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20年1月中旬我动笔时，一场重大的病毒疫情正在武汉悄然蔓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将亲历一件可能影响人类历史的大事。到3月底结稿之时，中国这波疫情已经基本平息，上海五角场商圈里出现了久违的热闹景象。但是在世界上，有的国家正在陷入绝望境地，有的国家已经启动战时状态。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没有人能信心十足地预言结局。

同时，中国的舆论场进行着另外一场“战争”——价值观的碰撞。疫情期间的舆论斗争堪称现象级，“战场”局面十分混乱，充斥着真真假假的信息、悲悲喜喜的故事、分分合合的阵营、或极端或戏谑的声音。不同的观点背后，隐现着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对这些价值观进行分类和梳理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偷懒的做法——尽管任何简单化都必然是不准确的，且会遗漏太多细节——就是将它们按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看法划分阵营，虽不中亦不会太远。

其实这个方法在几乎所有的重大舆情事件中都屡试不爽。中美贸易战、香港“废青”闹事、美国围剿华为、澳大利亚林火、巴黎圣母院失火、英国卡车藏尸、《流浪地球》热播、“帝吧”出征、凉山火灾、问题疫苗、食品安全、高铁事故……均在网络上催生了巨大舆论分裂。在这些重大舆情争论中，对美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看法往往是鉴定不同观点背后逻辑的一块试金石。直接涉及美国的问题，更是毫无悬念地会在中国舆论场中催生尖锐的分裂。在网络论坛和新闻评论区等公共舆论空间以及微信群和朋友圈等“准公共”领域，一旦有涉及美国的话题，人们往往会迅速地分出阵营，双方剑拔弩张，基本无法“好好聊天”。不夸张地讲，对美国的看法已经成了中国不少社会思潮的标志性特征。恨之者，逢美必反，坚信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爱之者，将美国视为正义代表、民主灯塔、人间天国，以美国的价值观为普世大道，以美国的制度为理想样板，甚至甘心“带路”或“推墙”。在政治制度、价值观、社会文化等方面，美国都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个镜像，令中国人的精神深陷纠结矛盾之中，难以摆脱。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稀奇，如何看美国，在中国从来都是个大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早自1784年8月28日，美国的“中国皇后号”商船装载着西洋参等货物抵达中国海岸时起，中国人的美国观就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在最初接触之时，正经受“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带来的巨大心理震动的中国人，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美国之不同于欧洲列强。一方面，美国人毫无疑问是迥异于中华民族的“夷狄”，另一方面，美国人似乎又不像欧洲人那样具有侵略性。美国人看起来不喜以强势欺人，“不欺凌小国，不桀骜中国”。美国不像其他列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领土野心。 ^[01] 在中国为列强虎视的危局中，美国的独特性甚至令中国士人一度产生“美夷可用”，可借其“以夷制夷”的幻想。

中美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其主要条款涉及协定关税、领事裁判、巡查贸易、片面最惠国等内容。当时的中国人尚未意识到自由贸易的威力和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破坏性，这些条件在他们看来，远不如割地赔款等来得凶险。

待到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涌起，泱泱华夏面临亡国灭种之祸，美国时任国务卿海约翰向英、法、德、意、日、俄各国发出照会，提出了“门户开放”原则。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之际，美国国务院发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强调“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及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

美国反对列强瓜分中国，要求利益均沾、门户开放，自然是以承认列强势力范围为基础，而且并未自缚住美国进一步侵占中国权益的手脚。但当时局势危于累卵，此举令部分中国人对美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好感。1908年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宣布退还美国因《辛丑条约》获得的赔款之一半，资助中国留美学生。即便是梁启超这样的反美思潮领袖，也承认美国是列强中最可靠者。 ^[02] 作家梁实秋后来回忆此事，曾说：“（清华）学校的创立乃是由于民国纪元前四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 ^[03] 今天不少学者和舆论精英依然在拿这些事例证明美国对华亲善的传统，一边片面夸大“意思是好的”，一边绝口不提“国耻的意味”了。

此后，中国人的美国观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嬗变。“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计划带给中国人希望。和会的结果却引起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反帝高潮。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巨大影响，却又和新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发生正面碰撞，埋下了中国思想界左右两翼长期角力的种子。某种意义上，今天中国的思潮之争依然未能完全摆脱20世纪之初的影子。

抗日战争后期，中美两国成为反法西斯盟友，结下鲜血凝成的友谊，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称赞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美国与苏联并称为“民主世界的双璧”，称赞美国“战斗民主主义”的光荣传统。 ^[04] 可是1945年美国的政策走向扶蒋反共，助长国民党黑暗专制和中国内战，站在了中国进步力量的对立面。1946年的“沈崇事件”使美国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从拯救者、调停者转向了伤害者、侮辱者，引起了全面的反美运动。这场运动极大地改变了知识界的中立摇摆心态。

随着人民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毛泽东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号召知识分子放弃对美国的幻想。此后的历史为人熟知，1950年中美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自此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20余年中，美国被中国人视为万恶的“帝国主义国家”“人类公敌”“纸老虎”。之后从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到1989年，中美关系持续改善。此后至今，虽然关系热度有升有降，中美之间基本实现了正常的国家间关系，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变得日益多元。

奥巴马第二任期中，美国官方和战略界发生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预示着中美关系的性质和结构将发生变化。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震荡时期，从2018年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到2020年3月特朗普一度坚持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下降期。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的关系调整可能更多是结构性转变，也许世界力量格局的演变正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

中美交往的漫长历史中有过不少大风大浪，除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不管中美关系如何变化，中国知识精英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大多抱着积极乃至过于理想化的看法。

在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下，有这样一段铭文：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这段话出自徐继畬《瀛寰志略》，由清政府于1853年勒石为碑赠予美国。徐氏乃儒门精英，官至督抚大员，其观点自然具有一定代表性，反映了中国官僚士大夫群体面对前所未知的新文明时的新奇感受，纵有不当，亦属历史时局的局限，不可苛责古人。严格而论，徐氏这段话几乎没有一句经得起史实的检验，例如华盛顿并非首“起事”者，“开疆”是通过一代代的移民西进，“不僭位号”是真，却属不可得，“推举之法”亦非其首创。更关键的是，美国的制度并非“天下为公”，甚至连秦制之“天以其大私而行其大公”也未达到。其制度本质乃天下为私，初为有产精英之私，后随着“民主化”，增加了白人男性之私，随着平权演进，逐渐扩散到各族裔、阶层、利益集团之私，终致丧失公共精神和凝聚力，成一原子化内斗之社会。

奇怪的是，从清末至今，知识文化精英们对徐氏观点认同推崇者众，辨析批评者寡，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有趣的文化现象。中国知识文化界主流对美国政治制度进行了一场断断续续长达一个半世纪（除去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的介绍、宣教、颂扬和神化。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包括在清末抵制美货、民国末年反美风潮和改革开放以来多次中美外交冲突期间，不管对美国的具体行为持什么样的批评意见，却总是对美国政治制度本身保有一种心理上的认同。时至今日，自由主义学者和网络公知“大V”谈起美国制度时那种饱含深情的口吻，与徐继畬何其相似乃尔。

对美国制度的看法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中国人的制度探索。徐继畬不是第一个如此介绍评价美国制度的。在他之前，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如此介绍：“公举一大酋总摄之，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他高度评价这套制度，称“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 ^[05] 大体和徐氏认识水平同一。康有为在《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亦服膺美国的制度设计：“有国会以会合其议，有司法以保护其民，有责任政府以推行其政”。

在这种观念影响之下，民国初期的制度尝试多仿效美国。以分权制衡为例，严复曾做出“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的断语，中国大一统久矣，那么美国的联邦分权岂非救治积弊的良药？于是，三权分立和联邦制成了民国历次制宪的基本原则：1911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1912年《临时约法》均采用三权分立；1919年安福国会的宪法草案拟实行联邦制；1920年代之后各省曾试行立宪；1923年曹锟宪法到1925年段祺瑞宪法草案，都有明显的联邦制特征。从1931年的《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的“五五宪草”，直到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联邦制的空想才渐至幻灭。

民国期间，最不遗余力推销美国制度的，首推自由主义者胡适。他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再谈谈宪政》《自由主义》等文章中多次介绍美国政治制度，并给予高度评价。在美国留学过的罗隆基归国后也致力于研究和介绍美国的宪政、人权、法治等制度。

费孝通也是当时向中国人传播、介绍美国政治制度的主要人物。和胡适、罗隆基相比，受到英国社会学教育的费孝通，看法更为平衡、客观，对美国制度既有赞美，也有担忧。对于美国这个国家，他甚至提出了道德上的诘问：“一个年轻的文化，配上无比的强力，毕竟不是件太可以放心的事。何况，若是拓殖的心理没有修改，他再度的扩张，是否是世界的幸福呢？” ^[06]

今天的部分学者，却连这一丁点的犹疑都不能容忍，有人如此评论费氏：“费孝通在此书《幸福单车的脱节》一篇中尽管立场有些拿捏不住，用了‘在经济帝国的独裁下’这样的‘赶风潮’的句子，但他对‘美国宪法里的民主精神’的解说却十分正确”。 ^[07] 且看，只要不是无条件赞美美国，就被今天的学者视为“立场拿捏不住”“赶风潮”！

这种文化现象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当时一位美国人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重庆的共和国政府……完全地被‘亲美主义分子’所渗透”，政府成员“作为个人，却全是美国的理想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孜孜追求者”。 ^[08] 今天的中国虽然与重庆政府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真心相信中国应该以美为镜、以美为师，甚至以美为父者，又何其多哉。对美国制度进行批评或至少能做到客观评价者从未断绝，但随便走进一家书店，随便在某一文献数据库中检索，都会发现这样的声音十分微弱。

历史叙事是价值观的载体。一群追求良心自由、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清教徒，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横渡大西洋，在遥远的新大陆开辟新生活。他们有强烈的契约精神，在船上或是登陆后就签订了自由人之间的契约，包括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奠定了现代成文宪法的基础。他们心中装着英国宪政传统、欧洲启蒙思想，目的明确地追求建立自由制度。他们圣洁而诚实，立志要创造“山巅之国”，将美国建成理想中的人间天城，开辟一个完全不同于肮脏旧世界的新世界……这样的故事，我们从小听到大。这不仅仅是讲给孩子的童话，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包括文化和学术界的知识精英中，相信这套童话并津津乐道者亦大有人在。笔者曾在国际关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圈子中混迹多年，曾亲闻目睹国内外不少学识素养深厚的专业人士对美国制度抱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幻想。

在国际战略学界和美国外交研究圈子中，也有不少人真心或至少在口头上相信利他主义、道德观念、自由思想对美国行为的影响，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存在超出国家利益决定的观念性逻辑。童话般的价值信念和冷峻的国家利益分析竟然可以毫无违和感地和谐共存，委实是个奇特景象。基辛格曾说：“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 ^[09]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人也认为有必要在自己与其他社会的关系中以及在那些社会内部倡导他们在美国国内所追求的道德主义目标。” ^[10] 罗斯福总统曾宣称：“民主必将传播开去，取代其他统治人民的方法。” ^[11] 杜鲁门总统断言美国“不但要为自己而且更要为全世界人民谋求繁荣与昌盛”。 ^[12] 这些大词从美国人口中说出来不足为奇，毕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早就发现美国政治生活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大话癖”。也有无数人戳破这个童话，如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曾说，当原则妨碍美国人前进时，他们随时准备牺牲原则。 ^[13] 雷金纳德·斯图尔特（Reginald C. Stuart）也批评美国人没有认识到“他们自身的价值观把他们那个借以观察世界的镜头弄得有多脏”。 ^[14] 鲍威尔（Jody Powell）如此评价卡特：“我从来不记得他以宗教信仰为由作过某项决定。” ^[15] 美国的官方文件也坦陈：“稳定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牢固基石就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清醒认识。只有建立在美国国家利益之上的外交政策才能够指明美国在世界上的首要任务。” ^[16] 即便如此，中国外交和战略研究界依然有如此众多的人相信那套童话说辞，也许一个深层原因是他们对于美国制度的衷心认同和天然亲和。

因此，我才有了写这本书的愿望，希望能够超然于价值观和舆论争议，以尽可能客观的视角分析美国制度的本质。照理说，美国宪法、美国政治史和美国制度方面的文献已经多如牛毛，为环保计，绝对不值得浪费森林再出版一本可有可无的书。但是现有的文献，特别是中国人的作品中，均在有些方面有所遗漏，有些逻辑未说通顺，有些观点虽有智者提到，但未引起足够重视，未能相互联系而产生新的解释线索。所以我斗胆不揣浅陋，聊发野言，谈谈我对美国制度的一些想法。

写作过程中，我力求遵照以下原则：

一是跳出美国看美国。绝大多数讲美国制度的文献都是在美国的历史语境中展开，这本无可厚非。但是，首先，制度是人类最普遍性的现象之一，缺乏一种比较的视角，容易陷入信息闭环，导致脱离大逻辑而只讲究小逻辑的情况。其次，美国制度也不是凭空产生，它是传统和变化的产物。在美国诞生之前，美国制度的诸多因素早已就绪，因而也需要一种更宽阔的历史视角。

二是跳出历史读历史。研究美国史者，多致力于还原史实、考镜源流。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我十分尊敬。但是在“二战”后史学的碎片化趋势下，纯粹的历史学者大多对其专攻领域之外不大关注。受“二战”后行为科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影响，政治制度研究者又往往习惯于讨论制度的静态或“横断面”。我不是专业历史学者，也不希望掉入比较政治学的模型化思维，只能尽力在历史和制度研究之间有所贯通。

三是跳出常识找常识。美国政治应该是当前人类社会科学中被研究得最多、最透的领域之一，没有太多未定论的问题，也很难产生令人惊讶的新观点。一切仿佛成了人尽皆知的常识。但是这些关于美国制度的常识，却有很多是违背人类思想和行为惯例的，也就是说，这些常识有不少恰恰是反“常识”的。这个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暂且不论，我希望能够跳出流行见解，以尽量客观的眼光，来重建关于美国的知识，让我们对美国政治的理解回归真正的常识。

为此，首先要回到历史境况之中，基于对美国先民的同情理解，运用常识来复盘其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正如巴西学者班代拉（Bandeira）所说，欲了解一个国家的性质，必须要了解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不了解一个人的过去、其过去的所作所为、履历或犯罪记录就不可能了解一个人。同样，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特性”。 ^[17] 托克维尔也说过，“每个民族都留有他们起源的痕迹。他们兴起时期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影响着他们以后的一切”，“在美国，任何一种见解，任何一种习惯，任何一项法律，而且我敢说任何一个事件，都不难从这个国家的起源当中找到解释”。 ^[18] 但是本书不打算讲述一个完整的美国制度史，一般读者比较熟悉的事实我尽量不赘述。虽然我尽量避免使用“社会科学”式的理论用语，但是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依然是理论性的，试图透过美国制度的历史，探求其本质、发生机制和演变逻辑。

本书结构如下：第一章“底色”，描绘美国制度诞生的舞台，主要交代其人口的逐利性特征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带来的丰富资源和安全环境，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美国先民为何要建立国家——与多数国家不同，美国建国更多是基于利益而非恐惧。第二章“代议制起源”，梳理欧洲代议制的历史演变，提出代议制的诞生源于三个因素——日耳曼原始自由制度、中世纪封建制度与近代资本主义及其中央集权努力之间的复杂互动。从美国早期的四类殖民地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原始自由、封建领地、商业公司和王室集权四方面的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美国代议制的特征。第三章“公司国家”，从威尼斯、荷兰、英国的历史中发现商业公司因素在国家建构中的作用，提出“公司国家”概念。商人统治的性质带来了现代共和制、权力分立和议会制度，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宪制是集大成者。第四章“独立与立宪”，分析了美国独立运动和制宪过程，指出利益因素和商人阶级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五章“宪法制度”，分析了美国宪法建立的制度架构，指出这样一个基于商业契约的公司国家，其制度必然带来一种有限责任政府。第六章“宪政弊端”，具体分析了美国宪法制度存在的先天性问题，包括权威不足、三权掣肘和行政官僚制度混乱、软弱等。最后一章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