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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后期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手工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商代后期的手工业，特别是王室的手工业，已经分成许多生产部门，每个生产部门中又有专业的分工。手工业更大规模地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考古发掘所得大部分是属于王室的，但也有民间制造的石器、陶器、蚌器、竹木器。这时，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是青铜器的铸造，其次是釉陶、白陶，再其次是纺织等。手工业的分工颇细，生产规模空前扩大。
青铜器的命名是对红铜器而言的。最早的铜器是用红铜制的。红铜是纯铜，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就已发现。红铜质软，甚至还不及燧石坚利。所以，红铜虽然发现很早，但对经济生产起不了多大作用。能够起到划时代作用的，是青铜器的铸造。
青铜是纯铜与锡的合金。这种合金熔点比纯铜低，硬度比纯铜高，制造出的器物远较纯铜器用途大。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青铜器，但由于青铜器在当时所占的比重不大，还不能排除石器，其作用还不显著。随着青铜器所占比重的逐渐增大，社会生产力也因之渐次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逐渐丰富起来，社会面貌起了很大变化。社会生产有了剩余产品可供剥削，于是产生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原始社会逐渐为阶级社会所取代。
中国青铜器最初的出现远在先商阶段（时间相当于夏代）。到商代后期，青铜器已达到繁荣阶段。在郑州发现过两处较大的商代铜器作坊遗址。一处在今南关外东南，总面积约1050平方米。遗址范围内有坩埚残骸、红烧土、炼渣、木炭和上千块陶范等。另一处在紫荆山北，出土的陶范主要是镞范和刀范，表明它是以铸镞和刀为主的作坊
。1959—1960年发掘安阳小屯东南的苗圃北地铸铜遗址，知其总面积至少在1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范达三四千块
。从郑州和安阳小屯铸铜遗址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商代青铜器的铸造是很复杂的。根据学者的研究，至少要经过这样几个步骤：
选砂 铜矿砂在入炉之先，必须经过选择，使铜的成分提高。在殷墟炼铜遗迹中，曾发现孔雀石（氧化铜的一种），1929年秋发现一块较大的重18.8公斤。还发现炼渣、炼砂和炼铜的坩埚（有人称之为“将军盔”）等。
提炼 冶炼时需要达到能熔化金属的高温，故矿砂入炉时，要加入一定分量的熔剂——木炭。再经提炼，获得纯铜。
掺锡 炼得的纯铜，再加入一定量的锡，使成合金，即青铜。青铜合金中铜和锡的比重，是依器物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比例。
制模、翻范、浇铸 合金既成，还要制模（母型）、翻范，然后再浇铸成器。
修饰 由铸范产生的器物，表面粗糙，棱角槎枒，自难十分光润。从青铜器精致的花纹估计，当时铸工对铸件必定进行过琢磨和修饰，这是铸造青铜器的最后一道工序
。
商代的青铜器，铜胎厚重，器体与所附的耳、足、鋬等，一般都是整体铸成，不易分裂。1974年9月在郑州出土了两件商代大铜方鼎，从铸造痕迹观察，我们初步认为它们是采用分范分铸的方法制成的，即先铸鼎耳，再铸鼎腹，后铸鼎足。鼎耳由两范铸成，铸鼎腹时再把鼎耳铸结在一起。从伴随的遗物判断，这两件铜方鼎属于商代二里岗期上层，比安阳殷墟的年代略早
。到商代后期，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历年来出土的青铜礼器，粗粗估计总数可达数千件之多，加上其他种类如兵器、车马饰等，可达万件。巨型青铜器，如1938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通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量竟达875公斤。这是迄今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像这样的庞然大物，出现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真可以说是奇迹了。
铸造八九百公斤重的大鼎，在当时的条件下确非易事。由于铜液冷却很快，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次把铜液灌注完毕，否则就会形成冷隔，器物会分裂。已发现的“将军盔”坩埚，一个一次只能熔铜12.5公斤。要铸875公斤重的青铜大鼎，必须有七八十个这样的坩埚同时熔铜，才能一次满范。坩埚多，需要大场地才能摆得开。当时从事铸造工作的，有烧炭、观火色、运料、运铜液浇灌等诸种分工。以一个坩埚配一至二人计，也需要一二百人。灌铸只是铸造过程中的一个工序，若再加上其他工序，则需要二三百人以上。这就需要有合理的组织，密切的协作，才能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并且必须有受过多年专门技术训练的专门人材，才可以胜任。这充分反映了商代青铜器制造所达到的高度发展的技术水平。
商代后期青铜器种类很多，从遗址中发现的陶范观察，主要有礼器、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武器等。常见的有：鼎、鬲、
、
、爵、斝、卣、壶、尊、觚、觯、觥、盘等，约十数种。1976年春在安阳殷墟发现一座保存完整的“妇好墓”，出土1400多件青铜器、玉石器、牙雕等珍贵文物，其中有四面铜镜，使我国铜镜出现的年代较旧说提早了500年
。商代的各类青铜器，每一件的大小、式样各不相同。有的像动物，如鸮卣、豕卣、象尊等。器物上都有富丽繁缛的纹饰，如饕餮纹、夔龙纹、夔凤纹、蝉纹、云雷纹、蟠龙纹等，令人对器物产生一种神秘、庄重的感觉。当时铸造的青铜武器有戈、钺、刀和镞等。值得注意的是最易浪费铜的青铜镞，在商代前期就已大量生产，这显示了商代青铜工业的高度发展。
青铜器上有的铸有族徽或铭文。较早的有铭器物，只有一个或几个字。商代末年的有铭器物，有的铭文长达几十个字。
青铜工具有斧、锛、刀、锯、凿、钻、铲等，主要的是手工业工具。
商代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非常广。在北方，长城以北300公里的克什克腾旗出土了商代的青铜器；在辽宁许多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喀左北洞村等处，也有商代的青铜器发现。在南方，长江中下游的商代遗址不断发现，除已讲过的湖北的盘龙城外，见于报道的还有湖北黄陂袁李湾，江陵张家山，汉阳纱帽山；湖南石门县皂市，宁乡县黄村；江西清江吴城；安徽阜南月儿河等处，都有不同数量的商代青铜器出土。在东部地区，山东益都苏埠屯发现商代后期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上有铭文“亚
（丑）”，卜辞中有“小臣丑”（《林》2.25.10），两者有什么关系，还有待研究；苏北铜山丘湾和滨海的海阳等地，也发现了商代青铜器。在西部地区，陕西一些地方也出土了商代青铜器。这表明在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广泛发展起来。
再谈谈用陨铁制造的铁刃铜兵器。关于商中后期的铁刃铜兵器，除了1949年以前已流入美国的河南浚县出土的铁刃铜钺和铁援铜戈各一件外，1977年8月在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一座商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
。这件铁刃铜钺的刃部已锈蚀残损，残长8.4厘米，阑宽5厘米。直内，内上有一穿孔，孔径1厘米。钺身一面扁平，一面微凸。这件铁刃铜钺与河北藁城出土的形状大体相同，但约小三分之一。经北京钢铁学院进行X光透视，发现铁刃包入铜内的根部残存约1厘米，尚有少量铁质未氧化。经放射性同位素X光、荧光鉴定为铜锡合金。铁刃残部锈块有明显分层现象，经光谱定性分析含有镍，没有发现钴的谱线。与已有资料对照，估计仍系用陨铁锻制。把铁镍合金的陨铁锻造成2毫米左右的薄刃，再将薄刃与青铜浇铸成一体，在当时使用原始工具的条件下，充分显示出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总之，铁刃铜钺的再次发现，给我们研究我国早期铁器的锻造提供了新的资料。
青铜器的制作在商代后期尽管已高度发展，但几乎全为王室、贵族所垄断，广大的人民仍然只能以陶器作为日常生活器皿。因而，制陶业在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商代后期的制陶业是很发达的。那时大量生产的是灰陶，还有少量的红陶和黑陶。这是当时贵族和平民普遍使用的器物，所以需要量是很大的。在郑州铭功路曾发现一个规模较大的制陶作坊遗址，范围约有1400平方米。有陶窑14座，与制陶有关的房基10余座。陶窑呈圆形，上有窑室，下有火膛和火门。在陶窑和房基周围还出土了几十件陶柏子和陶印模，以及大量的残毁陶器，多为泥质陶，如盆、甑、
、瓮之类，尤以盆、甑为最多，缺乏夹砂陶，如鬲、
之类
。可见这个作坊是专门烧制盆、甑等泥质陶的。这也体现了制陶业内部的分工。
代表商代陶器先进水平的是釉陶和白陶，质地硬、火候高，没有显著的吸水性。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的原始瓷釉相当光亮，釉色以青绿为主，少数呈褐色或黄绿色。釉陶所用的釉，经过化学分析表明，其成分已接近一般瓷器所用的釉。因此，可以把这种釉陶称为原始瓷器。这种原始瓷器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和江西吴城也有发现。三地出土的虽然有其共性，但又有较大的区别。说明三地出土的原始瓷器不是在一地产生的。郑州商代遗址中曾出土了一些未成品（器表尚未施釉），还有被烧裂的原始青瓷片。由于不可能从别处运来烧坏的废品和没有施釉的瓷器，这些废品出土在郑州，可以证明它们就是在郑州附近烧制的
。这些原始瓷器的发现，把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提早到了3000多年以前，纠正了此前有人认为我国瓷器源于汉代或魏晋的看法。
商代陶器中，以刻纹白陶代表陶器烧制的最高水平。制造刻纹白陶，同原始瓷器一样，也是用高岭土作坯胎，烧成温度在摄氏1000度以上，陶质坚硬。器型有鼎、簋、豆、皿、爵、尊、觯、罍、卣等，雕刻着庄重的花纹，或模仿青铜器的纹饰，如饕餮纹、夔纹、云雷纹等，造型秀丽，色泽皎洁，可以说是我国陶瓷史上的光辉杰作。这种白陶因费工大，产量不多，为贵族阶级所垄断，一般人不能享有，故遗存很有限。商以后，刻纹白陶无人继作，所以这种白陶成为昙花一现的千古绝唱。今天能见到的一些商代白陶的残品，几乎成为罕见的珍品。
晚商墓葬中还出土有专为随葬而制造的陶器，这就是“明器”。这类陶器，有的是仿铜器，如鼎、
、簋、觚、卣、爵等，有的仿日用陶器，如鬲、盘、豆、盂等。这类陶器因为是象征性的，而非实用器物，所以制作简陋，火候较低，花纹粗略。有的仅具器物的大概轮廓，一望而知不是实用的器物。这表明，“明器”的制作最迟在商代就已经有了。
商代后期纺织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创造。不过，由于纺织品易朽，在考古中不容易发现实物，只能从随葬的铜器锈痕中发现一些遗痕，衣服上的花纹则可见于石刻人像。从这些考古材料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纺织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丝织业的国家，这种手工业大概在原始社会晚期已经出现，商代后期又有很大的发展。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的商墓，其随葬器物中有蚕形玉，长3.15厘米，共有七节，保存完整，白色，扁圆长条形
。1966年在山东益都苏埠屯的晚商大墓里，也发现了同样的玉蚕。晚商青铜器花纹中有蚕纹。1949年以前在安阳殷墟发掘所得的青铜器上附有“为铜酸所保存的纺织物遗痕”
。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在小屯村西北地十八·二号墓出土戈形兵器，上面有“极显著的布纹”
。1934年至1935年殷墟第十至十一次发掘，大墓中出土的铜器上有席纹、麻纹，还有细布遗痕
。1950年在安阳武官村晚商大墓中发现三件铜戈，上面“皆有绢帛”的痕迹，有的“裹有极细绢纹”，有的“以銎受柲，裹布纹”
。这些考古发现的丝织物遗痕，证明了商代后期纺织业产品的丰富多采。
甲骨文字中有桑、丝、帛等字，从衣、从巾、从网、从丝的文字已有数十个。至于有没有蚕字，现在还有争论。甲骨学者自叶玉森以来，都把用双钩写的“它”字释为“蚕”字，张政烺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字是“它”字，而不是“蚕”字。“它示”不是蚕神，而是指旁系先王。这个解释很有道理
。问题是商代确实已有丝织品，已有蚕桑事业，在卜辞中会不出现蚕字吗？或许当时蚕也以名蛇的“它”字名之，或许另有“蚕”字而我们尚未认出。
考古发现的实物和甲骨文字所反映的情况，都足以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丝织业的国家。远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有丰富多采的丝织业。
再谈谈当时的骨、角类器物。这种手工业在商代似乎都有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
1949年以后在郑州商城之北发现一个骨器作坊遗址
，出土了1000多件骨器成品、半成品、骨料等等，以及制骨器所用的砺石。这些骨器以骨镞和骨簪为最多。1958年在安阳小屯西3公里的北辛庄发现一处骨器作坊遗址
，出土的骨料、废料和成品、半成品等共达5000余件。这些骨料能辨认的有牛、马、猪、羊、狗、鹿等的骨骼，以牛骨、猪骨为最多。半成品和成品中以笄、笄帽和锥为最多，大概是一个以制骨笄为主的作坊。制骨工具发现有小型的青铜刀、锯、钻和粗、细砂岩砺石等。从这两处遗址来看，骨器制作业无论在商代早期还是晚期都是繁荣的。它不但和青铜业、制陶业有了分工，其内部似乎也有某处偏重生产某种制品的趋势。
骨、角制品中，以象牙制品较名贵，郑州二里岗商墓发掘出象牙觚、象牙梳
。安阳殷墟发掘出象牙鸮尊、象牙梳等，都是难得之品。
商代的玉石工艺也极精致，已发现的玉石器物有璧、瑗、环、璜、玦、琮、圭、璋等和各种动物形佩饰，除了作为饰品外，同时也是一种礼器。还有一些玉石戈、矛、钺、斧、戚、刀等玉兵器，可能是一种仪仗。另有玉人雕像，或坐或卧，非常生动。由于玉质坚硬，青铜工具是无法刻雕的，当时可能已发明利用轮子来带动粘着研磨砂的圆形工具，对玉料进行磨制的工艺
。
石雕是玉石工艺中的一个部门，晚商陵墓中发现了不少大理石雕像，有人、虎、牛、鸮、龟、蛙等形象，大都是墓内的建筑构件。石雕中还有石簋、石乐器等。
其他手工业还有皮革、漆器、竹木器、舟车制作和建筑等等。漆器在商代前期遗址中已有发现（见前文）。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邑，解放前在安阳小屯YM三八八号墓中发现豆、罍之类的漆器
，虽已腐朽，但还是可以看出上面的精美花纹，如豆腹上的夔纹和豆足上的饕餮纹；漆罍的花纹与铜罍上的很相似，反映了当时的漆器工艺已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漆器制作可能已脱离木工等而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业。
商代后期，农业、畜牧业以及生产生活用品的手工业等方面已经相当发展，与此相适应，人的居住条件一定也有相应的进步。
商人的住居，有穴居与宫室两种，文献记载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可知穴居野处是我国上古的习俗，随着文化的发展，才开始出现宫室建筑。商代宫室建筑技术，在盘庚迁殷以后取得了高度的发展。《周礼·考工记·匠人》说：
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卜辞中仅“室”一种就很复杂，有所谓“东室”（《乙》4699）、“中室”（《甲》624）、“南室”（《甲》2123）、“血室”（《铁》176.4）、“大室”（《库》1669）等等。从字形上看，卜辞中“高”字作
（《后》上3.6）；“宫”字作
（《甲》573）、
（《前》4.15.2）；“室”字作
（《甲》161）；“京”字作
（《掇》2.111）；“亯”字作
（《乙》4247）；“墉”字或“郭”字作
（《前》5.8.4）、
（《前》8.10.1；《人》3241）。这些图形文字，反映了商代各式各样的房屋。屋顶是刀脊，便于雨水下流。屋顶盖的是草还是板不详，但不会是瓦，因为在殷墟从未发现瓦的痕迹。其中有些字形像楼房，即所谓“四阿重屋”，可以推想当时已有宫室崇楼。
卜辞中高、京、亯、墉等字，像是地面上筑台，台上再盖房。有人认为：“积土为高台，殷代尚未见。”主张“台基”是西周以后才出现的
。但从甲骨文字上看，这一说法未必确切。更何况文献上也有明文记载，如《史记·殷本纪》就说过：商的末年纣有“鹿台”之建，后来他又“走入鹿台，衣宝玉衣，赴火而死”。集解引如淳曰：“新序曰：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殷本纪》又说纣“益广沙丘苑台”，正义引《括地志》谓：“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晚商已有高台建筑，似乎不容怀疑。
从考古发掘看，盘庚迁殷之后，商的建筑规模大大发展。在对殷墟的多次发掘中已发现房基56个，大都是长方形。其平面，大型的有的达到40×10米；中小型的有的是28.4×8米，至少为5×3米。第七次殷墟发掘，发现长60米的版筑堂基，基上有排列匀整的柱础石，南北都成准确的子午方向。在小屯村北也有版筑基址，有的有台阶可以上下，又有窖，深七八米，好像是商宗庙宫室之所在
。第八次发掘，又发现版筑基址东、西两个。东址长30米，宽9米，除石础之外，还发现铜础10个；西址长20米，宽8米
。基址上有穴居遗迹，郭宝钧以为商人居穴在先，住室在后。居穴之中为灰土层，无穴之处均为黄土
。版筑居室“跨填平之居穴”之上，是穴坑久已废弃，而在其上另建宫室。1950年春发掘殷墟时，还发现了一条人行的路径，是石子路，方向正东西，长6.3米，宽1.36米，厚0.2米，用鹅卵大的石子密铺而成，周边都是夯土
。
根据房基遗存，推测当时建筑的程序是：首先在从前的居穴处填土并夯打平实，或者在地面上挖下去1米多深，再填土，层层打实，打到高出地面1米为止，为的是使房基坚牢，载重稳固。第二道工序是埋柱础，先挖一个方坑或圆坑，底部略施夯打，埋些不加琢磨的天然鹅卵石作为垫石（即柱础）。垫石的大小一般是30—60厘米，厚度10—20厘米。有的宫殿还使用了铜础。铜础出土共十余个。铜础之下往往有一个平面向上的石础，铜础和石础之间还有厚约20厘米的灰土。基础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立柱、架梁和筑墙、盖屋顶。
商代后期的地面建筑结构如何？因原物早已腐朽，不容易复原。我们只能从文献记载中发掘研究：
纣为鹿台糟邱、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
殷纣作琼室，立玉门。
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
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
通过这些记载，很自然地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一幅奢华富丽的宫殿画面。
与统治阶级居住的华贵宫殿相对照，在殷墟外围的晚商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城市贫民所住的小房子的基址，它们一般不经夯打，也不涂“白灰面”，墙上开一小门，房内迎门处有一片烧土地面，有的在房内一角挖个火坑。这种简陋的住室，可能是平民或奴隶的栖身之处，深刻反映了晚商社会贵族与平民、奴隶主与奴隶的区分。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商代后期手工业包括土木建筑，在技术上已是相当复杂，而且已有相当的发展。自从金属工具用于生产后，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手工业不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而且手工业内部因产品、技术条件的不同，也有了更细的分工。分工愈细，技术易于熟练，产品益精。到了商代后期，手工业的成就已很可观，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分工的发展，使各种行业的人往往聚族而居。于是，这种基于行业的族居渐渐多于纯血缘关系的族居，同业关系比血缘关系渐渐重要起来，于是出现了以职业为氏的现象。如从文献上看，在周武王克商时，晚商遗民清楚地以职业的不同而分成各种家族
，如将晚商的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族分给鲁公；将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七族分给康叔。在这13族中，至少有9族是手工业家族，如索氏应即绳工的家族，长勺氏、尾勺氏应即酒器工的家族，陶氏应即陶工，施氏应即旗工，繁氏应即马缨工，锜氏应即锉刀工或釜工，樊氏应即篱笆工，终葵氏应即椎工。这些商族的手工业工人，因有世传的专门技艺，受到战胜者周人的重视。如周公教康叔杀违禁饮酒的人，独对违禁的商族手工业工人加以宽恕，“勿庸杀之，姑惟教之”
，使他们能各展其所长，更好地为周人服务。