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断代史系列大套装（从中华远古史到清史）最新章节_王玉哲著

第四节

商与各方国

商的王畿内外，分布着许多诸侯、方伯和方国。一般地说，商王都城附近多是商贵族被封的侯伯，或是服属于商的小诸侯。这类诸侯、方伯，距王都越远分布得就越少。同时，在这些地区内也夹杂着一些与商敌对的方国，就是“多方”。并且距商都越远，这类与商敌对的方国就越多。这两类性质不同的方伯、方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前期本是商的敌国，后来臣服于商。还有的对商是时叛时服的。所以，可以划分为不同性质的两类，也只能是大致划分，不是绝对的。下面分别介绍常与商为敌的主要方国。

一、鬼方

鬼方一族见于文籍者，以《易经》与《诗经》为最早：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经·既济》九三《爻辞》）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易经·未济》九四《爻辞》）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经·大雅·荡》）

从这几条记载看，自商高宗武丁下至商末，鬼方一直是商的敌对方国，并且商王武丁为中兴之主，经过一些波折才取得胜利，鬼方的强盛就可以想见了。不过商武丁时的卜辞里，有关鬼方的记载却很少。如：

己酉卜，贞：鬼方昜，亡。五月。（《乙》6684）

己酉卜内……鬼方昜…… 。五月。（《甲》3343）

壬辰卜，争贞：隹鬼，。（《乙》3407）

允隹鬼眔周，。（《乙》3407反面）

上面“鬼方昜”的“昜”字不知何义，或以为是人名，或读为飏。丁山说：“鬼方远颺，似乎不需要长期的征讨；而且武丁时代的卜辞，今所发见的甚多，记载伐鬼方的事，仅此一见，决难证明是‘三年克之’。”这种怀疑是很有道理的。从卜辞上观察，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商时的鬼方，不是一个强大的方国。因而我们认为《易经》谓“三年克之”的“三”，可能是古人的习惯用数。《易经·卦辞》、《爻辞》还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蛊》），“三日不食”（《明夷》），“昼日三楼”（《晋》），“田获三品”（《巽》），“三驱”（《比》），“三就”（《革》），“王三锡命”（《师》），“三岁不兴”（《同人》），“三人行”（《损》），“妇三岁不孕”（《渐》），“不速之客三人”（《需》），“三岁不得”（《坎》），“田获三狐”（《解》）等等。这些“三”字不会是代表三个、三次或三什么的数字。所以，“三年克之”不能理解为整整打了三年的仗才攻克。所谓“三年”，可能是高宗即位的第三年伐鬼方。也可能是指商高宗令服属于他的周等小方伯伐鬼方，时间可能长达数年。《易经·未济》那条《爻辞》所说的“震用伐鬼方”的“用”为“周”之讹，就是指周人伐鬼方（证据将于先周部分详之）。所谓“有赏于大国”，徐中舒说：“此虽不注何人伐鬼方，但下文云有赏于大国，大国则指殷人言。” 其说其是，盖周初文献，凡周人自称则曰：“小邦周” ，称商则曰“大国殷”、“大邦殷” 。所以这条《爻辞》说的伐鬼方者确系周人。鬼方和周本来同是商的敌人，上面所引的最末条卜辞就是明证。卜辞中的“ ”字，据于省吾说“初义为以扑击蛇，引申为割杀之义，‘ ’即《说文》‘ ’字，经传假施为之” ^[12] 。“ ”字在卜辞中有用牲，或用人为牲，如：

羊。（《存》1.1494）

卅牛。（《明》1164）

羌百……（《续》2.29.3）

杀羊、牛和俘虏为祭牲。卜辞中所说的“鬼 ”和“鬼眔周， ”，就是商人用鬼方、周人等俘虏为祭牲。《易经》所说的“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大概是这时周人已被征服，于是为商所驱使，去讨伐鬼方，因为取得胜利而受到商的奖赏。

《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云：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所谓“西落鬼戎”，实即“鬼方” 。商代末年周尚服属于商，经常受商命出征。大概经过此次战争，鬼方被征服而亦臣服于商。《战国策·赵策》：

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按之字为衍文，鲍本无。黄丕烈云：案《史记》无），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牖里之车（按车鲍本作库，黄丕烈谓《史记》作库）。百日而欲舍之死（按舍鲍本作令，黄丕烈谓《史记》作令）。

此“鬼侯”，《史记》作“九侯”，《殷本纪》谓“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鬼、九同为见纽字，可通假，鬼侯当即鬼方之君，服属于商时被封之号。可见，鬼方在商代末年和周一样，也成了商的属国。

关于鬼方的地望，众说纷纭。汉人见《诗经》“鬼方”与“中国”对举，因而以为是远方之国。其实“中国”为华夏的代辞。所以，与中国对举，只意味着鬼方不是华夏族，毫无远方之意。或以鬼方为北方国，或以为在西。王国维则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及小盂鼎和梁伯戈的铭文，证明鬼方在商、周时的地望，在汧、陇之间或岐周之西而包其东北，东及太行、常山间 ^[13] 。王氏之说旁征博引，过去学者多视为定论。其实，王氏的论点，证据极为薄弱。首先他错误地把鬼方混同于狁和混夷，因而他所提出的鬼方的地望忽而东、忽而西，其说可资商榷之处不一而足。1945年，笔者曾写《鬼方考》一文，对王氏所举各点详加驳辩，并分析商、周时之鬼方实即《山海经·海内北经》之鬼国。王充《论衡·订鬼》所引则言：“北方有鬼国。”根据《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及《吕氏春秋》诸书，证其先在山西北部，之后始渐次南移。

根据前人和笔者的研究，春秋时隗姓之赤狄为鬼方后，《左传》宣公十五年称：“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及洛。”这个“洛”就是《国语·郑语》所说的周之北有“潞、洛、泉、徐、蒲”之洛。韦昭注谓：“皆赤翟隗姓。”其中“潞”即《春秋》宣公十五年谓“晋灭赤狄潞氏”。潞氏为赤狄已有明文，可见韦氏此注必有所本。如此则“洛”亦为隗姓之狄，当可信。又《左传》闵公二年申生所伐的“东山皋落氏”，也是赤狄。这些与隗姓赤狄有关的地名洛、潞、东山皋落等，实即《竹书纪年》所说商末年周王季所伐西落鬼戎之西落。很明显春秋赤狄所居之地洛、潞、东山皋落皆在山西长治、壶关，河北磁县一带。我们断定商、周时周王季所伐的赤狄的祖先鬼方必然也在山西，应当是很合理的，此其一。

《史记·殷本纪》“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集解引徐广曰：“九侯一作鬼侯，邺县有九侯城。”正义：“《括地志》云，相州洛阳县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按唐之相州即清之彰德府，决不能远包洛阳。“洛阳”或为“滏阳”之讹。清张琦《战国策释地》卷下所引《史记正义》正作滏阳县可证。唐贞观初，滏阳县属相州，则《括地志》所谓相州洛阳县，必为滏阳县无疑。鬼侯城在滏阳（今为磁县）、邺县（今在临漳县之西南）一带，应去其原来国土不远，此鬼方当在晋之又一证，此其二。

《左传》定公四年谈到周武王克商，周公分封诸侯，对唐叔分有“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等等。王国维以为怀姓即鬼方所姓的媿、隗之讹 ^[14] ，其说甚是。唐叔所受的怀姓九宗，既为鬼方，则其地当在山西的夏墟附近。此其三。

《国语·郑语》史伯答郑桓公友之言曰：“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扬、魏、芮”。此八国中之隗国实即春秋时媿姓之狄，王国维谓鬼国即鬼方之遗裔 ^[15] 。其说甚合情理。笔者曾对史伯所说的八国，一一考察其地望，皆确在河东。此鬼方应在今山西之南部，证四也。

春秋时隗姓之赤狄为鬼方后，已详如前。吾人如确知诸赤狄之所在，则其祖先鬼方地域，亦因之而明。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谓“赤狄之种”有六：曰东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铎辰。东山皋落氏据《续汉书志注》引《上党记》谓在壶关城东南。潞氏在今山西潞城县，甲氏在今河北鸡泽县境，留吁在今山西屯留，铎辰在今山西长治县，廧咎如地望虽不能确指，然晋、卫与白狄皆曾伐之。则其所在，亦当距晋、卫和其他赤狄不远。总之，隗姓赤狄之地域不出今山西、河北南部，黄河以北之地，此又为鬼方地应在山西南部之证，五也。

综此五证，我们说商、周时的鬼方地域在晋中南部，可以说信而有征了。鬼方在商、周时系一游牧民族，尚处在氏族社会阶段。游牧民族随畜牧而转徙，居处无定。今所考鬼方地域在成周北之长治县西南之洛，磁县西南之九侯城，怀姓九宗所居之夏墟周围，河东之隗国及春秋时山西南部之赤狄居地一带。鬼方民族即活动于以此诸地为中心的区域中。解放以后，有些学者根据卜辞中地理的系联方法，也提出鬼方的地望应在晋南。可见此说已逐渐成为定论。

二、方（方）

商王武丁时重要的敌对方国有“ 方”，字是现在的什么字，不清楚。孙诒让释“昌”（《举例》上32），叶玉森释“苦”（《钩沈》2），王国维疑是“吉”字（见《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第25页）。于省吾从林义光释为，读为鬼。于先生认为即商、周时之鬼方。按释昌、释苦其误明显，现已无人信从。释吉亦缺乏根据。从文字学角度看，释较有说服力。不过这个方到底是文献上的什么方国，仍是问题。但其决非鬼方，因为卜辞中明明有鬼字，又有“鬼方”之文，怎么会又以方为鬼方呢？所以，林、于以方当鬼方，仍难以令人接受。唐兰则将此字厘定为字，并谓“ 为从工之字，可以断然无疑，像工在中，以象意声化例推之，当为从工声。今无其字，卜辞用为国名，则当是邛之本名”（《天考》54）。

我们觉得从字形上看，唐先生的说法更为合理，问题是这个方到底是文献上的什么方国，还是不容易确定。我们不妨先从卜辞中研究方在当时的活动情况，到底它相当于文献上的什么国家，最后再提出我们的看法。

方见于下列卜辞：

癸巳卜，贞：旬亡？王曰：有，其有来嬄，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嬄自西。沚震（从李学勤释震）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菁》2）

王曰：有，其有来嬄，迄至七日己巳，允有来嬄自西。友角告曰：方出，侵我示田，七十人五。（《菁》2）

己卯卜，贞，方出。王自征。上下若，受我……（《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25）

贞，于大甲，告方出。（《后》上29.4）

贞，方其来，王逆伐。（《金》508）

丁巳卜韦贞，方其震。十一月。（《金》531）

乙巳卜争贞，王往伐方，受又。（《后》上17.2）

乎多臣伐方。（《前》4.31.3）

贞王勿命氐众伐方。（《后》上16.10）

辛酉卜争贞，勿乎氐多方，弗其受又。（《粹》1074）

贞登人三千乎伐方，受又。（《续》1.10.3）

贞，方亡。贞登人五千，呼见方。（《续》1.13.5）

从以上有关方的卜辞，可以看出方与土方同为商的敌对方国，经常处于战争之中。有时商王亲自出征，带兵多达数千，战争的规模不能说小了。其活动地望大概是在商王都的西面和北面。李学勤综合有关地名，考证方当在太行山北的山西东南隅和中部。陈梦家推测方在中条山，东界沚而西邻唐，与沚界于安邑和济源之间。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

前引卜辞最后一条中的“ ”，就是“婚”字。可能是在方被征服后，商与方发生了婚媾关系。下文虽然有“登人五千”，但不是“伐方”，而是“见方”。可见当时商王朝与方虽然互相征战时多，但有时也趋于和好。

商时大的方国如羌方、人方一直到西周仍然存在，就连较小的如鬼方，西周初年也见于铜器铭文和文献。方在商时固然比不上羌方、人方强大，但商王朝与之作战时所动用的武力要上千，则当时方的武力也是不会小的。可是，为什么到周代竟见不到它的一点踪迹呢？

我们想只能有一种可能，就是商人所称的方，到周代又改称别的名字，后人对其名字的前后转变关系已经失传。于是，方的后裔便不为人所知了。

周代有一强大的方国，名曰“ 狁”，可是说到它的先世，却很渺茫。王国维以为商曰鬼方，周曰狁，误认为鬼方、狁为一族之异名 ^[16] 。其实鬼方媿姓而狁为允姓，后世族姓分别很严，无由定为一族，前已言之。我们考校卜辞、金文和文献上的史料，觉得卜辞中的方到周代可能又名为狁了。

周代“ 狁”的“ ”，金文作（《不簋》）、（《虢季子白盘》），很明显此字从“敢”得声。而“敢”字《说文》作，谓“从古声”。从谐声原则看，许氏此说是错误的，因为“敢”与“古”古音不同部（“古”在五部而“敢”则在八部）。所以“敢”决不是从古得声。按籀文“敢”作“ ”，从“ ”不从“古”。从“敢”的字如等字，《说文》均从籀文的“敢”从不从古。籀文“敢”字，所从之“ ”，实为甘字之倒 ^[17] 。金文“敢”字正从甘作（《大簋》）、（《番生簋》。从口实即从甘，古文字甘、口一字）。《说文》“敢”字作，实应是从从口，为争字，像两手争一物（金文“敢”字所从之争，稍有讹变），所从之口实即甘字 ^[18] ，所以应改为从甘声。

等字古时既是从甘得声，在段氏八部，其《切韵》音为，上古音应为方之“ ”是从工得声的字。“工”在段氏九部，其《切韵》音为，上古音则应为 ^[19] 。“ 狁”之“ ”与“ 方”之“ ”，二字上古音同为见纽，同为闭口韵，只是元音稍微不同而已。所以，我们主张商时的方，就是周时的狁，从音韵通转上是完全可以讲得通的。

周时狁的地望，过去多从王国维说以为在今陕西西北境，这是不正确的。其实从《诗经》和金文的史料看，狁在周代应是今山西中南部的民族。那就与上面我们所讲方的地望若合符节。所以，从地望上看，周时的狁很可能就是商时的方。关于狁的具体情况，将详于讲周史的章节中。

三、土方

土方与方经常同时骚扰商土，如卜辞：

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嬄自西。沚震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菁》2）

迄至九日辛卯，允有来嬄自北，告曰：土方侵我田，十人。（《菁》6）

从这两条卜辞看，土方在沚之东，方在沚之西。两个方国都在山西中南部。

贞，告土方于唐。（《天》61）

贞，王从沚震伐土方。（《后》上17.6）

……登人三千乎伐土方。（《叕》74）

丁酉卜，贞：今王人五千征土方，受有又。三月。（《后》上31.6）

征土方也动用数千人的兵力，可见土方与方的武装力量差不多。唯土方事，仅见于武丁中期卜辞。《诗经》“禹敷下土方”（《商颂·长发》），是否即卜辞中的土方，也值得考虑。有人怀疑土方就是周的唐杜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土说：“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左传》文公六年有杜祁，金文有“杜伯”（《杜伯鬲》）。战国典籍上记载有“杜伯射王于鄙”（《周语》上）。总之，关于杜的事迹，记载不多，可见土方在入周以后就式微了。

四、羌方

羌或羌方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据古文献记载，羌在商汤时就曾服属于商。《诗经·商颂·殷武》说：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这是说商汤时羌人即向商王臣服贡献。商王武丁以后，羌方的事迹更大量见于卜辞。我们在讲商代的奴隶数量时，曾经谈到卜辞中的“ ”就是“羌”，是以羊为图腾的氏族，所以有时就称“羊方”（《存》1.351；《邺》3.43.7），而多数是以羊头人的“羌”字代替，称为“羌方”。武丁时羌方的武力远胜于土方、方，这从甲骨文里反映出来：

商方步立于大乙，羌方。（《粹》144）

王 ……令五族戍羌方。（《后》下42.6）

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乎伐〔羌〕。（《库》310）

后一辞出自英人库全英之摹本，羌字残缺，只存一羊角，我们推测是“羌”字。如果这个估计正确的话，伐羌需要13000人，比伐土方、方的规模大得多，则羌方必为一大部族。

羌方的地望自周以来是在西方，不过在商时，从无称西羌的，但有“北羌”之名，如：

己酉卜，王北羌，伐。（《前》4.37.1）

贞北羌告曰。（《邺》3.34.14）

卜辞所记与羌作战的沚、戉、、雀等，或在山西南部，或在太行山区域。这里又是西周、春秋时羌氏之戎的根据地（如《周语上》谓周室王在千亩败绩于姜氏之戎，千亩在今山西介休县）。姜姓的齐、许、申、吕最初也是在山西（将在周代史中详论），“姜”就是“羌”。姜姓之族的祖先可能就是商代的羌方。所以，羌方最初的活动区域应在山西一带。

羌方对商经常进行战争，获羌的卜辞也是大量的，如：

卜贞，戉隻（获）羌。（《续》3.42.1）

己酉卜贞，隻（获）羌。（《前》4.50.6）

俘获的羌人大部分用作人牲，祭祀鬼神（详第七章第一节），小部分用于狩猎和养牛羊，作为生产奴隶，如：

辛卯卜，贞：乎多羌逐，隻。（《续》4.29.2）

来氐羌刍……（《库》1794）

甲辰卜，亘贞：今三月光乎来。王曰：其乎来，迄至，隹乙。旬二日，乙卯，允来自光，氐羌刍五十。（《遗珠》620）

第一辞是用羌人进行狩猎活动，后两辞的“羌刍”则是指用羌人豢养牛羊，这部分生产奴隶数目是有限的。卜辞所记用人牲祭祀大部分是用羌人、羌伯及少数其他方伯。杀羌祭祀一次达三四百人之多，可见商人与羌方的战争次数和俘虏人数是很可观的。但是，到周代大部分羌人（姜姓之族）与华夏族融而为一。

五、人方

人方，文献上称东夷，是商末东方的一个很强的方国。《左传》昭公十一年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这就是商纣王末年与东夷进行的长期战争，虽然最后终于征服了东夷，但是商王朝也耗得精疲力尽，遂为周人所乘，而终于灭亡。五期卜辞记伐人方的辞例很多，仅帝乙时就曾先后两次征人方，这里略举几条：

甲午王卜贞，乍余，朕，余步，从侯喜征人方，上下示受有佑。不祸。告于大邑商……在九月，遘上甲□唯十祀。（《通》592）

癸酉卜，在攸。派贞王旬亾尤，王来征人方。（《前》2.16.6）

癸亥王卜贞……在九月。王征人方，在雇。（《林》1.9.12）

癸未王卜贞，旬亾。在十月又二。王征人方。在舊。（《前》2.5.1）

癸巳卜贞，王旬亾尤。在二月。才齐。隹王来征人方。（《前》2.15.3）

癸卯卜贞，王旬亡。在五月。在，隹王来征人方。（《续》3.18.4）

征人方所经过的地名很多，有关征人方的各辞例，计有大邑商、雇、齐、乐、攸、、淮、亳、䲨、杞、等不下十数个。这些地名是现在的何地？学者间意见不一致，并且是大有径庭的。考校各家所拟出的征人方的路线，我们认为人方的地望，当在今山东、安徽、江苏一带或淮水流域。后代的淮夷、岛夷可能就是它的后裔。

六、虎方

商时的方国，有虎方。如卜辞云：

贞，令乘眔舆虎方。十一月。（《叕》19）

舆其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同上）

……虎方。十一月。（同上）

……舆其虎方，告于丁。十一月。（同上）

……舆其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同上）

虎方的地望从卜辞中看不出来。廪辛、康丁时期的卜辞中有“涉虎”（《前》6.63.6）和“在 ”（《后》上119.）。丁山认为“ ”为水名，可能是《水经注·渠水》中的虎溪水，位于今河南新郑县北，中牟县西。西北即是虎牢。所以，丁山主张商时虎方当在今虎牢、中牟、新郑三角地带。俟商亡后，大概受到周人的袭击，逐渐向东南移徙。宋徽宗时安州出土的铜器《中鼎》有“王令南宫伐反虎方”的记事。《左传》襄公四年有“楚人既克夷虎”。这时所谓“虎方”、“夷虎”的地望已经是位于今安徽寿县一带的淮夷或群舒之地。

虎方的“虎”，甲骨文多作（《余》17.1；《燕》643）等形，为真正老虎的形象。另外，有作（《燕》198）者，实是虎头和人的合文的“虎”字，成为以虎为图腾的氏族名。正如“羌”字作是羊头和人的合文，“羌”是以羊为图腾的氏族名一样。不同的是，羊形的“羊”字和羊头人的“羌”字都流传了下来，而完整的老虎形象的字未流传下来。今天见到的只有代表氏族名的虎头人的“虎”字，于是老虎形象的字也只能用“虎”字来代表了。

七、周及其他

周在商代本为一小氏族，对商叛服无常。因为其势力不大，在甲骨文中反映的也不多。如：

……贞，弗周。十二月。（《铁》261）

己卯卜，充贞，令多子族从犬璞周。古王事。五月。

（《续》5.2.2）

允隹鬼眔周。（《乙》3408）

壬子卜王令雀（周）。十月。（《后》下19.3）

丁未卜，周。八月。（《拾》4.12）

（周）方弗亡。……周方弗其。（《合》181）

勿令周往于。（《续》3.28.3）

令周氐子帚。（《前》6.63.1）

贞帚周。（《乙》8894）

以上是有关周的卜辞，周字甲骨文作等形，作与金文的“周”字同，或简作，或加两手，笔者认为应当都是“周”字。上面卜辞各辞例中的周就是商、周的周，已经得到大部分学者的承认，唯徐中舒不同意。他说武丁时有关“周”的卜辞，“远在太王迁岐以前，应与姬姓的周族无关”。又说“这些卜辞都应与殷周之间的历史无关” 。

当然，徐先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据史称，自周太王迁岐山周原后才有周名。商王武丁的时代远在周太王之前，那时卜辞上的“周”，未必就是姬姓之周。可是我们主张远在迁陕西岐山周原之前，“周”之名就早已有了。所以，我们仍赞同上面所举的卜辞就是有关商、周之周的记事。不过，我们认为那时周人活动的地区是在今山西省的中南部，而不是在陕西境内。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现在先简单提一下，打算在下面讲先周的历史时再去详论。

从上面举的那九条卜辞看，周和商的关系，有时敌对，有时和好。、“伐”、“ ”四字的含义不是挞伐就是伤害。而“令周”、“帚周”则是服属商时才能出现的关系。其中的“璞周”的“璞”字作（《前》4.32.1），唐兰先生释为“璞”，以为像高山之下，两手举辛，扑玉于甾，即璞之本字，读为，即伐之。丁山一方面说唐说极精谛，一方面却又说“像入山扑取金玉形，决是字初文。”并认为“ 周”即为“聘周” 。这一辞例如读为“璞周”即成敌国，如读为“ 周”即成友邦。一字之不同，意义便完全相反。谁是谁非，根据现有的材料，还难以评定。无论是释为“璞伐周”或释为“报聘周”，总还有个问题难以解决，就是为什么商的敌对方国和友好方国那么多，但对别的方国从未用过这一字，只对周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