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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后期农业、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产品必然会出现剩余，进行产品交换的商业亦就随着工、农业的发展而相应发展。商业的发展是以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的。
社会上有了分工，人们的需求与剩余必然会发生不平衡。某种物品有多余的，但同时又缺乏其他物品。为了满足需要，各族、各行业就得互相交换产品。产品进行交换，这就是一种商业行为。最初的商业是产品的互相交换，《孟子》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
；“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
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自古一直流行到东周。
商后期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仅见于《尚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句话不仅反映了晚商时有人赶着牛车外出做生意，而且也说明至迟到商代后期，大概已有专业商人了。从殷墟发掘出来的文物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例如在殷墟出土的蚌壳、贝和鲟鱼甲，都是海洋里的物产，铜矿石、玉料、金子和绿松石等也不是郑州和安阳本地的物产，尤其是冶铸青铜器所需要的锡，更不是本地所产，而是产于华南。在郑州、安阳一带的晚商墓中发现这些东西，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已有远距离交通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东西可能是通过交易得来的。
商代后期在交换日益扩大并成为经常现象的情况下，物物交换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要，根据长期交换的经验，逐渐从若干商品中自然形成了共同用某一种具体商品同其他商品进行交换。时间久了，这种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共同使用的商品，起到了商品之间互相交换的媒介作用。这种媒介物就是“货币”。
商代后期在交换中是不是已经有了这种媒介物——货币？尚无明确的证据。商代后期从远地换来奢侈品，如在殷商遗址所发现的物品中有一种海贝，外壳坚实、美丽，甚宜作装饰之用。但中国沿海不产此物，因而数量稀少，价值很大，极合乎作为货币的条件。1953年考古研究所在殷墟大司空村发掘，165座中、小墓中，只有83座随葬海贝，总数为234枚，平均每座墓不到3枚，以葬1枚者为最多
。有些贝放置的部位像是作为装饰品使用的，但有的含在死者口中，或握在手中，或放在足旁或胸上，似乎是表示财富。1928年第一次发掘殷墟时，只得贝96枚。1929年在大连坑得贝一薄层。1931年第四次发掘，在E16坑中发现贝壳，B14坑中有孔贝略多。1932年在E181井中发现大贝2枚，小贝163枚。1933年在后岗大型晚商墓中发现小贝6枚
。从考古材料看，商代后期的用贝数量不大。
卜辞中有关贝的记载：
取
贝。（《铁》104.4）
庚戌……贞：易多女（母）
贝一朋。（《后》下8.5）
……
不
，易贝二朋。一月。（《南坊》3.81）
……十朋……受……（《粹》1310）
贝以朋为计算单位，王国维主张“五贝一系，二系一朋”
。则一朋为十贝。卜辞中出现的贝的数量也不多。
我们认为，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贝在商代后期或已从单纯体现使用价值的装饰品，逐渐变成交换的媒介物，以货币的角色出现于商业舞台。但地下考古和卜辞中所反映的贝的数量都不大，不像流通的货币。郭宝钧先生说过：“这样微小的数量，若分配到10万人的大都市，还不足供社会的收藏，如何能敷市面的流通，作交换媒介之用？”
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最稳妥的说法应当是：商代晚期海贝已有两种功用：一是作为贵重的装饰品；一是作为交换的媒介物货币。贝的这两种职能同时并行。在安阳还发现了骨贝、玉贝。1953年大司空村还发现了铜贝，直到周初仍有铜贝在使用。这种仿制的铜贝，更可能是货贝了。
货币的出现，对商代后期的商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当商人实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时候，他们开始了交易行为。在以物易物的办法实行起来后，逐渐感到非常困难。有时候，对方有自己需要的东西，但自己的东西对方不需要，没有适当的东西可以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应运而生。货币的出现，又成了商业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便发生了第三次有决定意义的大分工，这次大分工创造了一个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阶层——商人。这就进一步加速了氏族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奴隶制的形成。
商业和交通是互相促进的，商代后期商业发展起来，农业、手工业产品交换的需要，必然使前往各地从事商业活动所必需的交通工具也发展起来。
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车辆，甲骨文中的“车”字有着非常形象的反映。如
（《明藏》641）、
（《京津》2821）、
（《佚》980）等，可以推想晚商的车已有伞盖、车箱、车轮、车辕等组成部分，车是单辕，用两匹马驾车。
发掘安阳殷墟，在好几处发现车子的痕迹。木质已朽，只能从印痕中看出。1949年以前第十二次发掘西北岗东区，一处理了25辆车，五车为一组；第十三次发掘小屯C区，五辆车埋在相近之处，或一车四马三人（M20），或一车二马三人（M40），马数不同，而轭都是一对。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大司空村一个墓葬区，发掘一个车马坑，里面埋了一车二马一人，也是一对轭
。
车舆部分，大司空村出土的为长方形，四角近圆。小屯M20出土的呈簸箕形，狭面向前，人在舆后上下。1972年在安阳孝民屯南地发掘清理了一个晚商车马坑
，这是目前发现的保存得最好的车马坑。殉葬的两匹马，分置在车辕的左、右两侧。车子的木质结构已全部腐朽，只能根据残存的痕迹，剥剔出车子的形状。车箱（舆）放在辕和轴相交处的上面，为矩形。这个牛马坑的车子遗迹保存完整，对晚商马车的复原有重要帮助。
卜辞中“舟”字作
（《甲》637）、
（《前》7.21.3）等形，笔画简单而形象逼真。卜辞中还有
（《粹》1294；《前》6.32.4）、
（《合》303）等字，郭沫若说“像一人操舟之形”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个殷饕餮纹鼎，内部铭文作
，像一人荷贝立于船中，并绘作以手划船前进之形。李亚农先生说：“有人挑着货币（贝）在船上到另一地区去……当然是做生意”
。这种解释是合情合理的。
从晚商田野考古中，我们虽然还没有发现当时的舟的遗迹，但从上面的文字形象中可以了解到，晚商已用舟作为交通工具了。
有关商代后期的交通工具，除了上述所举的车、舟以外，据于省吾的研究，还有乘辇（人驾的车）、骑马和驲传制度
。晚商时交通事业的进步，带来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构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