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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应该先对文化比较作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反思。这就是把比较与可比性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看看什么是比较的前提和可能性条件，为什么要比，比是要比出个什么名堂来，什么是可比的，什么是不可比的。在座的同学们大多是中国文学、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专业的，许多同学也对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感兴趣。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一直是一个定义模糊、常常处在危机状态的学科，虽然世界上各个主要大学都有比较文学系，但好像谁也说不清楚比较文学到底是什么。尽管如此，比较文学却仍然方兴未艾，可说是一门显学，这正说明它自有其存在理由，这个理由或许在今天仍然难以说得明明白白，但它作为需要、作为兴趣领域，仍然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基础。文化的比较是20世纪80年代的热门话题，由此可以一直上溯到“五四”和晚清，可以说是跟现代性问题一道困扰现代中国人的一个基本问题。今天，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和冲击，更把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推到高峰。
其实，比较文学也好，比较文化也好，作为哲学问题的比较也好，尽管它们的对象可以是超历史的，比如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有有关匈奴人和汉人的文化比较的观察，或古希腊、古罗马对“野蛮人”的观察，但究其矛盾的核心，仍然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因为现代性把古代世界的伦理、价值和社会系统翻了个底朝天，在“自由”“平等”“个性”的名义下重新界定了“什么是人”。这个历史过程所引发的种种冲突，就包含了文化冲突，而这种现代性条件下的文化冲突，既有时间维度上“新”与“旧”的冲突，如近代中国人讲的“古今之变”；也有空间维度上“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如近代中国人讲的“中西之争”。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里面对此有一番很精辟的描述。其中第23节，在“比较的时代”的副标题下，尼采写道：
人们受传统的约束越小，他们的种种内心动机也就越发蠢蠢欲动，因此他们外在的骚动不安、他们相互间的交往和融合，以及他们种种努力的多重交响也就日益加强。现在谁还会对一个地方恋恋不舍，以至于把自己和后代困在这一个地方呢？谁还会对任何事物有任何难舍难分的感情呢？正如所有的艺术风格都被一个接一个地模仿，道德、风俗、文化的所有阶段和种类也都被模仿。——这个时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其意义的：各种世界观、各种风俗文化在这个时代可以被人一个一个地加以比较，被人一个一个地经验到；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以前一切文化都只有地域性的支配地位，所有艺术风格都束缚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现在，各种形式都把自己摆在人们面前以供比较，而一种强化了的审美感受力将在这种种形式中做决定性的取舍：这其中的大部分，即所有被这种审美感受力所排斥的东西，人们将会任其湮灭。同样，在今天，一种较高的道德形式和伦理习俗也在选择，这种选择的目的不是别的，正是要剪除那些较低的道德。这是比较的时代！
The less men are bound by tradition, the greater is the fermentation of motivations within them, and the greater in consequence their outward restlessness, their mingling together with one another, the polyphony of their endeavours. Who is there who now still feels a strong compulsion to attach himself and his posterity to a particular place? Who is there who still feels any strong attachment at all? Just as in the arts all the genres are imitated side by side, so are all the stages and genres of morality, custom, culture. —Such an age acquires its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fact that in it the various different philosophies of life, customs, cultures can be compared and experienced side by side; which in earlier ages,when, just as artistic genres were attached to a particular place and time, so every culture still enjoyed only a localized domination, was not possible. Now an enhanced aesthetic sensibility will come to a definitive decision between all these forms offering themselves for comparison: most of them—namely all those rejected by this sensibility—it will allow to die out. There is likewise now taking place a selecting out among the forms and customs of higher morality whose objective can only be the elimination of the lower moralities.This is the age of comparison! [1]
这短短一段话里包含了很多内容，在传统的瓦解、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人性动机的骚动，以及种种跨历史、跨地域实践所带来的形式和经验的多样性等问题上，尼采的观察与其他现代性经典作家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更为关键的是，尼采挑明了这种形式和经验的多样性、并列性所隐含的“颓废”，即那种令人目不暇接、陷于内心瘫痪状态的丰富性。尼采的问题是：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有意义吗？它符合一种更高的人性、更高的道德吗？当别人看到现代文明一派歌舞升平的地方，尼采看到的却是一种对残酷的生存斗争和人性自身的追问。如果这种由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性而产生的混乱状态不过是一种更高秩序出现前的序幕，那么“比较”就必须臣服于一种坚定的道德哲学和无情的政治哲学，而不能满足于种种风格、形式、口味、经验的玩赏、兼得、嫁接、斡旋。最终，尼采亮出了他的底牌，把一个颓废的、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式的“比较”概念转化为一个受权力意志支配的、战斗的“比较的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比较”的内在意涵，将它确立为一个文化政治的核心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问题不能只限于狭义的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范围。因为比较问题背后就是文化—政治体系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和相互交往、竞争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它涉及文化和文化意识的根本性问题。我们马上会看到，它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方法论问题。这里的“方法论”不是一种技术手段，一套批评和论述的工序，而是指向一个价值领域、一个生活世界；更准确地说，方法指向不同的价值领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竞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