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部转变：大西洋非洲的奴隶贸易与“合法”商业

英文版原书页码：25

19

世纪非洲历史的关键主题之一，涉及国际贸易模式的改变。 ^[1] 在一开始就必须注意到一点，那就是非洲大陆各处的贸易经验决不一致，从贸易相对发达、在全球贸易方面有很长历史的沿海西非地区，到非洲东部和中部的内陆地区——它们是19世纪时才刚刚体验到长途贸易和它的广泛意味，这里面有着相当大的地区多样性，这很重要。不过，将次撒哈拉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就国际贸易怎样对非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言——既影响到了政治结构，也影响到社会形成，倒是可能做出一些初步的论述。至少就非洲与欧洲的贸易关系而言，19世纪早期在许多方面都标志着非洲现代经济史的开始。这种关系的本质，以及贸易本身的模式，都最终导致欧洲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对这个大陆的瓜分。商业和其他经济利益是“抢夺”非洲的强大驱动力，我们在本书后面将会看到。

当然，在1800年之前，非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就已有好几个世纪。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通过北非将西非地带与地中海和欧洲连接起来，而北非自古以来就是地中海商业圈的一部分。 ^[2] 在非洲大陆的那一边，印度洋也成为商业互动的一个巨大舞台，它将东非斯瓦希里海岸地区与西亚和中亚连接起来。 ^[3]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15世纪以来的奴隶贸易，尤其是从16世纪中期开始的横跨大西洋的体系，这将西非和中非的沿海地区以及它们的腹地，与西欧和美洲联系起来，数百万非洲人被强迫运到那里。 ^[4] 而且，1800年时穿越非洲的贸易网络，又将森林与林地、草原和沙漠连接起来。所以，这个大陆的许多部分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与欧洲、亚洲和美洲的贸易联系。不过，19世纪则出现了这些联系的新发展，以及新的地区融入到这些贸易网络中。

英文版原书页码：26

此外，非洲与欧洲的现代联系的关键特征，有许多都在大西洋地带得到最有力的显示。这里所说的大西洋地带是指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这一片。在许多方面，大西洋非洲是一块测试之地，欧洲关于非洲文化、政体和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经济方面的观念，都在这里试验。这片地方在19世纪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有些地方快些有些地方稍慢，但都是创伤性的和永久的。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转变”——事实上19世纪发生了一系列“转变”——就是大西洋非洲从奴隶贸易到所谓的“合法贸易”的转变。 ^[5] 转变并不是单一的或突如其来的，尽管让欧洲人道主义者——当然也包括千百万非洲人——非常失望，但这种人的出口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奴隶贸易的这个尾期，与持续于15世纪到19世纪早期的那个阶段相比，其差别就在于它在欧洲很多地方被认为是“非法”的，对于经济“现代性”的发展有害。

最后，在这样一个巨大创造性的时代，非洲以无数方式作出既是外部又被迫是内部的改变来回应，尽管它经历了所谓的全球“好运逆转”，但其结果却是这个大陆在经济方面落后于欧洲。 ^[6] 19世纪目睹了非洲从迅速生长的全球经济中获得好处，去影响这个体系这种争夺的扩大，但一个事实是工业和金融控制的引擎已是落在这个大陆自身之外。在一个破坏和建设的时代，非洲试图去做什么，展示出来的这个过程常常被外部观察者所误解。

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国家与社会

奴隶贸易对大西洋非洲的许多部分都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无疑，在某些地区这种贸易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多样性，还有人口的增长——人口至多是维持原来的水平，如果不是下降的话，这是系统性人口出口的结果。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奴隶贸易并非绝对的大灾难，非洲存活了下来。与此同时，还要提到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许多非洲人都从奴隶贸易中获利，绝大部分是上层人物，靠着奴隶制和奴隶出口，他们在次撒哈拉非洲建起了最成功和最有活力的国家体系。而且，奴隶制这种制度在非洲是相当古老的，在这个意义上，至少是在某些地区，把奴隶卖到部族之外，这并不是巨大的跳跃。

英文版原书页码：27

到18世纪结束时，在非洲国家和社会之中，大西洋和内部的长途贸易体系已经带来了重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当然，这些社会中的许多都涉及长途贸易，输出奴隶或者是其他商品，但一直是非国家性、非中央集权的性质。位于如今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伊博（Igbo）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7] 不过，普遍而言，这些卷入的主要政治结果就是中央集权的，尤其是重商主义的国家的创立，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融合在一起是其特征，另外就是对那些较小、较弱或非国家的族群的领土扩张。从15世纪到18世纪，在西非和中非，军事化的国家崛起，而进口的武器也常常推动一些人数较少但装备良好的少数民族去控制较大族群的人口。 ^[8] 广泛而言，奴隶贸易导致了暴力水准的升级，为了获取奴隶常常有意发动战争，这样的暴力是极端破坏性的，有时涉及一些弱小族群的系统性毁灭。比如，这在现在的安哥拉地区表现得很明显，这里的恩东戈（Ndongo）和隆达（Lunda）帝国深深卷入到中非地区的抢劫奴隶的暴力中，这种暴力持续至19世纪后很长时间。 ^[9] 安哥拉是少数几个欧洲贸易者直接参与奴隶劫掠的地方之一（在这里是葡萄牙人），于是白人永久定居在罗安达（Luanda）及其腹地。到18世纪中期，每年有一万奴隶经由罗安达的港口输出。 ^[10] 奴隶既经常是其他原因的战争的产物，也常常是国家形成和扩张的产物。比如，贝宁在15世纪的军事扩张时，就向葡萄牙人出售奴隶，一旦扩张过程不受阻碍，贝宁就不再出售奴隶；到了18世纪贝宁分裂时，奴隶贸易又恢复了。 ^[11] 同样，17和18世纪奥约、达荷美和阿善提这类扩张国家发动的战争，也向海岸地区提供了俘虏奴隶。 ^[12] 统治精英们在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出售奴隶，在这个过程中常常变得富有，但就参与这种贸易的“逻辑”而言，出售奴隶很明显是非常讽刺的，因为非洲统治者关心的是尽量扩大人口增长。权势者出售奴隶以获得物资，有了物资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个人追随者，他们卖人是为了得到人，从这个角度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着明显的分离。

英文版原书页码：28

有争议的一些关键领域中，有一个就是奴隶贸易对人口和内部经济增长的影响。前者可以视为极为重要，因为非洲大陆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要建立起自己的人口。奴隶贸易显然涉及非洲生产潜力的严重损失，劳动力因其价值的一小部分被出口，奴隶们通常都年轻，是一个社会最多产的成员。不过，事实上已不可能详细评估人口方面的影响了。奴隶贸易开始时大西洋非洲的人口不为人知，我们也同样无法知道人口以多快的速度增长（如果有的话），不知道如果奴隶贸易不发生的话，它可能会增长得多快。我们只能是以一般的印象来谈论。人们普遍认为，现在的安哥拉这一地区经历了人口减少，而其他被深深卷入奴隶贸易的地方——比如“奴隶海岸”及其腹地，至少是遭受了人口增长的延迟。 ^[13]

英文版原书页码：29-30

总之，在奴隶贸易时代，大西洋非洲没有什么重要的经济“发展”，尽管也有一些地方经济从参与横跨大西洋的体系中获利的例子。伊博和阿善提的纺织业和编织业在18世纪得到了发展，而贝宁的铜手工业也因一些金属的进口而得益，约鲁巴布匹成功地出口到了巴西。 ^[14] 然而，进口物品对本地手工业、纺织业和金属业的破坏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至少在18世纪后期是如此。安哥拉海岸一带的布业无疑是被损害了，还有证据表明塞内加尔的本地冶铁业也因铁的进口而受损， ^[15] 然而进口制造品在其他绝大多数地区的影响并不是破坏性的。不过，普遍而言，进口商品也没有刺激非洲经济体系的改变或创新，大西洋腹地的运输体系也没有因海外接触而发展。除了穿越大西洋时奴隶船上需要的食品外，非洲没有重要的农产品输出，非洲农产品出口到19世纪才发展起来。奴隶制的制度本身到18世纪结束时完全有各种可能来扩展，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之所以在19世纪一直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却恰恰是对它的废除所致。

“非法”运送：19世纪的奴隶贸易

18世纪后期，欧洲的各种力量正获得废除奴隶贸易的动力。人们有些争议的是，一些特殊因素的力量应该如何考虑。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初，一些著名人士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主张废除奴隶制度，他们与启蒙运动人道主义以及福音派的愤慨结成一种奇特的联盟，来暴露奴隶贸易本身让人无法接受的残忍。欧洲知识分子和教会团体以一种信仰团结起来，那就是所有人类都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普遍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这场“运动”是一场广泛的礼拜，它把“启蒙”人士、诚挚的反教权主义者、被基督教良心驱动的人、被福音派所激励的人，都团结起来了。就所涉及的基督教会自身而言，这是一场福音派新教会复兴的开始，它带来了非洲传教活动的快速发展，本书第八章将介绍这方面情况。人道主义者的论点得到革命时期法国雅克·皮埃尔·布里索的强有力阐述； ^[16] 在英国，它的领袖人物包括格伦维尔·沙普和威廉·威尔伯福斯，后者在1787年至1788年领导了一场巨大的公众运动；还有乔瑟厄·威奇伍德这样的工业慈善家，他生产了一种令人难忘的徽章，描绘一个戴着铁镣的黑人，上面有这样的话：“难道我不是一个人、一个兄弟？” ^[17] 一些非洲人也参与到这场人道主义运动之中，比如欧罗达·艾奎亚诺的写作和公开演讲，在18世纪90年代就很有影响。这位前奴隶赎回了自己的自由，在英国受到教育，加入到废奴主义者行列之中，他自己也成了一位名人，尽管后来有人对他一些故事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然而，他的公开形象和他的自传《有意思的叙述》（ Interesting Narrative ）看来在当时是证实着一种伟大主张，这种主张因向文明的基督教著名人物暴露黑暗而获得价值。 ^[18]

英文版原书页码：31-32

除了将奴隶贸易废除之外，关于奴隶贸易辩论的另一个长远结果就是对非洲的主观化，辩论者面前出现了一个想象的实体，除了爱克伊诺这样的人之外，他们对非洲本身都所知甚少。非洲成了一个“客体”，一个观点或一个问题，以表达当时那些伟大的博爱人物和政治人物的看法。而且，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非洲”一直被外部世界的关切和议程所塑造，这个过程把19世纪乃至于20世纪的动能聚集到一起。如同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看到的那样，非洲协会是在奴隶贸易的辩论引发公众激情的19世纪70年代于伦敦建立的，协会宣布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非洲大陆与奴隶贸易断开，建立起多样化的贸易和互利、进步、文明的关系，它将“改善”非洲，促进对非洲的了解，当然也给英国自身带来贸易收获。 ^[19]

协会在主张改变欧洲与非洲经济联系的同时，寻求切实的收益。尽管普遍而言的“人道主义”观点令人感动、强大有力，但毫无疑问，经济思维的改变，以奴隶贸易为基础的经济所获利益的改变，也导致对这种贸易能否生存下去的更为冷静的重新考虑。当然，奴隶的抵抗长期以来一直使这种贸易的投资者不安，奴隶船上的反抗已是相当普遍，而最引人注目的奴隶起义于1791年发生于海地岛，由杜桑—卢维图尔领导。 ^[20] 另外，18世纪90年代早期至1815年，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席卷欧洲，也使国际贸易受到抑制。全球海运航线被严重破坏，包括与非洲和美洲连接的航线，奴隶贸易就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而且，更普遍地看，奴隶劳动力不再被许多西欧经济学家视为有利可图，人们争辩说，未来经济增长靠的是使用自由的、有薪酬的劳动者的产业体系。比如，加勒比海地区以奴隶为基础的食糖生产，其利润在18世纪后半期已严重下降。欧洲的制造业投资一直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在英国，而海外的种植园奴隶经济则在萎缩。 ^[21] 当然，这些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至少是没有被立即接受。奴隶劳动在美国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巴西也是如此，它是19世纪最大的“非法”奴隶进口国。 ^[22] 19世纪30年代之前，奴隶制本身在大英帝国一直是合法的。 ^[23] 不过，人们说主要欧洲大国对奴隶贸易的废除带来了一个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新时代，这也就是为什么“1800年前后”可以是一个观念上的分水岭。关于非洲的经济思考有了重要的改变，非洲越来越被视为各种原材料的一个来源，也是工业制品的一个市场，而不再仅仅是奴隶劳动力的一个来源。北半球的工业化将因来自“热带”的植物油和橡胶得到进一步推动，欧洲的制造商们——这些公司中有许多是靠奴隶贸易发财的——在寻找海外市场，以出售它们廉价制造的商品。 ^[24]

英文版原书页码：33

丹麦和英国这两个17和18世纪最大的奴隶运送国，属于第一批禁止本国公民参与奴隶贸易的国家，时间分别是1803年和1807年。接下来这样做的有美国（1808年）、荷兰（1814年）和法国（1817年）——尽管法国在18世纪90年代的革命时期就已多在谈论废除奴隶贸易的话题了。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同意废除奴隶贸易，唯有葡萄牙主张只在赤道以北禁止奴隶贸易。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执行却是极其困难。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死亡很是艰难，进入19世纪以后很长时间还在持续，像达荷美这样一些西非海岸国家，拒绝放弃这种被视为是基本的经济而且也是政治的活动。约鲁巴四处蔓延的战争也在产生大量的奴隶以供出口，我们下面会讲述。中部非洲地区，尤其是现在的安哥拉这一区域，如同奴隶贸易早期一样，也仍在从事奴隶出口。19世纪奴隶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拉丁美洲，也有少量奴隶更朝北去。不过，大西洋奴隶贸易在19世纪的确是逐渐衰退，到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部分已经消失，这部分是因为英国反奴隶贸易舰队在美洲大西洋海岸线巡查的结果，不过这种巡查的真正效果不应被夸大。美洲对奴隶需求的缩小，尤其是19世纪中期以后，以及“合法”贸易的扩展，在本质上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25]

欧洲政治家、人道主义者和慈善家们的一个基本误判，就是认为奴隶制与“合法”贸易会是相互排斥的，但事实上它们能够而且也真的共存。无论如何，非洲统治者认为奴隶贸易如此之深地嵌入他们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中，没有办法停止，至少是要有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剧变才能停止。达荷美的国王盖佐在1848年告诉一位英国官员，他无法放弃奴隶贸易，因为军队必须有事可做，如果国王自己试图改变“民众整体的情绪”，达荷美就会陷入政治混乱和革命，这“将把他自己推下王位” ^[26] 。这类话其实是相当虚伪的。在达荷美，废除奴隶贸易不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它对奴隶贸易有完全的控制，它不愿失去与奴隶贸易相伴的特权，如果放弃奴隶贸易，代之以鼓励棕榈油生产，这就会使得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对那些普通的农户生产者开放。 ^[27] 压制奴隶贸易、传播“合法”生产福音的活动在大西洋海岸一些地方展开，这显然导致了欧洲在这一区域对非洲政治越来越多的卷入。盖佐是那种不顺从的统治者的一个例子，他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成为英国外交部非常关注的焦点，他拒绝（或者说不能）停止奴隶贸易，导致了英国外交使团的到来和强化的政治压力。 ^[28] 在其他地区，英国使用了军事力量，或者是威胁使用它，以强迫非洲统治者接受他们废奴主义者的要求。英国人发现战舰可以创造出有利的贸易条件，但这也意味着正式的政治控制在扩张时通常就不受欢迎。在拉多斯就是如此，这是一个位于约鲁巴海岸的很固执的奴隶出口城邦，于1851年被炮击，并最终于1861年被合并。 ^[29] 所以，欧洲经济利益在大西洋非洲的扩大，导致了它政治和军事干预程度的加深，这在开始时是有限的，但无疑奠定了后来彻底瓜分的基础。

英文版原书页码：34

矿产与农产品：“合法”商业

众所周知，“合法”贸易逐步替代了奴隶的出口，它涉及欧洲对西非和中非的原材料、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的需求。 ^[30] 然而，这远远超过了经济系统，也有着精神和政治上的含义，而且与后来涉及非洲“现代化”的争论大有关系。它是贸易——如同奴隶贸易本身一样，对处于工业化时期的欧洲有着相当的经济好处，而人道主义者希望它能够给非洲带来经济和社会进步。大西洋沿岸的许多非洲社会，包括程度低一些的非洲腹地，都参与到棕榈油、花生和橡胶这类商品的出口；然而，在这样一个转变时期，不少社会经历了所谓的“适应危机”。 ^[31] 那些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与捕捉和出口奴隶关系紧密的国家，或者是那些社会的军事风气导致不停歇的军事行动——这必然导致捕获战争俘虏——的国家，要转变为农业出口，这是颇为艰难的。奴隶贸易的时代产生了——至少是强化了统治的武士精英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的领导位置，这些精英现在面临着“合法”贸易时代的适应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不能够轻易控制这些贸易或垄断由此而来的利益。新的经济体系的性质倾向于破坏他们内在的权力基础。的确有许多国家和社会成功地实现了转变，武士精英们找到了控制和适应新的经济现实的途径，一直存活到殖民主义进攻时为止；其他的则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改变甚至是崩溃，出现了新的集团参与到海外贸易之中，在有些地方，这些集团还挑战政治权力。各个地方都明显可见改革和创业，它们常常伴随着暴力。最终，与这个大陆的其他部分相比，就农产品和其他原材料出口而言，大西洋非洲的一些地方在19世纪和殖民地时代这两者之间有更强的连续性。

英文版原书页码：35

对植物油尤其是棕榈油的需求在增长，这与工业化加快的步伐相一致。比如，英国对棕榈油的需求从18世纪70年代以后就在增加，而它的生产分布于从塞拉利昂至尼日尔三角洲的西非沿海森林大片地区。花生种植于棕榈油地区以北，塞内加尔—冈比亚地区的产量尤其可观。有些非洲社会试图种植和出口棉花，尤其是现在的尼日利亚南部、黄金海岸、塞内加尔，这些地方显然能够利用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造成的世界棉花供应中断的机会。橡胶也越来越重要，对橡胶的需求开始只限于欧洲纺织业，但后来轮胎生产商也加入了。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非和中非一些地方就出口野生橡胶。有些非洲民族很理想地处于利用中非橡胶贸易的位置上，还有象牙的贸易，比如绍奎人（Chokwe）和奥韦姆邦杜人（Ovimbundu），它们作为生产者和中间商都颇为成功，绍奎尤其以在这方面充分使用奴隶劳动力而出名。有些地方种植可可，开始时是在沿海岛屿上，到19世纪结束时进入大陆。在大西洋中部非洲，蜂蜡的出口也很重要。 ^[32]

沿海地带尤其受益于合法贸易，而这本身又表示着重大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变化。把奴隶从内陆运输到海边相对便宜而且简单——奴隶当然是自行运输的，然而，价值较低的大宗商品如花生和棕榈油，由内陆腹地运来就比较贵了，所以它们的绝大部分生产都在海岸地区进行，最好的利润也是在这里获得的。这种经济——地理的不平衡，其长远结果就是人们从内地向沿海地区迁移。到了殖民地时期，西非内陆才有可能充分参与到国际经济之中，这主要靠的是铁路和随后的公路建造。

不过，基本而言，生产技术没有改变，合法贸易的扩展只是涉及较多土地的耕种和使用较多劳动力。事实上，西部非洲存在某种劳动力短缺，比如棕榈油在生产和运往市场地区时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一种以欧洲人道主义观点来看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这整个地区越来越多地使用奴隶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奴隶的数量在大西洋非洲有相当的增长。需要奴隶来满足“合法”生产的需求，他们也被用于国内的食物生产。在刚果—安哥拉地区，几个世纪奴隶贸易积累后带来的大量年轻男人的流失，在许多族群中都造成了性别上的不平衡，当地的人口仅能维持现状。随着奴隶出口的衰退，人口水平开始恢复，而这反过来又带来了对现有食物资源的压力。这就意味着要使用更多的本地奴隶来扩大食物生产。19世纪的美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棉花需求的增长导致南部各州在使用奴隶劳动力上的急剧扩大。欧洲人道主义者很不舒服地意识到，“合法”贸易导致了整个大西洋非洲更多地使用奴隶，后来他们将此归咎于非洲社会自身的落后和野蛮性质，而不是用非洲与欧洲的经济关系来加以解释。

英文版原书页码：36

不过，对于那些拥有奴隶的人来说，出口贸易提供了超过以往的更多的参与机会。普遍而言，奴隶贸易是由大规模的运作者以垄断来组织的，奴隶出售者或“生产者”是这个上层营生中的一小部分。一般来说，在奴隶贸易中处于最有利位置的是政治和军事上层人物，尤其当奴隶本身通常要靠战争来获取时更是如此，此时行使政治权威的关键要素是拥有奴隶。所以，我们通常所称的“武士精英”就在大西洋非洲发展起来，强化着中央集权的政治领导。不过，对于合法贸易而言，就不一定非要这样了。合法贸易对于中央集权的政治或军事权威并无特别的好处或优势。不同于奴隶贸易主要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合法贸易的性质就意味着以较小的数量来进行贸易是相当容易的，简单而言就是任何拥有一小块土地和家庭劳动力的人——当然，他们也常常以家庭奴隶制来补充，尤其是女性奴隶，都能够参与到出口贸易中。与此同时，自由女性也能够加入到19世纪这个进程的小额贸易之中。总体而言，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无疑出现了社会流动性的很大增加。西非武士精英们有时发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垄断被削弱了，自己的收入下降了，随着出口贸易的扩大，发展出另外一些实力集团来从事出口贸易，他们曾经拥有的那些利益如武器和其他“奢侈”商品，都分配得更广泛了。社会政治断裂，甚至是崩溃，在19世纪出现在一些国家和社会之中。 ^[33]

普遍而言，“合法”生产的贸易倾向于稳定增长，有些甚至是大幅度增长，这一倾向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此时需求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但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的“大萧条”则出现了价格的崩溃。总体而言，从19世纪早期到70年代，非洲生产者们在贸易上得到了还算不错的条件，有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力量，但随着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价格崩溃，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关系就明显变得紧张，非洲人越来越感觉到受欧洲人支配，这些贸易方面的敌对将成为欧洲瓜分诸如西非这些地方的一个关键因素。最终，欧洲就要对抗那些在他们看来权力过大的非洲商人首领，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在19世纪后面的岁月里，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问题，这就是“新”贸易带来的改变中的经济结构的一个直接结果。

英文版原书页码：37

尽管贸易条件倾向于对非洲生产者较以前有利，至少19世纪前半期是这样，但新的贸易体系事实上意味着，长远而言欧洲以损害非洲为代价获得了经济权力。与全球经济联结在一起，大西洋非洲现在必须服从于自己不能控制的周期性需求和价格变化。非洲生产者中的负债者增加了，许多沿海贸易商依赖欧洲商人预付的货款，暴力被频繁地用于讨债。而且，对于欧洲人来说，富有权势、野心勃勃的非洲中间商正在成为贸易流动和实现利润的障碍。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但越来越频繁地，欧洲商人们——有时有他们政府的官方支持——开始跨越沿海地区朝内陆渗透，以越过中间商来向生产者直接购买。这样做最有效的途径常常就是通过河运，当时的尼日尔河在有些地方是可以通航的，所以它对英国商业利益来说就日趋重要。 ^[34] 与前面谈到的反奴隶贸易活动相伴，所有这些都表明欧洲在大西洋非洲的政治和经济中越来越强的干预，这个进程构成了19世纪80年代事实上瓜分这一地区的序幕。

基本而言，“合法”贸易对促进非洲经济成长没什么作用，19世纪前半期出现的非—欧贸易中的许多模式，事实上持续至今。这就是非洲现代经济史——一个通常被界定为“不发达”时期——的开始。 ^[35] 合法贸易基本上就是原材料而非制成品的出口，这个大陆从来就不是全球贸易网络中一个平等的伙伴。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的观察结论。首先，随着内部奴隶制的增加，个人自由的程度下降了，自由和不自由的劳动力都被束缚于出口贸易，而不是内部的发展和多样化。其次，从欧洲的进口——它们包括令人晕眩的众多物品，但最重要的是布匹、各种工业品、酒精和枪炮，对于本地经济的增强没有作用，长期而言在许多方面还形成了削弱作用。第三，一些非洲社会靠出口而成功，但它们的独立很快就被自己的欧洲贸易伙伴的干预所威胁，贸易最终导致了征服。

森林和草原地区的变化与持续

从一个贸易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逐渐转变，其变化有许多形式。像奥约和刚果这样的大帝国崩溃了——尽管必须说只是部分地，这是明显的贸易变化的结果；新的国家和社会在沿海森林和草原地区凸显出来。尼日尔三角洲一些小的贸易国家中出现了富有权势的商人，他们是世袭的“王”；而在刚果河的蒂欧（Tio）贸易者中，王权在很大程度上已是象征性的，因为真正的权力已经转到当地的商人—首领手中。 ^[36] 像达荷美和阿善提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在19世纪中存活下来，甚至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不过，原来的民族身份、强力的军事文化和统治的国王体系，面对来自本地和外国的威胁，都要努力去适应。 ^[37]

英文版原书页码：38

许多约鲁巴人集结在奥约帝国内进入了19世纪，但奥约却是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由于内部分裂和“阿拉芬”（alafin，王）之权威的削弱，它在政治上已经弱化，而在经济方面它也处于废除奴隶贸易后的不稳定之中。沿岸的欧洲买主已经枯竭，奥约贸易商们能够用来向北边商人换购马匹的物品也没有了。与此同时，1804年在更北边的豪萨和富拉尼人中爆发的伊斯兰“圣战”（jihad）——我们将在后面谈论它，也对这个帝国构成了重大威胁。无论奥约是否已近寿终正寝，“圣战”只是加快了这个过程；或者说如果没有这场穆斯林革命的话，这个帝国可能恢复，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这场“圣战”是一个政体毁灭的重要因素，这个政体支配贝宁湾和南部草原部分地区已经有两个世纪了。1817年，在伊洛林，在这个帝国的北部，爆发了一场地方反叛，它得到了一些富拉尼圣战者的协助，它不仅加速了奥约的崩溃，而且也使约鲁巴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卷入一系列战争。穆斯林力量持续朝南推进，深入奥约疆域。 ^[38]

随着奥约中心地带与伊洛林之间冲突的加剧，战争一方面在奥乌（Owu）爆发，另一方面则在伊费（Ife）与伊杰布（Ijebu）之间爆发，主要目的是争夺对贸易的控制。这些战争合在一起，导致了大量难民，而这些人本身又变成了一个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他们以抢劫为生，在广大地区造成破坏。奥约—伊洛林战争于19世纪30年代初达到高潮，奥约的旧都被占领，很大程度上被毁灭；这个帝国的可怜后继者“新奥约”，在南边的森林中建立基地，在约鲁巴政治中不再发挥积极作用了。这个帝国的死亡留下了一片真空，一系列约鲁巴城邦在其中相互暴力竞争，同时也试图抵挡来自北边的穆斯林蚕食，保住约鲁巴疆域。这样的城邦主要有四个：西边是常常与达荷美发生冲突的伊杰耶（Ijaye），达荷美正侵入约鲁巴土地，试图利用前霸主奥约帝国崩溃的这个机会；在伊杰耶的南边是伊巴丹（Ibadan），它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力量，与富拉尼人发生冲突；首都阿贝奥库塔以及艾格巴（Egba），也在与达荷美作战，并由于这个原因要打到海边去，以获取必要的武器；靠近拉各斯以北海岸的伊杰布，是运往北方的武器的经手人，这样一个被贸易支配的民族也严重地卷入了“非法”奴隶贸易，输出暴力冲突中的不幸牺牲品。正是由于这个，导致英国在1861年合并了拉各斯。

所以，约鲁巴人既相互之间打斗，也与外来侵入者作战，这种相互残杀的冲突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19世纪30年代末到1878年，伊巴丹作为一个最强大的约鲁巴城邦出现，它与艾格巴和伊杰耶进行了漫长的战争，后者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大部分被摧毁。伊巴丹也因英国支持而获益，这是因为英国人认为它为政治和贸易稳定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1878年至1893年，几个约鲁巴城邦合并，为的是防止伊巴丹力量的进一步扩张。不过，在双方都没有明显优势时，谈判就开始了，时间是1886年，目的是建立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外交与暴力冲突的爆发交织进行，只有到了1892—1893年，仍然以拉各斯为基地的英国对交战各方进行了调解，冲突才算结束。 ^[39]

英文版原书页码：39

约鲁巴疆域内的暴力带来了急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用来说明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战争影响。 ^[40] 首先是人口变化，当富拉尼人从伊洛林南进时，人口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从较为开阔的草原朝南进入森林地区。为了寻求保护和抵御骑马者，人们过去常常这样做，但现在出现的是一种永久性的迁移，导致了城镇的扩展。这既有现存城镇的发展，也有新城镇的建立，它们常常是要塞化的定居地。与此同时，在现在尼日利亚西南部海岸一带，奴隶贸易大幅增长，标志着这一地区奴隶出口旧有模式的重大改变。18世纪时，约鲁巴的奴隶一直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奥约从更远的北方获取它的绝大部分俘虏，奴隶出口来自与约鲁巴地区相邻的那些区域，尤其是东边的尼日尔三角洲和西边的达荷美与阿善提。然而，穆斯林“圣战”和由此而来的索科托哈里发国从北边切断了奴隶的供应，而奥约的崩溃则导致约鲁巴人自己更为系统的奴隶搜集，战争成为一种赚钱行当。不过，战争也有别的副作用。随着索科托扩张进入伊洛林，伊斯兰教传入这一地区。不断爆发的冲突造成了所谓军事变革，基于差不多的同样原因，这种军事变革在非洲大陆其他地方也明显可见：武器的使用变得普遍，职业军人出现了，有了更为系统的训练和复杂的战略战术的发展。随着19世纪临近结束，暴力尤其为英国的干预提供了理由，约鲁巴在某些方面也的确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事例——一个处于混乱之中、被战争蹂躏的民族在呼喊拯救与保护，而这只有大不列颠能够提供。传教士们已经在沿海社会中引入了一定程度的英国文化，在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难民中有了信徒，他们帮助形成英国官方对待这一地区各个群体的态度，游说英国进行干预。 ^[41] 19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政府回应了他们的呼吁，那些当地竞争将结束于殖民实验的大背景之中。

传教士的宣传将达荷美作为靶子，认为它是这一地区众多邪恶的来源。 ^[42] 在19世纪开始时，达荷美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扩张国家，最终能够摆脱自己长期以来对奥约的从属——这种从属关系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能够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那样，发动对约鲁巴疆域的入侵。这些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经济利益。至少是从17世纪结束时起，达荷美就是一个成功的奴隶拥有国和奴隶出口国，奴隶被广泛用于国内经济，剩下的奴隶则被出口，还有一些被用作贡奉国王及其祖先的仪式祭品。所以，奴隶制是达荷美经济、政治和社会体系的中心支柱，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扎根很深的军事文化，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使用以奴隶出口所换得武器的军队，几乎总是处在行动之中。 ^[43] 这个王国的传统性袭击搜捕是在北边和西边进行，而奥约的崩溃使得它在东边也到约鲁巴境内去捕人。由于达荷美在北部和西部的人口减少，这种战略对它来说就成为必要。在19世纪的大西洋非洲海岸，这个王国是最重要的奴隶“非法”出口国之一。从19世纪最初十年到50年代，在盖佐国王的统治之下，达荷美靠着它与沿岸奴隶买主——他们之中有巴西人——的交易在经济上支撑扩张战争，与英国要求它从事“合法”贸易的压力相对抗——合法贸易此时已在海岸其他地方兴旺起来了。盖佐还利用法国方面相对较弱的压力，法国那些拥有反奴隶贸易巡查船队的人士，他们的努力常常因为官方的摇摆态度，或因就出现在这片海岸的本国奴隶贩子而受损。不过，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奴隶贸易终于进入急剧衰退，达荷美发现自己必须考虑别的选择了，其结果就是棕榈油生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需要使用奴隶劳动力，奴隶劳动力在19世纪后半期已是急剧增长。贸易竞争在这一地区导致了更多的冲突，各个国家争相获取海岸以得到枪炮和弹药，这对于政治和经济支配是至关重要的。达荷美与艾格巴之间的战争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初，为争夺对关键贸易线路的控制而战，结果是达荷美军队在1851年和1864年都未能夺取艾格巴的都城阿贝奥库塔，而基地位于阿贝奥库塔的传教士们的确有效地游说到了英国对艾格巴的道义支持，也包括一些物质支持。不过，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入侵前夕，达荷美一直保持着它的强大与活跃。 ^[44]

英文版原书页码：40-41

在另一个强大的领土国家阿善提，它的高度中央集权管理利用了18世纪的贸易机会。尽管它对奥约的扩张战争为它带来了可供出口的俘虏，但它从来没有那样依赖奴隶贸易，它的潜在财富靠农业和黄金生产。它的政治精英中有两个对立的团体，19世纪一直在竞争，一个是“帝国主义者”，要通过军事侵略来获取财富；一个是“和平”派，主张通过贸易来实现同样的目标。奴隶贸易在海岸一带的衰退——这到19世纪20年代时已很明显，使得“和平”派获得支配地位，到19世纪中期，从事“合法”贸易的富有商人，已经受到国家的礼遇和尊重。阿善提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成功的贸易国，它横跨一个将草原和北部沙漠与大西洋体系连接起来的贸易网络，如同达荷美一样，它也利用此便利获取武器。尽管奴隶贸易死亡了，但枪炮仍然用于领土扩张，用于镇压地方反叛——在一个到19世纪时仅能从中心进行松散统治的帝国中，这样的地方反叛已是到处流行。 ^[45] 在南边，沿着海岸，是那些芳蒂人（Fante）国家，它们是阿善提的一个麻烦来源，经常在帝国内部发起反叛，也常常封锁阿善提，使其不能接近“黄金海岸”一带的欧洲贸易站。芳蒂人也是英国的盟友，英国人自己对阿善提采取的态度就是其对达荷美采取的态度，认为阿善提是一个野蛮残暴的奴隶贸易帝国，芳蒂人反对阿善提，所以必须得到保护。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对获得沿岸殖民地并无兴趣，它之所以卷入地方政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 ^[46]

所以，后来成为英国黄金海岸殖民地的这一地区，就提供了一个“爬行的帝国主义”的典型例子，这个术语被用来形容一种渐进性进入，欧洲政府有时发现自己无法不被卷入地方政治之中。英国在19世纪与阿善提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这些冲突通常因阿善提对海岸地区的入侵而引发。 ^[47] 不过，英国政府并不情愿承担海岸贸易站以外的责任，比如19世纪20年代，在进行了一段短暂的殖民地管理之后，它就撤走了，觉得这样的责任很麻烦，代价很高。在随后的岁月中，英国对阿善提采取越来越敌对的态度，1873—1874年它成功侵入阿善提之后， ^[48] 为了建立稳定的贸易，就正式合并了那些芳蒂人国家，从而建立了黄金海岸殖民地。不过，英国人从阿善提本土撤了出来，只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他们才返回，这一次的占领就会更加长久。

英文版原书页码：42

达荷美和阿善提是典型例证，表明那种高度军事化和中央集权的领土国家，采取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在极大程度上被贸易利益驱动。不过，在尼日尔三角洲或所谓“老河”地区，有一些小得多的国家，它们比起西边那些大政体来可能更依赖海外贸易。博尼（Bonny）、凯拉巴（Calabar）和19世纪后期的奥波布（Opobo），这类国家是一些族群的集合，分散在尼日尔三角洲的众多河口地区，它们围绕着贸易“屋”（house）来组织，贸易屋就是它们社会和商业组织的基本单位。每个贸易屋都有自己非正式的贸易和政治影响区域，这片区域的出产被用来与欧洲商人交易。19世纪早期奴隶出口很重要，但不久棕榈油就取而代之，对于在这里做生意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贸易公司来说，这片三角洲变成了棕榈油的同义词。由贸易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导致了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性，比如原先的奴隶可以努力进入到商人行列，并要求着与自己所获财富相称的社会政治地位。财富也在资助着反叛，从19世纪中期起这在尼日尔三角洲就很普遍，其中最剧烈的一次就是博尼的一部分人口迁出去，建立了奥波布这个新国家，时间是1869年。 ^[49] 尼日利亚棕榈油润滑了欧洲的机械，促进了欧洲工业化。然而，当这些三角洲国家成功地从奴隶贸易转变为“合法”贸易后，面对自己无法控制的各种外部变化，它们越来越脆弱。从19世纪50年代起，防治疟疾的奎宁和蒸汽机驱动的炮艇推动欧洲人深入尼日尔河流域腹地，他们在行进时逐渐能够绕过三角洲那些贸易国，损害着它们的商业力量；而且，在60年代早期，棕榈油的国际价格开始逐渐下跌，19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在其他地方找到了较便宜的棕榈油替代品。 ^[50]

英文版原书页码：43

尼日尔三角洲国家的经历展示着大西洋非洲历史的一个关键主题，也是这个大陆其他地方的一个主题，这就是面对全球贸易的日趋无力。很明显，面对海外贸易提供的机会，非洲人动态地、创造性地，甚至常常是暴力性地做出了回应；同样，非洲的出口，无论是奴隶的出口还是后来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都对欧洲和美洲的经济增长，对那里文化的丰富，作出了难以表达的贡献。然而，面对19世纪他们越来越投入其中的那个体系，他们大陆之外的那种改变力量，以及由此而来的绝大部分真正利益，他们却是越来越不能控制。世界不同区域的这种联系，其特征就是既缺乏平衡也缺乏公平，而最重要的是它植根于北方与南方的失谐错配，这在19世纪后期变得更为明显。由经济不平衡导出了政治和文化误解，在许多方面，殖民入侵意味着所有这一切的具体化。殖民统治在某些方面可能代表着欧洲与非洲关系的一种急剧变化，然而事实上这种关系的核心成分已经在19世纪早期表现出来，并且深入到20世纪乃至其后。

注释：

[1] 拉尔夫·奥斯汀《非洲经济史》（伦敦，1987），第5章。

[2] 参看吉莱纳·莱顿和巴兹·雷高克在“非洲史学刊论坛：横跨撒哈拉沙漠的历史”中的论文，《非洲史学刊》56:1（2015）。

[3] 麦洛·卡尼《世界史中的印度洋》（纽约，2004）；《非洲史学刊》55:2（2014）。

[4]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大量而且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很有用的一个概括是保罗·拉夫乔伊《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文献综述》，《非洲史学刊》30（1989）。约翰·桑顿《大西洋世界形成中的非洲和非洲人：1400—1800》（剑桥，1998）也是进入这个宽广论题的很好入门书。

英文版原书页码：44

[5] R.R.C.劳所编《从奴隶贸易到“合法”商业：西非19世纪的商业转变》（剑桥，1995）。

[6] 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财富的逆转：现代世界收入分配形成中的地理和体系》，《经济学季刊》118（2002）。

[7] 戴维·诺思拉普《没有统治者的贸易：殖民地时期之前尼日利亚东南部的经济发展》（牛津，1978）。

[8] 贾科莫·马库拉《中非的枪：技术与政治史》（俄亥俄州雅典，2016）。

[9] 戴维·伯明翰《安哥拉的贸易与冲突：葡萄牙影响之下的姆邦杜人及其邻居们：1483—1790》（牛津，1966）；约翰·桑顿《大西洋非洲的战争，1500—1800》（伦敦，1999）。

[10] 约瑟夫·C.米勒《死亡之路：商业资本主义和安哥拉奴隶贸易，1730—1830》（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88）。

[11] A.F.C.瑞得《贝宁与欧洲人：1485—1897》（哈洛，1969）。

[12] 比如可参看罗宾·劳《1600年前后至1836年的奥约帝国：大西洋奴隶贸易时代的西非帝国主义》（牛津，1977）和《1550—1750年的西非奴隶海岸：大西洋奴隶贸易对一个非洲社会的影响》（牛津，1991）。

[13] 比如参看帕特里克·曼宁的著作，包括《奴隶制与非洲生活：西方的、东方的和非洲的奴隶贸易》（剑桥，1990）和《1650—2000年的非洲人口：新估算的比较与启示》，收入伊曼纽尔·阿克姆邦等人所编《历史视野中的非洲发展》（剑桥，2014）。

[14] 详细叙述可看霍普金斯《西非经济史》（哈洛，1973），尤其是第2章和第3章，以及沃尔特·罗德尼《几内亚海岸》，收入理查德·格雷所编《剑桥非洲史》第4卷《约1600—约1790年》（剑桥，1975）。

[15] P.D.科廷《非洲殖民地时期之前的经济变化：奴隶贸易时代的塞内冈比亚》，2卷本（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75）；伊利夫《非洲：一个大陆的历史》，第150页。

[16] V.奎尼《法国大革命早期就奴隶制、奴隶贸易和公民权利做出的决定》，《黑人史学刊》55:2（1970）；也可参看《法国革命与废除奴隶制》12卷（巴黎，1968）中收集的文献。

[17] “威廉·威尔伯福斯在下议院，描述奴隶贸易的种种惨状［1789年5月12日］”，收入哈洛和卡特所编《帝国档案》，II，第93—100页；J.R.奥德菲尔德《公众政治与英国反奴隶制运动：动员民意反对奴隶贸易，1783—1807》（曼彻斯特，1995）。

[18] 欧罗达·爱克伊诺《有意思的叙述和其他一些文字》（V.卡雷塔编辑）（伦敦，1995）。

[19] 比如托马斯·弗威尔·鲍克斯顿《非洲奴隶制及其纠正》（伦敦，1840）。

[20] 在关于这位著名人物的众多传记和解说中，可以参看C.L.R.詹姆斯《黑人雅各宾党人：杜桑—卢维图尔和圣多明戈革命》（纽约，1938）；以及菲力普·R.吉拉德《杜桑—卢维图尔：革命的一生》（纽约，2016）。

[21] J.R.沃德《废奴年代中的英属西印度群岛：1748—1815》，收入P.J.马歇尔所编《牛津大英帝国史》第2卷《18世纪》（牛津，1998），第425页。

[22] 作为一个有用的简述，可参看鲍里斯·福斯托《巴西简明史》（剑桥，1999）。

英文版原书页码：45

[23] 安德鲁·波特《托管、反奴隶制和人道主义》，收入波特所编《牛津英帝国史第3卷：19世纪》。

[24] 马丁·林恩《西非的商业和经济变化：19世纪的棕榈油贸易》（剑桥，1997）。

[25] 赫伯特·S.克莱因《大西洋奴隶贸易》（剑桥，2010），第8章。

[26] 转引自C.纽伯里《西奴隶海岸及其统治者》（牛津，1961），第51页。

[27] 罗宾·劳《简介》，收入劳所编《从奴隶贸易到“合法”商业：西非19世纪的商业转变》，第5页；但也可参看同一本书中埃利泽·索曼尼《达荷美奴隶和棕榈油贸易的兼容性：1818—1858》。

[28] 布罗迪·克鲁克桑克《关于他对达荷美国王之使命的报告［1848年］》，收入《对阿善提国王和达荷美国王之使命：来自黄金海岸副总督的派遣》，《国会文件：殖民地（非洲）》第50卷（爱尔兰大学出版社，1971）。

[29] 克莉丝汀·曼《奴隶制与一个非洲城市的出生：拉各斯，1760—1900》（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2007），第89页以后。

[30] 同样参看劳所编的论文集《从奴隶贸易到“合法”商业：西非19世纪的商业转变》，还有霍普金斯《西非经济史》，第4章，以及奥斯汀《非洲经济史》第5章。更为晚近的有罗宾·劳、苏珊娜·施瓦兹和西尔克·斯蒂克罗德所编《商品性农业、奴隶贸易和大西洋非洲的奴隶制》（纽约州罗彻斯特，2013），此书范围广泛，全面综合。

[31] 保罗·拉夫乔伊和戴维·理查森《最早的“适应危机”：英国废奴对西非奴隶贸易的影响，1808—1820》，马丁·林恩《19世纪的西非棕榈油贸易和“适应危机”》，收入劳所编《从奴隶贸易到“合法”商业：西非19世纪的商业转变》。

[32] 比如参看霍普金斯《西非经济史》；诺思拉普《没有统治者的贸易：殖民地时期之前尼日利亚东南部的经济发展》；K.O.迪凯《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和政治，1830—1885》（伦敦，1956）；P.马丁《卢安果海岸的对外贸易，1576—1870》（牛津，1972）。

[33] 比如参看苏珊·马丁《19世纪的奴隶、伊博女性和棕榈油》，收入劳所编《从奴隶贸易到“合法”商业：西非19世纪的商业转变》。范围更广的则见苏珊娜·迈尔斯和伊戈尔·克皮托夫所编《非洲的奴隶制：历史视角和人类学视角》（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77），还有苏珊娜·迈尔斯和理查德·罗伯茨所编《非洲奴隶制的终结》（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88），保罗·拉夫乔伊《奴隶制的转变：非洲奴隶制史》（剑桥，1983），尤其是第8章。

[34] 一个有用的综述是R.A.斯塔福德《科学探索与帝国》，收入波特所编《牛津英帝国史第3卷：19世纪》。

[35] 经典论述见沃尔特·罗德尼《欧洲怎样让非洲欠发达》（伦敦，1973）。

[36] 贾恩·万思那《中刚果的蒂欧王国，1880—1892》（牛津，1973）；A.J.H.莱瑟姆《古老卡拉巴，1600—1891：国际经济压在一个传统社会上的影响》（牛津，1973）。

[37] 比如艾弗·威尔克斯《19世纪的阿善提》（剑桥，1975）。

[38] 见劳《1600年前后至1836年的奥约帝国：大西洋奴隶贸易时代的西非帝国主义》，尤其是第3部分。

[39] 一个仍然很有用的研究，是J.F.阿德·阿贾伊和罗伯特·史密斯《19世纪的约鲁巴战争》（伊巴丹和剑桥，1964），它里面也有1861年一位琼斯上尉有趣的原初讲述；还可参看S.A.阿金托耶《约鲁巴疆域上的变革和强权政治，1840—1893》（伦敦，1971）。非洲历史书写早期经典文本中，有一本也叙述了这些事件：塞缪尔·约翰逊《约鲁巴历史，从最早时代到开始成为英国的保护国》（拉各斯，1921）。

英文版原书页码：46

[40] 此段内容，除了看阿贾伊和史密斯《19世纪的约鲁巴战争》外，还可参看罗伯特·史密斯《殖民地时期之前西非的战争与外交》（伦敦，1989）。

[41] J.D.Y.皮尔《宗教碰撞与约鲁巴的制造》（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2000）对此进行了探讨，见第1章和第2章。

[42] 尤其是探险家兼贝宁湾英国领事理查德·F.伯顿的讲述，见《在西非漫游：从利物浦到费尔南多波》，2卷本，（伦敦，1863）；以及《对达荷美国王盖莱勒（Gelele）的使命》，2卷本（伦敦，1864）。

[43] J.C.约德《蝇派与象派：达荷美的政治两极化，1840—1870》，《非洲史学刊》15:3（1974）。

[44] I.阿金杰格宾《达荷美和它的邻居们，1708—1818》（剑桥，1967）；W.J.阿盖尔《达荷美的丰人（Fon）：一个古老王国的历史和人种学》（牛津，1966），尤其是第3章；史密斯《殖民地时期之前西非的战争与外交》，散见各处。就商业背景而言，参看罗宾·劳《维达：一个西非奴隶“港”的社会史，1727—1892》（俄亥俄州雅典，2004）。

[45] 威尔克斯《19世纪的阿善提》；T.C.麦克卡斯基《殖民地时期之前阿善提的国家与社会》（剑桥，1995）。

[46] 也可参看T.C.麦克卡斯基《文化冲突：19世纪的英国与非洲》，收入波特所编《牛津英帝国史第3卷：19世纪》。

[47] 这些冲突当然得到了威尔克斯和麦克卡斯基等人的探讨，但在写19世纪英国军事冒险的“大众”历史中也有出现（是简单化的基调），比如见拜伦·法韦尔《维多利亚女王的那些小战争》（伦敦，1973），伊恩·赫南《英国被遗忘的战争：19世纪的那些殖民地战役》（斯特劳德，2003）。

[48] H.M.斯坦利《库马西和迈格达拉：英国在非洲两场战役的故事》（纽约，1874）是有用的那个时代的讲述。

[49] 莱瑟姆《古老卡拉巴，1600—1891：国际经济压在一个传统社会上的影响》；G.I.琼斯《老河一带的贸易国家：东尼日利亚政治发展研究》（牛津，1963）；迪凯《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和政治，1830—1885》。林恩《西非的商业和经济变化：19世纪的棕榈油贸易》，从更为宽广的视角考查了这些发展。

[50] 林恩《西非的商业和经济变化：19世纪的棕榈油贸易》。 7vhD3cqaU6mRiBoPWCSaUcgepdYsyXu3t2xSc2FUdLXsvxSlCTFdJYrMpeaerj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