗留问题的老出版家，如赵家璧、胡道静、钱君匋、刘哲民等，听闻过老同志讲述他们醉心出版与文化的感人故事，这使我对出版工作有了最初的崇高感和神圣感。后来因为参与重大出版项目的机缘，亲炙了上海出版界、文化界的领导夏征农、王元化、罗竹风、马飞海、宋原放、巢峰等同志的教诲，他们对出版的虔诚、理解和把握使我对出版的地位、价值和功能有了清醒的认知。此外，我还研读了中国和海外著名出版机构的成长史与杰出编辑的传记，进一步深化了我对出版工作的理解。2008年2月27日，我在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是我对出版地位和价值的一次较为完整的表述：

三十年前，1977年，历史给了我一个机遇，我成为一名出版人；从那时起，我选择出版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因为在我看来，出版是人类最神圣、最美好的职业，它是人类冲出黑暗和蒙昧的“火把”，出版人就是一批高擎火把的人，他们引领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与品质，直接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建构。还因为，出版是历史长河与时代风云的镜子和明灯，映照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波澜壮阔，回首观潮，总是心生豪迈和虔敬。

三十年的出版生涯，我深深爱着这份总是藏在幕后辛勤操劳的职业。我把“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作为自己一生的使命和追求，一天都不曾动摇或放弃。此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我更加感到“文化脊梁”不仅是一份使命，而且是一种生命的价值。

三十年的出版生涯，我领悟到，人类精神价值的评判，一定是坚硬的“岩石”，而不是美丽的“浮云”；做出版就是要追求“潜入历史，化作永恒”，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激荡血肉”，或“洛阳纸贵”。

“做高擎火把的人”，既是我从事出版工作的追求，也是我对自己做出版的要求。我特别喜欢诵读关于出版价值的名言警句，如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雨果的“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培根的“读书在于塑造完善的人格”，等等。最令我感动的是赫尔岑的一段话，我几乎每一年都要在新进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青年人面前背诵这么一段话：“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书本中记叙了人类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作世界史的宏伟自传。”我每一次朗读这段话都会热血沸腾。这些名言警句告诉我们，一直以来，人类的出版史是一部“启蒙大众、追求进步”的文化传播史和精神发现史。

矢志不移地坚守纯粹的出版理想和追求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从事出版工作的四十年，是中国出版业发生巨变的四十年。这四十年中，出版业度过了三个时代。前十年是出版业的“高兴的时代”，出版人颇为“任性”和“逸放”，不必追求高利润，一门心思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多出有价值的好书。其后近二十年，出版业进入了“管理的时代”，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出版社开始对每本书进行盈亏核算，以是否盈利或者盈利多少来决定一本书是否值得出版。最近十多年出版业开始进入“资本的时代”，一些出版企业试图把出版业当作一般的商业特别是娱乐业来经营，指望投资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于是，既往的学术文化追求动摇了，出版价值基线漂移了，进步主义的出版意识产生了危机，出版业有沦为大众娱乐业附庸的危险，读书也有可能成为轻浮无根的娱乐节目。

在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出版业有过迷失，“精明”的商人自我作践，使得社会对出版的崇高印象发生了动摇，那些美好的东西似乎烟消云散了，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出版人在为赚钱而疲于奔命。出版人的社会地位悄然下降了，出版人的尊严在许多场合也默默丧失了。

因此，重新塑造正确的出版价值观又成了我们这个行业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职业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针对出版界出现逐利为上的苗头，邓小平同志就尖锐地讲过要做多出好书的出版家，不做唯利是图的出版商之类的话，向出版界敲响了警钟。80年代中期，随着出版改革的开展，出版社日益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出版界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上也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过一场讨论。最后，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宋木文同志把这一关系概括为四句话：“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社，如果不讲经济效益，也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在总体上，我们要争取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这才统一了出版界的思想。

但是，到了2005年出版业进行转企改制以及上市时，片面追求产值、利润而忽视质量的倾向一度又十分明显，似乎经济效益、经济规模成了主宰出版业的唯一力量。这对出版业多出好书造成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2005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由事业单位改制成为中国第一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树立正确的出版价值观变得更为紧迫和重要。因此，我们在股份公司的章程中，把公司的使命陈述明确定为：“通过我们的选择，提供能够创造或增加价值的内容和阅读体验；通过我们的整理，传播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通过我们的服务，与读者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我在各种会议上提出这一使命追求是集团的核心价值观，应融入每个员工的血液里，规范到每个员工的行为中，引以为自豪，为之而奋斗。

为什么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上的偏差会反复出现，我认为问题出在出版价值观的层面，在于我们不重视出版价值观的研究和教育，没有正确的出版价值观作引导，以致往往离开了出版价值观来讨论具体的发展问题。这里的教训值得记取。

正如科学家必须有自己的科学观，人文学者必须有自己的人文观，一个有追求的出版人，必须要有符合时代文化节拍、遵循内心价值呼唤的出版观，不然，则行之弗远。

（本部分内容取自2017年11月8日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我的出版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