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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由于我们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必然只能在一个“西方”的前提下展开，我们中一些人也许会情不自禁地把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当做一个视角，以此来证明，西方价值体系和权力体系尽管自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却仍不过是一种具体的此时此地的特殊性：所以它不过是一种自封的普遍性，我们大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特殊的东西取而代之；所以一切都是权力关系，一切都是身份认同问题。这种相对主义思维看似激进，但在好斗的、自我中心的姿态下，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普遍性之所以是普遍性，在于它是超越特殊的东西，为特殊的东西所向往的更高的真实。在近代世界史的语境里，西方世界的步步进逼和中国世界的节节后退在所有具有主体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里激起了一股抵抗的欲望。这固然是一切文化政治意识的根本原动力，但综观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抵抗，或近代中国思想抵抗的历史，它并不是简单地拒斥西方，也不是简单地把一切西方的东西仅仅看做是异己的东西加以排斥。相反的，近代以来中国的抵抗，在它根本的价值论意义上，是承认、接受甚至拥抱来自西方的一系列“现代的”“普遍的”价值观的。与这种外来的东西在一个意义上是强加于中国人的，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又是吸引中国人，激活中国人的东西。在这个新的历史状态里，中国人可以很快把那种来自近代西方的“普遍的东西”据为己有，甚至以此作为反驳和抵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物质武器和道德武器。另一方面，这个新的普遍性的平台，在它最终的普遍意义上，是向一切非西方价值体系的开放——而坚持这种开放性，坚持自己参与界定这种新的普遍的东西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是当今中国文化政治意识的第一步。这同文化政治的意识上那种“彼可取而代之”的心态是全然不同的，从中我们推不出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自我中心论的结论。退一步讲，如果当代中国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种普遍的价值理论和价值实践，那么这种东西肯定不是唯中国人独有、独享的东西，而是一种能够被所有人（包括当代中国人自己）接受、吸收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必定是同现代性条件相匹配、但同时又能超越它的社会局限性的东西。照这个标准看，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也许要比四书五经更具有切关性。
不言而喻，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意义、价值和“生活世界”的整体上考虑自身的具体、特殊的文化形态，我们就谈不上具备一种文化政治的意识，就谈不上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可能凭空被“创造”或“想象”出来；它也不能借“回归传统”去获得。它的历史性的存在依附于新的生活世界的建立，而它的概念轮廓则只能在文化价值体系内部和它们彼此之间交往和冲突过程中产生。
所以，在可比性问题和普遍性/特殊性问题的尽头，我们总是会和文化政治的问题相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化政治就是要在一个法或法哲学的层面上重新思考文化问题。另一方面，文化政治的根本问题同一切文化性质的“身份”问题和政治性质的“认同”问题一样，来自活生生的具体的生活世界的体验，来自我们此生的具体有限的时间性，同时也来自我们所负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记忆。在此，我们对当代中国人自我认同的主观的内容方面暂且存而不论。但在客观的、形式的层面上，或者说在基本的问题格局上，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思考既和晚清以来的思路一脉相承，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对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来说，普遍性/特殊性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当代中国生活世界的基本形式和现代性普遍主义意义—价值体系的关系。
这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考虑所谓的“中西关系”问题。严格地说，在中国文化的主观内容方面仍然不清晰或难以表述的情况下，谈论中国与由现代性界定的普遍性，就是在后者的历史关系和理论表述的矛盾中探索中国问题的基本形态及其表述策略。这是80年代“文化热”后期，由甘阳、刘小枫等为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提出的“西学讨论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一部分”的思路的继续，并由此接上了近代以来的各个时期关于“古今中西”的讨论。
中国人自鸦片战争后遇到西方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全面挑战，经过一个半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已经由这一开始时是“外来”、现在是“全球性”的力量所决定和界定。在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中国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当前的中国文化问题完全是现代性文化的内部问题。所以，谈论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或文化政治，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先验的、无需论证的“中国立场”或“中国意识”，而是说，第一，中国进入现代性基本关系中的历史经验决定了其看问题的特殊方式，现代性体制的某些成问题的方面，甚至它的整体上的“合法性危机”由此变得明晰起来。第二，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错综复杂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的不均衡、不平等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又一次把有关中国国家、个人和生活世界整体的价值正当性的自我确证问题急迫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历史因素就是，19世纪的西方带给我们的器物和技术层面上的冲击，即工业革命以来的纪元性变化（其“普遍性”也许只有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跳跃可以比拟），业已被中国社会吸收，“现代”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去陌生化”。与此同时，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性”的“西方文化”，却在全球化时代日益作为“文化本身”，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性问题。在这个新的历史关头，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不在于如何勘定同现代性和“西方文化”的边界，而在于如何为界定普遍性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斗争注入新的因素。这种可能的新因素是谈论“传统”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唯一理由，也是批判地重新思考现代性的西方话语传统的或隐或显的动力。但不进入现代性话语的历史结构，我们就不可能同这些蕴藏在传统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里的批判性、建设性因素相遇。我们并没有通向隐藏着的真理的秘密通道。
文化政治问题是一个价值多元时代的政治哲学问题。我们的讨论会引入一系列概念和方法的探讨，会展开对一系列经典文本的重读和重新解释。但在进入思想史、学术史和文本的海洋之前，我们有必要把握住一个核心的问题，或者说一个基本的冲动。这一系列讲座，目的就是把这个基本的问题、这个基本的冲动带出来，带进语言，带进概念的世界，赋予它一个可以把握的轮廓。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目前大家都在面对的问题，这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在新的全球性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空前一体化和匀质化的时代，我们怎样把中国文化和在这文化庇护下、并支撑着这一文化的生活世界，理解为一种既特殊又普遍的东西。这个问题同一系列我们经常谈论的问题有关，但却不能在那些相对局部的问题中找到有效地展开问题的思路。这些问题包括，怎么理解文化传统，它还有没有未来？怎么理解西方现代性，它是不是我们的现代性？怎么理解后现代主义和新的（文化和经济的）帝国秩序，中国文化是就此可以消失在其中，还是同它保持一种有历史意义的紧张关系？
在这些问题里，有些是真问题，有些是伪问题，有些是真问题被误入歧途的提问方法带进了死胡同。所以，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介入点。这个介入点就是从文化政治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普遍与特殊”这套话语的历史的形成，进而分析它的当代形态，在这种当代形态的内部结构中找到当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的自我理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把整个“中/西”的学科划分放在一边，在当代“普遍性”话语的内部还原出一种价值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特殊性。
这不是放弃中国问题和提问的中国立场，而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以前的“中/西”和“古/今”问题，本来就在这个普遍性话语的框架中，被这个有关“意义”“价值”“主体”“历史”的体制规定着。若不对这个体制性的“现代性”观念进行历史的、批判的反思，我们根本不能够迈出步子，朝真正的中国问题靠近。所以只有“悬搁”那种非批判性的“中/西”和“古/今”的两分法，才能打通问题内部的关联，为新的批判视野扫清知识的外围，辟开理论的空间。
当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自主性的思考，不能不从这个由他人的历史性和自我认识界定的现代性历史境遇开始，而不是从一种未经中介的“中国性”的同语反复开始。我们对当今世界秩序的疑虑和不满固然来自一种对自身历史性的潜在意识，但这种自身历史性的理论表述却不得不从对外在于其“自我意识”的世界秩序之历史性的分析开始。在这种分析中，他人的历史性只能作为主体的历史来理解，而这个主体将通过这种理解表明它并非外在于我们：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世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中国的未来意义只能取决于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世界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在这个分析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会领悟到，我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自我意识”，在其理论构成上，完全来自对这种似乎是外在于我们的历史性和主体性的辨析和批判，来自对这种既成秩序的潜在的超越势态。这种超越势态是批判性的历史远景的社会内容和心理内容。通过它，我们才能和自己的历史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