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历史到了商代，尤其是到了后期，国家的本质已逐渐明朗化。社会上已出现了对立的两大阶级，并且公共的、强制的统治机构已经成立。统治阶级中地位最高的是“王”，其次是贵族邦伯和百官。下面逐一加以讨论。
商代最高统治机构的首脑是王，他是最大的土地、财物和奴隶的所有者，最高的军事首长，又是最高的政治权力掌握者。商代的王和以前原始氏族社会的首领有着重大的区别：氏族的首领是由氏族成员会议选举出来的，当这个首领不称职时，氏族会议有权罢免他。他对于人民的生命、自由，没有任何处置权。例如传说中的尧、舜、禹等，就是由氏族联盟会议民主选举出来的。可是，商代的王则不然，他不经过选举，而是王室男系的当然世袭，人民无权罢免他。而且商王对于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有着绝大的处理权。举例说，如盘庚要迁都，当时一部分人民和贵族表示反对，于是盘庚便对他们发表了一篇很严厉的演说，其中竟然说到，假如他们不遵从命令，他就杀戮他们。商王对人民有生杀予夺之权，不是很明显吗？全国人民的自由、财产当然更操纵在王一人之手了。
商代的甲骨卜辞和有关文献上，屡见“余一人”的称谓。如卜辞说：
癸丑卜，王曰，贞翌甲寅三
，自上甲衣至毓，余一人，亡
。（《金》124）
癸未卜，王……三万，翌甲申自上甲至……余一人亡……。（《宁》3.94）
甲戌王卜贞……□妥余一人。（《陈》92）
贞其于一人
（祸）。（《甲》2123）
《尚书·盘庚》说：“不惕予一人。”“听予一人之作猷。”“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国语·周语》引作“国之臧，则惟女众；国之不臧，则惟余一人是有佚罚”，可证“邦”即“国”，“予一人”就是“余一人”。邦、国互通；予、余古今字）
《尚书·汤誓》：“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国语·周语》引作：“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以上所引甲骨卜辞和《尚书》中的“余一人”或“予一人”，都是商王自谓。胡厚宣先生认为：“自殷武丁以迄帝辛，‘余一人’与‘一人’者，已为国王一人所专用的称号。”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专制形象已经形成。胡先生又说：“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全国最高权力，集中在国王手里。他把全部土地宣布为‘王土’，把所有土地的直接生产者，都算作‘王臣’。”
在商代后期，万人之上的最高王权的出现，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与商王一同掌握国家大权的还有大批贵族官吏。当时的百官机构是比较复杂的，大致可以分为文官和武官两套系统。奔走于王廷的文官，总称为“多尹”，即《尚书·酒诰》所说的内服官吏“百僚庶尹”，这是商王主要的辅佐，地位很高，权力最大。卜辞中有尹、多尹、作册、多工、卿史，还有臣正、耤臣等等。尹的职责大概至少有“作大田”或作宫室：
令尹乍大田。勿令尹乍大田。（《乙》1155+2044）
王其
曰多尹，若。贞勿曰多尹。（《乙》867）
其令多尹乍王
。（《续》6.17.1）
本表说明：“作册”在西周是主持册命的官，在帝乙、帝辛时的卜辞中已经有了：
辛巳卜，贞：王其宁小臣
乍册商□□，王弗每。（《前》4.27.3）
另外，《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703与《殷虚文字缀合》268武丁卜辞也有“乍册”二字，可见“作册”这一官职在商代后期的确已出现。
卜辞中的“工”（《拾遗》14.8）、“多工”（《拾遗》14.7）大概都是工官。又有“司工”（《存》1.70）、“司我工”（《掇》431），可能相当于西周时的“司工”（司空）之官。卜辞中的“史”官，有“卿史”（《前》4.21.7；《卜通》615）、“御史”（《续》5.18.8；5.15.6），可能主祭祀。此外还有“大史”（《甲》3536；《续》2.6.4）、“右史”（《乙》3350）等。
卜辞中的臣正，大概相当于后世的大臣，官级有高低，高的可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如春秋时期《齐叔尸钟》铭曰：
尸典其先旧，及其高祖，
成唐（汤），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
伐夏后……伊小臣维辅。咸有九州，处禹之都。
这里的“伊小臣”，就是指伊尹。《墨子·尚贤》曰：“汤有小臣”，《吕览·尊师》也说：“汤师小臣。”晚周文献都称伊尹为“小臣”。商代的“小臣”是王的贴身近臣，专司王的饮食起居。王对他当然是极为亲近的，因而这类表面上地位低下的“小臣”官吏，实际却掌握着国家的大权。见于卜辞的小臣有：
小臣令众黍。（《前》4.30.2；《续》3.47.1）
小臣墙令乎从，王受又。（《粹》1161）
王易小臣
湡责五年。（《三代》3.53.2铜鼎铭）
辛丑小臣
，宜才
。（《殷墟发掘》图版二五，石
）
己亥卜，贞：令吴小耤臣。（《前》3.17.6）
贞
吴乎小众人臣。（《存》2.476）
丁亥卜，宾贞，
雪，乎小多马羌臣。十月。（《陈》116）
在卜辞和晚商铜器铭文中，关于小臣的记事，多得不胜枚举，视其职位有高有低，小臣可以受王命出征，可以具车马、司卜事，有的是专管理农事的。他们的地位不同，但都握有一定的实权。
以上所举的官吏，一般都属于管行政事务的文官。至于管理军事的武官，见于卜辞的也很复杂，有多马、多亚、多射等等。如卜辞云：
多马逐鹿，隻（获）。（《乙》4615；《丙》76）
乙亥卜，贞：令多马，亚
，至于
从嵩川从
。九月。（《存》1.66）
马乎射，
。（《金》401）
令多亚
犬。（《宁》2.16）
这里有“多马”及“多亚”，“马”和“亚”都是官名，其中“多马、亚”，据陈梦家说就是多马与多亚。“马”这种官职，后世三司中有“司马”，很可能与之有联系。卜辞中有“先马”（《拾遗》6.5；《后》下33.4），可能是后世的“洗马”官职之所出。“亚”也见于《尚书·酒诰》所述的商制：“惟亚、惟服。”亚与服都是官名，从西周文献（《尚书·立政》、《牧誓》，《诗经·周颂·载芟》）看，大概都属于武官。卜辞中还有“多射”、“卫”等：
贞，翌己卯令多射。二月。（《后》上30.15）
令多射、卫。（《后》下25.8，26.1；《粹》15）
令射、卫。（《续》3.47.1）
王其乎卫。（《戬》40.1）
以上的“多射”、“射”和“卫”都是有关射猎、保卫和师旅的武官。卜辞还有“三百射”（《乙》7661，2803），或作“射三百”（《乙》751，4473）。陈梦家说：“殷代师旅似以百人为一小队，三百人为一大队。”
这种推测，与卜辞中的两条：“王乍三
：右、中、左”（《粹》597），“
马，左、右、中人三百”（《前》3.31.2）所反映的商人的军队组织是相合的。
以上所述的文武百官都属于“内服”职官，就是在商王直接统治区中央政权和王畿之内，为王室服务的官。除此之外，还有在王畿以外设立的诸侯，称之为“外眼”的官职。
商王畿以外的南北广大地区，散居着数十个与商同姓和与商有血缘关系的异姓小方伯、诸侯，这是商王朝的封国或与国，也就是商王朝分布在远方的势力据点。周人称他们为“殷边侯甸”
。“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设方伯”
。所以，“方伯”乃是甸服以外的诸侯君长。《尚书·召诰》和《酒诰》称商制有“侯、甸、男、卫、邦伯”等大小不同的封君。卜辞中有：“多甸”与“多伯”：
余其从多田（甸）于（与）多白（伯）征盂方伯。（《甲》2416）
多田亡
。（《京》4563）
癸亥卜，永贞，
克氐多伯。（《库》1062）
卜辞中称“侯”的有：“杞侯”（《下》37.5），“
虎”（《前》4.44.6），“攸
喜”（《缀》189；《南明》786），“犬侯”（《前》5.7.7），“㠱侯”（《前》2.2.6），“
光”（《前》4.41.6），“
唐”（《库》200、201），“
申”（《库》1109），“
喜”（《明》154）等。称“伯”的有：“絴伯”（《下》33.9），“宋伯”（《佚》106），“
伯”（《库》1108），“长伯”（《乙》2156）等。侯某、伯某和某侯、某伯之某是私名还是族邦名，现在还不易断定。很可能在“侯”、“伯”前面的为族邦地名，在后面的为私名。如“攸
喜”、“
虎”中之“攸”、“
”为地名，“喜”、“虎”则为私名。
这些侯、伯有的是商王朝分封的，有的是原有的旧邦改服属于商。传说商的北边有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是商的同姓。1973年在辽宁喀左出土一个铜罍，上面有“父丁、
竹、
亚”等铭文
。其中的“
竹”二字，有的学者认为就是“孤竹”，认为北洞一号坑商代铜器的发现，从实物上证明喀左一带是孤竹国的范围
。另外，在一个方鼎上有铭文“
亚”。这个“㠱
”是否就是卜辞中出现的“又老㠱
”（《前》2.2.6），现在还无从证明。我们只知道㠱族是商代一大族名。其地望，有的说在山东境内
。所以，从田野考古上，也同样可以看出商的封国或同姓国分散的范围是相当辽远的。从“受年”的卜辞看，他们是商王朝所关心的，他们所在地区农业收成的好坏，与商王朝有关，可能存在着贡纳关系。有时他们还受商王的命令往伐其他方国。所以，也可能还有出征的义务。并且他们之间有时也存在着敌对的战争关系。
总之，以上所述这些方伯、诸侯，分布的地域很广，有的远离王畿地带，也有在王畿之内的。他们都是商王势力分布在各地的据点。他们之间还夹杂着一些不属于商王朝的敌对的方国。《禹贡》所说的“五服”制，《职方》所说的“九服”制，每服各距五百里的说法，是与商、周的实际相违背的，因而也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