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位编辑大家的“道”与“术”

郝振省

那是在2017年大约五六月间的光景，笔者在出席陈昕同志《高擎火把的人》《书之重，评之轻》《出版经济学研究》三部著作的出版座谈会后，为核心刊物《出版发行研究》写过一篇《名编辑的标准与陈昕同志》的卷首语。文中讨论了中国编辑学会初步提出的编辑大家（名家）的主要标准，又结合陈昕同志编辑出版的长期实践进行了对标考量，认为他是一位把编辑做到极致的大家。当然这只是仅就他在编辑业务领域里做出的贡献而言，远未涉及他在出版其他领域的诸多建树。可能正是因为这篇卷首语的缘故，陈昕同志前不久邀我为他即将付印的《理想在潮头：给青年编辑》一书撰写序言。说实话，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头绪繁多，文债也不少，压力很大。但陈昕同志这部著作是专为青年编辑所写，而我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会长，有责任向青年编辑推荐，于是欣然应诺。这样，书稿大样随着我坐高铁、乘飞机，四处奔波，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看完，并写下如下一些文字。

我以为陈昕同志写给青年编辑的文字可以分为“道”和“术”两个方面。“道”是“术”的基础、前提、皈依。“术”是“道”的表现、实现与产物。就像先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到的：“才者，德者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和“才”的关系似也可以看作是“道”与“术”的关系。陈昕同志没有泛泛地讲“道”的问题和“术”的问题，他完全是以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编辑出版实践来展开其间的关系的。他写给青年编辑朋友的文字，不但具有深刻的理论性，而且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引领性。

那么，什么是编辑出版人的“道”呢？陈昕同志说，1977年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由于他在部队是报社的优秀通讯员，复员时便被安排到上海市出版局，先是在组织处任干事，后经他的争取，去资料室当了资料员，同时编辑内刊《编辑参考》。在常人眼里，资料室只是一个角落，然而这个角落却成为他的“大学”。由于当时全党的工作已经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他在这个“大学”里如饥似渴地研读《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同时思考、写作，崭露头角。学林出版社成立后，他被调入，成为一名经济学编辑。从那时起，他就选择（编辑）出版事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因为在他看来，（编辑）出版是人类最神圣、最美好的职业，它是人类冲出黑暗和蒙昧的“火把”，（编辑）出版人就是一批高擎着火把的人，他们引领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和品质，直接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建构。他说，出版是历史长河与时代风云的镜子和明灯，映照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波澜壮阔。回首观潮，总是心生豪迈和虔敬。他如马克思所说，选择了一种“能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了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了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即完美境地的职业”。而后，上海出版界一百多年形成的传统和作风熏染了他，老一辈编辑家、出版家的学识、胆略和智慧浸润了他，他们的言传身教鞭策了他，使他对编辑出版工作有了最初的崇高感和神圣感，对出版的地位、价值和功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些成为他努力践行“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的使命和追求的最好注脚，成为他“潜入历史、化作永恒”理念的最科学的诠释。这可以看作是他四十年来献身给编辑出版事业不断修炼的职业之道。

“道”的修炼其实和“术”的造诣是相辅相成、相促相生的。这里先不谈陈昕同志对于一个出版社的治理之术，对于一个出版集团的治理之术，对于整个行业的治理之见，仅就他作为一名编辑而言，他的“术”也是值得青年编辑朋友梳理、学习和悉心揣摩的。

初创新社与初入行业，编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你是否很快地具有一定的作者资源。陈昕同志与许多新编辑一样最初热衷于向名家大师组稿，为此他还建立了一本细账，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组稿收效甚微。于是他的“道”鼓励他，另辟蹊径，以新求新（以新编辑求新作者），他将眼光更多地瞄准甚至锁定在经济学等领域的学术界新生代上。用他的话讲：“倾心于那些未来十年、二十年后的学术大师。”而这些思想新锐的学术新生代，缺少的不是睿智和见解，缺少的恰恰是通过出版被社会认识、接受的条件和环境，于是编辑与作者一拍即合，就有了为中国早年改革开放提供重要理论引领的“青年学者丛书”。于是，编辑的“另眼相看”，助推一把，就让青年学者心中燃烧起巨大的学术自信，树起高高的学术桅杆，鼓起丰满的奋斗风帆，迅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骄子。于是，未必要粘着已有成就的大家，而是要移师成长性良好的青年学子（主要是通过调查研究，包括从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了解情况、发现新人），就成为有作为编辑的进阶之术。

丛书战略是编辑之术又一条重要内容。陈昕同志从一踏入编辑这个行道，就开始策划丛书，由体现犀利锐气、独到见解和严谨学风的“青年学者丛书”，由兼顾学术思想启蒙和学术深耕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由服务于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的“走向1997的香港经济丛书”，到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成为新思想、新学术理想和组织平台的孵化大器、助推火箭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包括“当代经济学文库”“当代经济学译库”“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的一个里程碑。其中的“文库”填补了中国经济学的许多空白，创造了许多“第一”：第一本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的著作，第一本财政补贴分析的著作，第一本宏观金融理论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会主义资本流动的著作，等等。这样的“第一”，大约有一二十种之多。“译库”则达到这么一种境界：有一段时间，他们翻译出版了哪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哪位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参考书系”则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融入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范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呼应“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论断，陈昕同志精心策划了“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为中国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拨开经济上的迷雾和解答理论上的困惑，提供了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必要的现代市场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和知识。陈昕同志策划的丛书还有“思想者文丛”“国际瞭望丛书”“现代政治透视丛书”“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系列”“当代中国哲学丛书”“当代国际政治丛书”“东方编译所译丛”和“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括“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开放人文”）等几十种。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丛书大都有几十年的生命周期，品种最多的有六百种，不少至今还在出版，成为著名的品牌。

看来，丛书战略和名编辑的成长也是互为支撑，互为推动的。一开始少许自觉或者不够自觉地进入到丛书的森林，到后来的一发不可收，几乎到了凡策划必是丛书，凡丛书总是能够满足读者一个领域基本知识的需求，同时也便于打捞该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专家。而且丛书战略也有利于出版社出版品牌的打造及影响力、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形成。考察一下编辑史，几乎有成就、有名望的名编辑与名出版社，都有丛书战略的不断涉及和推行。这是否可以算作编辑之术的第二款呢？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陈昕同志编辑之术的第三款，我认为可以表述为向专业型迈进，形成专注性的坚定，成就专门家的美名。陈昕同志在《与出版结缘》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编辑成长之路与一代经济学家成长之路相互重叠、相互攀援、相互交映、互相砥砺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份时代气韵与个人命运共同编织的机缘，如果说当时我大力拔擢新人、新作的出版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是逼出来的，那么与他们深度地精神交流，分析、捕捉中国经济的时代命题，切磋、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前沿地带、敏感话题，发出振聋发聩之声，推出有品质、成系列的主题丛书，则完全是出自‘有准备的心智’‘有谋划的战役’。”笔者一直主张编辑要与作者共成长，与作品共成长，与名作者与名作品共成长。主观上要有这样的目标设计与追求，客观上要有如此这般的认可与默契。最初你只是站在作者和作品之外的一位编辑，渐渐地你向作者学习，向作品问津，逐步成为进入作者心灵世界和进入作品思想境界的一位专家或学者，你不仅没有浪费和错过阅读作品、问学作者这样的机会，反而充分地利用和借助这种机会，钻研性地学习，与作者进行深邃的交流，于是编辑做到极致就成为一位大家。一直在做经济学读物编辑的陈昕同志，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一位出版经济学家。他已经从最初信心不足地求助于大牌、顶级的经济学家，华丽转身，自己也成为一位底蕴深厚的经济学家。他关于出版业滞胀问题的研究，关于图书价格体系的研究，关于出版物市场因素的研究，关于数字转型边际效益的研究，关于出版社转企改制问题的研究，等等，都在我国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这些在业内广受认可的研究，的确是“有准备的心智”与“有谋划的战役”之产物、之结果。

如果说陈昕同志的编辑之术还有第四款的话，那就是他对写好审读报告的坚守与超越作者原有高度和深度的追求。这些审读报告有相当一部分转型为书评文章。他告诉我们，他已养成一种“刻板”的工作习惯，读每一部书稿都必须认真撰写审读意见，决不马虎，一般审读意见都要写几千字。图书出版后，他会将审稿意见改写成书评送报刊发表，“算是尽一份责任编辑推广宣传的职责”。即便在他作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的年份里，他每年也要亲自审读二十多种图书，并且坚持写审读报告和书评。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意研究书评的写作规律。一是处理好对于书稿的“感”与“评”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书评的思想与文字的关系，三是处理好“聚焦”与“升华”的关系，争取达到书评的最高境界，超越作者原有的高度与深度。

由于叙述的必要，我在这里将“道”与“术”分开来描述，但其实在编辑大家陈昕同志那里，两者是充分地融于一体的。“道”不能脱离“术”而存在，它分散地又是深入地存在于“术”的各个方面与各个环节。如果没有“术”，“道”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成了无从认知、无可把握的事物；“术”也不能脱离“道”而存在，它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体现“道”的存在，实现“道”的作用，否则“术”就成了一个迷失方向，甚至会造成危害的事物。笔者惊叹，“道”与“术”在陈昕同志的编辑出版生涯里结合得如此惟妙惟肖，如此别具匠心，道深术精数陈昕。

这部著作的其他方面，如关于上海出版业和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发展的深度思考与厚重文字，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们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道”与“术”结合的思想产物，同时又持续地给“道”和“术”以营养。只是限于篇幅的缘故，只好另时、另篇进行讨论了。

最后，恳切希望编辑朋友，特别是青年编辑朋友都来读一读此书，从中汲取若干“道”的内涵与“术”的经验，努力向学者型、专家型编辑迈进。

此为序。

2020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