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东部闯入：东非的奴隶与象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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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大西洋非洲经历着我们前面描述的那些转变时，非洲大陆另一边的经历在一些方面是不同的。从18世纪后期以来，就出现了东部非洲内陆与印度洋、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国际贸易的联系，它通过海岸一带的斯瓦希里城邦建立起来。在这一时期，与大西洋奴隶贸易逐渐衰退同时，东非的奴隶和象牙贸易事实上在快速扩展。大致而言，这些贸易的扩大都与桑给巴尔苏丹控制的经济体系紧密相联，这个苏丹国是整个19世纪时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海岸一带的支配性商业力量。 ^[1] 作为象牙和奴隶出口的转运者，它同时也在自己的香料种植园中使用奴隶劳动力。桑给巴尔的影响主要沿海岸延伸，但从19世纪早期起，桑给巴尔的商队也开始朝内陆渗透，去寻找奴隶和象牙来源。到19世纪40年代，他们已经到达坦噶尼喀湖和维多利亚湖一带，有些甚至深入得更远，进入东刚果的森林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松散的贸易兼抢掠的“帝国”。 ^[2] 一些非洲国家和社会很深地参与了这种快速贸易扩展，如果没有它们的话，这种贸易扩张说实话也很难发生。这些国家中包括维多利亚湖以北的布干达王国，它成为阿拉伯商人们的一个基地，也是奴隶和象牙的一个主要供应商；还有坦桑尼亚中东部的尼亚姆韦齐人，他们作为外来商队的运夫、向导和自身经商而名声远播；肯尼亚中南部的卡姆巴人，他们是一条重要性日趋增长的商道上的重要中间商；中东非贸易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与印度洋和西亚及中亚相连，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也朝向了欧洲。

如同非洲西部和中部的情况一样，东非社会也受到贸易的深深影响。当大西洋非洲的武士统治阶层渐渐败落时，东非则形成了这种阶层，出现军事国家和超凡统治者，他们要控制商道，从贸易中获利。这样做就要破坏已有的统治阶层和社会形式，与此同时，贸易本身的性质就意味着中东非内陆各地的暴力、不安全和动乱越来越多。 ^[3] 一些民族，尤其如坦桑尼亚南部、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的尧人（Yao），自己都成为声名狼藉的奴隶掠抢者。 ^[4] 不过，普遍而言，有一点要记住，那就是中东非内陆远不如西非那样贸易发达，尽管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复杂的地区性贸易网络。如同大西洋非洲，这里也是人口稀少抑制着发达的商业体系的生长，不过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尤其是湖泊之间的地区。然而，就整个东非地区而言，它对长途贸易的回应是活跃参与其中，无论那些较为古老的国家或这个新时期涌现出来的国家，都是这样。同大西洋非洲的情况一样，这里也是一个暴力性的创造时代，出现了新的经济和政治形式，也出现了军事方面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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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在更北边也很重要，19世纪时沿着红海的贸易在急剧扩展，将埃塞俄比亚地区更紧地与欧洲、阿拉伯和南亚联结起来。武器在军事力量的决定上越来越重要，它们有助于解释——至少是部分解释——为什么从18世纪后半期起埃塞俄比亚（旧称“阿比西尼亚”）中部和北部地区会日趋重要。 ^[5] 尤其是掌控经由马萨瓦的贸易所获得的好处，而泽拉（Zeila）也是埃塞俄比亚高原几个国家之间加深的暴力性竞争的一个因素。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一个统一的基督教高原帝国只是一个理想，随着这个中央国家的解体，几个政体就为控制土地、资源和贸易而冲撞不已。与此同时，还有来自南边的压力，奥罗莫人（Oromo）移居进入高原，成为一支必须认真对付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尽管他们中许多人被阿姆哈拉文化和社会所同化。只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主要是靠强力，特沃德罗斯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统一。尽管他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打仗，但他奠定了一个较大也较稳定的帝国的基石，这个帝国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继续发展，由他的两个直接继任者约翰尼斯和迈拿里克统治。 ^[6]

商业视野：奴隶与象牙

东非的奴隶贸易持续了几个世纪，但它的大幅度扩展是18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有好几个原因：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开始切断那些地区对伊斯兰世界的奴隶供应，伊斯兰世界就把东非视为一个潜力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来源。印度洋上法属岛屿的蔗糖和咖啡种植园，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增长，这些种植园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扩张；19世纪早期，巴西因种植园的扩展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也扩大了，而大西洋海岸一带的老来源已经衰败，所以巴西的奴隶贩子就开始作更长途的买卖，由南大西洋深入到印度洋，从莫桑比克地区和赞比西河流域购买奴隶。更为重要的是，桑给巴尔自身开始种植新的作物，包括北边的奔巴（Pembar）岛。特别是丁香种植园，它们为岛上的阿拉伯统治者所有，并且通常有印度资本来支持，从非洲内陆吸纳奴隶。基于这些原因，东非的奴隶贸易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强化阶段，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东非的奴隶人数由于大量没有记录，以及这种贸易的“非法”性质，比起大西洋非洲更难以统计。1800年时，奴隶出口可能已达到每年6000人，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人数则达到每年两万到三万人。在60年代奴隶贸易的顶峰时期，大约每年有七万奴隶输出。这些奴隶均来自内陆，这是由于交易兼抢掠的前锋继续深入，延伸至大湖地区和东刚果一带。同样，值得记住的是，当大西洋非洲的奴隶贸易慢慢衰退时，东非的奴隶贸易却在持续增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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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非，桑给巴尔苏丹国成为反奴隶贸易压力关注的焦点，这尤其来自英国。1822年，莫尔兹比港条约签订，因此阿曼停止从东非获得奴隶，英国则行使权力，如同在大西洋所做的那样，开始派遣反奴隶贸易巡查舰队到印度洋巡逻。但在桑给巴尔和奔巴，奴隶出口仍是可以合法操作的，直到1873年，桑给巴尔当局才终于同意终止它。 ^[8] 奴隶贸易在其他地方仍然暗中进行直至20世纪初，但还是随着这一地区进入欧洲人的控制而最终地、明确地寿终正寝了。在19世纪80年代的布干达，穆特萨说的话与三十多年前达荷美国王盖佐所言惊人相似。大约1881年，据说他对一些传教士讲：“如果英国女王能像当年帮助桑给巴尔的赛义德·巴加什那样帮助我，我当然会废除奴隶制。但我的首领和我的民族的力量都依靠这种贸易，我没有权力来阻碍它。”1883年，他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我能做什么呢？……那些可恨的奴隶贩子事实上统治着我的民族，对此我以前是鼓励的。它现在已经到了如此规模，我担心已经停不下来了。” ^[9]

奴隶贸易的快速增长对19世纪的整个东非有很深影响。总体来说，它意味着内部战争不断升级，并且奴隶暴力瓦解着众多社会。这种暴力由于武器的引入而继续恶化，海岸一带的商人通常用武器来购买奴隶，尽管也未必是百分之百如此。在白热化的战斗中，武器的使用常常既是为了伤害身体，也是为了造成心理震慑。 ^[10] 然而，广泛而言，武器的获取与使用加速了“传统”权威的崩塌，促进了新形式的军事领袖和政治统治的建立。而且，如同在大西洋一带，将潜在的劳动力输出，这对社会和经济都是严重损害。人们认为，非洲贸易者通过参与贩卖奴隶有明显的发财机会，无论是大规模的——例如尼亚姆韦齐首领米拉姆伯这类人，对此我们下文会加以考查，或者是小得多的规模——如通过绑架的方式。尼亚姆韦齐人、尧人和卡姆巴人热切地抓住了发财的机会，充当了奴隶贸易的贸易者、中间商或运输者。一些最具戏剧性的社会政治变化在尼亚姆韦齐人中发生，他们经历了贫富差异的快速拉大，以及旧有政治结构的坍塌。原有生存系统的瓦解在许多地方也都发生了，野心勃勃的年轻男子忽略农耕，到生意或战争中讨生活，或者是两者兼做。 ^[11] 这是一个社会变迁的年代，向上和向下的社会流动性都大大增强，新的社会体系和新的政体在代际冲突中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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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的需求从18世纪后期也开始增长，印度仍是一个重要市场，但东非的象牙在欧洲和北非也受追捧，并且欧洲贸易在19世纪里变得越发重要，尤其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建成之后。不过，如同一位学者所言，这是一个“消耗过程”。由于随着19世纪的推移，象牙供应在萎缩，一年又一年，成千上万的大象被杀以满足需求，对象牙的搜寻越来越被推向中非内陆。 ^[12]

尽管运进非洲各地的货物种类基本相同，但大西洋非洲与东非之间在经济发展上却颇为不同。在东非疆域，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奴隶和象牙出口代表的是“通向不可避免的死亡终点的过程”。 ^[13] 这些活动对这一区域的长期经济发展有害：象牙越来越稀缺，“大象边疆”越来越被推向内陆深处；奴隶作为出口商品也没有前途，因为这一区域越来越受欧洲影响。这就意味着随着19世纪的结束，中东部非洲与过去的经济大部分决裂了，奴隶和象牙被放弃，出口农业——代表着“合法”的贸易，它在非洲大陆的另一端早已实行——在新建立的殖民政体的支持下被陡然引入。尽管象牙仍可通过组织大型车队而相对容易地运出去，但只有修建铁路，东非内陆才能与全球经济相连——这种连接在海岸一带已经实施几个世纪了。

尽管17世纪和18世纪时，埃塞俄比亚地区的政权重心向北移动，但这一区域的奴隶贸易无疑没有那么广泛，没有那么具有毁灭性。阿姆哈拉人和提格雷人每年通过海岸边的马萨瓦出口高达一万的奴隶。高原人有时也把这种商品装进自己的车队里，但他们经常不愿意在炎热的海岸低地旅行，于是这项贸易越来越被纯粹的商人阶层掌握——通常是穆斯林。19世纪时，一些奴隶本身就来自高原，在阿拉伯半岛卖到了好价钱；但被俘获者却越来越多地来自埃塞俄比亚西部低地和苏丹东部，他们被蔑称为“山卡拉”（shankalla）。奴隶被出口到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地区，少数被运到广阔的中东。除了奴隶，黄金、象牙、毛皮和香料也从埃塞俄比亚地区出口，尤其是用来换取武器。不过，不同于中东非，武器通常使得原有的阿姆哈拉和提格雷政治上层增加力量，使得他们更有能力去维持贸易垄断，控制海岸和高原之间的商道。尽管如此，随着19世纪的推进，贸易规模扩展到一定程度，一些群体也比从前更有能力来挑战国家了。即使是特沃德罗斯以及后来的约翰尼斯统一了埃塞俄比亚国家，犯罪和反叛也依然猖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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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湖泊地区和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那些国家和社会，都面对一个问题：为了能够加入全球贸易，他们不得不与沿海族群进行贸易往来，而这些人常常是他们的敌人。19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国王们，依据对过去的一些想象，或许还可以宣称对红海海岸拥有权利，但实际上马萨瓦是由奥斯曼人通过埃及人来掌管。奥斯曼人拥有终止贸易的力量，或者是控制它的力量。19世纪后期，那些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被隔绝的非洲统治阶层，要寻找其他途径来获取武器。例如绍阿国国王迈拿里克，他通过吉布提与欧洲人贸易。 ^[15] 身为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约翰尼斯，被迫向那些在马萨瓦偶尔出现的宗教挑衅者妥协，正统基督教的供应商要与穆斯林买主打交道了。同样，穆特萨以及更为戏剧化的米拉姆伯都越来越认识到一个事实：他们已经成为桑给巴尔倾向态度的人质，因为他们依靠它来提供枪炮、弹药和布匹。米拉姆伯意识到参与全球贸易需要妥协和外交，正如需要武力和恐吓一样。比起他们的尼亚姆韦齐供应商来，桑给巴尔的商人在对峙中有着更多的选择。

海上帝国：桑给巴尔

如同大西洋沿海地区一样，东非海岸也有着悠久的全球贸易史。这一地区的海外接触可以追溯至几世纪或许是一千年前。印度洋流域的季风变化模式，促进了一个大致三角形区域内的季节性航行，将印度、阿拉伯和东非连接起来。位于中心的东非——这里指现代的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以及赞比西河流域——输出象牙、黄金和奴隶，而奴隶贸易如同我们已经谈论过的那样，虽是相当古老，但在18世纪后期之前一直规模有限。这种古老的贸易使得斯瓦希里文化在这一沿海地区兴起，导致一些主要沿海城镇如摩加迪沙和蒙巴萨建立起来。它们作为最早和最重要的贸易定居地，将非洲、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融合起来，取得了高水准的建筑成就并拥有相当的财富。 ^[16] 15世纪末葡萄牙人的到来，为这个“黄金时代”画上了终止符号。葡萄牙人攻打并征服了斯瓦希里海岸大部分地区，并因此摧毁了作为其命脉的富饶贸易的大部分，尽管与印度和阿拉伯半岛的贸易以缩小的规模仍在进行着。

然而，葡萄牙人的胜利被证明只是暂时的。到了17世纪末，一支来自阿曼的舰队将葡萄牙人从这一带的绝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只剩下了南部的莫桑比克沿海地区。从此，斯瓦希里海岸就处于阿曼苏丹宗主权的松散管理之下。然而，到了18世纪末，阿曼苏丹开始大力强调自己的权威，这是为了利用当时已经繁荣的印度洋贸易，同时阿曼扩张的基础就是桑给巴尔岛。这个进程尤其与赛义德·萨义德苏丹相关，这位干劲十足的统治者在19世纪30年代甚至把自己的都城永久地搬到了桑给巴尔。在他的统领之下，阿曼—桑给巴尔的影响范围大大扩展，开始渗透到海岸之外，进入内陆。为了对内陆的经济渗透和剥削，他将本地商人和新来到的商人移民组织起来，到40年代结束时，桑给巴尔的商队已经抵达维多利亚湖和坦噶尼喀湖一带。当赛义德于1856年去世时，他的疆域基本上分成了两部分，阿曼与桑给巴尔在所有的意图和目标上都各不相同。 ^[17] 桑给巴尔政府努力去控制现代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海岸的整个东非贸易网络，并且桑给巴尔本身成为东非贸易的支配力量，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欧洲对非洲的瓜分摧毁了它的主权和它的存在理由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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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早期之前，桑给巴尔和阿曼商人一直依靠非洲中间商在海岸一带做生意，其中最成功者包括现代坦桑尼亚中西部的尼亚姆韦齐人。然而，喜爱冒险的海岸人自己沿商道进入内陆做生意，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富有的海岸商人资助商队西行数百英里之远，这些商队通常由几百人组成，并雇佣非洲人做搬运夫和向导，他们的安全主要依赖阿拉伯人携带的武器。 ^[18] 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阿拉伯商人将永久性的贸易中心建立在恩扬耶姆比酋长国的塔勃拉、坦噶尼喀湖区的乌吉吉和布干达都城，它们都位于维多利亚湖北端。这些商人中最成功、最声名狼藉的就是一个被称作“噼啪噼啪”的人了，这显然是对他所使用武器的挖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此人占据了现代坦桑尼亚和刚果的大片地区，掠抢兼贸易，建立起虽然短暂但却巨大的势力。更广泛地讲，“噼啪噼啪”在政治上对多个社会施加压力方面做得尤其成功，尽管这种侵入本质上属于商业范畴，但阿拉伯商人却在19世纪后期尝试对非洲统治者们施加政治影响，以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 ^[19] 他们在一些相对分散并群龙无首的社群中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其他那些强有力的政体却仍将这些阿拉伯商人控制在自己的监管之内。尽管桑给巴尔本身对这些海岸商人只采取最松散的控制，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还是相当安分守己的，包括“噼啪噼啪”。他们作为整体，或多或少朝内陆传播了海岸文化和伊斯兰教，这里的服饰、建筑以及语言都受到了影响。作为异源的斯瓦希里文明的代表，它进入到一个广阔地带，这大致由马拉维湖、坦噶尼喀湖和维多利亚湖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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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冲突与贸易（1）：湖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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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五大湖地区——特别是环绕坦噶尼喀湖、维多利亚湖、爱德华湖和阿尔伯特湖的北部湖泊地带——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成熟的文明发祥地。布干达、班约罗、托罗、安科拉、卢旺达以及布隆迪王国都在19世纪之前就有了文明发端，并且具有某些相似的基本特征。它们是充沛雨水和肥沃土壤的产物，促成了一种较为密集较为稳定的人口状态，超过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通常情况。它们在政治文化方面也很相似，包括都拥有强大且中央集权的王权，这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和仪式性。这一湖泊地区的国王们常常通过王权任命的地方首领来实施统治，但如同王室的谱系一样，首领的世系也开始出现。常常依据功绩来任命这些官员，忠诚无疑会得到回报。而且，王权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它通常缺少一个明确的继承人——王室的男性亲属常常会被监禁或被杀，这就意味着继任常常会演变成一场暴力事件。女性在东非一般比在南部或西部地区享有更高的经济和文化地位。这一地区的大多数王国，统治家族都声称自己是移民群体的后代，但准确性不尽相同。在15世纪到17世纪之间来到该地的尼罗河游牧者移民，的确繁衍了一些统治家族，或者是作出了贡献。也有一些则声称自己具有神的地位。围绕着这些特权地位发展出了复杂的上层口述传统，支撑着统治阶级和世系的分化脉络。特权本身以详尽的纳税体制和朝贡体系来维持。移居的游牧族群将这类体系带到了卢旺达和布隆迪，他们在那里被称为图西人，在安科拉则被称为喜马人（Hima）。在这些社会中，他们是农业生产者的雇主，农业生产者则是讲班图语的农民——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胡图人，以及安科拉的伊鲁人。 ^[20] 事实上，这些群体之间已经有了许多农业和经济上的互动，但在很多方面，畜牧则被认为是统治上层的事情，与较高的地位联系在一起，游牧族群也就成为高级的社会阶层。只是到了20世纪早期，这类社会经济身份才固化为不同的“部族”。

北方湖泊区域的主要王国是布干达和班约罗，这两个国家长久以来密切联系，既有暴力冲突也有友好来往。班约罗由15世纪以来的基塔拉（Kitara）国发展而来，一直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直到17世纪至18世纪，它的土地才渐渐被咄咄逼人的扩张中的布干达王国所掠夺。布干达有着湿润而肥沃的土地，因此拥有密集且相对较多的人口。这样一个成熟而具有竞争力的社会，它的最上层是一个基本上为世俗的国王，或称“卡巴卡”（Kabaka），他在这个国家里掌握任命主要首领的权力。布干达的主要特征就是高度重商的对外政策，寻求控制本地区的经济资源，由一种先进的军事文化来驱动。战争是获得商业、经济和领土支配权的政治手段。到19世纪开始时，布干达支配着维多利亚湖北部和西部地区，处于一种强有力的地位来应对这一时代的挑战， ^[21] 我们下文将看到。班约罗被这一时期的内部政治动荡所削弱，在18世纪逐渐丧失疆域。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后，它又有了一段复兴时期。 ^[22] 在南边，坦噶尼喀湖北部一片极度肥沃、水分充足的山丘上，有卢旺达和布隆迪王国，它们也同样高度军事化，但卢旺达更为成功一些，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强力扩张。 ^[23] 当然，有着不同的政治体系：东部的中央集权军国主义的布干达，是一些小封邑组成的联盟，称为“索加”（Soga）；同样，在布干达和班约罗以北，则是一些更小的、常常是“非国家”的社会，这里的民族生活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扩张性的霸权政体之间的流动边界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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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这些国家之间的来往是既有战争又有贸易。例如，布干达与邻国的关系就是实用主义的：有时用贸易和经济影响，有时则使用武力，因为它想建立一个既是疆域的，同时又是“非正式”的帝国。 ^[25] 尽管冲突时有发生，但布干达依赖着与班约罗、东边的索加、西边的畜牧国家，以及南边的一系列较小国家和社会的健康的经济关系。然而，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却变得更加不稳定，更加紧张，并随着朝向海岸的长途贸易的扩张而在整体上更加暴力——这个贸易网络由桑给巴尔引导。对贸易及其利润的控制，越来越支配着湖泊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贸易本身如同在大西洋非洲一样，从19世纪40年代之后就带来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效应。上面提到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尽力参与到贸易中去，只有卢旺达和布隆迪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抵挡住了这种诱惑，并由于这种自我孤立、敌视一切外来者而使自己在当时声誉很高。

如果湖泊地区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发展涉及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领土国家的优势，那么，它们的反面也就出现在中东部非洲的其他地区。在现在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带，19世纪中期之前，很少有类似湖泊地区那种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甚至种族身份都很脆弱，此时仍处在进化之中。这片广阔区域的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雨水没有保证，因此农业生产十分困难和不稳定。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各个社群仍进行着对移居土地的争夺。与湖泊地区相比，这里的人口密度低，并且定居地趋向散落，不同于布干达和班约罗地区——在那里，城镇模式在1800年前很早就出现了，所以，这里许多地方缺少成熟国家形成的条件。人们倾向于生活在小群体之中，当土地变得贫瘠或者是出现了政治冲突，他们就易于迁移。所以，18世纪和19世纪的坦桑尼亚出现了一些小酋长，他们灵活善变，特点就是持续的变化。

尽管如此，19世纪出现了新的压力，海岸贸易网络向内陆扩张，其结果就是新形式的政治组织在许多社会中出现，以迎接新的挑战并从新机遇中获益。新的领导者也出现了，通常是军事领导者，拥有比以往领导者大得多的个人力量，他们既塑造同时又利用着新的结构。这在尼亚姆韦齐人和金布人中最为明显。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肯尼亚，这里同样在19世纪以前没有形成国家。在肯尼亚内陆（以及坦桑尼亚北部）的尼罗河游牧者中，包括马赛人，人丁年龄管理的组织比任何中央集权的政治控制或人格化的层级体系都要重要。与尼罗河游牧者共存的，还有一些较小的农业社群，尤其是卡姆巴人和基库尤人，他们和马赛人争夺土地和水源，但也同他们联姻、交易以及从文化上得到借鉴。 ^[26] 随着19世纪的推移，也有一些社会发生了坦桑尼亚出现的那些变化，新形式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更强大、更为中央集权的领导体系下出现。如尼亚姆韦齐人一样，卡姆巴人也变成了全球贸易中的积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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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亚姆韦齐人身上，本地创业和身份流动的主题都体现得十分明显。在贸易和政治活跃的19世纪中期以前，他们并不作为一个“民族”存在。就文化和语言而言，这些旱地的种粮农民是一个松散关联的群体，生活在西部和北部坦桑尼亚，后来开始向更远处的原野迁移，并从增长中的贸易机会里获益。对于海岸和海岸附近的人来说，他们来自西部，因此成为“新月民族”。 ^[27] 随着19世纪的来临，尼亚姆韦齐人已经开发出商道，将维多利亚湖北端的布干达、南边的卡丹加以及海岸的桑给巴尔联结起来。他们一直控制着这个贸易网络，直到19世纪中期。如同上文讲到过的，到19世纪中期时，海岸商人就开始带着自己的商队朝内陆渗透了。许多尼亚姆韦齐人成为富有的阿拉伯人和印度商人的运夫，但与这些新来者的冲突也在所难免，尤其当进入内陆的大批海岸商队使当地社群的粮食供应变得紧张时。到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地方首领要在那些商道穿越的疆域上征收关税，这也引发了对抗。

随着冲突的扩大，海岸商人就越来越寻求介入尼亚姆韦齐的政治。由于这些政体已是支离破碎，他们的介入颇为直接，支持一个部族去对抗另一个，或者利用那些在政治上不满的人，那些人太愿意接受这种武器相对先进的支持者了。靠着拥有武器和商业利益的诱惑，阿拉伯人介入首领间的纷争，开始在酋长国中行使相当大的权力。恩扬耶姆比的例子就显示了这个过程。它位于湖区与海岸之间的主要通道上，19世纪60年代早期这里发生的内战，就出现了阿拉伯人的强硬干涉，这些商人兼探险家先是支持一方首领，然后是另一方，以获取最好的贸易安排。这个阿拉伯社群能够确保对塔勃拉的控制，它开始越来越像一个军事要塞，尤其当贸易变化带来社会政治瓦解与重建，引发了地区战争时，这在19世纪70年代变得更为剧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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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个来自南方的暴力新因素开始进入这一地区，这指的是南部非洲的政治—军事事件所引发的深远影响，我们将在下一章介绍。到19世纪50年代，逃离南边祖鲁革命的恩戈尼人群体，渗透到现在的坦桑尼亚地区，带来了毁坏和战争以及国家模式上的转变。他们在大片地区进行袭击和掠夺，以抢劫为生，尽管几年之后也有些人定居稳定下来。比如，乌吉吉在50年代被袭击，而在60年代和70年代，恩戈尼人则从不同的方向穿越坦桑尼亚中部。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恩戈尼”这一词通常被用来形容这些群体，但到了50年代和60年代，他们已经是各个被吸纳和被征服的民族的融合，具有恩戈尼的军事精神。有些族群在恩戈尼接近时逃散了，但其他的族群却被它吸纳，有些族群为了生存则复制了恩戈尼的模式，结果变得如同这些移民一样军事化。在这一地区，恩戈尼和它的效仿者引发了一场政治结构和军事化的革命，而此时贸易和社会变化的新力量也从海岸进入到这一地区，显示为暴力的改变力量。由此而来的那些改变，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前后，常常伴随着暴力。

不断升级的暴力和四处蔓延的不安全感，导致了绝望、吸食大麻、高度武装的成群年轻人四处游荡，到处掠抢和冒险，这又使得暴力和不安全感进一步加剧。这大概就是19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了。这些年轻人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原因和结果，是旧有秩序垮塌和新秩序重建的征兆。这些人后来被普遍称作“鲁加鲁加”（ruga ruga），但这是一个有问题的用语，因为它指年轻未婚且“职业”的士兵，所以使用此词就显得过分严厉了。“鲁加鲁加”可能是轻罪的罪犯，靠在丛林中抢掠为生，也可能作为雇佣兵依附于贸易车队或者是充当海岸商人的随从。重要的是，他们构成了新出现的军事国家的支柱，这些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控制了内陆的一些地区。 ^[29]

这些新国家中最为成功的一个，由尼亚姆韦齐首领米拉姆伯建立。生于1840年左右的米拉姆伯，青年时期做过前往海岸处的商队的运夫，后来继任了塔勃拉西北部的一个小首领。他将这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合并，在这个过程中剥夺了其兄的权利要求，建起一支“鲁加鲁加”军队，用它来扩展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基础。几乎可以肯定，这至少是部分受到了恩戈尼人的启发。从60年代末起，他用武力合并了周围的酋长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城镇和城镇周边的“乌拉姆勃”（Urambo）地区作为中心。他还控制了北部湖泊地区的商道，搜集作为贡品的象牙和牲畜，并利用自己日益增长的贸易力量来收集武器。米拉姆伯是个禀赋异常之人，自己创造了这个国家，它控制着恩扬耶姆比、乌吉吉和维多利亚湖之间的三角地带。他常常亲自带领自己的军队，其雄心似乎是要统一内陆。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他的暴力对于外来者来说常常与那个时代普遍的无法无天相同，却是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他相信这几十个小酋长国要被几个强大有力的国家取代，他的国家就是其中一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对抗阿拉伯商人、桑给巴尔苏丹以及后来出现在海岸处的欧洲人，对抗这些逐渐增长的力量。为此，他寻求与这一地区其他主要角色的联盟，尤其是布干达的穆特萨，他本身的存在就是对恩扬耶姆比的阿拉伯人的一种威胁，在7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和80年代早期都在与阿拉伯人作战。然而，米拉姆伯“帝国”的力量同时也是它最大的弱点，这就是它过分依赖米拉姆伯本人。当他于1884年末去世后，缺乏内部凝聚力的问题就让他的继任者姆帕杜沙罗无法处理。到80年代末，在德国人入侵前夕，这个国家已经基本瓦解，如同它迅速建立一样迅速地消失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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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米拉姆伯的事业很辉煌，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即使他对东非政治前景的独特观念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唯一的。尼亚姆韦齐的另一位领袖姆西里，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坦噶尼喀湖西南建立了一个贸易和军事强国加朗岗扎（Garenganze），跨越了连接东非与中南部非洲的贸易网络。在米拉姆伯的东南边，金布人中的恩扬古耶马韦（Nyungu-ya-Mawe），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名声更大的同时代人所用的那些方式，开创了一个松散的霸权国家。 ^[31] 这些国家都是创新的，富有活力，以暴力来捕捉这个时代的机遇。然而，如同依靠政治创造性一样，它们也依靠无法无天，这就导致了它们内在的不稳定。帮助这些国家建立的那些力量——特别是那些能够也愿意反对前代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年轻一代，受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渴望驱使的年轻一代，也成为了使得这些新国家长远而言不能持续的力量。领袖个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巨大的忠诚，但要创造稳定的国家体系，使更广的族群尽心投入，这就问题多多了。尽管米拉姆伯试图使自己的战争载入史册，为乌拉姆勃赢得更深厚的政治遗产， ^[32] 但最终还是未能做到比如沙卡为祖鲁所做到的那样。无论如何，这些新国家的存在价值体现了贸易自由和军事冒险，尽管这两者没有一个能与欧洲霸权相抗衡。然而，非洲人参与到全球贸易和试图创建新的政治结构来引导这些力量的活力，预示了殖民统治下的事态发展。

当新的非洲国家出现时，海岸商人正渗透到坦噶尼喀湖以远，进入东刚果。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靠着在雨林大片地区的贸易和抢掠，创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对象牙和奴隶的追逐，导致了广泛的破坏，而阿拉伯人则对那些被扰乱的社群进行抢夺，并建立起由武装奴隶和随从组成的私人军队。在这个过程中，削弱了现有的政权资源。坦噶尼喀湖西部地区深深陷入暴力之中，尽管掠夺混战中的最强者也强行施加了某种程度的秩序。这就是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他被称作“噼啪噼啪”。“噼啪噼啪”是那个时代冷酷商队商人的典型代表。1830年左右，他出生于桑给巴尔一个阿拉伯—非洲家庭，60年代生活在塔勃拉，70年代搬到刚果东部盛产象牙的特特拉（Tetela）地区。他创立了一个可观的势力范围，这靠的是暴力和运到东边的桑给巴尔的满载象牙的商队，后者要穿过与他通常关系良好的米拉姆伯的疆域。“噼啪噼啪”靠着贸易和武力变得富有，但在比利时瓜分刚果时被削弱，他从这里退回到了桑给巴尔。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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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噼啪噼啪”在那些缺乏中央集权大国的地区运作，所以就能够把自己强加于人，让那些社会屈从于他的意愿。不过，他对米拉姆伯的尊敬态度也表明了他与较强大的政体打交道时相当谨慎。在这一区域的其他地方，阿拉伯商人与那些在恩扬耶姆比或东部刚果的同行有着很不一样的经历。在60年代的肯尼亚内陆，马赛人、基库尤人和南迪人都成功地抵御了阿拉伯商队的渗透，当时阿拉伯商人试图绕过卡姆巴中间商。内陆可怕的马赛人的守旧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而那些想要挫败斯瓦希里竞争对手的非洲商人又对此进行固化。 ^[34] 在维多利亚湖一带，阿拉伯商人在卡拉格韦（Karagwe）能够发挥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在湖的北端，他们面对的是布干达王国——他们在1844年首次抵达这个王国。在这里，他们的贸易做得很成功，但按照干达（Ganda）的通常规矩，他们被干达当局严密监控着，只能在王国都城活动，在这里他们有一个居住区。他们一般不被允许到布干达国内或国外去活动，如果被允许，也会有干达护卫陪同他们。布干达这一时代的两位国王苏纳（约1830—1857）和穆特萨（1857—1884），都从事以奴隶和象牙来换取枪支、布料和其他商品的有利贸易，这在布干达那种竞争性的重商和军事化文化中被高度推崇。进口的棉布改变了上层阶级的时尚，同时也象征着改变之中的社会经济渴望。然而，枪支则很快在军事建设中发挥了作用，穆特萨尤其对武器的潜力乐观。在控制维多利亚湖地区贸易上的争夺，促使干达人使用军事手段来保护商业利益。对于军队本身而言，获取奴隶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行动。这就使得布干达王国与它的邻国如班约罗、布索加（Busoga）以及西边其他国家发生冲突。 ^[35]

如同尼亚姆韦齐人，干达人在抓住贸易机遇上也是积极且富有侵略性的。不过，到19世纪70年代，这支军队在疆域上的过分野心使得它开始走过头了。干达人的尚武精神被王国中心的政治紧张所削弱，在那里代际冲突部分体现为对不同外来信仰的效忠之上。还有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缺乏训练的士兵使用武器，正在削弱这个王国的军事能力。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以后，干达人想通过建立一支可以从北到南横跨大湖的船队来支配湖区贸易。到70年代，布干达已经成为这一地区主要的奴隶出口者之一，而且它的“海军”是一种可观的创举。然而，这个王国并未如穆特萨显然希望的那样，使自己在对外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变得强大。到了80年代末，穆特萨的王位已由姆万加继承，他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而且此时布干达与复苏的班约罗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内部也有着宗教和政治冲突。 ^[36] 最终，干达人与英国人结为同盟，一起对周围地区进行殖民镇压，“乌干达”这个名称后被用于这片未来的殖民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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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冲突与贸易（2）：东北非洲

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埃塞俄比亚这个基督教王国渐渐地将自己的政治重心向北移动，一个永久都城在贡达建立起来，提格雷省也更完全地融入国中。 ^[37] 在很大程度上，是红海的贸易扩张使得现代埃塞俄比亚国的核心向北部移动，但奥罗莫人的迁移也造成了来自南边的不断增压。当奥罗莫人迁移到高原地区后，他们就成为一支需要认真对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他们改变着埃塞俄比亚高原哈贝沙（habesha）社会的性质。他们中许多人是穆斯林，但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正统基督教，这构成了阿姆哈拉和提格雷文明的基础，两种宗教都被吸收进阿姆哈拉文化，并且影响它。一些奥罗莫社群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与绍阿以及东边悬崖地区的哈贝沙政体发生摩擦；随着时间推移，也有一些奥罗莫人在阿姆哈拉人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位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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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后半叶，这个脆弱帝国的中央政权坍塌了，所罗门统治者——这样叫是由于他们声称自己是所罗门王的后代，所罗门王是作为帝国意识形态核心的一个神话——被降低为傀儡。在某种程度上，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瓦解是此前几个世纪中一个过程的顶点。从古代阿克苏姆帝国的衰退开始——从1世纪到8世纪，它曾是现代埃塞俄比亚北部和厄立特里亚中部的贸易和军事大国，这一地区的中央政府就经历着扩张与收缩的交替时期，但政治和军事力量一直都存在于各省之中，并且还有自治地区、封邑和基本上独立的王国，它们定期进贡，既是向有形的中央政权进贡，也是向一种观念（所罗门王起源神话）进贡。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期间——这一时期在阿姆哈拉语中被称作“巨头时代”，省级统治者完全独立于所罗门中央政权，而且相互之间不断冲突，为的是控制这一地区的贸易、资源和中央权力的标志和象征。就是在此时，处于利用新兴长途贸易有利位置的提格雷，成为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的主要力量，在18世纪后期控制了贡达，此时贡达的领导权是在“巨头”迈克尔手中，提格雷势力在19世纪早期以后又向北进入朝向海岸的厄立特里亚高原。当提格雷积累了巨量的武器时，南边的绍阿王国正与奥罗莫人的侵犯对抗，并在19世纪前半叶从后者手中夺回了土地。的确，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绍阿，尤其是在海尔·塞拉西统治时，将自身定位于利用这一地区的贸易，阿姆哈拉人为后来现代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9]

暴力的地方主义——尽管地方主义本身并非暴力，被一个年轻的地方背叛者，出身于较低贵族世系，来自阿姆哈拉偏远的奎拉地区的卡萨所终结。19世纪40年代，卡萨作为一位鼓舞人心的领袖就声望很高，他的士兵连队发展成为一支能够与这一地区统治阶层抗衡的军队。他声称（十分可疑地）自己是所罗门的继承人，并且更名为特沃德罗斯。经过50年代早期一系列的激烈战斗，他于1855年宣布自己为皇帝，这一年也被视为“巨头时代”的结束。特沃德罗斯在埃塞俄比亚中部和北部实现了更大程度的统一，超过了前一个世纪。尽管完全是通过暴力，在他统治时期的很多时间都放在了镇压暴乱上。在几年的时间里，特沃德罗斯想要规范土地权和税收，剪掉过于强大的正统教会的羽翼，让自己的军队更加职业化和有纪律。与北部非洲的一些同时代人不同，他设想将埃塞俄比亚转变成一个工业和贸易大国，他理解这显然就是使得欧洲“强大”的原因。为了这个目的，他欢迎欧洲人的到来，想利用他们的专门技术使自己的军队“现代化”，这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最终并不成功的引进武器。在对外政策上，他的视野也很开阔——尽管与他的国内志向相比有些不切实际，他寻求与那些和自己相当的欧洲国家在宗教、贸易和政治领域结盟。特沃德罗斯认为伊斯兰教——它体现于埃及人和奥斯曼帝国——是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古老敌人，在他的要求中包括把厄立特里亚海岸归还给埃塞俄比亚，并宣称对耶路撒冷拥有主权（凭借假想的所罗门血统），他苦涩地叹息耶路撒冷落入了他所诅咒的穆斯林手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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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早期，地区叛乱十分普遍，这常常有愤怒的神职人员在支持，尤其是在北部。在这里，特沃德罗斯失去了对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亚高原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这形成了一个暴力的恶性循环。特沃德罗斯镇压暴乱越凶残，暴乱也就变得越顽强和广泛，尤其是在农民中间，他们对皇帝军队的抢掠越来越憎恨。在1866—1867年间，特沃德罗斯面临的局势越来越不稳定，还面临着一大批政治敌手，其中包括年轻的绍阿国王迈拿里克。他的领地收缩到了马格达拉“要塞”一带，这位于高原的东部边缘。然而，最终是外来干预而非内部反叛毁灭了他。60年代中期，由于认为维多利亚女王有过失——给他的回信没有到来，他感到恼怒，受到了羞辱，于是囚禁了一些欧洲人，包括若干英国人，并用链条捆绑他们以等到错误被修正。1867—1868年，英国政府派出了一支军队——以纳税人付出900万英镑左右为代价，这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字，这支军队在厄立特里亚海岸的祖拉湾登陆，进入高原，打败了特沃德罗斯日益衰败的军队。这位皇帝宁可自杀也不愿意落入英国人之手。 ^[41] 在这场不寻常的远征中，英国人由于特沃德罗斯拥有众多敌人而得到极大帮助，在通过可能会敌对的提格雷疆域时，由于此地总督拉斯卡萨的协助——他此时正觊觎所罗门王位，行军也变得较为风平浪静。英军解救了欧洲人质并很快撤走，将特沃德罗斯的小儿子阿莱梅乌一起带走。阿莱梅乌在英国拉格比公学接受了一段并不愉快的教育后，于1879年神秘死去。

在一段短暂的空位期和一场地区势力较量后，提格雷的拉斯卡萨在1872年成为埃塞俄比亚皇帝约翰尼斯四世，延续由特沃德罗斯开始的建立一个统一和扩张主义国家的进程。然而与特沃德罗斯不同，约翰尼斯以外交补充军事力量，并运用古老的地区统治家族通婚的机制来实现政治稳定。他与迈拿里克建立了联姻，迈拿里克觊觎帝位但此时决定要等待时机。约翰尼斯的确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内部稳定，但他的视野却被海岸边的埃及人遮挡。两者之间是一种不稳定却共生的关系，因约翰尼斯对现代厄立特里亚及沿海大片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而紧张起来。埃及人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得到英国人的庇护得以撤离，结果却很快被意大利人取而代之，后者早已在海岸南边的阿萨布取得了立足点。约翰尼斯的北部前线由他信任的副手拉斯阿鲁拉把守，这是他所重点关注的；他的另一个重点关注则是西北边苏丹的马赫迪国家的崛起。的确，约翰尼斯就死于1889年与马赫迪派的战斗中。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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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约翰尼斯的突然死亡，埃塞俄比亚帝国中的提格雷辉煌就此终结，提格雷人可能到下一个世纪都不会再次争夺埃塞俄比亚的领导权了，权力相对顺利地移至绍阿国王迈拿里克手中。从1889年到1906年，迈拿里克忍受着一场严重中风带来的痛苦（但他一直在位直至1913年死去），创建了现代埃塞俄比亚。他迅速撤回了埃塞俄比亚对海岸的领土要求，并将厄立特里亚割让给意大利人，甚至在1896年的阿德瓦战役成功击退了计划不周的意大利人入侵之后——他是欧洲瓜分非洲时代中唯一一个永久性击败欧洲入侵军队的非洲领袖，他也不能或不愿意继续进军厄立特里亚，去实现前辈的雄心。不管怎样，阿德瓦战役使北部前线得以保留，并确保欧洲承认埃塞俄比亚的主权；迈拿里克不仅使自己的国家避免成为如同这一地区其他地方那样的殖民地，还积极参与到向南和向东开拓广阔疆土，在附近欧洲殖民地当局的同意下划分出自己的新王朝。阿姆哈拉霸权延伸到南边奥罗莫的肥沃疆土，进入了索马里人的奥加登。这个新帝国通过军队的战略性驻防来控制，以谨慎地分配各地总督来统治。如同之前的特沃德罗斯，只是更为成功，迈拿里克渴望一个“现代”埃塞俄比亚，监督建造了一条铁路，在亚的斯亚贝巴建造了一个现代首都，还有银行体系和通讯基础设施。他聘请了欧洲顾问，送埃塞俄比亚人出国受训。 ^[43] 迈拿里克的新国家或许是一个城市而非农村的创造，但重要的是欧洲使馆快速出现在亚的斯亚贝巴，这标志着对一个非洲主权国家的承认。在一个外国霸权主义不断蔓延的时代，这是东非或东非之外的任何其他政体都未能做到的壮举。

注释：

[1] 阿卜杜勒·谢里夫《桑给巴尔的奴隶、香料和象牙》（伦敦，1987）。

[2] A.C.乌诺玛和J.B.韦伯斯特《东非：商业的扩展》，收入约翰·E.弗林特所编《剑桥非洲史》第5卷《约1790—约1870年》（剑桥，1976）。

[3] 理查德·J.雷德《殖民地时期之前东非的战争：19世纪国家层面冲突的模式与含义》（牛津，2007）。

[4] E.A.阿尔帕斯《中东非的象牙与奴隶》（伦敦，1975）。

[5] 理查德·科乐克《19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火器与王子力量》，《非洲史学刊》13:4（1972）。

[6] 这方面有一个稍稍过时、但仍然令人信服的叙述：莫迪凯·阿比尔《埃塞俄比亚的王子时代：伊斯兰教的挑战和基督教帝国的重新统一，1769—1855》（伦敦，1968）；也可以参看斯文·鲁本森《埃塞俄比亚独立的幸存》（伦敦，1976），更为简明的综述可看巴赫鲁·扎韦德《埃塞俄比亚现代史：1855—1991》（牛津，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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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系列出色的研究见亨利·梅达尔和谢恩·道尔所编《东非大湖地区的奴隶制》（牛津，2007）。

[8] 简-格奥里格·多伊奇《德属东非没有废除奴隶制的释放奴隶：1884—1914前后》（牛津，2006），第34—35页。

[9] 英国圣公会传教协会档案：G3 A6/01883/71，《奥弗莱厄蒂致威格拉姆的信》1883年2月28日。

[10] 雷德《殖民地时期之前东非的战争：19世纪国家层面冲突的模式与含义》，第46—52页。

[11] 安德鲁·罗伯茨《“尼亚姆韦齐人”》，收入安德鲁·罗伯茨所编《1900年之前的坦桑尼亚》（内罗毕，1968）。那个时代的简述则见V.L.卡梅伦《穿越非洲》，2卷本（伦敦，1877）。

[12] R.W.比彻《19世纪东非的象牙贸易》，《非洲史学刊》8:2（1967）。

[13] 安德鲁·罗伯茨《尼亚姆韦齐人贸易》，收入理查德·格雷和戴维·伯明翰所编《殖民地时期之前的非洲贸易：1900年之前中东非贸易论文集》（伦敦，1970），第73页。

[14] M.阿比尔《南埃塞俄比亚》，收入格雷和伯明翰所编《殖民地时期之前的非洲贸易：1900年之前中东非贸易论文集》；科乐克《19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火器与王子力量》；艾利卡·摩尔-哈雷尔《19世纪后半期埃塞俄比亚奴隶制与苏丹人的经济层面与政治层面考查》，《非洲史研究国际学刊》23:2/3（1999）。W.C.普洛登《在阿比西尼亚和盖拉国的旅行》（伦敦，1868）是一本那个时代的详尽记述。

[15] 最好的记述仍然是哈罗德·G.马库斯《迈拿里克二世的时代与生活：1844—1913的埃塞俄比亚》（牛津，1975）。关于吉布提的联系，一本有趣的洞见之作是查尔斯·尼科尔《别人：非洲的亚瑟·兰波，1880—1891》（伦敦，1998）。

[16] 德里克·纳斯和托马斯·斯皮尔《斯瓦希里人》（费城，1985）。

[17] 诺曼·班尼特《桑给巴尔阿拉伯国的历史》（伦敦，1978）；理查德·F.伯顿《桑给巴尔：城市、岛屿和海岸》，2卷本（伦敦，1872）。

[18] 斯蒂芬·勒克尔《文化搬运者：19世纪东非的路上劳工》（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2006）。

[19] 诺曼·班尼特《阿拉伯对抗欧洲人：19世纪中东非的外交与战争》（纽约，1986）。

[20] 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介绍是J.-P.克雷蒂安《非洲的大湖：两千年的历史》（纽约，2003）；也可参看戴维·斯恩伯鲁恩《绿色之地、美好之地：15世纪时大湖地区的土地变化、性别和社会身份》（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1998）。一本稍早但仍然有用的著述是罗兰·奥利弗《内陆看得见的发展，1500—1840》，收入罗兰·奥利弗和杰维斯·马修所编《东非史》（牛津，1963）第1卷。

[21] M.S.M.基瓦努卡《布干达的历史：从王国建立到1900》（伦敦，1971）；理查德·J.雷德《殖民地时期之前布干达的政治力量》（牛津，2002）；亨利·梅达尔《19世纪的布干达王国》（巴黎，2007）。

[22] 谢恩·道尔《班约罗的危机与衰败：西乌干达的人口与环境，1860—1955》（牛津，2006）。

[23] 比如参看简·瓦思纳《现代卢旺达的祖先：伊吉耶王国（Nyiginya Kingdom）》（威斯康星州麦迪逊，2004）。

[24] 戴维·威廉·科恩《布苏加（Busoga）的历史传统：穆卡玛（Mukama）和肯图（Kintu）》（牛津，1972）；罗纳德·R.阿特金森《种族之根：1800年前乌干达阿乔利人的起源》（费城，1994）。

[25] 理查德·J.雷德《维多利亚湖上的干达人：一种19世纪东非的帝国主义》，《非洲史学刊》39:3（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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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H.安布勒《帝国主义时代的肯尼亚族群》（康涅狄格州纽黑文，1988）。

[27] 罗伯茨《“尼亚姆韦齐人”》；也可参看R.G.亚伯拉罕斯《坦桑尼亚大尼亚姆韦齐的民族》（伦敦，1967）。

[28] 关于乌扬耶姆比的危机，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著述是斯皮克《尼罗河之源发现日记》，第5章。

[29] 以特定的视角，当时众多的欧洲来源描述了“鲁加鲁加”现象的出现，比如可以参看亨利·莫顿·斯坦利《穿越黑暗大陆》，2卷本（伦敦，1878，1899）；以及卡梅伦《穿越非洲》。

[30] 解说米拉伯姆，最好的单一著作仍然是诺曼·R.班尼特《坦桑尼亚的米拉伯姆，1840—1884年时》（伦敦，1971）；一本主要依据口头讲述而来的地方著述是J.B.卡比亚《国王米拉伯姆：坦桑尼亚的英雄之一》（内罗毕，1976）。

[31] A.肖特《恩扬古耶马韦与“鲁加鲁加”帝国》，《非洲史学刊》9:2（1968）。

[32] 这一点在一位传教士埃比尼泽·索森未发表的文章中得到了证实，见伦敦传教协会SOAS特别收藏“中非，收信，3号盒，1880年3月28日索森致汤姆森信的附件：《尼亚姆韦齐的历史、国家和民众》。”

[33] 见他的自传（W.H.怀特利译为英文）（内罗毕，1966）。

[34] 最为详尽的集体研究成果之一，是托马斯·斯皮尔和理查德·沃勒所编《作为马赛人：东非的种族与身份》（牛津，1993）。

[35] 理查德·雷德《布干达的战利品俘虏：关于战争中抢夺人口的一些观察，1700—1890》，收入梅达尔和道尔所编《东非大湖地区的奴隶制》。

[36] 当时有一份引人注目的记述：R.P.艾西《乌干达编年史》（伦敦，1894）。

[37] 唐纳德·克拉米《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的土地与社会：从13世纪到20世纪》（牛津，2000）。

[38] 穆罕默德·哈桑《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人：1570—1860年的历史》（剑桥，1990）；P.T.W.巴克斯特、简·胡尔廷和亚历山德罗·特留尔齐所编《作为和成为奥罗莫人：历史的和人类学的探查》（乌普萨拉，1996）。

[39] 阿比尔《埃塞俄比亚的王子时代：伊斯兰教的挑战和基督教帝国的重新统一，1769—1855》；马库斯《迈拿里克二世的时代与生活：1844—1913年的埃塞俄比亚》。

[40] 关于特沃德罗斯的早期作为，见普洛登《在阿比西尼亚和盖拉国的旅行》；后来的分析著述包括H.斯特恩《在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中漫游》（伦敦，1862）和H.布兰克《阿比西尼亚被囚纪实》（伦敦，1868）。也可参看唐纳德·克拉米《特沃德罗斯的暴力》，收入B.A.奥高特所编《非洲的战争与社会》（伦敦，1972）。

[41] 斯坦利《库马西与迈格达拉》；克莱门茨·马卡姆《阿比西尼亚探险史》（伦敦，1869）。也可参看达雷尔·贝茨《阿比西尼亚困境》（牛津，1979），以及晚近的菲利普·马斯登《赤脚皇帝：一部埃塞俄比亚悲剧》（伦敦，2007）。斯文·鲁本森等人翻译和编纂《阿克塔·埃修匹加二世：特沃德罗斯与他的同辈人，1855—1868》（亚的斯亚贝巴，1994），是埃塞俄比亚当时材料的精选汇集。

[42] 扎韦德·加布雷-塞拉西《埃塞俄比亚的约翰尼斯四世》（牛津，1975）。

[43] 马库斯《迈拿里克二世的时代与生活：1844—1913的埃塞俄比亚》，以及对那个时代最好的总结之一：巴赫鲁·扎韦德《埃塞俄比亚现代史：1855—1991》；A.B.怀尔德《现代阿比西尼亚》（伦敦，1901），是那个时代富有洞见的欧洲人著述。 to4ZSz8fssVwWG75nhYlT3Bh60FVt6mp6AQb464WBArR1dnVHeKtSJ0Mpnk22Z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