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对非洲历史概况的理解

英文版原书页码：1

仅

用一卷史书不可能充分讲述整个大陆的故事。的确，历史学家的本职工作有何意义，更进一步地说，他们的目标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用本书这样的篇幅，其目标就是——也只能是——抓住一些关键观念，作开阔的展现，在把握主题一致时也同样认识到其中的分歧，在阐明整个过程时也充分注意那些构成人类历史巨流的个体和漩涡。一个悲哀却不可避免的事实就是：在写作各个民族的概览通史时，即使如同本书这样小心地设定了时间框架，但书中能够谈到的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人物，与事实上生活过的千百万人相比，仍然是极少量。不过，无论如何，本书的目标是要客观公正地对待非洲和非洲人民。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即使作者还不满足的话，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安慰。

本书主要关注过去的两个世纪，这个时间框架不单是为了组织上的便利；更重要的是表达这样一个中心观点：如果脱离了非洲的19世纪，就无法理解它的20世纪，这样一个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转变过程，在我们要考察的整个时期绵延不断，同时也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 ^[1] 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这一点。更宏观地讲，有必要从一开始就阐明若干核心主题，这些核心主题或显或隐地贯穿于本书的叙述之中。

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非洲大陆一直人口稀少，因此，许多国家和族群始终关注人口的繁衍。 ^[2] 于是，非洲的意识形态就常常集中于生殖仪式、在荒野的洞穴中刻画创造文明的神话，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大自然的抵抗。人口的生殖和繁衍能力以一夫多妻来获得，对人的控制——例如通常以奴隶制的方式——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特征，比对土地的控制更为重要。土地在这里是丰足的，尽管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例外，我们在后面会谈到。因此，举例来说，西非历史的特征就是围绕女性展开的频繁暴力竞争，因为拥有女性强化着男性的地位，她们在土地上干活，生育孩子，而孩子又会重复这一切。在更广范围内，整个非洲大陆，在代际之间，男性争夺女性的冲突是常见的。婚姻更多的是公事而非私事，涉及族系之间的结盟，女性的分配代表着社会—政治上的安排。当然，非洲大陆上女性自身的地位也悬殊极大，从地位很低的被剥削者，到受尊重的、有影响的人物，以及经济上的独立者，都存在。 ^[3]

英文版原书页码：2

对于非洲大陆上的统治精英而言，无论是19世纪还是最近这数十年，如何建构持久的统治体系从而控制更多的人口，一直是一项重大课题。人口稀少区域更频繁地出现政体的不稳定，那些潜在的国家建造者也更难于让他们的控制超越人口和地理造成的“自然”界限。在人口稀少地区，不满的民众可能反抗现存秩序，组织起一种“武装边缘”，挺进权力中心，或者削弱它；不过，他们也很容易移居至现存秩序触及不到的地方，而这样做也常会导致现存秩序的衰败。 ^[4] 暴力分裂和暴力融合的持续循环导致非洲的众多政治和社会变化，在19世纪，随着新的政治团体和社会体系的出现，出现了一个增长的暴力过程。有着从目前族群范围进一步扩张之雄心的区域国家，必须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确保更大范围内的忠诚，怎样创造辽阔疆域内的认同。西非大草原的局势就说明这个问题，这里的国家和帝国历史上一直面对着地方主义和分裂。西非大草原的特点就是有无数地方族群，村庄的组合构成了被称作“卡夫”（kafu）的微型国家，“卡夫”系统体现着非洲政治的地方主义，帝国的建造者们既要围绕它们来建造自己的政体，又要通过军事力量和对财富的控制来支配它们。 ^[5] 同样，如同19世纪，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在本书中，我们就要关注时间过程中出现的地方认同、区域认同，甚至是大陆认同，以及与这些认同形成相关的动态情况。

而且，理解这个大陆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既要重视那些戏剧性的变化，更要充分重视常态。从18世纪到21世纪，如同存在着剧变一样，这里也有着大量的持续性。殖民主义——这是最近几十年来大量谈论非洲的学术著述的主题 ^[6] ——的许多方面仅仅只是时间长河中的“片刻”，对非洲大陆的影响是一种变量。首先，非洲的19世纪是一个暴力变革的时期，出现了政治上的破坏和重建，这个漫长变革时期的深远影响直到20世纪及其以后仍然存在，尤其是在非殖民地化的觉醒时。第二，这些内部的变革过程，至少需要部分放在19世纪外部经济联系的背景上才能得到理解。简而言之，就是非洲与北大西洋的经济联系。从许多方面看，殖民统治只是早已诞生的西方化贸易体系的最终显示而已。以发展的现代观念来看，它在根本上对非洲生产者不利，尽管对统治生产者的上层精英未必不利。所以，殖民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其本身，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将会显示这一点。无疑，它的那种离开方式也对非洲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使得这个大陆的大部分地方完全没有准备好来应对独立的挑战。不过，殖民统治必须具体考察，从内部政治发展来看，它在许多方面都融入了持续的非洲变革进程，而从外部经济的角度来看，它只是代表着一个历时日久才最终完成的体系的最后阶段。在这个体系之后——也就是“后殖民地”和“新”的国际秩序时代——出现的东西，要联系此前的历史才能理解。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殖民统治是欧洲、非洲互动的产物，不能理解为单边强迫接受。在外国统治时期，非洲人塑造着自己的社会，这远比任何殖民地官员或欧洲政府所能做到的要有效得多，即使面对着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一种侵略性榨取的外部经济体系，也是如此。

英文版原书页码：3

而且，如同其他人类社会一样，非洲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也体现于艺术和物质文化之中。不幸的是，本书无法在这方面给予很大篇幅，但也足以看到美学实践常常为非洲政治和文化生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艺术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媒介，所以经常强化着政治力量，人们也试图用它来确保农业丰收。雕塑和故事传说一样，代表着社会和政治上的解说与批评。对超自然和冥界的信仰，塑造了埃及的艺术和建筑，尼罗河流域大抵如此，尤其是在努比亚地区。基督教把艺术成就带入了埃塞俄比亚高原，伊斯兰教则沿着东非海岸和穿过西非大草原这样做。 ^[7] 非洲手工匠人——制陶、金匠、铜匠、黄铜、青铜、木刻和石刻，讲述着王国形成、与自然斗争、寻求多产的故事，他们创造的物质文化既富有审美愉悦，又有着社会和政治上的效用，体现着群体凝聚或强化等级的观念。而且，各种艺术风格的传播，既是政治剧变的结果，比如奴隶贸易带来的人口迁移，或者是四处蔓延的冲突；又是商业互动的产物。商人们带来了商品也带来了文化，在殖民地时期之前，艺术交换的网络就已建起，如同贸易网络一样。非洲人相互之间借鉴艺术，使之适应自己的风格，外来的艺术也是如此，对各种当地艺术形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样，伊斯兰教的输入在斯瓦希里建筑上体现明显， ^[8] 接下来引人注意的就是欧洲殖民主义在艺术形式上的影响，非洲一些地区的艺术表现吸纳了它。 ^[9]

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的非洲，另外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这个大陆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尤其是与欧洲的联系。本书的读者需要从一开始就意识到，非洲被从“外部世界”来评判或测量的程度有多大。过去如此，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无论这是潜意识的还是有意的。 ^[10] 显然，重要的外来影响被带入非洲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发展之中。在19世纪之前，这种外来影响中最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它首先经由埃及和红海来到这个大陆，从那以后它的传播穿越马格里布地区，同时也沿尼罗河流域而上，进入北部和中部苏丹。它也在非洲之角，在索马里平原，在奥加登建立起来。从北非出发，它通过商道进入苏丹地带（Sudanic belt）并穿过西非，今天仍是此地的主要信仰。同样，在次撒哈拉东非，伊斯兰教成为斯瓦希里文明中的核心成分。总体而言，伊斯兰教塑造着非洲文化和社会，将这个大陆的古朴与一个动态和扩展的伊斯兰世界联系起来。伊斯兰教的到来也涉及一种遥远的奴隶贸易的出现，它穿越撒哈拉沙漠，将非洲大陆与中东、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洋联系起来。 ^[11] 无疑，在19世纪之前，欧洲的影响远远比不上伊斯兰教，就直接的文化和政治改变而言，比如传教活动，是在15和16世纪由葡萄牙人开始的，它们收效有限；而白人定居点除了南开普（the southern Cape）的荷兰殖民地外，其他地方都微不足道。欧洲人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于贸易点和海岸要塞。不过，欧洲人的确从美洲向非洲引入了新的农作物，木薯、玉米、花生和烟草成为许多非洲农业经济的支柱。 ^[12] 在1800年之前，欧洲对这个大陆的最大影响是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这是在16世纪早期开始的，于17世纪和18世纪达到高峰。开始时，奴隶贸易由葡萄牙人支配，但后来就有荷兰人、丹麦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加入其中，他们把数百万非洲人（准确数字存在争议）运到了美洲。

英文版原书页码：4

然而，这些并非单边的强迫接受，相反，它们是一些复杂的、多面性的互动，涉及相互的借取和适应。比如，古代（基督教出现之前）埃及（还包括上尼罗河流域）文化和文明对希腊世界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尽管欧洲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试图把埃及从非洲分出来。 ^[13] 后来，来到非洲的伊斯兰教被当地的需要和情况所吸纳，这种世界性信仰因它的非洲化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代，欧洲本身也因它与非洲的联系而在经济、文化，或许还包括政治方面有了根本性改变，导致这些改变的方式我们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而且，如果过分强调所谓的“外部”，我们就不仅有把历史性互动过程过分简单化的风险，而且也有忽略“内部动力”这个关键因素的危险。这些内部动力包括“民众力量”的强力、社会形成的进程、经济上的独创与革新、文化和政治上的创造性、革命的爆发。的确，一个既定现状的建立和更为开阔的接受，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国王们有时候是“坏的”，内部结构有时候不起作用，有时候“外部”因素是“好的”，得到了吸纳。历史就是如此，所有民族和所有文化的历史都是如此，当然，最重要的是变革在持续，在依据实际情况而发生。还有重要的一点要记住：当我们想要辨识非洲怎样被外部世界主观化时，历史本身就在主观化，研究历史的这门学科就是在进行主观化。当我们依赖那些自身就建立在“主观化”的欧洲来源——尤其是19世纪这一段——的历史研究时，我们需要牢记这一点。

英文版原书页码：5

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将19世纪和20世纪作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时间框架进行仔细考察，这个时间框架包含着持续性和剧变的清晰线索。从许多方面看，19世纪构成了非洲政治、经济和文化创造性的“黄金时代”的一些东西，然而它也是一个极端暴力的时代，各个“黄金时代”常常都是这样，暴力自身在当时通常被误解，在那之后也继续被误解。同样，尽管殖民主义的巨大影响只限于一些关键方面，但它以许多方式被吸纳入非洲的变革模式之中，而后殖民时代则目睹了一个未完成事业的苏醒，它的许多内容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之前。所有这些，都必须放在一种全球经济的背景上来理解，这种全球经济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形成，它对于非洲自身的发展越来越不利。重视非洲“常态”的重要性，这是非常关键的；有时这个大陆历史上——不仅仅是最近这些年——的一些特殊时刻，被用一种猎奇的非历史的孤立眼光来看待，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导致误解。

非洲研究简史

非洲史作为一门学科是相对年轻的。迟至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位牛津学者还有无视这个大陆历史的名言，称它是“一些野蛮部族的循环，研究没有回报” ^[14] 。然而，即使他是这种态度，非洲历史研究的新路径也在开发之中。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新路径是指一种知识分子对非洲的“现代”解读，无疑非洲人一直都在用自身的语汇理解着自己社会的历史。不过，从20世纪中期以来，无论是好是坏，处于希腊—罗马传统之中的欧洲历史方法论被用于建构非洲历史的尝试。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专业历史学家和一些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家——他们中许多人在非洲大学教书，如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加纳大学、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开始把非洲历史作为一个严肃研究的领域。这与非洲绝大部分地区正从欧洲殖民统治中争得独立同时，而并非巧合。 ^[15] 与重新发现的主权相伴，随之而来的是对非洲悠久历史的新的兴趣。的确，历史被视为国家创建过程中的一个基本部分。当然，历史长期以来就一直被使用，或者说更为普遍的是被滥用——被政治家、游击队员、政治领袖和各式各样的潜在国家创建者所滥用。在非洲，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人对待历史越来越没有热情，更多的是冷嘲热讽。但是，60年代的“民族主义者史学”则开发了一门精力旺盛的新学科，它一直在挑战种族主义者、以欧洲中心论看待历史者，一直在建构和解说那不计其数的民族和族群的历史旅程，这些民族和族群构成了我们今天称之为“非洲”的辽阔区域。

非洲历史学家们利用着各种材料来源。 ^[16] 对于殖民地之前的历史，那些可用材料的鉴定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少数族群留下了书写记录，但阿拉伯北部和埃塞俄比亚高原是例外。考古被用来查证漫长历史中的物质和文化变化，语言上的变化和传播也被用来辨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化。历史学家们还必须利用外国人写下的文字材料，最早是那些中世纪以来讲阿拉伯语的旅行家和商人的记述，16世纪以后则有欧洲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们的记载，到了20世纪，对殖民地大量记录材料的广泛利用，支撑起历史研究的新途径。然而，学者们还可以利用记录下来的地方口头历史和种种传统——这些是所有族群的核心， ^[17] 以及20世纪记录下来的那些证词。显然，各种材料在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有着自身的局限。考古研究和语言研究一般只能让历史学家窥到近似的时间标尺，以及变化的大致轮廓。外国人的书写材料摆脱不了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偏见，以及局外人避免不了的误解，还有一些更是问题多多或迟钝麻木。地方的口述历史本身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和扭曲，在反映所处政治环境的同时，也通常偏向作者自己那一族系。然而，谨慎地使用这些材料，还是被证明极有价值。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这些材料的使用，体现了非洲历史的一个新维度——也是一个同情的维度。

英文版原书页码：6

在此之前为什么没有去系统建构非洲历史的尝试？对此的回答有可能在本书讲述的不同节点上找到。但这里已有足够的理由说，到了20世纪的开始——此时非洲大陆绝大部分都处于欧洲殖民统治之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坚固的信念：非洲没有历史。有一种“真相”几乎持续于殖民地时期的始终：非洲人被认为是“原始的”“野蛮的”，缺乏政治、文化和科技方面的成熟。这一时期的欧洲人根深蒂固地相信自己文明的优越性，欧洲以外的世界是一片荒野，包括非洲在内，都被视为在许多层面上是“劣等”的。“劣等”的概念是他们论证殖民统治本身合理的关键，所以非洲人被描述为缺乏历史，是一个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愚昧民族，要靠欧洲人把他们从生物学层面注定的悲惨命运中“援救”出来。另外，绝大多数非洲族群，除了伊斯兰教地区和埃塞俄比亚高原外，都是文盲社会，于是欧洲人就说一个没有书写、没有文档记录的民族不可能有历史。按照这种观点，非洲的“历史”只是在欧洲把读写能力引入非洲统治阶层后才开始的，绝大部分是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后开始的。就有读写能力的穆斯林和阿比西尼亚人（埃塞俄比亚人）而言，他们在文明的程度上要稍高一些，但高得并不多，他们的野蛮是与生俱来的，他们的书写语言仅仅是半文明的表达而已。 ^[18]

英文版原书页码：7

这类观念不仅在殖民统治的叙述中发挥作用，而且也塑造着欧洲对非洲殖民地之前历史的理解。在那些确实存在“文明”证据的地方，比如林波波河（Limpopo）以北的大津巴布韦国，或者是非洲东部和东北部的那些王国，欧洲人或认为它们在根本上不是非洲人创建，或认为创建它们的人事实上并不是非洲人。一定是外部影响——通常是肤色浅的外来者，创建了这样的文化，所以大津巴布韦国的精彩石头建筑就是一支神秘的、已经消失的白人部族的手艺，而“埃塞俄比亚人”则拥有白种人祖先。 ^[19] 在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这种假定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20世纪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就部分地建立在一种确信之上：白人定居者在17世纪发现了这片“空白之地”，这片土地是上帝给予他们的，它上面居住着一些“黑人”，在造物主的序列中这些人并不比野兽高多少。 ^[20] 这类观念盛行于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那时候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欧洲人的文化偏光镜来看待非洲的。非洲现代历史的研究者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要考虑这种偏见以何种方式——如果有的话——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得到改变。

确切探查这类理解的根源何在，这并不容易，它们的根子深扎于欧洲自己的历史发展中，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增长与欧洲人对非洲的种族主义的兴起相伴随。从15世纪到19世纪，非洲人被视为“天然”的奴隶，是不发达社会和文化的产物，“黑色”在“西方”的头脑中变得与奴隶状态和野蛮状态相关联。 ^[21]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较为详细地谈论这方面的一些主题，但此刻我们就要注意，18世纪时欧洲出现了一场关于奴隶贸易的公开辩论，这场辩论对理解非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以某种方式一直回响到今天。一群人反对奴隶贸易，他们是废奴主义者；另一群人捍卫它，他们是辩护派；但对于非洲社会本身，两派的基本看法却是一致的。辩护派争辩说，由于非洲是一个野蛮和落后的地方，是一个“活地狱”，所以奴隶贸易就是一种赐福的解放形式。把黑人从他们的邪恶环境中带出来，让他们在美洲登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且，他们还论证说，由于地方战争，不管怎样，非洲都在产生奴隶，做不了任何事情来制止。 ^[22] 废奴主义者的立场是：由于非洲是野蛮和落后之地，所以就需要欧洲的干预，这种干预要带给非洲所谓的“三个C”——基督教（Christianity）、商业（Commerce）和文明（Civilization）， ^[23] 奴隶贸易导致了暴力和苦难，非洲人必须得到拯救，既脱离奴隶贸易商，也脱离他们自身。这两派都相信非洲的落后，他们的分歧只是解说上的不同。在具体结果和社会思潮两方面，最终都是废奴主义者的立场胜利了，奴隶贸易的确被“废除”了——丹麦人和英国人率先废除，废奴主义者对待非洲的观点在19世纪占了上风。到19世纪结束时，一个观点已经稳固下来：只有通过欧洲人的统治，非洲才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发展。非洲人是孩童，他们必须得到欧洲父母的引导。 ^[24] 这至少会成为殖民统治合理性的一种公开论证。

英文版原书页码：8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社会思潮只有到了20世纪中期才受到严肃挑战，其时正当殖民主义的黄昏和非洲独立的黎明。为了今天的斗争——获得国家的主权、稳定和繁荣，也变成了为了过去的斗争，非洲人和一代新的西方学者试图推翻那一堆文化上和历史上的扭曲。这场斗争持续着，尽管有着不可避免的困境和冷嘲热讽，有着时而出现的盲区。目前，当非洲看来在自己的后殖民道路上蹒跚于一个又一个的危机，而“发达”国家中的人们又用类似于他们18和19世纪前辈的那种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时，这个大陆的悠久历史就尤其能够提供启示了。不幸的是，“现实主义”占了上风，尽管是出于一些毫无疑问的良好动机，但非洲还是太频繁地被决策者和人文学者非历史性地看待，对于非洲历史的强大力量，他们常常忽略，或者是没有兴趣。然而，在一个内部冲突、饥荒加旱灾、经济落后加管理不善、腐败加政治压迫的时代，对非洲前进之路的寻找，就必须从它的过去开始。

土地

非洲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大陆，从地中海到好望角，它拥有地理上和气候上的丰富多样性。 ^[25] 显然，这种自然条件上的多样会与这个大陆上居民的历史密切相融。环境与人类历史永远交织在一起，这一点在非洲显示得尤其明显。在这里，疾病和贫穷、贫瘠的土地，阻塞了许多地方人类定居的发展。非洲人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努力去适应艰苦的环境。比如，非洲历史上一种最重要的疾病是锥体虫病，或称“昏睡症”，由舌蝇传播，流行于森林和林地区域。在那些主要依赖牲畜，比如苏丹地带使用马和牛的族群中，它的影响就非常明显。昏睡症常常在灌木或植被侵入原来的无植被地区后爆发，这就会袭击当地的族群；而森林地区舌蝇的猖獗，则会对国家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在这种环境中就无法使用马匹之类。 ^[26] 理解非洲的社会和经济变化，考虑这些疾病带来的效应是很重要的。

从地形上看，非洲有规则得令人吃惊的海岸线，类似于深海湾和半岛这样的自然港口相对较少。在其他地方的海岸延伸处，海洋活动则受制于沙洲。这就意味着除了地中海沿岸民族外，非洲人没有欧洲人或亚洲人那样的机会做海上旅行或探险。非洲人与其他大陆的频繁密切接触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同样，这并不意味非洲社会在外来影响出现时没有吸纳它们，但在18和19世纪之前，非洲的发展相对而言是自给自足的。险恶的地形与水平较低的运输技术，就意味着非洲文明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本质上有着岛屿性的发展和态度。

英文版原书页码：9

我们可以把非洲大陆的地理地貌分为8个大致区域。首先是地中海的北部沿海岛屿，其气候类似于南欧，但通常更温暖和干燥一些。这一区域为海岸带，各处宽度不同，包括了非洲大陆的西北部分——“马格里布”（Maghreb，此词为阿拉伯语中“西部”之意）地区，海岸带在此处最宽，覆盖了现在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北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风穿越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境内的阿特拉斯山，带来了湿气，这一地区以土壤肥沃著称。

英文版原书页码：10

地中海海岸带以南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这就是第二个区域。史前时期，这一地区看来有足够的降雨量，有可能支撑相当多的人口，但由于一些目前尚不完全清楚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地球轴线在12 000年前的倾斜，这一大片地区开始变干（这个过程被称作“干燥”），在许多世纪中，除了一些散布于其中的绿洲之外，无人居住于此。不过，并不要把这片大沙漠简单地看作障碍，切断了北部非洲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的联系——人们常常这样假定。穿越撒哈拉沙漠的交通的确困难，但绿洲（还有骆驼）对形成长途沙漠旅行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路径在古代就存在，使得马格里布地区的那些民族与撒哈拉以南西非的那些民族能够建立联系。这一区域也并非完全缺乏可耕种的土地，比如在阿特拉斯（Atlas）地区、霍加尔（Hoggar）和提贝斯提（Tibesti）山区，气流就为发展农业带来了足够的湿气。

英文版原书页码：11

第三个区域与撒哈拉沙漠相邻，即尼罗河流域。尼罗河是理解非洲东北部地理的关键。它由两条截然不同的河流形成，一条是起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青尼罗河，一条是发源于东非维多利亚湖的白尼罗河。这两条河在现在的喀土穆交汇，从这里这条大河蜿蜒穿过沙漠流向地中海。每年埃塞俄比亚高原和多湖泊东非的降雨，导致尼罗河泛滥。当洪水退去之后，那些从高原斜坡冲下的肥沃淤泥就沉积下来。所以，在尼罗河一侧就形成了窄带，其中有着世界上最肥沃的可耕种土地，这耕地可以支撑密集的人口，产生了世界上一些最古老、最成熟的文明。此外，尼罗河还提供了撒哈拉北部与南部之间人们的联系。

接下来，撒哈拉南部的西边，沙漠逐渐让位于植被，这靠的是由大西洋刮来温暖的赤道风。所谓“苏丹地带”是草原，它横跨非洲大陆。北非的阿拉伯人用“苏丹”一词指称这一区域，基本意思是“黑人的土地”；他们还使用意思为“海岸”的“萨赫勒”（sahel）一词，来指称沙漠让位于草原的地带。换言之，沙漠如同海，而植被地区开始处就如同海岸。撒哈拉与茂盛的海岸森林之间渐趋丰满的植被地带，被一系列河流打断，这些河流对这一区域的人类历史有着重大影响。尼日尔河发源于上几内亚的富塔贾隆（Futa Jallon）山脉，然后朝北环行进入撒哈拉，再掉头朝南进入现在的尼日利亚，在这里与本尼（Benue）河——发源于喀麦隆山区的另一条大河——连接，穿过迷宫般的众多溪流和小河——尼日尔三角洲——流入大西洋。如同尼罗河三角洲的情况一样，富塔贾隆山区的降雨也导致尼日尔河北行时河水泛滥漫过河岸，所形成的肥沃土地意味着尼日尔河中部流域可以支撑较多的人口，出现了西非一些最古老、最强有力的王国。更朝西去，塞内加尔河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在东边，乍得湖靠着发源于喀麦隆的一些河流补水，也为农业提供了条件，并且调节撒哈拉以南的气候。第五个区域是中西部的雨林，它位于辽阔草原地区的南边，覆盖了西非海岸的绝大部分，只有“贝宁裂谷”（Benin gap）除外。它向内陆有着远近不一的延伸，最终与中非盆地的大森林连接起来，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森林之一。

埃塞俄比亚高原是我们的第六个区域。它的很多地方被火山物质覆盖，但也有一些地方露出了丰饶厚土，这是尼罗河北行带来的，它构成了埃及丰产的基础。雨量充沛加上高原凉爽，就形成了适宜的气候。这片肥沃的高原区域是文明的天然中心。在它与海之间是索马里平原，与吉布提和靠近海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相连，但这片地区干燥炎热，难以支撑大量的定居人口，因此主要成为游牧人的家园。

英文版原书页码：12

再朝南去就是第七个区域，也就是中东部非洲的辽阔高原。它的最高点位于鲁文佐里（Ruwenzori）山，构成了非洲大陆中央的一条“脊”。在这些山区的西边，是巨大的刚果河系和雨林，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但在南边则是草原和沙巴（Shaba）高原，赞比西（Zambezi）河发源于此。鲁文佐里山的东边是东非的大湖地区，主要的大湖有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和马拉维湖，还有许多其他湖泊。中东非高原的大部分地区炎热干燥，生长着矮树灌木，难以耕种，不过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凉爽而肥沃的肯尼亚高原就有着很好的耕作乡村，肯尼亚—坦桑尼亚边境处的乞力马扎罗坡地，如今的马拉维境内的夏尔（Shire）高原，也都有着同样的良好条件。维多利亚湖、吉奥格湖和基伍湖之间的区域，也就是今天的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都有充足的降雨量，由此而来的丰产促进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发展。

最后，在南部非洲，辽阔高原延伸着，由一条海岸带将其与大洋隔开。南部非洲也是干燥、敞开的草原乡村，地面覆盖着草、灌木和荆棘树丛，6月到8月的冬季颇为寒冷。这个区域没有疟疾和舌蝇，这二者在更北边折磨着人们。这里是理想的牲畜放养之地，但一般不能支撑人口密集的农业社会。不过，东南部有一个部分是例外，这就是如今夸祖鲁纳塔尔（KwaZulu Natal）一带。

人民

环境的多样性推动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出现。相应地，各种独特环境使人们发展出不同的体质，这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繁衍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体现出人类适应这些环境和气候、回应不同营养供给模式的过程。所以，就出现了诸如非洲南部的科伊桑（Khoisan）人，北部的非洲—地中海群体，还有跨越非洲西部、中部和东部森林的黑人民族。在19和20世纪，这些体质上的独特常常错误地用“种族”一词来表达，而且欧洲人（包括某些地方的非洲人自己）常常用体质类型来表示某个民族的“落后”程度，或者是它在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达到的“文明”程度。比如，欧洲人常常认为“肤色浅”的民族把较为成熟的技术和政治体系带到了某个地区。 ^[27] 事实上，体质上的不同——比如皮肤的色素积淀，与“种族”毫无关系。从生物学上讲，只有一个人类种族，有着不同基因库的不同群体应被称为“种群”。

英文版原书页码：13

与体质多样性相伴的是语言上的多样，这些年来在语言方面的研究已经揭示出大陆非洲可以分为4个不同的语系。一个语系指若干关系密切的语言，它们由一个被称作“母语”的共同祖先发展而来。 ^[28] 非洲最大的语系之一是亚非语系，它覆盖了非洲大陆北半部的大部和西亚。亚非语系包含了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周边地区的许多语言，如北非的柏柏尔语、西部的豪萨语，它还把希伯来语和近几个世纪来与非洲关系更为密切的阿拉伯语包括在内。另外就是尼日尔—刚果语系，它的根源在西非，覆盖了非洲大陆南半部的大部，其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是班图语，现在各种班图语在热带非洲的很多地方被使用。 ^[29] 尼罗—撒哈拉语系分布于撒哈拉，尼日尔—刚果语系之外的其他黑人种族也使用这个语系中的语言，但主要集中于从乍得湖到尼罗河之间的地带。最后是科伊桑语系，它可能是这个大陆所有语言群中最古老的，非洲南部的牧人和流动的狩猎—采集部族使用它，尤其是在喀拉哈里（Kalahari）沙漠。在很广泛的意义上，亚非语系、尼日尔—刚果语系和尼罗—撒哈拉语系都与定居农业的传播相关联，尽管也常常与牲畜的放养联系在一起。这些语言的发展和逐渐占支配地位，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在某些地方是数千年，这可能体现了获取食物方式的改善、相对的人口增长以及科伊桑语系使用者的边缘化。

过去两千年的非洲历史，基本上就是人口迁移、同化和细分的历史。比如，在北部非洲，阿拉伯移民——从阿拉伯半岛迁入埃及，随后几个世纪中又穿越马格里布地区进入尼罗河流域，都是在伊斯兰教于7世纪兴起后不久就开始的。在马格里布地区，这个“阿拉伯化”的过程与阿拉伯游牧部族贝都因人从10世纪到13世纪的迁移相关联。那些沿海岸移动者被称作“班努·希拉勒”（Banu Hilal），而那些在内陆迁移者则称为“班努·苏莱姆”（Banu Sulaym）。他们的迁移伴随着已有农业社区某种程度的破坏和混乱，但也带去了阿拉伯语言和文化，还有伊斯兰教，他们逐渐吸收了柏柏尔人社会。这一时期见证了北非转变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 ^[30] 阿拉伯人也缓慢地深入尼罗河流域，尤其是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化因14世纪阿拉伯游牧部族的南迁而推进。从那以后，阿拉伯人就进入非洲中央内陆，穿越达尔富尔，朝向乍得湖。然而，这个过程在把伊斯兰教带给这些地区的同时，也受到了通婚和社会同化、文化同化的影响，原来移动的阿拉伯部族逐渐定居下来和“非洲化”。古老的社会就以这种方式变异，新的社会和文化形成了。 ^[31]

英文版原书页码：14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过程，它尤其与讲班图语的部族从如今的尼日利亚—喀麦隆边界一带进入非洲东部、中部，最终逐渐向南部迁移的过程有关。在班图人扩展之前，那些地区主要由讲科伊桑语的部族或讲相近语言的部族居住，如同我们已经提到的，至今在非洲大陆的南端仍可见到这些部族。在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中，苏丹地带东部（比如上尼罗河地区）的部族，离开这一地区朝西，采纳了那里的经济体系；当东苏丹的民族变成游牧民族或牧人时，西非的民族则变为以农业为主，发展出定居的生活方式。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尤其是富拉尼（Fulani）人，他们许多人都保持着游牧方式，并与北非部族互动。农业性的西非人发展出更大也更密集的人口，超过了放牧或游牧区域。班图人的扩展一部分是与改进了的农业技术和铁作技术相联系的。这种扩展看来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或稍后开始，此时定居农业进入了班图家园，在接下来的三千年或更长时间内持续。一些被称作“北班图人”的部族开始沿着赤道大森林的边缘东进，从喀麦隆朝向大湖地区。在这些族群中发展出最早的东班图人和最早的西班图人。西班图人朝南进入中部刚果盆地，时间是公元前1000年的中期，并进入安哥拉的林地；也有其他人朝东出发，朝向坦噶尼喀湖和赞比西河。东班图人在公元前800年左右抵达了湖区非洲，讲班图语的部族在公元头几个世纪进入了中南部非洲，也就是今天的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一带。现代观念认为这并不是“大”迁移，而是零碎的和地方性的，靠的是一段段的缓慢移动，持续了好多个世纪。 ^[32] 然而，它的最终结果就是讲班图语的部族移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带，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被视为这一广阔区域的真正拓荒者，把它带入了定居农业。一场波及整个大陆的人口移动涉及迁移民族和本地人口之间的复杂互动和交换，最重要的是，定居下来的人口和食物生产者群体，为独特的本地社会和文化奠定下基础，并反过来导致人口增长，刺激出更多的技术进步。作为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一个结果，班图人还将他们的人口添加到中部和北部的非洲人口中，他们既是奴隶贸易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受害者。

根据一种标准的历史观点，复杂的物质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镇化、经济专业化和社会分层，所有这些都需要相对密集的人口。如同我们注意到的，这些在非洲大陆常常缺乏。不过，就政治结构和效用以及各种技术的使用而言，都有着相当的多样性。比如，非洲北部和撒哈拉南部之间就有着重要的农作技术差异。北非和埃塞俄比亚高原在诸如犁的使用这类技术上相对先进，就增加可耕种的区域；然而撒哈拉以南则主要以锄来耕作，在任何时候这都只允许耕作相对较小的区域。 ^[33] 当然，锄能派上自己的用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许多地方，贫瘠的土地不适宜犁耕，那会毁坏微薄的土壤，导致土壤侵蚀，所以锄对于使用它的这种生态体系是完全适宜的。再举一个例子。确实，锄不能推进产量——尽管犁在北方能够做到，可殖民地官员却经常不懂得使用锄的好处。次撒哈拉非洲的农人种植各种庄稼，既有自己食用的，也有经济作物。撒哈拉沙漠两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域差异，这就是运输。北非人使用轮车，而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完全没有，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险恶的地形使得轮车无法使用，也是由于缺乏驮畜在舌蝇传播疾病的区域拉车运输。所以，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技术和商业发展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形式，这些地方的机会被限于某些区域。骆驼和马匹在沙漠和草原可以使用，但在林地和森林地区，运输的重负就要用头来顶，这就意味着低价值的重物不值得运输携带，长途贸易的最重要物品是小而高价值的东西，比如黄金和象牙。当然，奴隶是可以自己行走的。

英文版原书页码：15

较低的生产力也与人口情况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注意到，非洲的人口密度明显较低，它的大片地方无人居住。所以，不同于西欧或南亚，这里的稀缺资源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大而中心化的社会结构要发展，对人的控制远比对土地的控制更为关键，财富和权力都要靠控制人来获得。非洲的农业体系常常是一种自然轮作，农业是粗放而非精细的。当人口增长受到抑制时，文化和意识形态就会围绕人口生产的核心概念来发展，受这种意识形态支持的社会就围绕一夫多妻制和奴隶制来建构。一夫多妻制和奴隶制都涉及对生产和繁殖的控制。儿童意味着劳动力和这个族群的延续，血族关系的概念——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都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它，就要靠强迫威压。比如，普遍而言，此时很少有“无地农民”被迫以很少的报酬为拥有大片土地的上层人物干活的情况，这种现象只在殖民地时代才出现，当时整个族群都被转移，为白人定居腾出地方。当然，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中，通过长途奴隶贸易的人口输出——无论是穿越大西洋、撒哈拉沙漠或红海和印度洋，都是格外有破坏性的。

最后，非洲人在这个大陆建起了其多样性和复杂性都令人吃惊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欧洲人倾向于把非洲的政治计量单位称作“部族”，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术语，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但这里已可以说它只是在一些特殊背景中才正确或有效，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20世纪构建的概念。真实地讲，非洲社会从游牧社会到中心社会和区域社会，从季节性迁移的牧业到定居农业，这一切都有。许多非洲社会大致围绕着氏族观念组织起来，涉及血族关系和家系的概念；然而，有时这些却是想象出来的，并非实际情况。不过，一概而论是危险的，也有许多国家和社会围绕对一些杰出个人领袖或群体的忠诚而建立，服膺于他们特别的政治、技术或精神才华，与血族关系无关。还有许多是区域性的，其主权建立在空间界定上，这有时甚至是可移动的，尤其是在土地充足的地区。殖民统治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非洲人因地制宜、灵活多变的能力，但改变在19世纪如同在20世纪一样，仍在持续，并且快速持续到21世纪。

英文版原书页码：16

注释：

[1]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分析要感谢近些年来在“现代”问题上的学术成果。比如C.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马萨诸塞州莫尔登，2004）。

[2] 这方面有一个精彩的简述，见约翰·伊利夫《非洲：一个大陆的历史》第2版（剑桥，2007），第1—5页。

[3] 艾里什·伯杰和E.弗朗西斯·怀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女性：女性回归历史》（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1999）；凯思林·谢尔顿《非洲女性：早期历史至21世纪》（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2017）。

[4] 伊戈尔·库比托夫所编《非洲边疆：传统非洲社会的复制》（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1987）。

[5] 伊利夫《非洲：一个大陆的历史》，第71—72页。这个过程在这一地区的口传史诗中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达，见班巴·苏索和班那·努特《桑介塔（Sunjata）：曼丁哥史诗的冈比亚版本》（伦敦：1974/1999）。

[6] 理查德·J.雷德《过去与强调当下：“殖民地时期之前”与非洲历史的投影收缩》，《非洲史学刊》52:2（2011）。

[7] 维尔纳·吉伦《非洲艺术简史》（伦敦，1984）；汤姆·菲利普斯所编《非洲：一个大陆的艺术》（伦敦，1995）；萨姆·福格《埃塞俄比亚艺术》（伦敦，2001）。

[8] 吉伦《非洲艺术简史》，第330—333页。

[9] 西德尼·利特菲尔德·卡菲尔《非洲艺术与殖民遭遇》（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2007）。

[10] 菲力普·D.科廷《非洲想象：英国的观念与行动，1780—1850》，2卷本（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64）；T.C.麦克卡斯基《文化冲突：19世纪的英国与非洲》，收入安德鲁·波特所编《牛津英帝国史第3卷：19世纪》（牛津，1999）；理查德·J.雷德《惊骇、傲慢与仁慈：非洲的国际卷入，1914—2014》，《国际事务》90:1（2014）。

[11] 尼希米·莱兹恩和兰德尔·L.保韦尔斯《非洲穆斯林中宗教体验伊斯兰化和变种的模式》，收入尼希米·莱兹恩和兰德尔·L.保韦尔斯所编《非洲伊斯兰教史》（俄亥俄州雅典，2000）。

[12] 比如见詹姆斯·C.麦卡恩《玉米与优雅：非洲与新世界农作物相遇》（马萨诸塞州剑桥，2005）。

[13] 这方面的经典研究是马丁·伯纳尔《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语系之根》第1卷《古希腊的建造，1787—1987》（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1987）；《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语系之根》第2卷《考古和文献证据》（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1990）。但也可参看玛丽·莱福克威兹《并非出自非洲：非洲中心论怎样变成了把神话当作历史讲授的借口》（纽约，1996）。

英文版原书页码：17

[14] 转引自A.G.霍普金斯《西非经济史》（哈洛，1973），第32页。

[15] 比如见托因·法罗拉《民族主义与非洲知识分子》（纽约州罗彻斯特，2001），尤其是第3部分。就当代的著名论述而言，见T.O.兰杰所编《非洲历史中浮现的主题》（内罗毕，1968）。

[16] 见《非洲的历史：方法论之刊》，这份刊物出版于1974年；以及约翰·爱德华·菲利普斯所编《写下非洲历史》（纽约州罗彻斯特，2005）。

[17] 贾恩·瓦思纳《作为历史的口头传统》（伦敦，1985）。

[18] E.S.阿台尼奥—阿蒂安波《从非洲史料编纂学到非洲历史哲学》，收入托因·法罗拉和克里斯蒂安·詹宁斯所编《知识非洲化：遍布各学科的非洲研究》（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2002），第15—17页；约瑟夫·米勒所编《非洲的过去在说话：口头传统和历史论文集》（康涅狄格州哈姆登，1980）。

[19] 格雷厄姆·康纳《非洲文明：热带非洲殖民地时期之前的城市和国家，一个考古学视角的考查》（剑桥，1987），第183页；约翰·索伦森《想象埃塞俄比亚：非洲之角的历史与身份之争》（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1993），第21—37页。

[20] 这个观念在里安·马伦《我的叛徒之心》（伦敦，1991）中有生动的表述。

[21] 科廷《非洲想象：英国的观念与行动，1780—1850》；也见V.Y.穆迪姆比的开创性著作《显然是发明出来的非洲：灵知、哲学和知识秩序》（伦敦，1988）和《非洲的观念》（伦敦，1994）。

[22] 比如阿奇博尔德·代尔扎尔《达荷美历史：非洲的一个岛屿王国》（伦敦，1793）。

[23] 米娅·卡特和芭芭拉·哈洛《使命：基督教，文明和商业》，收入芭芭拉·哈洛和米娅·卡特所编《帝国档案》第2卷《瓜分非洲》（达拉谟和伦敦，2003），第243—245页。

[24] 这是弗雷德里克·卢吉那部著作《英国在热带非洲的双重使命》（爱丁堡和伦敦，1922）背后的基本观念。

[25] 这方面最好的介绍之一，就是乔斯林·默里所编《非洲文化地图集》（纽约，1998）。

[26] 经典研究是J.福特《非洲生态中昏睡症的影响》（牛津，1971）。

[27] 约翰·汉宁·斯皮克《尼罗河之源发现日记》（爱丁堡和伦敦，1863）；C.G.塞利格曼《非洲的种族》（伦敦，1966）。

[28] 约瑟夫·格林伯格《非洲的语言》（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63），以及随后的修订版。

[29] 德里克·纳斯和杰拉德·菲利普森所编《班图语言》（纽约，2003）。

[30] 汉弗莱·费什《马格里布东部和苏丹中部》，收入罗兰·奥利弗所编《剑桥非洲史》第3卷《约1050—约1600年》（剑桥，1977）。

[31] P.M.霍尔特和M.W.戴利《苏丹人的历史：从伊斯兰教到来至今》（伦敦，2000），第1章和第2章。

[32] 比如见贾恩·瓦思纳《新的语言学证据和“班图扩张”》，《非洲史学刊》36:2（1995）；克里斯托夫·俄瑞特《班图扩张：早期非洲史中的一个中心问题的再审视》，《非洲史研究国际学刊》34:1（2001）。

[33] 杰克·古迪《非洲的技术、传统与国家》（伦敦，1971）。 uoWvd3wIVV/8GnXw44X39TMQDTqthfrH05+BMriUjuXDrHWcGqOwSOiJED9TdU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